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解密档案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意义

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至今，国内外关于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西方和平演变论；叛徒论，即这乃是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秘密会 议上作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以及1985年上台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上台后推行改革和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变节的结果；“丢 掉了阶级斗争这把刀子”论，即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丢掉了阶级斗争这把刀子；“苏共蜕化变质”论；“苏联经济没有搞好”论；“不关注民生”论；斯大林社会主 义模式以及体现这种模式的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是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上述各种代表性观点有时会发生比较激烈的碰撞 和交锋。在笔者看来，对这些代表性观点需要做具体而深入的剖析。比如，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就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关于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原理相悖，而且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事实上，从苏维埃政权诞生初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仅从武力上入侵苏 俄，而且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苏俄进行渗透。比如1921年苏俄爆发大饥荒之际，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从事人道主义的救助苏俄饥 民工作的同时，也在做着收集情报、培植间谍人员、推销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勾当。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帷幕拉开，西方更是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及 和平演变的力度，这些都是客观史实。问题在于，西方不仅对苏联一国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实施了这一战略。那么， 为什么只在苏联发生了效力，而在中国、越南等国家反而没有奏效呢？为什么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产生了效力，而在长达74年的苏联历史的其他时段没有奏效呢？只归结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是很难解 释清楚这些问题的。

　　再比如，在笔者看来，“苏共蜕化变质”说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本身就是一个假命 题，因为苏联共产党是由千千万万党员个体构成的，绝大多数党员是普通党员，比如集体农庄的农民党员、工厂里的工人党员，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勤奋 工作，他们并不掌握什么权力资源，因而也就不存在“蜕化变质”的前提和空间。也就是说，最广大的苏联普通党员并没有“蜕化变质”，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 “蜕化变质”的可能性。很难想象一个不掌握任何实权的集体农庄普通农民党员能够“蜕化变质”为一个挥霍国家资产的腐败分子。因此，我们可以说，占苏共党员 总数比重很低的苏共特权阶层的“蜕化变质”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能把苏共特权阶层的“蜕化变质”转嫁到广大的辛勤工作、无权无职 的普通苏共党员的身上，更不能断言整个“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了。

　　笔者通过十多年来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对苏联历史的研究，认为：第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第二，在这多种因素中，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首先要搞清楚，74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苏联的普通党员、工人、农民、 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等社会各阶层公民究竟生活得怎样？为什么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他们没有像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推翻旧政 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和水兵们那样去捍卫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他们没有像在反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舍生忘死地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完整的苏联军民们样去保 全苏联的完整和统一？

　　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历史不能成其为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苏联历史上很多重大 历史事件被回避提起，比如苏联时期的大饥荒、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苏俄时期的农民暴动等问题，实际上是苏联历史上客观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是始终 存在的机制，但是长期以来苏联国内无人提起，似乎它们根本不曾发生过，压根不曾存在过。

　　要完全搞清楚苏联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世人，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完全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么，怎样才可以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笔者以为，深入研究解密档案文件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重要途径之一。截至1992年，俄罗 斯国家级档案馆和自治市级档案馆共解密了260万件档案，在接下来的 13年间（1992―2005年）又解密了1000万件档案。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是由各个不同委员会办理的，办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俄罗斯历史学家和 广大学者们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对原先在苏联时期被视为研究禁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了深入研究，并问世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解密档 案及研究成果的问世对于世人搞清楚苏联历史的实际面目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解密档案文件本身也要作认真、仔细的考证，因为一些俄 罗斯解密档案文件本身是真实可靠的，比如档案文件的签署日期、署名、盖印等元素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档案文件的内容却是伪造的。以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的生 平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梅列茨科夫曾经担任过一系列方面军的司令员，荣获过苏联的各种最高级勋章，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已经是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梅列茨科 夫遭到了逮捕并且在严刑拷打之下“承认了”犯有叛国行为并且曾经跟西方面军司令员、苏联英雄巴甫洛夫大将一道参加过反对苏联的阴谋活动。1941年9月， 当德国军队进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而苏联有才能的军事长官又严重匮乏的时候，梅列茨科夫获释并且被立刻派往前线指挥一个集团军，后来又担任了方面军司令 员。在所有的苏联时期的百科全书和百科词典以及官方的梅列茨科夫履历和传记中，关于梅列茨科夫当年“认罪”的情况只字未提。而今天的历史学家走进档案馆就 会发现梅列茨科夫亲笔写的叛国“认罪书”，大家都清楚：这份“认罪书”一钱不值，因为它本身是杜撰出来的。

　　在以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考证历史事件时，除了考证档案文件内容的真伪之外，还应当注意到往往一个历史事件牵涉了大量的档案文件，且往往会出现前后档案文件的内容发生重大修改，甚至相互抵触、彼此矛盾的情况。因此，必须对档案文件的内容作综合的、艰苦的考证工作。

　　此外，在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考证、研究苏联历史的时候，还应当参照、考证、研究别国的档案文件加以佐证。

作者:徐元宫，来源: 学习时报

学者激辩2012文化强国下的中国话语权

本报讯（记者 方文国）中国国力变强大了，话语权也比以前大了。但是，今天的中国话语权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到了最紧迫的时候。近日，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举办了题为“2012：世界变局 中国战略”的主题年会。会上，张颐武、陆建德、周宁、喻国明、刘康、王义桅、邱震海等学者就“文化强国2012：诠释中国话语”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他们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正在经历一个由弱变强、由说到做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话语权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谈到，中国的话语权现在肯定比以前大，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强大了以后，人家心里不服，就要闹事，这也是常有的事情。人家不信你、不听你的，怎么办？这是中国目前需要反思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话语权其实就是国家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应该讲出让世界感动的故事来。但实际上中国的小说、电影是否感动世界，这方面还是不够的。怎样走出一条路来，呈现我们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真的要影响力，一定要多多了解世界，要多多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

今年4月份抢盐风波是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所谓社会恐慌，因为中国盐业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满足供应的。但是在抢盐风波产生之后长达38小时，官方没有做任何回应。“一种话语表达，如果不能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土地的中国产生有效影响，并且能够部分形成某种共识，那么这种话语权也很难走向世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这样总结道。他还强调，中国话语权本质是一种文化输出。当你提供的一种模式、一种智慧或一种思路，能够为人类解决问题有所贡献的时候，你的话语权自然就提升。

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说，我们都有一个共识，现在中国话语权是有了，但是话语权严重不够，大家对话语权都是有所不满的。那么，中国话语权目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教授认为，话语权首先要说的好听才能吸引人。这个话语权不是说给我们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大家听的，全世界的人听。我们学者喜欢“坐而论道”，这是非常好的，但也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做而推道”，你要有自己的行动。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外交的困境，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有一个行动，在公共外交的同时，要推出一个话语来。另外，话语权是需要争夺的，有了话语权还要让人听得懂，听不懂说了半天也白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话语权，或者说话语权不够？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IIPA）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话语体系缺乏普世性；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只是全球化模式下的中国故事而已。所以，西方对中国崛起其实还不是很担心，他们担心你的话语权没有按照全球化模式的游戏规则在玩。

最近有一部改编自同名人气网络小说的电影《失恋33天》，投资才800多万，目前票房已超过3.5亿元，连续13天压过彼得·杰克逊做的《丁丁历险记》。它是中国85后女孩、独立艺术家鲍鲸鲸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个失了恋正好又擅长文字的姑娘有话要说，她一天天的把失恋后的生活记录了下来的故事。张颐武说，这部电影在世界多个国家票房的成功，表明了中国80后、90后在拉动全球经济，他们既能够在中国式大帝国里面生存得很好，同时也在迅速改变世界，他们的趣味非常有活力。这也说明了中国在全球话语权博弈里面有其新生力量。中国话语权其实是处在弥散的状态，它看起来受到挫折，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或军事领域，但其实在我们文化领域，年轻消费者在决定着世界未来，他们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乃至于全球文化生态。

《中华读书报》

资中筠：知我者谓我心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资中筠

这一年里，她的思考与写作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并针对“大国崛起”语境中逾演逾盛的骄虚之气，毫不客气地否定“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

即将过去的2011年，对资中筠先生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中，这位已逾八旬的学者出版了三种书，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在公开的场合说了许多的话，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收获了众多的赞誉。特别是10月份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她接到了太多的讲演与采访邀约，一度打乱了固有的生活节奏。

《资中筠自选集》是资中筠将三十年来“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与尚未入集的“我笔归我有”之作结集在一起，作为生平除学术专著外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文集而出版的，对于她的创作乃至于人生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选集也受到了出版方、媒体圈、知识界以及读者的高度关注，高规格的首发式、轮次推动形式不一的推介与评论令它实现了口碑与销量的双丰收。尽管出版周期不长，但该自选集仍在岁尾扎堆的各式好书评选中频频现身，斩获诸多荣誉。

这样的反响，是她没有想到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资中筠始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只能算是小众读物，读者原也以七八十岁的人居多，“我只是把想说的话，尽量不加掩饰地说出来，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这一年里，她的思考与写作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并针对“大国崛起”语境中逾演逾盛的骄虚之气，毫不客气地否定“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

她说：“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1.31，探寻“中国道路”，《财经》2001年第3期）

她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是西方价值？我认为不是这样的。”（9.10，“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上的讲话）

她说：“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表示了婉拒，我觉得清华已经面目全非了。”“有点像是‘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10.8，《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讲话），她说是指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而转向趋炎附势的熏陶。

关于“启蒙运动”的提法，她说：“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10.18，资中筠：迷信曾这样诞生，北京晨报）

她说：“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10.22，对话学者资中筠：启蒙就是回归常识，南方人物周刊）

她说：“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把孔子作为一种工具，异族统治的时候特别尊孔，为了统治和笼络中国的读书人，汉族的读书人，要抬出孔子来。在抵制一切新的思想的时候要抬出孔子，想要解放思想的时候，就要非孔。”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上，与其重复去尊孔读经，还不如重新再开设公民课。”（11.5，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她说：“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蒙昧是由于你没想到，是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11.7，资中筠：启蒙与知识分子的传统，新京报）

关于公益慈善事业，她说：“中国现在缺的主要不是捐赠的来源，而是渠道不通畅。”（11.9，当前中国公益事业若干问题之我见，中华读书报）

她说：“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是腐败丛生难以遏制。第三个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12.17，2011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讲话）

……

这些话，让她得到了“睿智”、“犀利”、“勇敢”等等好评，她却感到“比较悲哀”：“我心里想其实我的胆子不算大，我说的话既没多了不起，也没有多尖锐。但就是这样一些话，竟至让有的老朋友为我担忧。这说明我们现在言论的氛围是这么一种情况，人们都心有余悸。还说明现在全社会的胆子平均水平实在太低。”她尤其不能接受一家纸媒给她戴上的“八十后老愤青”的帽子，“他们看我对时弊有些针砭，就说我是愤青，对此我绝对不认可。愤青言论在我的理解中实际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发泄，而且是‘无定向导弹’，随意发射。我自认是平和的、说理的、真诚的，而不是发泄情绪的。”

平和、优雅、从容不迫，是接触过她的人的统一印象。

更熟悉她的人也知道，是非分明、一丝不苟、好直言，亦是她的本性。出身老清华的她，恪守的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她才会在1991年辞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为的是不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1996年正式退休之后，资中筠开始在大量“有所思而流诸笔端”的自由写作中“回归自我”。然而“出世”的情趣没享受多久，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雅兴文章没写几篇，忧患意识却日甚一日，“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如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加上又有网络，获取信息非常容易。每隔几天我就会收到人家寄来的好几十份报刊杂志，另外也有朋友经常给我邮箱发一些信息，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实。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就得写这些，欲罢不能。”写也写不过来，“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会有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于是，写了一半的陶渊明的《闲情赋》搁置起来，计划中要写的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想翻译的书，也都只得停下……到头来，自选集中《闲情记美》分卷只得183页，而《感时忧世》分卷则有233页。

贯穿在资中筠身上的这种忧患意识，往远了说是千百年来浸润在中国读书人骨子里的“士之遗风”，往近处讲则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背景有关。资中筠尝谓自己所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即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既有“道德”和“文章”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教育，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随西式的教育一并化为受教育者的“底色”。因之大家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

对时弊的针砭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对开启民智的宣讲，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构成了资中筠近年来写作与讲演的主题。这种对现实的切近关怀、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担当还体现在如她一般岁数的几位老学者身上，如吴敬琏等。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令她失望的。她写道：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她说她那一代人对非正义之事的“痛点”较低，故而反应较强，而相对应的，当代国人承受流毒恶习的“痛点”则仿佛越来越高，容忍度越来越大。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这些话写于2010年9月，但必将洞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思想史。

在这一年，尽管一系列的采访与讲演邀请会占去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她无法看想看的书、写要写的文，她也仍要尽可能多地接受。“哪怕读者、听众中有几个青年人听了我的话，有所触动，产生共鸣，进而凭良心做事，尽量不同流合污，起码守住底线，不做助纣为虐、坑害他人的事情，也就算有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希望毕竟是在青年人身上。”

事实上她周围的熟人朋友中有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正当盛年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执着地做着有益的贡献；她还常常读到一些颇见学养和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都令她欣慰，升起希望。她在汶川地震后写的文章中对灾难中媒体人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说“给点阳光就灿烂”。《自选集》出版后不但在老年人中，在青年人中也能引起这样的共鸣，非始料所及。所以她认为当前仍不乏有良知的好学深思的优秀青年，而且他们坚持做一些事需要有加倍的勇气和韧性。主要是社会环境太恶劣。做好人好事的成本与风险越来越高，做坏事反倒越来越容易。这已经不是“启蒙”的问题了。

她更愿意来年能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节奏中，多看一些书，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希望有所得，形诸文字。每过一两年，再结集一本书出来。

《中华读书报》记者 韩晓东

乌坎土地抗争颠覆了“中国模式”

12月2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肯定农村政策对头，农村形势大好的前提下，提出“有必要大幅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配比例”，这种政策微调能改变中国尖锐的“三农”问题吗？中国著名农村问题研究员姚监复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解析，否定了中国改革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9年编撰了厚厚的大型蓝皮书《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把专制政治加GDP崇拜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似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21世纪的学习样板，象20世纪苏俄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样，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历史贡献。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在重病期间仍然关注对“中国模式”的宣传，他担心“中国模式”可能在21世纪使中国成为邪恶势力把世界引入灾难，正如同20世纪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那样，最终给苏联、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朱厚泽现在可以安息了，因为广东陆丰的乌坎农民发动了保卫土地权益的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点燃了中国又一次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证明了“中国道路”走不通，“中国模式”被中国农民的抗争颠覆了。

1989年后的”富官”改革使政府合法地成为地主

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收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撰写的有关农村发展的专题报告，准确地、如实地、深刻地指出了，1989年以后的改革，使各级政府合法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这也证明了20年来把官员制造成为地主阶级的“中国道路”是失败的，这种“富官改革”是危险的，这样的“中国模式”是破产的。

1982年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不明确城市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确定城市的范围，农村土地如何合理地公平地征收为城市土地。因此，一系列派生的土地征用法规，实际上成了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硬性法令，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人都自己有权以“开发区”、“园区”、“重点项目”等名义，以低补让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高价买給开发商，从中牟利。地方财政，收入来源60-70%来自征地卖地，成了土地财政。征用每亩农地的补让，按三年农作物平均产量折价，宁波为1万元补偿费，但卖给开发商可涨价到50万元以上。如征用1亩地，纯利润增值49万元，全国的1亿亩地就相当49万亿元。巨大的寻租空间，几十万亿元的租金，造就了浑水摸鱼的以权捞钱的大量贪官污吏，形成了庞大的各级政府以改革名义合法地垄断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阶级，同广大农民成为利益相背的对立面。经济上的土地权利益冲突的新式地主官员和失去或将失去土地的新式贫雇农，成了利益对立的不同利益群体，也可称为阶层、阶级。这样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乌坎农民的抗争，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戳穿了“中国模式”的神话。这既是经济抗争，也是政治斗争，乌坎农民抗争之道，倒可能成为值得歌颂的新的“中国道路”。

乌坎农民重新点燃了海陆丰土地革命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共产党彭湃在广东话陆丰点燃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一直到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农民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是仅仅三年，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又变成了国家农奴。80年代不彻底的跛脚改革，并没有返还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保持了产权模糊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继续否定土改以后的土地私有制。9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以剥削农民工的劳动、剥夺农民土地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地主阶层与贫农阶层的阶层分化，农村相对贫困化。乌坎农民捍卫自己土地权利的勇敢斗争，标志着中国的农民开始觉醒了，有自己组织的群体性经济与政治结合的抗争开始了，中国大地的新一轮反抗新式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这是真正的正义的“中国道路”。如果当局不敢正视与承认官民已是对立的阶级关系的现实，不敢承认农村的非政府组织、不敢以对话、谈判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会以暴力维稳的武力镇压、迫害农民的方式扩大矛盾，那末，必将激化矛盾、恶化事态，扩大抗争影响，最后只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1.12.26

作者：姚监复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德国之声

倪玉兰案开庭 律师做无罪辩护

经过一次推迟后，倪玉兰、董继勤夫妇“寻衅滋事”一案周四（12月29日）在北京开庭。被告律师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对其当事人的指控不能成立，相反公检法人员应为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倪玉兰、董继勤夫妇一案12月29日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倪玉兰的代理律师程海对德国之声表示，被告的亲属朋友没有被允许进入旁听。"旁听席大概总共只有5、6个位置，都被一些小年轻占了。"按照规定公开庭审持身份证就可以旁听，但今天董继勤的哥哥和弟弟都被警察拦阻，没有能进去。

倪玉兰的女儿董璇作为证人得以出庭发言，但未能全程旁听。她在父母被捕之后，一直没有获准探望。程海说，倪玉兰明显身体状况比较差，"审理一个多小时后她就坚持不住了，身体往下摊，在我的请求下找来一张床，让她躺着，还要吸氧，明显呼吸有困难。"

民事纠纷刑事判

倪玉兰是学法律出身，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开始的大规模拆迁工程中，她开始帮助拆迁户进行维权，并因此先后两次入狱。2002年，她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一年并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8年，又以"损害公共财物"罪被判两年。第一次入狱后她就被殴打致残，行动需要轮椅。今年4月7日，倪玉兰被警方带走，接着他的丈夫董继勤也被拘留。

起诉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他们被控在2010年6月到今年被捕前，强占宾馆房间，不交房租，还撕毁登记本，辱骂服务员，装修时拒不让出住房等。程海律师指出，这些指控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2010年出狱后，倪玉兰一家没有住所，不得不在公园露宿。住旅店"是警察安排的，不是自己去抢占的，也不是自愿的。这么多警察在场，我们认为是公务行为，而且是违法的，是把别人关进去。"

但宾馆要求倪玉兰付租金。程海认为，这样的经济纠纷应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来解决。而对后两项指控，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旅店不能强制客人登记。

"编造悲惨经历"

此外倪玉兰还被控"编造律师身份和悲惨的经历"，骗取网友的捐款。控方指无法查实她的大学学历。倪玉兰则表示自己的学历证书被公安收走，没有归还。程海认为公安的证据自相矛盾："户口本上的登记是大学毕业，也是西城区公安分局，起诉她的是同一个分局，登记户口说人家是学历大学，起诉的时候又说人家不是。"

控方还指出倪玉兰并不是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住所和收入，但程律师认为并没有提出相关证据。倪玉兰的住房2008年被强拆，2010年出狱后，又被警察赶出租住的廉价小旅馆，只得在露天搭帐篷。中国独立导演何杨据此拍摄了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真实记录了夫妇两人悲惨的境遇。

程海感叹："一个健康的人变成残疾人，一个有工作的人变成没有工作，一个有自己住房的人变成无家可归，这还不悲惨？那什么才够悲惨？这是没法编造的。"

律师：公检法徇私枉法

程海指出，这样的"诈骗"行为没有受害人，所谓的受害人是强加的。他告诉德国之声，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包括2002年和2008年倪玉兰被送到看守所时的体检和伤情检查报告。这可以证明她遭到警察殴打。

"我们国家的刑法有一个罪名-徇私枉法罪，针对公检法人员，明知别人无罪还进行追诉、侦查、审判。我作为律师认为，虽然法院的态度现在还不明确，但至少公安检查机关人员的责任已经可以确定，他们要追诉她的刑事责任，这样就构成了徇私枉法罪。应当可以向北京市高级检察院提起刑事控告。"

如果法院同意调取新的证据，会重新开庭，对新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如果法院拒绝调取更多证据，按照审理期限，法庭最迟应在明年1月下旬做出判决。

作者：叶宣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圣诞节攻势：中国利用金融实力出击

德媒认为，北京利用圣诞节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经济攻势，与日本建立货币联盟，进一步削弱美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给国家基金注资并设立新的基金，以备在全球大量采购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和原材料储备，据说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也在采购单上。


《法兰克福评论报》12月28日认为，中国和日本决定建立的货币联盟，"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

该报说，"人民币迄今为止实际上是被隔离的货币。"而中国领导人早就打算让人民币慢慢成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

《世界报》12月28日评论说，"圣诞节期间，要是世界上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西方观察家大都不去仔细关注。所以可能并非偶然，偏偏在最近几天，一连串消息来自中国，长期来看具有使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能力。中国显然要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立足。在日本首相野田加彦访问北京期间，中日两国签署的协议，只是一个更大拼图中的一部分，这个大拼图渐渐显露轮毂，西方在其中日益被逼到边缘。

"中、日宣布，在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实体未来的贸易中加强使用本国货币，不再用美元。这种协议中国近年来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可是迄今大都是较小的国家，它们与中国的贸易几乎无足轻重。相反，日本是这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评论说认为，"几年前北京就确定目标，到2020年将上海扩大为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金融业的自由化以及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通过这个协议从而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但是真正有爆炸性的是协议第二部分，中国也让日本今后可以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这两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人，中国业已拥有3.2万亿美元，日本大约1万亿。各自都将最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市场，然而，对局势日益不满是两国的共同之处。美国经济瘫痪，试图用大印钞票来克服，债权人因此担心其资产的价值。"

该报指出，"这个协议只是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一个信号，主要也是对美元统治地位的一次明确进攻。中国想从与美国货币的捆绑中解脱出来，为此与追求同样目标的其它国家结盟。结果是，中国的人民币长期将会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其它战线也在推进

"可是仅此还不够，中国也在其它战线推进。比如在圣诞夜前一天，北京要为其国家基金（CIC）额外注资500亿美元。此外又设立两个新基金，总额为3000亿美元。它们用这些钱进行全球收购之旅，就是将迄今积累的储备用来大量收购战略上重要的企业和原材料储备。"

该报说，中国的国企三峡集团击败德国能源公司E.ON、成功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EDP）21%股权就是例证。"虚弱不堪的南欧国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宝贝，中国利用良机，一掷数十亿。

"但是不光葡萄牙或希腊担心会被廉价拍卖，德国或许也会很快受到中国的收购进击。比如据报道，在北京的采购单上，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名列前茅，北京考虑入股5%到10%。"

摘译：林泉

责编：苗子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胡平：美国也有少数民族自治区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问题上，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戎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学苏联，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催生了鼓励了分离主义。马戎认为，中国应该学美国；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但美国就不搞什么民族自治。

这话不对。美国也搞民族自治。美国有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叫北坡因纽特自治区。

说起因纽特人（Inuit)，一般人可能很陌生，但要说爱斯基摩人（Eskimo），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其实，因纽特人就是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是北美洲北部的原住民，自称因纽特人，意思是“真实的人”。“爱斯基摩”是他们南部邻居印第安人给他们的称呼，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因纽特人觉得这种称呼带贬义，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们坚持把自己叫做因纽特人。

美国阿拉斯加从北冰洋沿岸到布鲁克斯山的北坡，是美国因纽特人的主要分布区。 1972年这里建立了北坡因纽特自治区，首府是巴罗。这是美国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因纽特人承认自己是美国的国民，但坚持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在上面建立军事基地或开采石油，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事实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自治区各级机关的首脑均从因纽特人中选举产生，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以维护因纽特民族利益为根本。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美国有很多民族，为什么只有因纽特自治区，没有其他民族的自治区，例如，没有西班牙人自治区，没有阿拉伯人自治区，没有黑人自治区，没有中国人或汉人自治区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因纽特人是原住民，北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其他各族的人不是美国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他们是从他们各自的祖国移民到美国来的。除了因纽特人和印地安人以外，美国人都是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民族，来到新大陆，成为美国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一起生活，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自愿放弃了原来的国籍和原来的认同。因此在美国，再去搞什么民族识别，再搞什么民族自治区就不对了－－谁要是不愿意加入大熔炉而愿意保留原来的认同，谁要是只愿意和自己原来所属的民族的人在一起，谁就不要到美国来嘛，谁就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他自己的家园去嘛。

马戎说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应该学美国。然而正像我上面指出的那样，美国是移民国家，中国却不是移民国家。马戎的意思是让我们把美国对待移民的办法用来对待我们的原住民，因此大错而特错。

我们必须分清，原住民是一回事，移民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等量齐观。中国的少数民族，例如藏区的藏人，新疆的维吾尔人，内蒙古的蒙古族人，等等，当然都是原住民。他们在中国的处境和在美国的西班牙人，阿拉伯人，黑人或华人都不一样，而和因纽特人是一样的。既然美国也让因纽特人搞民族自治，可见，让属于原住民的少数民族搞自治是一种通行的办法。中国也应该让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等在他们各自的祖居地搞民族自治。

作者：胡平，原载: RFA

刘植荣：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

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至此，具有93年历史、连续执政74年的政党在短短几天内就烟消云散。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由镰刀、锤子和五角星图案组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凄凉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从此成为历史。

　　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罪魁。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个人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

　　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政变领导人有副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政权主要人物。8月22日，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接回莫斯科，夺回了对国家的控制权，政变仅仅存活了3天。发动政变的苏共保守派除自杀者外均被逮捕，苏共内部的众多投机分子纷纷与党划清界限，苏共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可见，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党内的保守势力把苏共推向深渊，政变加速了苏共的垮台。政变领导人都是苏共高层核心人物，苏共领导集体都无法挽救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命运，戈氏自己哪来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就能消灭党、肢解苏联？

　　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在高压统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

　　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1989年初，苏共有2000 万党员，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党员，其中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那些抱着个人私利入党的人严重污染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

　　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苏联国家机器都被苏共垄断着，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而他们又无法公开享受这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要么隐匿，要么转移到国外。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窃取的财富，党内不少官员也急切希望苏共早些垮台，让苏联改变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贪腐到的财产合法化。

　　苏共后期党内不乏这样的投机分子，他们一旦发现党再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私利，就会背叛党。当宣布苏共解散时，一个2000万人的大党竟没人站出来抵制，捍卫苏联共产党，这也说明苏共整个机体已经变质，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内部。这好比一座大厦的坍塌，不能说是风吹的，坍塌的根本原因是大厦结构出了问题，或腐败破落，或被蛀虫侵蚀，不管有没有风，坍塌只是早晚的事情。

　　还有，苏共完全背离了列宁同志的建党学说，割断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唯心主义观点和本末倒置的逻辑起点认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把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头上，而不是把党的利益寓于人民的利益之中。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形象，苏共牺牲人民利益，大搞“面子工程”，在财力不支的经济条件下，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和太空竞争，耗尽民膏民脂，虽外表有超级大国之名，可与美国平起平坐，领导脸上有光，但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人民的政治和民主权利没有受到很好保障，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外强中干，民怨四起。可见，苏共亡党、苏联垮台也是人民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新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不但是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几乎都出于同样原因。1989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时，他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这名工人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你？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寒冬腊月没暖气取暖。”

　　所以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根本原因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而是苏共内部机体腐败的结果。党已不再具有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执政党地位只是一层脆弱的华丽外壳，这个外壳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点外力冲击，整个党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警示我们，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党员个人利益不能超越群众利益，如果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它必然会被人民扫入历史垃圾堆。

作者：刘植荣，原载: 共识网

王震請教周揚一個問題：“yi hua兩個字怎麼寫？”

　　《新史記》郭羅基／中國自五十年代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人道主義。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的《九評》認為，人道主義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思想基礎。由周揚來反省批判人道主義的錯誤，以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人道主義，是有說服力的


1983年3月7日，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作《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中 國自五十年代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人道主義。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的《九評》認為，人道主義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思想基礎。1960年，周揚在中 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1963年，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哲 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都是批判人道主義的代表性言論。八十年代，共產黨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醒悟了。批判人道主義的結果，出現了獸道主義和神 道主義；“文化大革命”就是對人民的獸道主義和對領袖的神道主義大行其道。由周揚來反省批判人道主義的錯誤，以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人道主義，是有說服力 的。但人們對這一理論事件的意義還是估計不足的，倒是經胡喬木、鄧力群的拼命反對，才加深了理解。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反覆，構成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這時我已在南京大學，正參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課閱卷。有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小李，總是坐在我旁邊，端茶倒水，非常熱情。十天閱卷結束，小李送我回家，對我說：“郭老師，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邊的，要我來摸你的底，對周揚的報告是什麼態度？”

我說：“對周揚報告的是什麼態度？那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開談論一下。”

小李說：“不要，你不知道他們把你的話作什麼用。派我來摸你的底，看樣子事情挺嚴重的。”

她還說：“通過十天的相處，從你討論問題的深度，為人的風度，工作的態度，我看不出你是‘有問題的人’。我的媽媽是老幹部。她對我說，你這是當特務，不能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師，你放心，我決不會做有損於你的事。”

我說：“你怎麼向他們匯報呢？”

她說：“你不用擔心，我會應付。不過，他們沒有從我這裏摸到你的底，還會派別人來，你千萬要小心！”

我對她的保護表示感謝。

我這才意識到，周揚的報告惹來麻煩了。

北京傳來的消息是混亂的。

起初，傳說報告會的現場長時間地熱烈鼓掌，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都說講得好，向周揚表示祝賀。王震還向周揚“請教一個問題”：“yi hua兩個字怎麼寫？”（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文革”中周揚遭受批鬥。

陈杰人：温州事故责任人处分有放纵的嫌疑

2011年12月28日傍晚6点，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温州“7?23”动车事故的调查结论和对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处理结果。

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铁道部对设备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上海铁路局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调查组还认定，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同意，除刘志军、张曙光正因严重违纪正被“双规”外，决定给予铁道部、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海铁路局等单位54名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给予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和总工程师何华武记过处分；给予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客运专线技术部主任、现任科技司司长季学胜、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张海丰、上海铁路局原局长龙京、上海局原党委书记李嘉以及运输局原副局长兼基础部主任、现任广铁集团董事长徐啸明撤职处分；给予铁道部科技司原司长、现任安全总监兼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国政府网的通报还说，对于此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我认为，相比过去一些事故来说，这次对温州事故责任人的处分，不算太重，甚至可以说更轻，有放纵的嫌疑。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发生侧翻，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更早之前的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翻沉，船上72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央给予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引咎辞职。

同是重大责任事故，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负面影响，将三起事故相比较，这次温州的事故，对部级官员可以说是文过饰非，而对于更高层面的处理，则无从谈起。康世恩若闻此消息，一定会唏嘘不已。

众所周知，执政者对因官员玩忽职守原因导致的重大事故，追究责任的严格程度，和政府对人民生命和财产负责态度成正比。过去20多年来，中国总体上处于政治进步、民本理念得到强化和普及的社会阶段，但让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对待官员的责任标准方面，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温州动车事故的责任追究模式，依然没有脱离“两段论”式——先定党纪政纪责任再定法律责任。这样的模式，其实隐含着两个逻辑：一是法律在整个官员管理制度体系中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二是只有经过党政责任认定之后才能交办于法律。

实际上，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不管是刘志军，还是副部长陆东福或总工程师何华武，以及其他一干官员，完全够得上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如果深查其中的内幕，相信还会有受贿罪、行贿罪等问题，甚至还不排除一种可能——明知设备有问题而放任其投入使用，从犯罪构成来说，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追责。

即便有上述犯罪的可能，但笔者依经验判断，此起事故最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很可能只是个别处级官员，外加几个普通职工、科员。果若如此，恐怕又是一次轰轰烈烈走过场，认认真真做样子。

笔者希望，有关机构能够以这次温州事故所激起的民愤为契机，真正重视民意，尊重法律，放弃袒护官员的习惯性做法。也只有让高级别官员承担刑事责任，才能更好地惩戒官员，让他们提高责任心，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

陈杰人，网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