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夢想，最完整、最系統的體現，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寫下的一封信，史稱“五七指示”。
毛澤東之夢的藍圖
1966年5月，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之畔。
他 沒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對中國未來的事變至關重要：討論“文革”戰略決策，搞掉彭羅陸楊，通過“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卻宛若事不關 己。他欣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境界。決策已經作出，意圖已經傳達，人馬已經部署，如果還像1959年廬山會議一樣，去聲色俱厲地面對面地訓 斥甚至罵娘，未免有失主帥的身份了。
他要謀劃更宏偉的夢，要獨創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要解決以前的革命家都沒有能解決的任務
毛澤東細閱林彪前一天報送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拿起筆來，寫了一封很長的給林彪的信。
他不僅是要當中國的領袖，也不僅要當世界共產主義的教皇，他想成為整個人類的導師——他後來對埃德加·斯諾說，他想當的只是“teacher”。
這就是毛澤東雄心勃勃規劃的夢的藍圖：
【人 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 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 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衹能兼一項或 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不是人人都一樣了麼？毛澤東就是要人人一樣：地位一樣，職業一樣(最多只是有主輔之分)；思想一樣……他要建立的“夢之國”，標誌就是“一樣”。
毛 澤東抓住了現存的經濟社會體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別，才有交換，才有商品與貨幣，才有形形色色的剝削，才有了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 的國家機器。要反對這一切，不能修修補補，小改小革，而要從根本上動大手術——取消分工，釜底抽薪！要改造組成社會的最基本單元，從家庭轉成單位，每個單 位，自給自足、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準軍事化組織。
可以看出，這個“夢之國”的關鍵是：人人都“一專多能”，事事都 “自給自足”——任何一個成員，都是多種角色集於一身；任何一個單位，都可以“萬事不求人”，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黨政軍民學……都是一個又一個“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微型封閉系統，即使將之打碎成齏粉，它也是完整獨立的機體。
而政權組織頂層設計，是黨的一元化 領導、權力集中於黨的最高領袖。除了最高決策班子之外，各級領導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群眾選舉產生。這些“人民的勤務員”應該參加生產勞動，不得享受任何特 權，接受群眾以“四大”的方式對他們進行監督，隨時對其中的蛻化變質分子“炮轟”、“打倒”。全國將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革”，進行全面大清洗，吐故納 新，確保國家永遠不偏離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毛澤東40多次到杭州。圖中這一次，是起草《憲法》。可惜他起草了並不打算帶領中共遵循，“文革”中再到杭州，提出改造中國的新藍圖。
更可怕的是：讓夢成真的兩大法寶
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實現夢想的兩大法寶了：
一是不擇手段、不計代價。
毛 澤東無數次地對臣民有言在先：“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人固有一死，“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實現夢想至高無上，人人都不 應盤算個人得失，必須隨時準備，為了“夢之國”“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而他自己就更不必庸人自擾、“婦人之仁”。要攻佔山頭就不能 害怕傷亡，攻下了山頭才能保證全局勝利。死幾個“黑五類”“黑七類”算什麼？騙幾個紅衛兵算什麼？整下去造反派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乃至50個500個領 袖算什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之言）。就是死成百萬、上千萬人又怎麼樣？不，死三億人又怎麼樣？在殘酷鬥爭中生還 下來的，必是最強悍、最有生存能力的新人。——他在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教義的導讀權時，脫口而出：“核大戰也沒有什麼可怕，中國六億人，就算最多 死一半，但帝國主義也完了，剩下的人將在廢墟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番不可一世的狂言，把赫魯曉夫驚得目瞪口呆，傳出去後，在整個世界引起一陣 怒不可遏的咒罵。
二是別出心裁，專抄近路。
毛澤東之夢，是以“一代人”“世 紀”等等為單位的。他考慮的，是不僅號令當代全國軍民建成“夢之國”，而且要保證中共第三代、第四代、乃至千秋萬代都做、都只做這一個夢。他跟蘇聯柯西金 總理爭論，一開口就是中蘇要“爭論一萬年”；討價還價，才減少為“九千年”，他認為這是很給面子了，一減就減了一千年——這並不幽默的幽默，正符合毛澤東 的性格：“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只爭朝夕怎麽爭？就要走捷徑。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 別是一定要消滅的。怎麼消滅？如果說五十年代毛澤東還提出“工農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那麼“文革”前夕，他別闢蹊徑了：提低就高，多麽費力費 時！鏟高削低，多麽省力省時！與其讓鄉村趕上城市，讓農民趕上工人，讓體力勞動者趕上腦力勞動者，不如倒過來，讓城市向農村看齊，工人向農民看齊，腦力勞 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看齊——既然連城市、連腦力勞動、連現代工業都不存在了，哪裏還有什麼三大差別！
毛澤東的夢想，當 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植根於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精英的夢想（當然，權力使他走到極端、走到反面）。中國知識精英有什麽樣的夢想呢？手頭正有一個頗有意義的 案例：整整80年前，1933年元旦，久負盛名的《東方雜誌》以大篇幅刊發了各界人士的“新年的夢想”。（《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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