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對於革命,他抱有憧憬,但對於革命的殘酷,他至今懊悔不已。他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一個熱烈投入中國革命事業,卻也兩度入獄的共產黨員;一個寫下中國歷史的美國人。如今,一部名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問世,鏡頭前,李敦白悠悠訴說著自己大起大落的經歷與人生感悟。
一夕之間家喻戶曉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讓李敦白突然之間升到雲端,又一下子摔到谷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官方告誡外國人遠離這場運動,但李敦白在周恩來的允許下,堅持參與這場運動。當時,民主反叛的氣氛瀰漫,1967年1月,李敦白與周恩來談話時,周恩來自豪地說:“看看現在的自由氣氛,每個人能說任何想說的事,美國總統能做到這樣嗎?他們能容忍白宮外貼上大字報嗎?”
李敦白對文化大革命充滿熱情,認為這場革命就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主義世界,且當他發現,做為一名外國人,他不是被批鬥的對象時,他進行了一場自我批判。李敦白貼出大字報,指出自己的缺點與錯誤,他承諾將和“造反派”一起並肩作戰。
《人民日報》在1967年4月8日刊登了李敦白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産主義的航道》一文,他也積極參與了批鬥王光美、陳毅、陸定一、梅益等人的大會。
當時廣播局被分成兩個團體——“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派”與“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隊”。李敦白說,後者由廣播局黨書記組建而成,因此被視為黨的忠實追隨者,前者則是造反者。
兩團體無可避免的,產生了激烈的權鬥,李敦白身處在“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派”中,主張以民主方式消弭兩個團體的分歧,但終究未有成效。在一個大禮堂中,兩派人馬互相叫陣,衝突一觸即發,李敦白決定站上舞台。
拿到麥克風的李敦白指出:“那些年輕人(紅衛兵)是革命的傳人,我們應該做的,是用毛主席給我們的民主權,發表我們的意見、不滿,指出領導們做得不對的事。”
有人將李敦白的演說錄了下來,隨後,這段錄音傳遍中國,李敦白一夜之間成了大人物,成了毛澤東口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主席。
擔任要職的李敦白四處演講,台下的觀眾從學生到黨員都有,他走在街上,更會被索要簽名。李敦白說,這是他該扮演的角色,所以他總是穿著西式服裝,而非中式服裝,“我希望被看成是為中國革命奮鬥的美國人。”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口號就是“造反有理”,李敦白說,雖然沒有人說出口,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就等於展開一場對共產黨的革命。文化大革命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李敦白曾試圖抗議這些暴力行徑,也因此受了傷,但他最終放棄,因為他認為:“革命不是邀請客人吃晚飯”,不會以彬彬有禮的方式進行。不過,對於那些他曾批鬥過的人,李敦白感到抱歉與懊悔。
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在紀錄片中,李敦白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時,他對於正在上演的事,或可能發生的事,完全存有妄想。他拋棄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信念,他也並非對毛澤東沒有任何批判。
“現在黨的政策和計畫在多大程度上還影響著李敦白,有時很難說。”德拉寧認為,持平來說,李敦白並未放棄他對革命或中共的信念或希望,實際上,關於今日中國正上演之事或其可能性,德拉寧和李敦白的意見並不總是一致。
第二次入獄
1946年,李敦白就在延安認識了江青,李敦白對她最初的印象,就是具有企圖心的女青年,“做為電影演員,江青天分不高,但做為政治演員,江青極具天分。”
文化大革命演變到後來,原本的民主氣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專政,李敦白找上江青,對她說:“你不應該支持這些人,因為他們鎮壓反對者,他們不是在施行民主。”
沒多久,李敦白還發現江青在“三人小組”中安插自己的人馬、利用此組織達到私人權鬥的目的。李敦白說:“我真的犯了大錯誤,我應該在那刻抽身的。”但李敦白被權勢沖昏了頭,仍繼續待在政治風暴中。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組”
宣佈解散“三人小組”,
並通知李敦白有特殊任務,要他離開廣播局,當時,李敦白真以為自己被賦予了其他的重要任務。
直到有一天,李敦白在英文版的《北京周報》發現,自己的人像在一張中國領導人與外國友人的合照中被塗黑時,他知道事情不對勁了。這張照片兩週前剛發表過,當時李敦白的人像還好端端的在原位。
1967年9月開始,“中央文革小組”清查“五一六分子”,隔年的2月21日,李敦白被人從家裡帶到一間小辦公室,對方指:“李敦白,你被捕了。”李敦白就這樣從一個呼風喚雨的政治舞台上摔落下來。
命運一夕反轉的不只李敦白一人。令李敦白訝異的,還有劉少奇,他一夜之間從位高權重的位置跌下,成了階下囚,最後被虐致死。李敦白明白了,不管你是誰,都不安全。
李敦白之後才瞭解到,江青早就秘密計畫將自己除掉,江青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不只李敦白,妻子王玉琳也遭到不人道對待,被毆打、被迫勞改。
在獄中,李敦白曾聽到婦女受虐的慘叫聲,李敦白不但愛莫能助,還感到痛苦萬分。他甚至認為自己不可能活著出獄,因為如神一般的毛澤東在同一個美國人身上犯了兩次錯誤,他不太可能再次承認自己犯錯。
在獄中的李敦白每日只能藉由《人民日報》瞭解外面的世界,一日,他突然發現報紙上不再有文革的報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第二天,四人幫被捕,1977年,李敦白出獄了,他是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離開牢房的人。
“10月初某一天,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語調,來自中庭對面的獄房,那是江青。我立刻明白,如果她進來了,我就要出去了。”李敦白說。
被釋放後,李敦白對美聯社的記者說,他不能立刻回美國,因為他得把身體養好,並且瞭解中國在這十年間的變化。李敦白第二次入獄達九年零八個月,兩次入獄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5年11個月又14天。
李敦白在文化大革命時成了名人。(《革命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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