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許知遠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他曾在台灣、美國洛杉磯推動社運與工運，最後來到香港，參與香港本土抗爭運動。

我到長江中心時，他已離去。《國際歌》的旋律猶在，飄蕩在這座鋼筋玻璃大厦中。

這真是反諷一幕，這座城市長期被認定是資本主義的楷模，如今它的商業中心卻被碼頭工人包圍，昔日的商業英雄則被視作要打倒的對象。一切價值都在被重估。

我期望聽到他唱《國際歌》的聲音。在我的朋友中，沒人比他更像一個國際主義者了。他的爺爺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父親在台灣接受教育，是馬來西亞一位廣受尊敬的華人學校的校長。父親還把他的教育試驗用於家庭：兄弟四人，兩個哥哥往澳洲接受英文教育，一個弟弟接受馬來文教育，而他被送往台北。

他的身份意識是從中正機場開始的。「歡迎回到祖國」，他一下飛機就看到這樣的橫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台北一直在與北京爭奪海外華人的認同，都相信自己代表著正統的中國。而對他來說，這是徹底的混亂——我不是剛剛離開祖國，怎麼下了飛機又回到了祖國？

在他到來的一九八八年，台灣正處於轉折時刻，舊秩序正在衰退，新世界迅速浮現，一切喧鬧卻生氣昂然。而他最初的政治啓蒙在台灣完成。由於遠離了政治仍壓抑的馬來西亞，他和其他僑生開始談論馬來西亞國內政治。接著，他逐漸意識到，倘若你對台灣的民主轉型都不關心，又怎樣能理解遙遠的馬來西亞。

當他一九九二年從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後，考入了台大城鄉所。此刻的城鄉所正開始一場社區運動——民主運動絕不是表面的制度改變，它要深入日常生活，只有人們主動參與自己的社區的改變，整個社會才會發生改變。他和同學們在當時台北縣的三重的一個社區裏進行這場實踐。從里長的選舉到一個公園的建設，它都是困難重重的說服過程，在常年的威權統治後，人們很不習慣去主動做出選擇。

在他一九九零年代末前往洛杉磯攻讀博士時，正趕上美國的工運中心從紐約遷到此地。以多種族著名的洛杉磯，則為工人運動提供了新的挑戰。他延續了台灣的本土化經驗，先後加入了泰國、菲律賓、韓國這些移民工人的人群，不斷說服他們，必須要是跨族群、跨階層的工人運動才可能成功。在這裏，他還結識了日後的太太——一位香港社運人士。

二零零三年末，他來到香港教書。他多少相信，這個城市正像是一九八零年代末的台灣，而他要實踐自己的思考。自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來，這城市的精神似乎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一日，他參加了元旦遊行。不過他發現這遊行實在是過於整潔與溫和了，當人們離開維多利亞公園時，操場沒有半點垃圾，遊行隊伍的人沒有吃喝，也沒有販賣紀念品、政治宣傳品的小販，這與台灣經驗大不相同。香港，整個城市似乎根本沒被調動起來。

在接下來的九年中，他目睹著這個城市的社會運動精神的興起。他記得二零零五年，韓國農民對WTO的抗議，怎樣給這裏的社運人士上了直接行動這一課。

他也熱情的參與到年輕一代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行動中，與他們一起抗議、熬夜，把自己昔日的經驗分享給他們。他的國際主義精神仍時刻流露，他發現這個地方真正的主人是菲律賓的傭人，每個週末，他們在這裏聊天、唱歌，甚至在這裏過生日，拆除碼頭對他們的生活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香港青年一代的抗議在二零一零年達到了高峰，反高鐵、保護菜園村令他們得到了不少的支持。而香港的民主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們昔日寄望黨派與政治人物來幫助他們爭取民主，現在則越來越意識到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倘若你不能動員社會力量，不去保衛自己的生活，怎能獲取民主與自由。

與台灣的經驗不同，台灣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本土精神的覺醒來推動的，本省人要找出頭天。而香港常年來是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它必須首先建立起本土意識。我這位朋友則把家安到了新界的菜園村，他要目睹著這個本土抗爭一點點的變化，參與其中。

我在十年前的北京第一次見到他，他是個熱情、樂觀、英俊的青年人，散發著一股包容感，似乎隨時樂意傾聽你的內心煩惱。兩年前，我在香港再次碰到他，他已經以此地為家了。

透明而又難以琢磨

他是個透明，卻又難以琢磨的朋友。是什麼動力推動他樂此不疲的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展開這些運動，他在每個社會都是某種身份上的邊緣人，他的熱情卻很少熄滅，他是這樣的國際主義者，又是這樣強調本土化的重要性……他會在何種時刻感到失落，又怎樣振作起精神。

倘若你要了解香港的變化，他實在是個很難錯過的角色。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