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蔣紹峰
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到點退休，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箎接任，但楊空出的外交部長之位應該由誰來坐，引發中聯部和外交部兩大派系激烈爭鬥。戴秉國想架空楊潔箎，屬意張志軍或王家瑞出任外長，但遭到反彈；王毅有望出任外長，卻有爭議；駐美大使張業遂因討好胡溫成外交部黨組書記人選，副外長崔天凱或接任駐美大使。若按以上人事佈局，江派嫡系王家瑞怎麽辦？知情者告訴《中國密報》，由下屆外長引發的外交大權之爭，中聯部和外交部的爭鬥已白熱化，即使有了定盤也會出現變數。
政治任命，外交部除外
幾十年以來，中央對部委官員一直都在實行政治任命。什麽是政治任命？在香港，傳媒痛批政治任命就是黑箱作業；在台灣，媒體痛斥政治任命就是充滿私心的因人設事；在大陸，政治任命則是中共最高層任命自己最信賴的人掌管最關鍵的部門，即使這個人並不熟悉這個系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行”，但也照用不誤。
“政治任命”這個詞香港媒體用的最多。比如說，《東方日報》曾對“港人治港”發表過如下評論：“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是一項政治工程，從行政長官到各司局級高官，整個治港班子都是朝廷的政治任命，他們是政治官員。英國人在部署撤退時，重點考慮的“港人治港”是“公務員治港”，但他們沒有想到，要實現“公務員治港”，就要把公務員高官“轉變”成“政治任命”，這樣才能名正言順。英國人部署的“公務員治港”，只是讓以布政司為首的高官全班過渡到特區政府，讓北京任命的行政長官成為“空降部隊”、“光桿司令”，治港大權掌握在公務員手裏；加上立法機構民主化的“制衡”，行政長官就更加成為“公務員治港”的擋箭牌。
在“高官問責制”的基礎上，北京挑選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又用梁振英取代了曾蔭權，他們成了“公務員治港”的最高代表。這樣的“政治任命”讓公務員的所謂“政治中立”也就不復存在，他們的進身前程和工作考慮不能不深染政治，不能不和政治聯繫在一起，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高官隊伍遲早要出現可大可小的分化。同時，經過“政治任命”洗禮的公務員很容易變成“政治動物”，激發政治熱情，離開官場後，也要通過其他途徑完成其未竟的“政治”。
港人和港媒對政治任命的痛斥早已司空見慣。但在一黨專政的大陸，政治任命早已成中共高層在人事安排上最津津樂道的一種方式和程序。只要領導人喜歡，就可以把自己最中意的人馬安排到某個他並不熟悉的系統，來加強自己對該系統的控制和掌握。
公安部長就是政治任命最好的實例。中共建政後的歷任公安部長，除了第八任公安部長陶駟駒畢業於中央公安幹部學校，並當過公安部辦事員、科員、副科長、副處長直至副部長、部長，是正經的“科班”出身。此外，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壁也曾當過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副處長，北平市公安局處長，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1977年出任公安部長，也是公安系統出來的高官。
以外，其它歷任公安部長都是政治任命的。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和第二任部長謝富治都是軍人出身，第三任公安部部長華國鋒、第五任公安部長劉復之都屬於政工幹部；第六任公安部長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九任賈春旺、第十任周永康和第十一任孟建柱，都是在經過在衆多部門歷練，最後才通過政治任命當上公安部長的。
“如同公安部一樣，中央對其它部委的高官任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都屬於政治任命，無一例外。這項人事任命的好處是，禁止了‘近親繁殖’，缺點和不足也顯而易見，造就了一批外行高官，”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對《中國密報》強調說：“但只有一個部門除外，它就是中國外交部。”(《中國密報》)
中國外交部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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