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許多好萊塢電影為中國市場願意配合審查

《內幕》編譯 蕭憲聰

 
 中國電影題材因審查而受限

    塔特羅指出,國電影面臨嚴格審查淺顯易見,越來越導演在公開場合達無奈,但他們能抗的並不多。換句話說,儘管莫言將審查視為如機場安檢般必要,中國電影題材卻常常因此遭到限制,因為極其敏感的緣故,導演無法探索當代議題,尤其在中國社會日益緊張與不安的情況下,政府不希望有太多民間討論,更遑論像文革或躍進之類的創傷,相反地,製片人選擇最安全的歷史或朝代交替故事。

    對掌管中國所有影視娛樂內容的廣電部而言,使用審查為了營造一個和諧、有道德的社會環境,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剔除所謂的負面與不利信息。《洛杉磯時報》指出,過去中國人均能收看奧斯卡典禮直播,直到1993年主持人理查‧基爾(Richard Gere)無預警地呼籲鄧小平從西藏撤軍,讓當時即時翻譯的人員不知所措,只好故意忽略,自此之後,中共開始害怕奧斯卡。上海影評人吳人初說,中國有很多電影迷,包含學生和領族群,無法跟全球同步收視奧斯卡令人深感遺憾。

    中共不喜歡奧斯卡還有一個理由:他們無法掌握之。從以前到現在,沒有一部中國電影得獎,甚至史上獲最佳外語片的唯一華語電影也僅有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但李安來自台灣,且在國接受電影教育,說他讓中國揚眉吐氣未免言過其實。

    
    《臥虎藏龍》是史上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唯一華語電影。


   好萊塢帶來文化霸權隱憂

    中國對好萊塢的矛盾心理使事情變得更糟。好萊塢出產的電影無疑在全世界廣受歡迎,但也引起“文化霸權”的擔憂,美國由於已佔據全球文化輸出的地,其價值觀可以輕易通過好萊塢、肥皂劇及娛樂節目快速傳播,因此偏見和歧視可能於無形中觀眾內化、吸收,舉例來說,電影中的東方人似乎都會點功夫便是一種迷思。諸如此類的觀點一直是社會學研究領域,最著名莫過於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因為東西方權力不均衡,使東方為西方的“他者”,即東方變成西方的一面鏡子,西方在這面鏡子裡看見的只有自戀形象,兼投射我對異己的恐懼、厭憎和焦慮等,東方因而常被附屬化或妖魔化。

    中國深深明白“霸權”對自己的傷害,無論是“軍事霸權”或“文化霸權”,且為了防止國產電影被排擠,政府每年設下嚴格的配額限制,大概只有數十部外國電影能登陸。《洛杉磯時報》提到,2012年8月時,中國讓兩部好萊塢強片《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和《超凡蜘蛛俠》(The Amazing Spider-Man)同天上映、彼此競爭,便是當局玩弄的手段。此外,在打入中國龐大市場的前提下,許多好萊塢電影願意自廢武功配合審查,包括調整故事情節、改變影片場景以及防止出現何可能在中國引起爭議的細節,從而挑起藝術堅持與商機孰輕孰重的激烈辯論。

    當大多數好萊塢電影通過層層關卡進入中國戲院時,很多中國人也許早就購買盜版DVD先行觀賞,因而造成電影公司嚴重損失,例如2011年由法國導演邁克爾‧哈扎納維希烏斯執導的《藝術》(The Artist),擁有201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桂冠,但10個月後它才出現在中國,任何對此片有興趣的人,利用網絡就能最快且最完整地收看。而談到電影的“完整性”,《洛杉磯時報》指出,儘管科幻史詩片《雲圖》(Cloud Atlas)受到中國方面1000萬美元的投資,正式放映時仍被縮減40分鐘,幾乎是整部電影四分之一。  

   “太政治化”加上“太具爭議”是《中國日報》專欄作家周黎明(Raymond Zhou)認為《獵殺本拉登》和《逃離德黑蘭》無法在中國播映的主因,但他對《悲慘世界》得以闖關成功感到驚訝,畢竟故事以法國革命動亂為背景,不免讓人聯想起1989年“六四”事件。“我想也許這是一部歌劇片,所以他們覺得可以接受。”周黎明補充說。(《內幕》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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