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赫魯曉夫的民主化改革得罪了整個蘇共黨務系統



《新史記》蘆笛



1962 年,赫魯曉夫把省級以下的黨委一分為二,分為“工業黨委”與“農業黨委”。這兩個黨委平級,互不隸屬,原省委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則在兩個新省委之間均 分。這個改革也很有創意,它使得黨組織從控制一切的萬能權力機構變為一種單純的經濟組織,使得黨組織的權力收縮到了經濟領域內,其實是對社會的一種鬆綁。 而且,西方學者認為,因為互不隸屬,兩個黨委之間出現競爭,可以逐漸發展為兩黨制。

不幸的是,斯大林早把一個鮮活的 社會改造成了一部僵死的機器,人民全都被改造為毫無主動精神,必須時時刻刻為上司鞭策驅趕的會說話的工具。黨組織只分為工農兩大類,必然出現兩黨都無法覆 蓋的大量領域,例如文學藝術就根本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黨。這本來是對人民的一種解放,然而被炮製成木乃伊的百姓需要有人管,鬆綁之後反而會六神無主,惶惶不 安。當時的一個政治笑話是:兩個集體農莊莊員打架,告到農業黨委去,黨委書記問:他怎麼打你了?挨打者答:他用榔頭打了我。書記答曰:那我管不著,你找工 業黨委去。如果他用鐮刀砍你,那才在我的管理範圍。這個笑話非常準確地說出了改革失敗的原因:打亂了一個僵死機器的指令系統,造出了許多兩個黨委權力無法 覆蓋的空白領域,又沒有法治去管理這些領域,因而使得毫無自治能力的人民不知所措,造成了管理上的巨大混亂。

這兩大 改革使得赫魯曉夫自絕於黨和政府系統的官僚們,動搖了他的統治基礎。政府系統就不必說了,中央各部大批高官丟掉職位,離開生活條件優越的莫斯科,被下放到 地方去,當然要對赫氏懷恨在心。地方黨委一分為二,造出了無窮的扯皮機會與指揮上的混亂,也使得黨官們對赫魯曉夫深為不滿。

最致命的改革還是赫氏的“民主化”嘗試。他規定從地方到中央,各級黨組織定期召開黨代會,改選三分之一的黨委成員。這一改革打破了黨官們的鐵飯碗,使得赫氏結怨於全黨。黨務系統本來是赫魯曉夫的權力基礎,然而他卻通過這些改革,使得自己原來的支持者變成了仇敵。

赫 氏最大膽的嘗試,還是想把最高蘇維埃這個橡皮圖章改造為英國式議會。在他執政末期,他要米高揚去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對米高揚說:“爲什麽資產階級比我們 聰明?他們用議會製造出一種人民參與統治的印象。當然,這不過是個虛構,但人民覺得自己能影響甚至能決定國務,感覺就很好。爲什麽我們的議會只不過是黨中 央和政府的橡皮圖章?部長們看不起議會,但在英國,他們得對議會負責,回答議會的質詢,等等。爲什麽我們不能讓最高蘇維埃要求政府報告工作,還能提案改變 政府的決定?”米高揚對此也很熱心,可惜此後赫魯曉夫就下台了,這計劃也就胎死腹中。

另一個開明的新舉措是司法制度 的改革。赫魯曉夫廢除了斯大林設立的特殊法庭,規定未經地方黨委批准,政治案件不得再在法庭上審理。在他執政期間,蘇聯再沒有審判過較大的政治案件。赫氏 司法改革的主旨,是只懲罰異議人士,不再胡亂迫害虐殺全民。即使是懲罰異議人士,他也改用了相對人道的手段,亦即用行政懲罰(諸如撤職,降職,開除公職、 學籍、黨籍等)取代斯大林的肉體消滅與勞改營。這一改革被今日中共襲用。

赫魯曉夫還試圖進行有限度的“公開化”改 革。在粉碎“反黨集團”之前,他便開放了克里姆林宮,讓遊客參觀。此後,他邀請基層官員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甚至可在會上發言。他還開創了公開發表中央委 員會會議記錄的做法,想讓那個黑社會黨的運作變得透明起來。雖然這未能堅持下去,但它還是在幾十年後啟迪了戈爾巴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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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改革中有很多人道主義的因素。


赫氏文化政策搖擺不定

赫魯曉夫最人道的改革,還是廢除蘇式戶口制度。斯大林復活了沙皇的內部護照制度,還將它改造得更反動與更野蠻,公開實行職業歧視與地域歧視——城市居民可以 領到身分證,因而能享受城市的糧食定量供應、各種生活便利以及極有限的遷徙自由,農民則無權領到身分證,乃是基本生活需求毫無保障、沒有遷徙自由與擇業自 由的下等人。赫魯曉夫廢除了這一野蠻做法,給農民發放身分證,使得他們有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主要 是在農業進行的。斯大林使得蘇聯農業嚴重殘廢,醫治這一殘廢便成了繼任者們最大的任務。不幸的是,赫魯曉夫沒有鄧小平的見識,未能看到集體化是萬惡之源, 不將這病灶徹底割除,則蘇聯永遠無法免於匱乏,因此只是採取了零碎的修補措施,也就是中共在解散公社前搞過的那一套,諸如降低國家農業稅,減少公糧定額, 提高餘量售價,以此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鼓勵農民種自留地。

另一改革措施則是廢除拖拉機站制度。此乃斯大林發明 的又一條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妙計:在農村各地建立國營拖拉機站,迫使集體農莊以高價去請拖拉機站的工人們來為自己耕地或收穫。工人們是領取固定工資的國家雇 員,為農業服務所得悉數交給國家,於是這便成了國家敲詐農產品的又一渠道。赫魯曉夫解散了拖拉機站,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設備賣給附近的集體農莊,從而 終止了國家對農民的變相敲詐。

這設想本來是好的,可惜因考慮不周而出了毛病:拖拉機站技工們是國營企業工人,屬於享 有各種福利的一等公民,而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與國家福利無緣。於是拖拉機站的技工們便紛紛離職逃往城市,造成了技術工人的短缺。另一方面,集體農莊沒 有足夠財力買下所有的必需設備尤其是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加油站、車庫等等。因此這改革反倒導致集體農莊既缺乏技術人員,又買不起必需的農業機械,嚴重影響 了農業生產。

開墾“處女地”(荒地)則是赫魯曉夫想出來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又一措施。他從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動員了 30多萬人,送往哈薩克斯坦等地區大量墾荒,在三年內開墾出3600萬公頃土地,國家為此提供了十萬台拖拉機。這政策一開頭倒取得了巨大成功,蘇聯獲得了 從未有過的大豐收,致使赫魯曉夫以為蘇聯就此解決了糧食問題,雄心勃勃地提出蘇聯要在60年代初在糧食和肉食品生產上趕上美國。可惜好景不長,新墾地的土 壤肥力很快就耗竭了,而蘇聯的化肥工業又極度落後。失去肥力的土壤很快就風沙化,造成了生態災難。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在訪美期間,為美國的玉米作物吸 引,下令全國大種玉米,而新墾地根本不適合玉米生長,國家又無錢提供足夠的化肥與殺蟲劑,因此導致嚴重減產。

總的來 說,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基本上失敗了。最關鍵的失誤是,他沒有看到集體化是使農業致殘的病根,因此未能像鄧小平那樣對症下藥。相反,他深信所謂社會主義制 度的優越性,因此非但不解散集體農莊,反而想把它做大做強。他把若干集體農莊合併在一起,讓農民們住在類似城市的生活區,享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指 望以此使得自留地逐漸消失,而自養牲畜逐漸變為集體或國家共有,集體農莊逐漸轉變為國營農場,從而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轉變,農業向工業的轉變, 鄉村向“農業城”的轉變,最終消除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如此倒行逆施,當然只會失敗。1963年,蘇 聯遇到嚴重旱災,農業嚴重減產,面臨著饑荒。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了國家全部外匯與部分黃金儲備,向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兩千萬噸穀物。然而即使是在這點上,他也表現了與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大區別——沒有爲了保全黨國面子而蓄意大量餓死本國人民。(《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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