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13）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陳小平：該王軍濤講了。
王軍濤：我比較欣賞鄭國巍的態度，謀國者要有責任心，要有理念，要考慮後果，要現實——國巍是有這些的。但是我感覺，國巍的思路中最大問題還是把視野限制在朝廷。其實，現在朝廷絕對不再能獨立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要開放政治體制，而這就要面對真正的政治過程。我們現在不是評估還有什麼“頂層設計”尚未發現，而是應當準備應對一個無中心或多中心的無序或灰色秩序結構的政治過程，產生新的政治體制。
王軍濤
頂層設計的最大問題，是頂層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和駕馭局勢。能力不是意願，更不僅僅是道德，而是兼有形象、視野、技能、社會基礎、體制支持及其它資源。這一點從習近平的動向可以看出。習上台之初想給人的印象是改革派和開明派，然而他最近的形象和姿態都急劇左轉。我認為，習其實不“左”，但他一上任馬上發現共產黨要“栽”，可能要完了。上次討論我就說過，你要是想擺出開明姿態，就得準備面對民間的各種惡意攻擊、自己系統內、體制內的那種惡性廝殺。你要是沒有這種容量，你就必須要收。現在習感到共產黨面臨滅頂之災，改革與維穩都是這樣。我覺得，習的底線就是要保紅色江山，當維穩不足以應對挑戰時，他需要在輿論上聯合老左，但他絕對不是左派，不會在行政實權和社會經濟政策上給左派任何空間。我相信，他用人，一定還是用改革開放的人，但是他會在話語上打壓那些可能對共產黨江山造成威脅的右派和體制外左派激進派。這種形“左”實維穩的聯合左派甚至毛左的策略表明，他不相信左右都打可以繼續維持穩定。
丁子霖女士最近“六四”的表態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習不大可能解決中國現存的問題。丁女士努力了這麽多年，但在今年“六四”24週年的時候感到絕望。這是對當局解決問題的絕望。其實，此時不應該絕望。因為1989 年鄧小平開槍搞維穩是錯的。古今中外政治經驗都證實，這樣做會給未來更大不穩定和更殘酷的鬥爭埋下伏筆。但“六四”屠殺特別是鄧南巡講話後，一度有人相信鄧小平是對的。現在，20多年的高壓維穩，造就少數權貴利益集團壟斷發展過失和機會、多數大眾承擔發展代價和苦果。這表明，1989年民主運動是對的，問題是學生的行動策略不夠成熟——這是枝節性的。越來越多的國人正在認同這一點，這幾乎是現代中國人的共識。丁子霖女士本該看到希望，但卻感到絕望，這說明她本想讓中共解決問題。現在看到中共不可能解決了。我感到習不解決不是意願問題，而是他覺得中共承受不起解決問題帶來的衝擊。他對局勢和駕馭局勢的前景不自信。
曾樹軒和馮勝平在海外，仍對中央抱有期望，但國巍已經看出來，中國新核心不會解決這些問題的。如果中國已經如孫立平所說制度“潰敗”，那麼光搞頂層設計，不可能解決問題，僅僅靠執政黨的整黨、反腐也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對執政者可能的作為，做一個沙盤推演：如果做“頂層設計”，且不說習近平的視野、知識和意願還不夠。即使他想做設計，如果不是紙上談兵，他必須看到可以實施這種政策的機制。改革開放之初，當局是有意識利用腐敗和犯規提供的物質利益驅動來推行改革措施。或者說，是以腐敗提供物質誘因贖買黨政官僚支持改革。結果是，黨政官僚成了經濟改革開放的最大動力，因為每一次改革都給他們發財的新機會。這導致體制失效。體制的潰敗不是像孫立平先生所說僅僅是為了維穩而在21世紀才發生的壓垮制度的潰敗，而是在80年代就被雙軌制、實踐檢驗、摸著石頭過河等改革做法盛行時就已經發生了。80年代後期，我在《經濟學週報》寫過和發過幾篇文章，討論雙軌制必然帶來的兩種體制間摩擦和最後必然導致各類體制都失效，從而造成社會生活紊亂的前景。我還呼籲要警惕庸俗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提倡貴族精英的精神。但1989年以前，這種腐敗和潰敗造成的危害還沒有那麼嚴重，因為還沒有黨政高度集權為維護穩定採取一切措施，那的時輿論對黨政有重大制約，黨政內部的風氣也還有底線。90年代中期以後，腐敗進入集團性腐敗和制度性腐敗，加上高壓維穩，使得腐敗暴政都不再受到任何有效的節制。
習近平反腐其實也是自殺
如果不反腐敗，在目前情況下就無法推行任何新政。所有頂層設計都沒用。習近平深知這一點。他放下所有爭議很大但不緊迫的問題，首先整黨，大概就是看出這一點。但是，過去領導不是不想反腐，即使他們有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許底下人腐敗。中央難以反腐，不僅是因為整個機器都腐敗，法不責眾，而且在“後89”中國黨政擴權、重新壟斷國家所有權力後，維穩和治理須臾離不開這些官僚——所謂“投鼠忌器”。習近平不是江澤民和胡錦濤，他有太子的霸氣，還有來自血統的對江山的責任心，他要反腐。但他如果集權反腐，就會搞亂官場，並搞亂天下。
以清末為例。人們說清末朝廷搞“皇族內閣”，逼反立憲派。這是革命黨的說法，說“滿族排除漢族”。但內閣名單中還是有幾個漢族大臣的；這個博弈繼續進行，下次完全可以再選回來。實際上，清末立憲派很像當今的改革派，整體太腐敗，從北洋軍隊到地方士紳、再到盛宣懷，無不腐敗。就是那個為辛亥革命開路的四川保路運動，也是起源於充滿腐敗的經濟工程的利益紛爭。清廷有反腐的想法，結果把立憲派逼反了，立憲派接過革命黨人種族主義的說法。
再看今天的中國和中共。王立軍事件出來的時候，我們開會評估此事的意義。大家說的都是黨內派系分裂內鬥及帶來變局機會。但高文謙說過一句話，現在看來最到位：連王立軍這樣的重臣都要叛逃美國，這說明共產黨相忍為黨的時代過去了，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做任何事情。這說明，如果習近平真反腐，就會逼反貪官、逼反官場。現在，共產黨是集團腐敗，每抓一個貪官，會在當地和部門揪出一夥，還會在上下左右牽扯動更大的網。他們有人會像王立軍那樣逃往國外，現在裸官就是準備這條路；他們更可能會在當地製造災禍，毀滅證據，甚至殺人滅口。最近的火災和車禍，就有這類貪官負隅頑抗的影子。我與那些接待訪民的官打過交道。他們說，中央並沒歧視他們，但也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樣，他們是受罪吃苦，但還有命；如果中央真要受理他們的控告，嚴格查處地方官，那些惡官就會殺他們滅口了。這些官員還會製造亂子，把自己主管的地區和部門搞亂。他們會製造麻煩，讓查處者辦不了案，下不來台。（《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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