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編譯蕭憲聰
過去幾百年來，中國在西方人眼中總是神秘萬分又令人著迷。先有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作品《馬可·波羅遊記》為西方想像中的“中土之國”提供具體描繪，緊接著無數的傳教士踏上這片陌生土地，帶來信仰和科學知識之類的文化交流。進入現代後，中國變成外國人最好的賺錢樂園，她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市場，而現在，發財夢想顯得格外生動，尤其當中國試圖重塑經濟成長模式，大力推動消費主義之際。
鄧小平實事求是推動改革
由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中針對中國的報告提到，這種轉變並不容易。以棒球做比喻，當前的中國經濟還在“小聯盟”，如果成功培養足夠的消費力量來支持經濟增長，意味著進入同發達國家一樣的“大聯盟”，但需要充分配套與革新，從涵蓋範圍更廣泛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制度，到更為複雜健全的金融市場。其次，中國經濟掌舵者也必須瞭解，這個國家勢必得將急速運轉的出口機器進行再平衡，一方面滿足國內龐大消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全球經濟中發揮穩定作用。第三，妥善管理不斷增長的地緣政治力和對原材料的飢渴，以維護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益處，也是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2012年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
換句話說，中國已來到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既是現代化的重要進程，也是邁向強權的勝敗關鍵。當然，這個歷史悠久的巨大國家不是未曾成功轉型過。報告主筆，美國彭博社記者、作家羅賓·梅瑞狄斯（Robyn Meredith）寫道，1978年是革命後中國第一次偏離社會主義堡壘，在此之前，國家在中央計劃經濟下步履闌珊走了29年，當時國有企業佔全國生產能力78%，其餘22%由人民公社產出，有10億人居住在其中甚至挨餓，每年人均收入僅有美金500元，但鄧小平謹慎地帶領這個貧窮國家，準備開創一番新局面。
首先改革從農村開始，允許農民選擇想栽種的穀物，且在達到生產任務指標後，還能把盈餘留為自用，徹底扭轉列寧的路子。對列寧而言，國家必須壓榨農村的每一分資源，藉此養活重工業。農村改革後，人們變得積極，農業生產在10年內倍增，在家鄉找不到工作的農民開始流入城市。
農村改革之餘，鄧小平還大膽建立專門的出口加工區，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外國投資者。到了1984年，14個沿海城市蓬勃發展，經濟增長的引擎卯足全力運作著，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梅瑞狄斯認為，鄧小平混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線，使中共在不犧牲任何政治控制的情況下讓國家脫離貧窮，便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事求是精神。
然而，突如其然的政治動亂讓經濟一度遭受重創。1989年六四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及武器禁運來表達不滿，外國投資者為之卻步，不過危機就是轉機，這段期間並不長，很快地中國搖身一變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工廠”。
經濟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
1990年至200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階段。這段期間，外商投資可用“一飛衝天”來形容，從90年代初期每年50億美金成長到胡溫主政時的1000億美金，北京認為來自國外的資金將更新中國的管理技術和高等科技，更重要的是，中國亟需工作機會，安頓數百萬因農業改革而失業的人。
因此，外國企業很容易就享有優惠，得到稅率減免和便宜土地，他們也不用付出太高價的工資便能招募趨之若鶩的勞動者，當局對工廠排放汙染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外資的唯一任務是，將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更往上推，從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裝和玩具），上升到消費類電子產品和要求精密機械的複雜工業，從而為長期供應鏈和成熟的工藝技術（如汽車和飛機）奠基。
第二階段結束時，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30年來的經濟成就，讓6億人脫離貧困，過去百姓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時常不得溫飽，生活水平低落，如今他們的子女每年收入接近5000美元，享受更好的物質條件，且對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願意開始關心賺錢以外的話題，像環保和言論自由等。
2008年後，根據梅瑞狄斯，中國步入第三階段。1980年到2008年間，人均收入足足成長11倍之多，但隨著全球情勢和內部社會漸趨複雜與矛盾，儘管“讓人民富起來”是中共在後革命時期維繫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經濟增長卻已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而且他們也很清楚，如果中國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將很難保持增長步伐。
梅瑞狄斯指出，中國面臨發展和人口兩方面考驗。針對前者，最有可能發生的困境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World Bank）曾研究，二次世界大戰後超過85%的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自拔，尤其當人均收入介於4000美元至12000元間情況特別明顯，這些國家既無法與他國低成本的生產商競爭，也還不能跟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一較高下，於是不上不下，困在其中。至於後者，許多學者已提出警告，中國實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最直接得對勞動力產生負面影響，獨生子女在老齡化社會亦是負荷沉重，因此呼籲廢止不合時宜的計劃生育的聲音一直沒有停過。
不成熟的銀行系統阻礙進步
政府過去通過紓困來迴避財政峭壁，就這點來看，中共一黨專政，絕對擁有足夠資源來防止崩潰，然而，由於缺少獨立性和自由市場的激勵機制，銀行無法將資本分配到最有生產力的用途。事實上，銀行扮演著鼓舞民營企業的火車頭角色，但在當局挾持下如此功能長期被忽略，且五大國有銀行無限擴張，幾乎不受管制，當國家面臨經濟衰退時將構成危險，進一步破壞金融體系之穩定。
同樣重要的一點，中國現代化的代價之一便是迎接老齡社會。短短20年內，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將增加一倍，即使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在世界各地都上演著，但中國的步調格外快速，主因歸咎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努力控制人口增長。
不用太久，中國嬰兒潮的一代即將退休，意味著醫療保健和其他社會服務將為政府帶來巨大壓力。當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時，同時放棄在農村的公費醫療制度，北京明白其副作用，也承認現代醫療體制之改進很大部分仰賴公共部門的投入。他們正野心勃勃地推動改革，包含政府運行的醫療保險及大量補貼，不過，距離提供所有中國人一流社會福利的目標，梅瑞狄斯認為沒那麼快，可能還得花上數十年時間。
比起被中等陷阱逮住，中國還有更急迫的風險盤旋不去。2008年席捲歐美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向來極度依賴的出口訂單暴跌，“世界工廠”光環不再，也對經濟成長造成嚴重打擊。所以，中國需要在出口業以外找到新天地，繼續賣給西方人電腦、家具和汽車零件之餘，北京希望在國內市場上重新調整其日益複雜的生產能力。
理論上來講，這並不困難，政府需要做的是說服更多中國人願意“花錢”、願意“消費”，而不是把所得都存起來。為此，2008年後許多城市提高了最低工資的水平，有些甚至達到兩位數成長率，但中國人對自家產品是否具有信心卻令人存疑，層出不窮的食品醜聞以及山寨文化之風行，均說明產品品質與安全性方面依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梅瑞狄斯也觀察到，中國人的抱怨越來越多，他們抱怨腐敗官員竊取其土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謀取暴利、抱怨政府對環境汙染視而不見，讓人民無時無刻呼吸有害空氣，飲用不乾淨的水，現在他們還抱怨審查、勞教和共產黨不尊重憲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自古決定政權生死，因此，為維護一黨統治的合法性，當局願意實現示威者的願望，去年什邡和啟東的環保抗議中，地方政府都選擇讓步與妥協，而北京處理起被互聯網揭穿的貪官也是毫不心軟，眼明手快，這有點不可思議，畢竟這在過去不太可能發生。此外，北京也明白經濟增長有助於安撫日漸不滿的公民，能否轉型成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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