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對於革命，他抱有憧憬，但對於革命的殘酷，他至今懊悔不已。他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一個熱烈投入中國革命事業，卻也兩度入獄的共產黨員；一個寫下中國歷史的美國人。如今，一部名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問世，鏡頭前，李敦白悠悠訴說著自己大起大落的經歷與人生感悟。
一夕之間家喻戶曉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讓李敦白突然之間升到雲端，又一下子摔到谷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官方告誡外國人遠離這場運動，但李敦白在周恩來的允許下，堅持參與這場運動。當時，民主反叛的氣氛瀰漫，1967年1月，李敦白與周恩來談話時，周恩來自豪地說：“看看現在的自由氣氛，每個人能說任何想說的事，美國總統能做到這樣嗎？他們能容忍白宮外貼上大字報嗎？”
李敦白對文化大革命充滿熱情，認為這場革命就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主義世界，且當他發現，做為一名外國人，他不是被批鬥的對象時，他進行了一場自我批判。李敦白貼出大字報，指出自己的缺點與錯誤，他承諾將和“造反派”一起並肩作戰。
《人民日報》在1967年4月8日刊登了李敦白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産主義的航道》一文，他也積極參與了批鬥王光美、陳毅、陸定一、梅益等人的大會。
當時廣播局被分成兩個團體——“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派”與“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隊”。李敦白說，後者由廣播局黨書記組建而成，因此被視為黨的忠實追隨者，前者則是造反者。
兩團體無可避免的，產生了激烈的權鬥，李敦白身處在“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派”中，主張以民主方式消弭兩個團體的分歧，但終究未有成效。在一個大禮堂中，兩派人馬互相叫陣，衝突一觸即發，李敦白決定站上舞台。
拿到麥克風的李敦白指出：“那些年輕人（紅衛兵）是革命的傳人，我們應該做的，是用毛主席給我們的民主權，發表我們的意見、不滿，指出領導們做得不對的事。”
有人將李敦白的演說錄了下來，隨後，這段錄音傳遍中國，李敦白一夜之間成了大人物，成了毛澤東口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主席。
擔任要職的李敦白四處演講，台下的觀眾從學生到黨員都有，他走在街上，更會被索要簽名。李敦白說，這是他該扮演的角色，所以他總是穿著西式服裝，而非中式服裝，“我希望被看成是為中國革命奮鬥的美國人。”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口號就是“造反有理”，李敦白說，雖然沒有人說出口，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就等於展開一場對共產黨的革命。文化大革命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李敦白曾試圖抗議這些暴力行徑，也因此受了傷，但他最終放棄，因為他認為：“革命不是邀請客人吃晚飯”，不會以彬彬有禮的方式進行。不過，對於那些他曾批鬥過的人，李敦白感到抱歉與懊悔。
德拉寧對《新史記》表示，在紀錄片中，李敦白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時，他對於正在上演的事，或可能發生的事，完全存有妄想。他拋棄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信念，他也並非對毛澤東沒有任何批判。
“現在黨的政策和計畫在多大程度上還影響著李敦白，有時很難說。”德拉寧認為，持平來說，李敦白並未放棄他對革命或中共的信念或希望，實際上，關於今日中國正上演之事或其可能性，德拉寧和李敦白的意見並不總是一致。
第二次入獄
1946年，李敦白就在延安認識了江青，李敦白對她最初的印象，就是具有企圖心的女青年，“做為電影演員，江青天分不高，但做為政治演員，江青極具天分。”
文化大革命演變到後來，原本的民主氣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專政，李敦白找上江青，對她說：“你不應該支持這些人，因為他們鎮壓反對者，他們不是在施行民主。”
沒多久，李敦白還發現江青在“三人小組”中安插自己的人馬、利用此組織達到私人權鬥的目的。李敦白說：“我真的犯了大錯誤，我應該在那刻抽身的。”但李敦白被權勢沖昏了頭，仍繼續待在政治風暴中。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組”
宣佈解散“三人小組”，
並通知李敦白有特殊任務，要他離開廣播局，當時，李敦白真以為自己被賦予了其他的重要任務。
直到有一天，李敦白在英文版的《北京周報》發現，自己的人像在一張中國領導人與外國友人的合照中被塗黑時，他知道事情不對勁了。這張照片兩週前剛發表過，當時李敦白的人像還好端端的在原位。
1967年9月開始，“中央文革小組”清查“五一六分子”，隔年的2月21日，李敦白被人從家裡帶到一間小辦公室，對方指：“李敦白，你被捕了。”李敦白就這樣從一個呼風喚雨的政治舞台上摔落下來。
命運一夕反轉的不只李敦白一人。令李敦白訝異的，還有劉少奇，他一夜之間從位高權重的位置跌下，成了階下囚，最後被虐致死。李敦白明白了，不管你是誰，都不安全。
李敦白之後才瞭解到，江青早就秘密計畫將自己除掉，江青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不只李敦白，妻子王玉琳也遭到不人道對待，被毆打、被迫勞改。
在獄中，李敦白曾聽到婦女受虐的慘叫聲，李敦白不但愛莫能助，還感到痛苦萬分。他甚至認為自己不可能活著出獄，因為如神一般的毛澤東在同一個美國人身上犯了兩次錯誤，他不太可能再次承認自己犯錯。
在獄中的李敦白每日只能藉由《人民日報》瞭解外面的世界，一日，他突然發現報紙上不再有文革的報導。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第二天，四人幫被捕，1977年，李敦白出獄了，他是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離開牢房的人。
“10月初某一天，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語調，來自中庭對面的獄房，那是江青。我立刻明白，如果她進來了，我就要出去了。”李敦白說。
被釋放後，李敦白對美聯社的記者說，他不能立刻回美國，因為他得把身體養好，並且瞭解中國在這十年間的變化。李敦白第二次入獄達九年零八個月，兩次入獄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5年11個月又14天。
李敦白在文化大革命時成了名人。（《革命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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