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是中共的既定方針

《調查》記者　柯宇倩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有請韓連潮。

韓連潮：輪到我了？回到馮勝平給習近平的信，我認為習時代，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是中共的既定方針，有其連續性。這是中共黨內政策研究人員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考量後，提交中共權力核心反覆權衡做出的決策，是一項已經明確確定下來的政策。

我的理由是，2009年9月18號，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中共建政60週年前夕所做的，是一個所謂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實際上是為今後若干年提出的指導方針。這是在習近平一手主持下進行的。

《決定》的中心內容就是黨內民主先行，有限地、逐漸地讓權放權，擴大黨員的權利，如讓黨員選舉基層領導。《決定》也提出來包括黨的常委會機制的設立、黨內民主議事決策、篩選選舉人才等一整套與之匹配的規定和做法。中共之所以要政改，是因為它意識到有可能失去其執政地位，並且它執政的合法性已經受到來自社會各個層面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種危機感使得共產黨感到需要有新思路，新路徑來保證其長期執政。

原本以為十八大之前應該落實這些政改方針，但該決定並沒有真正地得到實施和執行。這大概也是溫家寶為什麼後來敢於違背中共黨內紀律公開談論政改，與此有關係。

這個建黨的重大決議反映了既定政策，雖然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的改革而未突出政改，我認為習近平下一步一定會朝這個方向走，但是否能走到我們希冀的憲政民主，或者實現中共所聲稱的從黨內民主向人民民主的過渡？我覺得不太可能，即使有黨內民主的話，也基本只是是七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民主，因為這一政改模式未對中共最高權力核心進行任何實質性的限制，也沒有放棄所謂的黨內民主集中制。
 
韓連潮

共產黨最擔心的是什麼？就是黨內最高層的分裂，如果黨內不分裂，中共認為其完全有能力維穩。這是習近平一再要表白的自己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原因。中國的現實是，雖然官民矛盾激化，人民怨聲載道，但社會矛盾沒有達到臨界點，也沒有統一的議題引發全民抗爭。在當前沒有任何政治空間的情況下，支持黨內民主先行，也不失為一個策略，當然目的不是讓黨內民主來鞏固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只是利用其破局，打開更大的缺口，實行中國的民主轉型。

我另外想談談習近平的中國夢與辛亥革命時一些先賢們的思考。我們現在討論的很多議題，都是在重複100多年前的辯論。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紀澤和何啟的一場論戰。曾紀澤也是太子黨，完全靠父輩的蔭庇當官，在外交上有諸多成就。他在洋務運動20年後，對“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提出了自己的主張。1887年1月時，他寫了一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指出中國已醒來，必須優先發展軍事，堅船利炮，才能實現強國夢。對西方有深入瞭解的香港人何啟則認為曾紀澤的整個思維邏輯都是錯誤的，中國的君主專制統治才是中國貧弱衰敗的根源；他認為強國之道在於改革政治體制，內治修好，以民政為本，軍政為末，取信於民，消除腐敗、風俗頹靡以及司法不公的情況，才能使中國文明富強，否則強國夢將仍舊是“睡中之夢，夢中之夢也”。

反觀今日習近平，他尋求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時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即在本世紀中期，要成為經濟上、政治上的世界超級強國，甚至超過美國。這個戰略目標很早以前中共就已經明確訂立。跟曾紀澤一樣，習近平主張先強國再富民，認為而只有國家富強了，人民才會好起來。他將這個關係本末倒置了，沒有看到一黨專制才是問題的根源。以這種思維為前提，最終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大帝國，與清朝末年爭論的情況一樣，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這樣發展下去的中國夢，最後可能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高伐林： 請教一句：2009年9月18號的決定，為什麼後來沒實行？

韓連潮：我覺得是怕一動就亂，其中有吳邦國這些保守派，當初可能提出不同意見，因為這個變動比較大，包括精簡中層機構，變成省、縣、政三級機構，中間相當一部份的幹部就會失去權力。

王軍濤：胡錦濤時期，一共制定兩個加強黨建的文件。2005年還有一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議》，這兩個文件的要害都不是改革，而重建黨對社會的絕對領導。這個決議有兩個部分，第一，關於黨內建設的部分是老生常談，所有共產黨中央文件，都要加強什麼、改善什麼，最關鍵還是第二點，就是黨和國家及社會的外部關係，要害是擴展黨權到社會的所有細胞中，所以我說這是非常反動的文件，之所以後來跟民間社會有很多衝突，都在於此。

關於大規模運動的空間問題，首先，現在的民間空間絕對比80年代大，第二，在大規模運動前，你只能知道人民準備好、處在人心思變的時候，如果一個事件出來，幾天之內各個單位就一起上街，這就是時間或偶然事件是什麼的問題，不是能事先算出來的，問題是人民是否準備好。

在海外，在於如果國內出現這種事，我們怎麼能切入，迅速把它推成一個運動，並且如何在這中間讓講理的勝出，這是重要的。我們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第一現場，只要不是烏合之眾的騷亂，只要是啟動國家政權持續轉型的革命，就一定會有各種力量都介入的機會和空間。

韓連潮：我回應你說的第一點，中共改革的前題，是為了長期執政，改善黨領導是為了加強黨領導，如何在保證長期執政下，做一下表面文章、走新加坡模式，但在具體方面，說它是為了增權而非減權，就不是特別正確。

我最近碰到深圳一個國營企業的副總裁，同時兼任公司的黨委書記，不是黨來領導整個企業了，工廠也是由廠長來治理工廠，國內很多機制已經發生變化，這也讓我很驚訝。

胡平：可能不能一概而論。

韓連潮：確實，“可能不能一概而論”，但已經出現這種情況。

王軍濤：80年代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政企分開，共產黨從很多領域中退出去，80年代新成立的和獨立的民間機構沒有黨組織，但05和09年，是要求他們進入，進入的方式，也許是透過一個不重要的職務，這各種民間組織、企業中間，黨進去後怎樣管理、承擔什麼職務，我沒有研究，不過文件的中心想法就是黨回到社會的重要細胞中去。黨要在政治上控制和統合這些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制度和新組織。

張艾枚：習近平前幾年曾強調，支部要建在連上，這最早是毛澤東提出，說明有的黨組織在軍隊中可能有弱化的傾向。

關於黨內民主，應該是2008年俞可平提出的，他先提的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然後提黨內民主，在轉化為社會民主，但這兩年沒再提這個概念。

王軍濤：我覺得沒有超過胡耀邦80年代搞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那個準則引進許多現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從處理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始，中紀委開始直接處理案件，把準則給破壞了。

張博樹：86年趙紫陽提的改革方案，一直到87年，這個方案基本強調黨政分開，89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從那之後，黨國的全部重心就是如何強化權力。

王軍濤：紫陽87年的方案，有點像黨主立憲，黨從社團退出去，社團是各個利益群體的代表，黨在上面協調。

張博樹：趙紫陽有個說法：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堅持黨的領導地位，改變黨的執政方式，固然有迎合老鄧的一面，但他可能也覺得這個作法比較現實。

以後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中國國內民間因素的增長，這種增長如果能促成體制內的分化，就有可能造成四方博奕的理想格局。

但黨國內部還是一直保守力量佔上風，所以03到08年，打壓的趨勢加劇，所以民間和打壓的力量都同時增長，08年後，變本加厲，包括《零八憲章》、劉曉波獲獎、茉莉花運動。

馮勝平：要講一下蘆笛的想法，他的“蘆白尼”學說，是指民主在一定限度下，不是爭來的，中國世世代代的人，都相信鬥爭哲學，所以當方勵之在80年代提出民主不是賜與的後，更被視為圭臬。

但我們看一下歷史，很多的權力，在毛澤東走了以後，上大學的權力、出國的權力，我們有誰爭過？

王軍濤：這不一樣。這些是專制善政，不是憲政民主。不需要爭取，專制者會給。不給的專制者是野蠻愚蠢的專制。

張艾枚：像包產到戶，沒有民間的壓力不會搞的。

阮銘：我補充一點。剛韓連潮講到的黨內民主，前年俞可平和余克禮帶了一批人到台灣開會，專門討論黨內民主。黨內民主就像你說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馮勝平說，黨內民主可以變成憲政民主，但如果有你這樣的出發點，永遠不會變。

我剛提到蔣經國的壓力，這是蔣經國被動的一面，但蔣經國也有主動的一面，蔣經國除了說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也說台灣政權最終要還給台灣人民，後來他會見財經人士，說他在台灣住了將近40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

蔣經國的政權原本要傳子，江南事件後，蔣經國才不傳子，也不傳軍人。我認識蔣經國最後五年的秘書焦仁和，他說蔣經國早年很荒唐，晚年變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些事來改變自己，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看習近平有沒有這種覺悟的可能性。（《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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