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小時的訪談
1983年，當奥斯蘭德（Lucy Ostrander）在製作有關20世紀美國左派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紀錄片時，接觸到中國與蘇維埃革命的資料。斯特朗曾在延安採訪毛澤東，當時斯特朗的中文翻譯為李敦白。
奥斯蘭德隨後發現，李敦白就定居在美國，因此對李敦白做了採訪，但當時奧斯蘭德對李敦白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一無所知，因此整場採訪的重點只放在斯特朗。
21年後，奥斯蘭德的丈夫塞勒斯（Don Sellers）在《紐約時報》上發現一篇有關李敦白的報導，報導介紹了一些美國企業出於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紛紛聘李敦白擔任公司的顧問，這些企業包括微軟、英特爾、華納音樂等大廠牌。奥斯蘭德還從報導中得知李敦白就住在附近，因此帶著斯特朗的紀錄片拜訪李敦白。
這次的拜訪，促成了奥斯蘭德為李敦白製作紀錄片的決心。深受李敦白故事吸引的奥斯蘭德，找來著名媒體人德拉寧（Irv Drasnin）拍攝此片。德拉寧為獲獎紀錄片製片人、新聞記者，拍攝過許多與中國、美中關係相關的影片，如第一部旨在改善美中關係的美國紀錄片《對中國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 China），其他還包括《上海》（Shanghai）、《尋找毛澤東》（Looking for Mao）、《天安門之後的中國》（China After Tiananmen）等。
2005年開始，拍攝團隊共對李敦白進行了四次訪談，訪談時間共長達26小時，最後剪輯成90分鐘的《革命者》。德拉寧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對任何一位記者或紀錄片導演來說，最具挑戰性的可能就是什麼材料該保留、什麼該刪除，又如何把所有材料整合起來。
“你不可能把所有獲得的材料都用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情況，但每次編輯時所下的決定，都是為了訴說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故事，這個故事還要盡可能符合事實。這是一個反覆編輯材料的過程，它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困難。”德拉寧說。
在剪輯《革命者》時，德拉寧對《新史記》指出，他們並未事先訂定任何大綱。“我們希望盡可能由影片來訴說自己的故事。從美國新聞傳統的角度來說，李敦白並不屬於編輯過程的一份子，他也不會涉入這個過程，在紀錄片製作完成並公開上映前，他都沒看過影片或片段。”
第一堂課就愛上中文
現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或許不那麼熟悉李敦白的名字，但這位“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在1960年代曾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1921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一個猶太家庭的李敦白，自從進了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後，人生開始走上一條不平凡的道路。
李敦白17歲開始就專注工人運動。19歲那年，李敦白成了美國共產黨員。當時，雖然唸的是哲學，但李敦白對社會運動更感興趣。他參加了大學部的政治社團活動，並受到工會組織者卡本特（Carpenter）的注意，卡本特寫了一封信給李敦白，詢問是否能幫助他們的紡織廠組織工會，如此工人的薪資將能提升。李敦白答應了。
李敦白很快地發現自己成了全職的勞工和公民權的活動家。當時美國社會正掀起一股工人欲提升最低工資和工人權益的風潮，李敦白加入了工人的陣營，紡織廠外，他還為公車司機、煙草、鋼鐵工人等爭權。
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李敦白脫離共產黨籍、申請加入軍隊。他被派往美國西岸，在史丹佛大學學習中文，美國女記者兼作家斯特朗是他的老師之一。第一堂課，李敦白就完全愛上了中文。接著，他被派至中國負責翻譯工作，1945年，即使二戰已經結束，深愛中國文化的李敦白決定留下。
當時，一位中共領導找到李敦白，問道：“我應該把你留在這裡，還是讓你在明天離開？”李敦白問：“我能做什麼？”對方說：“我們缺工程師。”李敦白稱，他不是工程師，對方回應，不是那種工程師，他們需要為中國和美國人打造橋樑的工程師。李敦白一聽，表示：“我非常樂意留下，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入黨。”
為了留在中國，李敦白先是設法調至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後成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部駐華辦事處的觀察員，負責將糧食送至包括解放區在內的災區。李敦白在紀錄片中說，決定留在中國，他當時沒有一絲猶豫，他覺得自己做了該做的事。對於美國人的不認同，他說，當初組織工會時，也有人站在反方，總是這樣，他已經習慣了。
李敦白的“工程師”身份，同時引領著他走入創造中國歷史的篇章中。他花了45天的時間，從張家口走到延安。李敦白到延安的第一天就見到毛澤東。李敦白說，看到毛澤東，感覺很像看到一張“從歷史走出來的照片”，他覺得，如今自己也是歷史的一部份了。
毛澤東對李敦白所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你不反對，我想讓秘書跟你約個時間，花一兩天，跟我講講美國的事。”李敦白說，在所有的外國中，毛澤東最感興趣的一直是美國。毛澤東雖然想要與美國接上線，但美國拒絕與革命的中國合作。
李敦白認為，毛澤東試圖與美國和歐洲建立良好關係，因為他不希望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還繼續依賴蘇聯，因此當時的中共很開放，但美國忽視這點，因為美國用意識型態看事情。
美軍帶來的好萊塢電影，對於在延安的中共黨員來說是件新鮮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會在美軍聯絡中心看電影，由李敦白當翻譯，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是《勞來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在天安門城樓上掏出紅寶書給毛澤東簽名。（《革命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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