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阮銘發言介紹台灣轉型的過程之後，與會者進行評議——
王軍濤：阮先生講得很清楚，李登輝想搞改革，國民黨有很大阻力，如果沒有底層壓力去呼應、支持他，他沒辦法做。
我補充一個細節。蔣經國打開了體制，焦仁和與馬英九都跟我說到民進黨建黨那天晚上的情況。當時軍警憲特在向蔣經國彙報後都建議要抓人，蔣經國靠在病床上不說話，等人員都離開後，蔣經國詢問馬英九，馬英九說不能抓，蔣經國打斷馬英九，說：“是，我們怎麼能做這種蠢事？現在世界情勢應該走這一步。”但如果沒有組黨事件，蔣經國也不會做這個決定，所以一定要有政治風潮和事件撕裂統治集團。
馬英九擔任蔣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兼翻譯。
魏碧洲：我順著阮教授的話談點看法。我非常贊同。我也想強化軍濤所講的問題。
蔡同榮是台灣人創立的遊說壓力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創立人，這個組織非常強大，它的錢從哪裡來？都是來自台灣早期出來的律師、會計師、醫生、教授，這些人非常有錢，基本上是反國民黨的，很多人是“2·28”事件難屬。
蔡同榮運作這樣的組織，非常有效，那時台灣最擔心的，就是美國軍售問題，美國對提供各項資源給台灣很有保留，當時紐約市國會眾議員索拉茲，跟國務院東亞助理國務卿豪爾布魯克，兩人一個在國務院、一個在國會，一天到晚開聽證會，要求凍結對台軍售和人員訓練，要把人權與軍售掛鉤，FAPA一天到晚在國會中說台灣人權差，當時駐美代表錢復負責匯報消息到台灣，蔣經國非常擔心。
當時蔣經國找了一個人，與所有台灣的反對勢力溝通，這個人就是李登輝。他非常瞭解所有台灣人的反對勢力，他知道，如果蔣經國走了，國民黨很難撐住這個局面，所以兩股勢力，一個體制內、一個體制外，互相支持、配合，在此情況下，蔣經國沒有一個方案，因為過去他沒有個人的親身經歷，所以才依賴從國外回去的才俊，應該如何處理。最後9月28日黨外人士組黨事件出現，才把台灣推到這一步。
所以軍濤講的，要有一個撕裂當局者的事件出現。在海外的組織就要馬上抓住這個機會衝進去，把這裂口擴大，讓他們害怕、緊張。但在美國這麼多年，還沒看到有任何一個組織團體能將這個被撕裂的口子擴大拉開。陳光誠事件出現，沒有人去利用這個機會——如果這樣做，可以造成中共黨內派系對立，重大危機事件一件件出現，派系對立會加深，矛盾會浮現，才會有壓力團體能够發揮的空間。
所以FAPA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如果何頻今天要做中國研究院，就需要配合有一個強大的遊說壓力團體。例如，最早中國起步搞經濟開發時，美國環保人士團體要求美國這些要投資在中國的企業興建工廠時，要跟當地簽環保簽訂合約，不能搞壞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不是在中國賺了錢就走，但這件事無疾而終。因為中共的恐懼，中國各地發展不出來公民社會，也就缺乏強壯的環境保護組織，與任何當地或是跨國公司交涉，保護環保，現在留下一堆後果。
陳小平：關於遊說問題，當初的美台關係和今日的美中關係，不可同日而語，是遊不動的。
魏碧洲：是，我瞭解美中關係的複雜性、廣泛性、全面性。我的重點是，到現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有一個突破點，不能再浪費時間，先機不能失。今天中國有足夠的企業家出來，重點是我們這些人在這邊，能不能勾勒出一個基本的藍圖，讓他們願意掏錢。重要的是要根據中共當權派的時間表，在他下次開大會時，拿出東西來壓制他，必須一步一步知道他做什麼，然後對他們的做法提出批評與替代意見，否則每次開完會，大家譴責一番，又沒事了。（《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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