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該沉溺於追求“數字”
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索羅斯首先稱讚中國經濟過去幾年的表現，他說自2008年金融危機始於美國後，中國就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向前發展的原力，儘管中國經濟體比美國來得小（據世界銀行，2011年美國的GDP是14.9兆億美元，中國是7.6兆億美元），全球增長率不免比起以前慢，但中國的貢獻度不容忽視。
索羅斯：中國必須調整出口和基建投資的比例，轉而鼓吹國內消費。
其次，被問及中國經濟面臨威脅時，索羅斯指出：“有一部分危機來自外面，由於全球增長緩慢，各國無法繼續吸收中國不斷增加的出口，促使中國必須從內部改變增長模式來適應，必須調整出口和基建投資比例，轉而鼓吹國內消費。”索羅斯的建言與其他外國經濟學者並無兩樣，但他也承認“轉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目前國內消費只占每年增長的1/3，出口和投資占2/3，當2/3那部分出現問題時，1/3很難去彌補，因此整體增長速度只會越來越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正因如此，索羅斯不輕易估算中國2013年的GDP增長率，官方說法7.5%的問題不在於達成與否，而是7.5小於過去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8，意味著增長放緩的現實已無法迴避，比較慢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基礎設施的收支平衡點發生變化，加劇銀行壞帳。至於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索羅斯認為以往動輒1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已成昔日美好回憶，中國無法也不該沉溺於追求如此數字，這是經濟轉型初期必然出現的表徵，而且過高的增長率也不可能見於成熟的經濟體。
即使新領導看起來朝氣勃勃也有改革傾向，但不免要面對“前朝遺毒”。索羅斯表示：“變化（指經濟轉型）不一定要在今朝發生，舊有的增長模式或許還能維持一兩年，但不可能達十年那麼久，因此，新領導班子必須好好思考，十年任期中該如何務實地推行變革，尤其改變這件事已被前屆領導一再延遲，這是一種飲鳩止渴的作法。因為延遲，新問題已然浮現，越來越多的嚴重失衡成為新領導眼下的巨大挑戰。”
經改的重點不只有轉型，城鎮化也是一大重頭戲。對此，索羅斯告訴《南華早報》：“我想這是非常現實的考量，不管政府有沒有計劃，城鎮化一定會發生，但及早計劃、及早準備可以避免掉一些負面效果，例如短時間內太多人被吸引到城市裡卻無住房或無良善的社會服務，很容易就形成貧民窟，這在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上演著，目前中國正處於規劃城鎮化的前沿，看起來是好的。”
對“設計未來”太過自信
然而，索羅斯對中國政府的經濟規劃能力抱持懷疑態度，並指出有些想法太過僵化。他以天津為例，指出那裡蓋了很多未來20年可供給個人的住房，但他不認為任何人有足夠遠見可以預測20年後的需求，因此觀察“發展計劃”與“發展變化”中間的落差將是非常有趣的，縱使浦東的例子稱得上成功，但不能保證每一次都是如此。
索羅斯認為，中國和美國剛好位於天平的兩端:美國過分依賴民營企業，現在正付出慘痛代價；而中國一直相信計劃經濟的效用，也曾經取得十分顯著的成就，但中國人或許對他們“設計未來”的能力太過自信，凡事過猶不及都不是好事，其中應有中間地帶。不過根據歷史來看，中國有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優良傳統（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且現在政府擁有相當程度的外匯儲備，足以幫助他們改正缺失。
談論到中國迅速膨脹卻未受到嚴格監管的影子銀行系統時，索羅斯透過《華爾街日報》警惕領導人不可掉以輕心。他指出中國領導人當然有能力與財力消除泡沫化危機，不過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勢必是一大考驗。
讓人好奇的是:人民幣是否將取代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索羅斯回答《南華早報》道：“未來一定會發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太急於見到人民幣被使用於國際交易中，卻不允許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緊密連接。基本上這個政策很聰明，保護中國免受外部衝擊而製造太多麻煩，只是在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以前，中國國內市場理應變得更加成熟，國際市場也需要得到更好的控制和變得更加穩定，否則美元恐怕還是主宰地位。”
“中國走哪條路”是最重要的事
根據《南方周末》的報導，索羅斯雖然一直關注著中國經濟，但卻鮮少在公開場合提到中國的體制改革。
4月6日在與INET青年學生座談時，面對中國學生的提問，索羅斯說，過去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釋放出很多能量，但他認為新的經濟模式在缺乏更進一步改革的情況下難以成功。索羅斯主張的“進一步改革”，是一種開放社會的理念，這樣的社會能滿足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需求和利益，人們自己決定需要哪種模式。“西方的民主制度基於多黨制，本身也有缺點，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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