《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許多人將城鎮化視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但也有分析家不抱樂觀。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金融學副教授蔣曉泉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仍看好城鎮化帶來的成果，但他也認為配套措施若不先行，也可能造成兩極分化擴大的反效果。
蔣曉泉為休士頓大學金融博士，曾任教於四川大學、休士頓大學、阿拉斯加大學、北愛荷華大學，文章可見於《銀行與金融期刊》、《財務管理》、《企業期刊》、《經濟研究期刊》等主要經濟雜誌中。
城鎮化必須政府主導和市場調節
一份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已經進入城市型社會，城鎮人口是核心標準。人口城鎮化率在51%至60%之間的為初級城市型社會；人口城鎮化率在61%至75%之間的為中級城市型社會；人口城鎮化率在76%至90%之間的為高級城市型社會；人口城鎮化率大於90%，為完全城市型社會。
到2015年，各省市的城鎮化率預計達成率為河北51.5%、山西55%、寧夏55%、貴州41%、廣東70％、湖南50%、安徽55％、山東56%、天津75%、遼寧70%、吉林60%、黑龍江60%、福建62.5%、重慶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分別為62%和47%；未來五年，陝西爭取城鎮化率達到60%、西藏35％、河南52％、廣西53％、湖北58％、雲南48％。
中國多年來高速的經濟增長是否持續，外界等著看，目前有的共識是，中國經濟結構若不調整，勢將損害經濟成長。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班後已幾次強調城鎮化，堅持“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新型城鎮化”儼然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金融學副教授蔣曉泉同意，城鎮化會成為“習李體制”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他對《明鏡月刊》分析，過去中國因為發展所需，必須走出口導向的經濟，但如今出口導向已出現瓶頸，為了保持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尋找新的戰略，也就是新的增長點。
“城鎮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增長戰略。”但蔣曉泉提醒，城鎮化必須依靠政府主導和市場調節，兩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乏政府主導，完全由市場來調節，城鎮化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反過來說，如果只有政府主導，卻缺乏市場的培育，也不會出現太好的結果，所以關鍵是如何處理好市場調節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這就類似於早期的經濟改革，尋找新增長點時，都會涉及法律、政策、市場、人力資源的問題，就好像系統工程。”蔣曉泉對《明鏡月刊》說。
中國的兩極分化，從某個角度來說為中國帶來了持續增長的空間，就如同企業因為沿海省分工資上漲後，將工廠往勞動力成本較低的西部遷移一樣。不過西部雖然有勞動力、資源等優勢，但也有基礎設施不完善、缺乏市場等等弱勢；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同樣也有農民工進城等問題。
蔣曉泉對《明鏡月刊》解釋，城鎮化利用城鄉差別來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是一個很好的戰略，但和以往不同的是，現在的市場已經有一定的發育了，因此此時一系列的規劃、政策出台就更為重要。
蔣曉泉說，城鎮化就是資源再分配的問題，但利益衝突也會牽涉其中，如果施行得不好，反而可能擴大城鄉差距或貧富差距。在出口導向型的時候，資源都在沿海省分裡，如今要城鎮化，就是要把資源轉向內地、中小城市、農村城鎮。
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金融學副教授蔣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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