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汽车能否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北京一条主干道上遭遇交通大阻塞。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市场说明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多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实行限购措施，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为限购汽车可以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中国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现在连二三线城市也要效仿跟进。这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坐不住了。利用召开例行汽车产销数据发布会的时机，中国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星期三在会上表示，反对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汽车限购政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做法， 因为汽车产业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仍然起到积极的作用，限购不仅无助于节能减排，治理空气污染， 而且还与中国扩大消费和稳定发展的总体目标不符，剥夺了广大百姓购买私家车的平等消费权，将严重影响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姚树洁教授表示，采取限购汽车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只是一个办法，但不是最佳办法， 如果坚持实施，新加坡和上海的车牌拍卖的办法可取：

“拍卖车牌就是提高人们拥有汽车的成本， 就是你收入如果达不到一定程度你就不可能拥有汽车。与此同时， 拥有汽车的成本提高之后，汽车仍然可以卖的出去， 因为有钱人愿意付高价，政府用提高的成本部分治理环境和改善公共交通。 虽然有人说， 这样限购不公平，因为限购的只是那些相对没钱的人， 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要体现真正的公平，一个社会应该为没钱的人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提供更好公共交通所需的费用要出自那些拥有汽车的人，谁开车谁交钱，谁污染环境谁交钱，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各得其所。 此外，拥有汽车的成本提高之后， 一些本来打算要买汽车的人就不买了， 汽车需求量由此减少。 说到有人不赞同车牌拍卖的形式限购， 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和汽车制造商愿意多卖汽车。 如果汽车牌照拍卖，每个城市的汽车牌照数量被限制，汽车的需求就会随之减弱”。

限购汽车的方式不尽相同。迄今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上海、北京、贵阳和广州四个城市，限购的模式各不相同。上海实行的是“有偿拍卖”模式，北京是“无偿摇号”模式，广州是“环保+摇号+竞价”的组合分配模式。 而贵阳则采取限行和限购相结合，通过摇号方式获取可在市区一环以内行驶的车牌。最早实施限购的上海从1994年开始实行私家车车牌照拍卖，从2012年6月以来，上海私家车车牌拍卖价“九连涨”，今年3月最低中标价接近一万元人民币，上海车牌由此被称为“最贵铁皮”。

说到采取汽车限购政策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作用大小这个问题，在重庆某地从事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向绍伟先生表示：

“用限购治理交通拥堵有部分作用，但只能治标不治本。 至于用限购治理空气污染这个问题， 我手头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可查， 但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物应该没有污染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多， 由此限购汽车也不能起到治理空气污染的作用”。

中国曾有报道说，限制汽车往往是解决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各项措施中最直接、最简单，同时也是触动各方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最少的方案；当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真凶”不可追缉，而公众又需要尽快“怨有所归”时，在部分地方政府的眼中， 汽车自然成为最理想的“替罪羊”。向绍伟认为，以限购汽车措施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是地方政府“懒政思维”的做法：

“现在公车和私家车太多了， 像我所在的小城市也堵的不得了。让人少买车或者让车贵得让你用不起从而达到控制汽车数量的部分是最偷懒的办法。要从根本解决问题，政府应该发展采取公共交通优先政策。 如果我乘坐公交或打出租车比自己开车要快要方便， 不那么拥堵， 谁还去买车呢？通过限购政策只能让有钱人买更多的车。比如，有地方实行单双号限行，有钱人就买两辆车，一个单号， 一个双号， 每天都可以开车出去，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自然无法解决。”

汽车多了肯定会增加空气污染， 汽车多了肯定会增加交通拥堵。中国汽协星期三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突破1000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都超过10%。有专家表示，地方政府推行限购政策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不能一味地将城市治理成本转嫁到大众身上；通过限购汽车获取的资金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