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外國分析人士不斷預測中共會滅亡，在他們眼中，一個依靠中央帶領、不容許私營企業的計劃經濟，幾乎不可能無限期存活於充滿活力的中國社會，因此就算1989年國家來到革命邊緣，一系列共產黨垮台的骨牌效應似乎即將推翻中共，但事實證明，他們具有足夠韌性承受這一切，隨著經濟飆升威權主義得以苟延殘喘，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很難在中國上演，畢竟政府已建立一套無孔不入的維穩措施。
一條橡皮筋縱有再大韌性，但持續拉扯下不但會彈性疲乏，而且還有斷裂的可能。《經濟學人》說，這些“拉扯”最明顯的具體表現便是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貪婪的地方官員廉價收購土地引起農民大大反感，年輕的農民工比起上一代更雄心勃勃、更不溫順，城市裡中產階級正迅速增長，三個族群成為組織抗議活動的主力，而且根據歷史，他們很可能是壓倒威權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台灣與韓國提供了最鮮明的例子。
當中以中產階級的聲音最強烈、情緒最憤怒。貧富不均與機會不均導致階層流動如一灘死水，他們也受夠了不安全的食品、骯髒空氣和在河裡奇幻漂流的死豬，微博上便有人挖苦道：“一群豬在會場鼓掌，另一群有良心的豬跳黃浦江自殺了。” 還有人大力反諷“水龍頭打開就有排骨湯喝”這件事。
問題不能再延宕
期待中國改變不是憑空而來，《經濟學人》認為原因有二：其一，互聯網與智能手機之發達使信息傳遞無遠弗屆，當局越來越難欲蓋彌彰，亦無法無動於衷；其二，中國領導人已體悟到問題不能再延宕，開始認真看待政治改革，例如2013年的全國人大不再有奢華宴會和炫富現象，大部制改革同樣展示政府推行精簡之舉，習近平談到改革時就曾說：“要敢啃硬骨頭，要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
然而如此的新政策並不意味改變一黨專政的現狀，正如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所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能一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別人的模式，否則中國就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說法不公平也不準確。”《經濟學人》指出，傅瑩想表達的即是強化黨的統治，與習近平欲鞏固共產黨正統性的南巡私下講話不謀而合。
近來在中國知識界蔚為時尚的舉動，是閱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56年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革命的產生並非源自統治者抵抗改變，而是他們試圖改革，結果卻超出期望變得難以控制。如果托克維爾所言不假，習近平正處在極為嚴峻的兩難境地：為了生存，黨不得不改革，但改革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險，或許哪一天他將找到根本性的解決方案來推動政治變革，屆時我們希望不會再看到隨波逐流的死豬。
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習近平以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導人便是李克強，在就任總理之後的第一場見面會他提到：“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如此精妙言語讓《經濟學人》認為，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共產黨內部的批評者並不避諱的將溫家寶在位的十年稱作“失落十年”，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呼籲大膽改革，包含政治改革，但實際行動付之闕如，任期結束之前甚至爆發27億美元家產的醜聞，證明他無法抑制妻子和家屬通過網絡關係攫取驚人財富，也符合西諺揭示，事情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Easier said than done）。
繼承溫家寶位置的李克強，恐怕很難感受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福蔭，猖獗的腐敗、環境汙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間的不平等、過於仰賴出口與投資的增長模式以及大量信貸流向國有企業等皆是棘手難題，更重要的是李克強身處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政治系統，將使他難以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儘管冠以總理頭銜，政治局常委會裡排名第二，但李克強仍得服從黨內一貫的集體領導，意即任何政策變化必定會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例如地方領導、國有銀行與政商關係良好的家族等。《經濟學人》指出，李不像溫家寶畫大餅，展現出較為務實保守的態度。他也承認：“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淌，因為別無選擇。”
等待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出生於安徽省，李克強僅僅是地方幹部之子，在文革時期成為“下鄉知青”，後來在學風相對開放的北京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一路走來通過在共青團工作逐步累積政治資本，如同胡錦濤當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如此看來，李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沒有雄厚的太子黨背景，妻子也只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而不從事商業投資，這些反而讓他有不重蹈溫家寶覆轍的優勢。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李克強曾說：“為政清廉應該先從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這是古訓，也是真理。” 而且“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
但是李克強就像所有的黨員一樣，謹慎、努力加上忠誠使他得以受拔擢，而非以大膽舉措聞名。1998年擔任河南省長期間，該省爆發嚴重的艾滋疫情，數十萬人受到感染，縱使危機之大，但李克強卻選擇與虎謀皮試圖掩蓋，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汙點。主政河南後期，或許基於補償心態，李克強呼籲政府撥更多經費照顧艾滋病患和教育孤兒。
過去五年位居副總理用以見習總理的李克強，幫助推動讓數億農村居民受益的醫療保險，然而《經濟學人》表示，最大膽的改革仍舊是紙上談兵。2012年由中國智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同完成的報告《中國2030》（China 2030），敦促數項結構性變化，涵蓋國有企業及戶口制度改革，目前尚不清楚來到權力頂點的李總理會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他何時“甩開膀子”。
學法不等於擁護法治
除此之外中國網民也在猜測，新領導班底中有不少人具備法學背景，是否象徵中國有機會邁入完善的法治社會。記者雷切爾?盧（Rachel Lu）於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寫道，習近平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獲法學博士學位，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加上李源潮曾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部學習社會主義，從而取得法學博士，無不讓中共第五代領導顯得格外新鮮。
法學背景的領導人在美國並不罕見，但中國沒有如此傳統，新浪微博用戶@老大哥在看著我們說：“49-76獨夫治國，78-89強人治國，90-12官僚治國，真心希望13開始是律師治國的開端。”
雖然部分人士抱持著很高的期望，認為中國即將迎來法治的黃金時代，但也有人沒那麼樂觀。他們警告:知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和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都擁有法律學位，不可以偏概全，誠如用戶@ Joey_Gillatt說：“如果學法律的人會更重視法律，那照道理講希特勒要支持藝術，毛澤東支持教育，在東正教中學讀書的斯大林支持蓋大教堂。”
雷切爾·盧引用于建嵘教授的說法指出，在中國很多情況乃是名不符實。習近平和李源潮表面上身為法學博士，但他們並沒有學習法律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更不用說沒有領導人曾從事法律工作。因此重點在於，引述@眾裡尋他千百度2000所言：“是不是懂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使不懂法的人也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職責。我們不要老依賴某一個人，應該想的是推進制度建設，否則中國永遠是人治國家。”（《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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