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江时代”不再有真诚―也谈改革开放30年

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3）

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 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 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三节：“江时代”不再有真诚
　　
　　
　　当我们谈论历代中共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时，下面这个区别不可不注意，那就是当权者的认知逻辑不一定等同于当权者通过意识形态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毛泽东那个年代，这两者大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在本文语境内，这尤其指毛对执政党蜕变问题的担忧和据此推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战略。不管毛本人的认知和其意识形态表述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乃至不值一驳，我们却不能否认毛当年曾十分真诚、且充满自信地坚持他的主张。毛的认知和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是一致的。这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打了些折扣。在对执政党、现存制度的评价和未来发展等方面，邓内心所想的和他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很可能已经有了某种不一致，而官方意识形态所传达的不过是邓公开讲出的那些观点，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另外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要隐瞒？缺乏自信。邓虽然可能仍旧是一个忠诚的（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但他的作为共产党人的自信已经远逊于毛。这是毛的文革留给邓的遗产。到了中共“第三代”领班人江泽民那里，情况就更糟糕了。“江时代”既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拥有的真诚，也没有了这个党和它的领导人曾经拥有的自信。江泽民当政后的中共意识形态具有了十足的虚伪性乃至自欺性，它已经不再是当权者真实的认知表达。

　　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不是江泽民本人的错。
　　江是在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危急关头被扶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把交椅的，用江自己的话说，“我们是受命于危难之际”。46 问题在于，在六四事件的解释上，邓本人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他的那套“大气候”、“小气候”的说法 47，已经给江定了调，江必须顺着这个调往下说，别无选择。在1989年底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援引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认为要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强调“要对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认识到“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在这个前提下，江指出“当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由于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至忽视党的建设，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历史重任，充分认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的严重危险”，全党一起努力把党建设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48

　　这些表述是江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么？我以为不是。这些本质上极其陈旧的意识形态货色仍然是浮在台面上的东西，是刻意要通过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嘴传达给党员和公众听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江的上述“指示”不必太认真。试想，难道江泽民真的不知道“祸起萧墙之内”的道理，真的不了解恰恰是这个制度造成了1989年如此难堪的局面？江何等聪明之人，早年在上海交大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曾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面前夸耀自己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并确曾凭借这一招震住了要求民主、但由于党化教育的缘故无缘接触林肯演说的新一代上海交大的学生。假如江没有被择定继承执政党的大统，假如江的人生追求更多勇敢和真诚的成分，他本来可能像他的校友钟沛璋等先生那样成为中共历史上“两头真”式的人物。很可惜，江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地方官僚突然成为党的总书记，又是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上面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群）太上皇“垂帘听政”，江又怎么可能把内心的惶惑、惊恐乃至无所依托和盘托出？如果说江的上述讲话中还多少有些真实的成分，那就是江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保守的中共当权者的一种六四焦虑症，是在执政党合法性遇到空前挑战情况下统治者的某种“自卫”反应。这不是江个人的反应，而是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党机器的反应。

　　当然，不真实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官方公开表述出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重要的是这里发生了有关执政党命题的再度转换：明明是大大小小当权者贪腐导致的社会危机引发了学生、市民的和平抗议，在新任总书记的解释中却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引发的结果。这样，执政党自身蜕变问题就变成了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体制性危机则再次被有意识地隐瞒，乃至遮蔽。

　　江甚至用这套意识形态来重新诠释改革，这就是所谓“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发表主旨讲话，称“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49 此类意思邓小平原来也不是没讲过，但江这里强调的重点显然有了不同。为了讨好当时得势的党内守旧派，江还讲了一些“左”的出圈的话，比如，对某些民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江就曾提出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50 1990～91两年，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的两年，是改革派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两年，也是上上下下的“左王”们弹冠相庆的两年，江事实上成了“左王”们的代言人。然而，江毕竟在政治上不够老道，他居然没有意识到把“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说过了头可能惹起邓大人的老大不快。六四开枪已经使邓的一世英名毁掉大半，邓不可能允许人们质疑乃至否定硕果仅存的经济改革。果然，1992年初，邓借南巡之机冒险一搏，发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的威胁。51 江不得不把自己重新龟缩在邓的羽翼下，按照邓的意愿一方面重谈“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又必须说这些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2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江有关执政党反贪腐问题的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江公开发表的意见均没有超出邓已经划定的框框。比如，1993年8月21日江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谈“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江上来先罗列了《邓选》中关于反腐败的几乎全部“重要指示”，然后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兼容的”。53

　　这当然是典型的党八股：先抽象地、且“高屋建瓴”地确定党的“政治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容怀疑，甚至把“新中国”建国初年共产党曾一举扫荡黄、赌、毒的历史拿来作为左证（但从来不作具体的历史语境方面的分析），然后再来讨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永远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属性“本质上”只能是“剥削阶级”的产物。

　　江在讲话中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的“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它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等等。54 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能涉及一党制这个制度本身，分析这个制度对腐败的产生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谈？江自己也很清楚，并不自觉地把它道了出来，那就是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主义”！55

　　90年代中期江提出要“讲政治”，上述逻辑得到更加赤裸裸地表露。在1995年9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罕见地重提毛关于“糖衣炮弹”问题的告诫，另一方面大讲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且“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56 当然，越是讲这套“政治”，真正的政治改革就越无从谈起，江就越要乞灵于共产党传统的反贪术。江喜欢引经据典，动辄讲共产党人要有“浩然之气”，强调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气节”教育。这是邓的“理想”教育的更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表达。江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境界要高一些，心胸要开阔一些，要学会“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我看我们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57

　　江总书记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在那样一个被限定的历史场景中，江也似乎别无选择。然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询问：党的官员们真的会拿总书记的告诫当回事么？中国1990年代以来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六四开枪后，中国公众中本来已经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迅速归于死灭，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窥测风向的党的官员、无所适从的底层民众，似乎都从最高当权者编织的六四谎言中读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讲良心的时代到来了。这个社会不再需要良知，它只要求人们苟活。既然如此，还是“莫谈国事”，自己想办法“度荒”（对于那些底层百姓而言）或者“闷声发大财”（有点门路的人多作此想）吧！邓小平1992年南巡给市场经济“正名”，等于吹响了向金钱社会进军的号角。人们开始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敛财、赚钱。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就是弥漫于整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心理氛围。人们不再顾及赚钱的来路是否正当，也不再理会日益衰微、甚至逆转的社会道德评价。中国人良知与良心的“决堤”，可谓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中国权贵势力的急剧膨胀，迅速发展为铺天盖地的恶网。而这，成了江泽民当政13年最大的“政绩”。


　　江泽民当政13年最大的“政绩”：中国权贵势力的急剧膨胀。
　　
　　权贵利益的基本逻辑是借助权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逻辑的展开方式似乎多有不同。80年代，中国的权贵势力还处在形成期，尽管发展势头凶猛，但毕竟不敢太过张扬，主要是在转型过程出现的制度缝隙间寻找生长点。90年代就大不相同了。权贵势力堂而皇之地走向前台，成为党政权力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角。借助体制力量，权贵势力成功地垄断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疯狂地攫取公共利益以谋私，以至于达到无耻和肆无忌惮的程度。

　　我们先来检视一下官僚权贵集团。这个执掌着各级公共权力的群体本来就是卑劣人性恶性发作的重灾区。更重要也更要命的是：六四后在维持政权“稳定”和官僚权贵利益疯长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耦合机制。对执政党来说，六四已经使传统意识形态声名狼藉，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剩下了经济绩效。这就是说，必须保证经济不间断地“增长”和“发展”，这是党重新赢得民心的先决条件。而“增长”又要靠各级政府的有效推动，于是GDP成了考核各级政府“政绩”最关键、最过硬的指标。然而，贪得无厌的官僚权势集团迅速把GDP的故事变了味儿。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在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代价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GDP“指标”，把“蛋糕”做大，以为自身升迁之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明里暗里把做大的“蛋糕”尽量给自己多切一份，以享“增长”之益。于是，GDP提高与官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互为条件，又互为因果。这是威权时代中国官场最隐秘也最肮脏的政治经济学。倒霉的当然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彻头彻尾成了威权时代新的两极分化的牺牲品。――这里所谓“两极分化”，并非是经典的市场力量所致，而更多是独特的中国权贵势力所为。GDP在中国引发的病灶也不是增长观是否“片面”的问题（西方确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增长在中国制度语境内势必带来的中国“特色”。

　　再来看9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中国产业权贵集团。江总书记号召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这条路简单地说就是“抓大放小”，即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对一般国有小型企业则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有的可以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58 “放小”一面我们不再讨论，有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些小型公共资产是如何通过兼并、联合、租赁或出售变成了“红色权贵”（此类企业的原领导们）的私人或准私人财产。重点看“抓大”。人们可以理解执政者强调大型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背后的考虑：它不但是“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需要（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更是国家安全（实为当政者安全）的需要（这才是实打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大型企业必须是“国有垄断”型的企业，而根据党和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些大企业的党政干部又通通由有关机构“任命”上岗（有的经过形式上的“选举”）。剩下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有机会获此“肥缺”的，当然是“党”信得过的人。于是大批“太子党”或“准太子党”先后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工作业绩平平，不必经历企业人通常都会经历的风险，但收入却直线上升，乃至可以和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或外资企业的高级经理人相攀比。这还只是讲公开的收入，至于“灰色收入”部分，本文不再讨论，读者可以从迅速增加的中国人在国外的巨额存款中、从挥金如土的中国公子哥和太太小姐们在境外置办的豪宅中、从不断传出的各种精妙的“洗钱”故事中自己去寻求答案。总之，这是一个新的利益群体和权势集团，是寄生在传统体制之内、又有幸在保险港湾里沐浴“开放”之春风的颇为自得的一群。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它和权力体制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不少场合成为笑谈。

　　至于文化权贵集团，更是一个说来令人扼腕又令人慨叹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独立自傲。80年代是一个文化领域狂飙突进的年代，但那时的知识分子却十分清贫，以至六四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口号。时过境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收入状况已经大有改善。这本来是好事。但当金钱成为收买灵魂的手段时，事情再次变了味儿。越来越多的“教授”、“学者”、“艺术家”、“大腕儿”甘于作权力的奴仆，围绕“主旋律”言之、颂之、舞之、蹈之。特别可恶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一批拿着国家的课题费、尽享体制内各种好处却不为这个民族贡献任何有意义的思想成品的学术权贵，他们寄生在这个体制内，培植自己的势力，为虎作伥，排斥异己，抛大义而图小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集团的兴起与得势，乃是中国文化界堕落的明显标志。

　　上述三个权贵集团的分别坐大以及它们之间不期然地、却又是必然地拱手结盟，是90年代后期乃至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罪恶的走向。权贵势力为非作歹不完全是个人质量问题，而是制度演变的结果。是制度有这种需要，也是制度提供了权贵利益的最有力的保护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江总书记不去深思制度之过，居然只是要求他的干部们不要去逛夜总会、歌舞厅，岂不显得过于苍白，又过于幼稚？
　　
　　那么，在江当政的这段时期，是否有改变历史的机会呢？还是有的。

　　邓1997年去世，一代强人统领中国政治的局面就此结束。江如果真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正可以从此大展宏图，书写中国宪政转型之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后来的演变最终证明，江实在不过是一个庸人和历史过客而已。江把自己定位于邓小平“政治交代”执行人的角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事非经过不知难”，59 江可谓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但江缺乏转型期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气魄和大度，更缺乏在洞悉传统体制根本弊害的基础上做一番变革的勇气。2000年12月，江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涉及“长期执政”给共产党带来的影响，承认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干部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但他不是从根本制度上寻找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老调重弹，把它归结为所谓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和“利益观”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似乎据此就可以建构“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60 江对“权力观”的解释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只要这位总书记没有突破中共传统政治概念的框框，他就只能讲这些空洞的套话。江虽然也强调要加大治理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61 但不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所谓“体制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岂不是一句空话！

　　江和中央决策层的其它大佬不是没有意识到执政党上上下下贪腐的严重程度，比如，江本人就曾严令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和纪检等部门禁止参与走私活动，认为“这样的大问题再不抓紧解决好，后果不堪设想”。62 但江没有勇气正视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没有勇气和魄力通过根本的制度变革去解决问题。创造历史的机会与江擦肩而过。这是江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总之，江当政13年，“第三代”领导的虚伪和自欺已经暴露无余，中共意识形态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面具化。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它的特点向来是一切以维护执政党的形象为转移。在江时期，这个特点得到了格外的凸显，那就是，越出现问题，意识形态越要自圆其说，它和党专制体制内权贵利益发展的真实逻辑就越形成错位和反差；反过来，这种反差越大，又迫使意识形态寻找新的自圆其说的方式和表达，结果进一步加大了已有的错位和反差。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自欺和虚伪化，另一方面是权贵逻辑的充分展开和彻底现实化，
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两张皮”现象，使官方意识形态声名狼藉，名誉扫地。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必要对“第三代”领导最杰出的“贡献”――“三个代表”之“重要思想”――再作一点分析。

　　关于“三个代表”酝酿和提出的背景，江泽民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交代。200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坦言：“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最近，具有80多年历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下台，又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思考。”63 就江而言，这是难得的坦率，等于承认了是危机――法轮功现象昭示的执政党“信任危机”和台湾国民党下台昭示的执政党“政权危机”――促使中共最高当权者继六四之后不得不再次对自身状况进行深入的反思。然而，这个“反思”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还是如何保住老祖宗留下的“江山”，而不是如何促进中华民族走进现代文明！“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一个认知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提出来的。理论上，“三个代表”以“两个先锋队”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成了中共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这当然是出于党继续维持统治的需要。中国毕竟已经迈入21世纪，执政党自己也已经公开承认“人权”之类国际通行的价值准则（虽然解释上还有些羞羞答答的保留）。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情况下，党不能像过去宣称的那样仅仅是“阶级”的代表，而必须是“全民”的代表。党的意识形态必须服从这种需要，必须为此作出新的论证。实践上，“三个代表”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解除“新社会阶层”进入党组织的传统认知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这在操作层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毛派人士对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义愤填膺，认为是破了祖宗规矩，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殊不知江总书记对此另有考虑：“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76万户，从业人员2000多万。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人数来看，分量都不轻。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64 ――这显然已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变脸”游戏，而是包含了非常现实的政治利害计算。关键是不能把“新社会阶层”推到对立面上去这个断语。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挑战，要避免台湾国民党一朝倾覆的命运，就必须争取群众，稳住自己的阵脚，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承认民营企业家很多也是“劳动者”并允许他们入党，既让他们分享体制内的好处，又便于对之操控，使其不致分化为新的反体制力量。――谁能说，这不是一番从统治者立场出发的、苦心孤诣的运思与筹谋呢？
　　
　　“三个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是虚伪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能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总是”代表着它们。65 中国没有过，世界其它地方也不会有。提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说明命题提出者满脑子都是专制主义的浆糊。但“三个代表”在政治功能上又是真实的。当政者希望借此挽回意识形态衰败的颓势，也重塑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重整党的执政队伍和执政基础。然而，由于所有这些努力均是“换汤不换药”，既不敢揭破脓疮，又不敢触及根本，所以它不可能解决执政党面临的紧迫问题，也不可能制止这个党的衰变趋势。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光荣卸任，安全“着陆”。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那么，江的继任者能够有所作为么？

　　注释：

46 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521。
47 1989年6月9日（六四屠城后的第五天），邓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02。
48 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87～89。
49 江泽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163。
50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PC出版社2004年版，页490。
51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1。
52 见江泽民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210以下。
53 江泽民“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322～323。
54 同上，页324。
55 同上，页319。
56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458。
57 同上，页456。
58 江泽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447。
59 这个说法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页521。
60 见江泽民“推动整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178～184。
61 同上，页189。
62 江泽民“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页167。
63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14。
64 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341。
65 关于“总是”的说法，见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一文，《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2。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