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習近平欲加強共產黨正統性
2013年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落幕後，中國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已大功告成，但這不意味著終點，反而是新國家主席習近平諸多挑戰的起點，包含保持經濟增長、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維護食品安全等。至於什麼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路徑，國內外媒體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些認為習近平應放鬆政治控制來配合經濟改革，有些則強調唯有共產黨權力先行鞏固，政治家眼中才看得見改革二字。
根據習近平對蘇聯歷史及其1991年倒台的理解，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理事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德文·斯圖爾特（Devin Stewart）於《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寫道，習似乎更傾向加強共產黨正統性，換句話說，他將不會是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名改革者。“為什麼蘇共崩潰了？” 南巡期間習近平在一次私下講話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而且近來習近平反覆提及的“中國夢”，也讓斯圖爾特覺得帶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向來抗拒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認為那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干擾，因此若要追求中國夢，習近平建議從壯大解放軍開始，強軍夢等於中國夢。
習近平一上任就提出“中國夢”。
如此一來，“北京領導人是否誤讀歷史？”成為斯圖爾特想追究之事。蘇聯瓦解後有諸多研究問世，一派主流意見認為蘇共之所以倒台，並非是自身信念動搖了，而是它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與習近平看法剛好相反。根據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的說法，當戈爾巴喬夫試圖改革蘇聯時，他深深明白黨是一大阻礙，因此為了國家進步，他不得不先將蘇共移出權力。對戈爾巴喬夫而言，國家利益始終在黨的利益之上，他是第一位敢這麼做的總書記，也是唯一一位。
其次，習近平思考模式中的另一謬誤是：沒有任何歷史類比是完美的，但如果他想從歷史吸取教訓，得先弄清楚今日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像1980年代的蘇聯（經濟已停滯）還是1960年代的蘇聯（經濟仍在增長）。斯圖爾特認為，習近平肯定將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一種警世故事，中共要避免崩潰，就該防止蘇聯式錯誤重現──偏離共產主義原則與放鬆獨裁統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讀為：蘇聯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試圖改革，而是時間太晚，等到經濟停滯時再這麼做已太遲。關於這方面，斯圖爾特說，中國可參考的對象並非很多人建議又小又獨裁的新加坡，而是韓國。韓國於1980年代通過民主化擺脫軍事獨裁統治，隨即以出口導向政策使其經濟快速增長。
創新性=開放政治=自由
短期來看中國的策略很明顯：保持政治穩定。但斯圖爾特提醒，領導人將面對的兩難，在於若太過著重眼前穩定，最後很可能弄巧成拙，過與不及都會讓自己自食惡果。拿谷歌來說，當它決定退出中國時不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作為世界上最活躍、最熱衷於過濾網絡信息的國家，中國有創新能力嗎？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賈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便討論了這個話題。
於是，斯圖爾特指出，假使中國要成為更具創新性、領先世界的經濟體，開放政治是勢在必行的，但副作用將會帶來不穩定，如政治分析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2006年的著作《J曲線》（The J Curve）提到，習近平奮鬥多年才爬到黨內第一人的地位，要是他對於政治生存更感興趣的話，那麼選擇“穩定”而犧牲國家經濟活力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封閉體制雖然保證穩定，然而卻令一些事情變得更混亂，如打擊腐敗、促進創新和創業精神、保障工人權益以及環保等。以腐敗為例，無數針對貪汙的抱怨甚囂塵上，習近平也清楚意識到公眾對貪官汙吏的惱怒，因此反腐霎時間雷厲風行，官員恪守簡樸政策（儘管不少黨員是億萬富翁），但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自由開放的新聞環境和信息流通渠道，再多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更遑論貪汙阻礙經濟發展。
相同的標準同樣適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和環境水平，在缺少強健、自由的公民社會的前提之下，國家有能力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者，社會不開放加上教育系統的思想交流受侷限，中國是否能成功轉型為側重創新研發的經濟體？抑或是獨裁統治到頭來導致最優秀的人才和企業離開，並把國家推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後者發生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顯示僵化的政治制度終將步向滅亡，全新能迎接挑戰的領導人於焉誕生。
影星成龍曾說：“中國人還是需要被管的”，太自由只會讓人民變得“為所欲為”跟“亂”，不過斯圖爾特提醒，台灣和其他民主的華人社會創造的繁榮不容忽視，相較之下，“被管得緊緊”的中國既貧窮又腐敗，若中國政府追求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乾淨社會，他們必須認真衡量保持穩定和釋放權力間的利弊。
韌性威權恐已來到臨界點？
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一群人恐怕不在商界也不在學界，而是被審查緊箍咒牢牢綁住的網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對於中國超過5億的互聯網用戶而言，2013年3月的最大衝擊不是兩會，也不是新國家主席出爐（其結果一點都不讓人意外），而是突如其來、不按照計劃出現在河裡到處漂流的死豬屍體，這為中國汙染醜聞再添一筆。儘管經濟在30年來取得長足進步，但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河面上腐爛的豬屍彷彿預示著共產黨腐爛的未來。
《經濟學人》引用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說法稱：“目前存在一個強烈共識，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採用的韌性威權已來到臨界點。”研究中共政治體制的眾多學派裡，“韌性威權”是一前衛概念，即使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已久，但中共不僅依然掌權，還培養出更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更自信的領導班底，與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觀念相左，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法治、權力分立以及可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核心必然脆弱無比。中共展現的自我調整能力包含：一、日益規範化的政治繼承；二、選賢拔能；三、政治專業化；四、廣設政治參與制度，從而成為韌性威權之典範。（《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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