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卓珊
根據鳳凰軍事網的剖析，中國軍火商的國際貿易快速壯大，歸功於價格低廉（性價比高），數字會說話，中國製海岸巡防護衛艦的價格，不到西方國家護衛艦的一半，戰機、坦克也相對物美價廉，若買方預算充足，中國甚至願意輸出坦克、潛艦等常規武器技術。此外，中國賣軍火在商言商，從不附加任何額外政治條件，交易方式非常靈活。
軍事用常規武器有很高的比例，屬於“一次性”、無法修復、卻有使用期限的消耗品。對於不富裕的國家來說，價格必定是軍事採購的決策基礎。即便是冷戰時代的兩伊戰爭，伊朗、伊拉克背後各有蘇聯、美國授予國防武器，但雙方由於無力發展軍事工業，便大量購買價格低廉、操作簡單的中國武器裝備，包括殲-7戰鬥機、69式坦克、仿AK47的56式沖鋒槍、坦克、裝甲運輸車、固定部署的蠶式導彈（Silkworm missile）等等。
1970年代到1990年代間，正逢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經費無法大方支持軍備，伊朗、伊拉克應付八年兩伊戰爭的採購訂單，也間接成為中國維持軍備發展的及時雨，當時中國出口的武器以槍支、輕型火炮、小型艦艇、性能較差的飛機等殺傷力較低的項目，像是提供埃及殲-6戰機，賣給中東、非洲國家榴彈炮、軍用運輸汽車等軍備。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軍事分析師安東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所撰寫的分析稿《中東地區的軍火交易、武器控管與區域安全》（Arms Sales, arms control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指出，蘇聯在1970年到1995年左右因國家財政惡化，逐漸退出中東武器市場，讓中國武器出口份額，一度高達全球軍火交易的8%─當時的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國。
根據新華社引用俄羅斯媒體網站“俄羅斯之聲”的評論指出，中國武器原自蘇聯系統，最早期是無償支援共產主義陣營國家，1970年代嘗試將蘇聯武器的仿製品銷售海外，但冷戰結束後，蘇聯國家相對先進武器裝備流入二手市場，直接衝擊中國武器銷售，中國軍火貿易一度跌谷底。
之後中國開始掌握俄羅斯、與西方1980到1990年代的軍事技術，開始推出自行研製、組裝武器。此時俄羅斯武器價格仍高居不下，品質堪用、價格卻不到三成中國武器，便大量接收買不起蘇聯、歐美國國家軍火的第三世界國家市場，隨者武器製造技術越發精良，中東富裕國家開始採買中國較高階軍火，像是運-12輕型運輸機、K-8教練機、MBT-2000坦克、WZ-551裝甲運輸車、輕型防暴裝甲車，以及便攜式防空導彈係統。
中國軍事產品的部件供應仍是軍火出口的薄弱環節。
“俄羅斯之聲”認為，中國軍火業也有弱點，最糟糕的就是發動機的製造技術落後，FC-1“梟龍”、殲-10殲擊機配備俄羅斯發動機，K-8、L-15教練機安裝的是烏克蘭發動機，直升機配備法國透博梅卡公司（Turbomeca）研制的“阿赫耶-2”（Safran 2）發動機。此外，中國一系列導彈也使用外國電子部件（包括自導彈頭），一旦上游廠商斷料，中國也無法生產。
通用性、實用性皆強
中國出口的大口徑火箭炮，多可發射制導火箭彈，不少型號通用導彈、火箭彈發射台，也大幅減輕特製火箭炮的報廢或退役處理壓力，射程更遠也可配合客戶原先電子設備系統，訂製武器裝備，出口中東地區的軍備，就裝備強勁的空調能力，像是加強車輛的散熱性能等，而出售東南亞國家，則配合當地叢林、沿海氣候，強化武器裝備的防腐、防銹、防鹽鹼功能。
武器交易單純，以物易物也歡迎
軍火交易金額不比日常消費，軍火出口國為了維護利益，基本都要求支付現金，等同排除經濟困難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願意將帳單“化零為整”，拿武器交換礦物等天然資源，即所謂“能源與經濟合作”，在中國實際上並不缺外匯收入的情況下，以軍火穩固原物料進口來源，時為明智之舉。
像是為了石油利益槓上歐美強權的委內瑞拉故總統查韋斯（Hugo Chávez），他1999年上台後，透過修憲、修法等數個階段步驟，於2006年1月1日宣布完全收回出售給外國公司的32塊油田，並強迫法國道達爾石油（Total）、英國石油（BP）、英荷殼牌石油（Shell）、中國石油天然氣（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CNPC）等外國石油公司，重新商議分配石油開採利益，亦強制收回美國韋裏遜通訊（Verizon）、愛依斯（AES）掌握的委內瑞拉通訊、電力營運的權利，以及阿根廷、英國、法國、瑞士、澳洲、日本公司手中的水泥、鋼鐵等公共建設營運權。
委內瑞拉軍隊大量用上中國製造的武器裝備。
與西方世界交惡的委內瑞拉自此面臨國際禁運制裁，查韋斯轉而擁抱中國，他自稱是“偉大舵手毛澤東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同意以石油抵充方式換取300億美元（1863億元人民幣）以上貸款，貸款則用作採購軍火、衛星、監測雷達、K-8教練機、兩棲坦克等軍備，同時也擴大與中國的建築、工業、技術等廣泛領域的合作。
目前在委內瑞拉經營石油、電站、金礦、鐵路、衛星發射、住房建設、廉價電器、手機銷售等廣泛業務的中國企業逾150家，因而當查韋斯離世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都看衰中國與委內瑞拉關係即將生變，中國石油利益或將不保。國際能源總署（IEA）3月報告亦稱，中國在委內瑞拉的原油生產與石油進口皆遭遇困難，雖然CNPC與當地合作開發的委內瑞拉Orinoco盆地油田，還有25年合約，但進展並不順利。
媒體引用“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研究員陳懋修（Matthew Ferchen）早前的看法稱，中國的“超級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主導着中國在委內瑞拉的融資，從2007年啟動至今已超過420億美元（2609億元人民幣），如今已是開發銀行最大貸款項目，由於委內瑞拉國內經濟依然落後，資金需求依然龐大，未來若反查韋斯陣營人士當選新任總統，轉向西方國家求取金援，中國利益岌岌可危。（《明鏡月刊》 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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