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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寫信要求停止“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口號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7年6月4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軍委文化革命小組批示。濟南軍區、山東省軍區並各軍區，各軍種，各兵種：

山東省軍區黨委5月31日“關於向革命群眾公開檢查支左工作中的錯誤的情況報告”很好。他們提出三條體會：一、公開檢查比不公開檢查好。二、高姿態檢查比低姿態檢查好（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三早檢查比晚檢查好。這些都是正確的。山東省軍區這樣做，立即受到革命群眾的熱烈擁護，威信不是低了，而是高了。這是堅決執行我們偉大統帥指示的一個範例。現將山東省軍區黨委的報告發給你們，供參考執行。

中央的這個批語和山東省軍區黨委的報告，請濟南軍區發到連隊，向全體指戰員宣讀。

6月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
為了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正常進行，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混水摸魚、乘機搗亂，特發出以下通令：

一、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設公堂和變相地私設公堂。二、各級黨政軍機關的檔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搶奪、竊取和破壞。三、社會主義的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絕對不可侵犯，革命群眾都有保護的責任，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侵佔，不准砸搶，不准用任何藉口進行破壞。四、嚴禁武鬥，嚴禁行兇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的財物。五、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對任何團體和個人，進行搜查和抄家。六、由各地衛戍部隊和駐軍負責保證上述各條的執行。自即日起，對於違反上述各條的，都應該嚴加處理。對於肇事者和背後挑動者，對於打死和打傷人的兇手，衛戍部隊和當地駐軍，有權逮捕和拘留，依法懲處。對於破壞、侵佔和搶奪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和個人財物的，都必須追回或按價賠償。對於違犯上述各條的團體，分別情節輕重，在一定的範圍內通報批判。七、各革命群眾組織，應該成為執行本通令的模範，並協助衛戍部隊和駐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

這個通令可在城鄉廣泛張貼，並在群眾中廣泛宣傳。

6月9日 16時，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的32個國家的80多位作家和朋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參加接見。

林彪致電越南民主共和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祝賀越南人民軍到6月5日，取得擊落美國飛機2000架的輝煌戰績。

晚上，林彪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人民解放軍駐京陸海空三軍革命文藝戰士的聯合演出 ，表示“無產階級司令部”正式亮相支持“老三軍”。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謝富治、江青、楊成武、粟裕、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汪東興、王新亭、邱會作、葉群及三軍負責人蕭勁光、吳法憲、余立金、李作鵬、鄭維山 、李天煥、王宏坤、陳先瑞 、張秀川等在座。演出結束，林彪等人走上舞臺，祝賀演出成功，並與演員握手、合影。

6月12日 中央軍委嘉獎空軍在廣西上空擊落美軍用無人駕駛飛機一架。
6月16日 20時，毛澤東、林彪觀看上海京劇團演出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演出結束後，在熱烈掌聲中，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走上舞臺，向演員們鼓掌，並同他們合影。

從劇場回家，已經夜深，林彪致信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同志：近一個多月來，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這兩個口號並提的情況。我認為“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但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只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客觀需要和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盼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今後幫助注意掌握這一點，並希望將我這封信轉發到縣團級，由他們傳達到所有的基層組織和革命群眾組織。中央以《林彪同志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為題印發。（《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北京-科隆：“友好城市”不相称

科隆的地标：大教堂和莱茵河大桥

2012年，科隆和北京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双方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5周年。这两个城市，可谓很不相称，那么结为友好城市会带来什么收获呢？


科隆和北京都为安排友好城市关系25周年庆祝活动做出了很多努力，2012年全年都有活动，合计几十项，从各种讲座、展览，到音乐会和街头节庆，活动形式多种多样。

庆祝活动之一是以北京和科隆友好城市关系本身为主题的讲座和大学生工作坊，探讨科隆和北京究竟互相能向对方提供什么。毕竟，这两个友好城市这么不同，这个问题也确实提之有理。北京是一个面积几近德国一个州的大国之都，人口比科隆多16倍。科隆这个莱茵地区的都市，人口只有一百万，依中国标准来看，仅算一个中小城市。但对科隆人来说，他们的科隆可算是国际化城市。

科隆和北京的友好城市关系，起步就不大顺当。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实是希望和德国首都结为友好城市的。但两德统一前，西德首都是小小的波恩。对北京来说，波恩确实太小了一点儿，因此决定和波恩北部的邻城--科隆缔结友城关系。即便后来德国首都迁到柏林，北京也没有放弃和科隆的这一关系。

平起平坐的伙伴？

科隆市政府代表在友好城市关系研讨会上对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大加赞美。如科隆经济促进局的杰斯珀维奇（Michael Josipovic）就指出这一关系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虽然对一家企业来说，单因是友好城市而在该城市进行投资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恰恰对中国来说，"友好城市关系有助于接洽业务"。

此外，对科隆的企业来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恰恰也能起到跳板作用，由此出发开拓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业务是比较方便的。反过来，在杰斯珀维奇看来，科隆与北京的大小差别也并非头一眼看去的那么大，毕竟在科隆行政管理大区生活着三百万人。

杰斯珀维奇表示："最终对企业来说，重要的并非某个城市有多大，而是与该城市息息相关的区域怎么样，是可挖掘的市场潜力如何。假如以科隆大教堂为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划出一片地区的话，那就有1700万人生活在这个地区。这样一个规模就完全可以和北京的市区面积相比了。"

互相学习取经

除了具体的商业关系以外，北京对科隆在城市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认识也很感兴趣。科隆市长办公厅负责国际事务的默伦迪克（Barbara M?hlendick）女士介绍说，特别是在交通、垃圾和环境管理领域，北京方面的兴趣尤其大。但学习取经并非是单方向的。科隆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和北京环境局的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北京的"大气质量模型要比我们的精细得多，质量要高得多"。

默伦迪克对迄今访问过科隆的50多个中国代表团也印象深刻，这些代表团都是自己想来访问的，而非科隆市一再邀请才光临的。对默伦迪克来说，这明确表明对方确实对科隆很感兴趣，交流内容包括对诸如文物保护、人权等比较棘手的话题。从德国角度来看，北京市迄今在这些领域的做法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对话的重要性

默伦迪克在科隆大学介绍科隆和北京的友好城市关系时也提到，恰恰在人权问题上，两个城市的友好关系一再经受考验，最近一次关系紧张是在2010年。当时，科隆市议会通过了一项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决议。北京市的反应先是表示气愤，然后表示惊讶，惊讶为什么科隆市长不能干脆撤回市议会的决议。

默伦迪克女士强调说，尽管出现过这样的不和谐音，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即便是1989年六四之后，双方关系等于是冻结的时候，两边也没有完全停止联络。默伦迪克认为科隆市始终重视对话，棘手话题也不畏惧的策略是对的。"我想，交流沟通只能有助于搞好关系，不会搞坏。"就是在2010年双方围绕刘晓波问题发生争议以后，中国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还是访问了科隆，访问议题是打击贪污腐败。

默伦迪克在她的讲座中还提到友好城市关系所具备的另一个维度，即友好城市关系也总是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外交手段。有的时候，国家政府之间所不可想象的交往，城市之间却可进行。

作者：Florian Struth 译者：施彦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要文化融合还是要一国两制

本周是中国传统春节，但香港媒体依然关注三月即将展开的特首选举，以及最近发生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一些风波。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社评，题目是"要文化融合，还是要一国两制？"。社评说："一场内地客在港铁进食的风波，由兔年蔓延至龙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辱港狂言推波助澜之下，事件正由网上的骂战衍变成现实中的冲突，香港网民的反煌行动与内地网民号召东铁集体进食行动只是冲突的序幕，事件正由游客公德心的一般性问题，衍变成中港族群冲突的政治性问题，凸显的是中港经济加速融合之下的文化冲突，凸显的是港府在维护「一国两制」问题上的无心无力。"

社评写道："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饮食，据说始于1937年，起因是当年发生霍乱疫情，夺走一千多人的生命。……多数内地游客在香港还是能遵守公共交通工具的法例的。对违规者，港人本来也可採更宽容的态度，以提醒代替指摘，但孔庆东将港人的守法行为称为给英国殖民者当走狗的习惯，其实是侮辱了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北大，侮辱了守法的内地同胞。「狗咬人不是新闻。」孔庆东徒有孔子后人、北大教授的身份，其狗论、无脑论，与其近年吹捧北韩、吹捧金正日的言论一样，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在中港两地社会矛盾激化、民众怨声载道之际，孔庆东的辱港狂言，无异于为一些愤青提供了弹药，也凸显内地一些学者、民众、官员视「一国两制」的国策为无物，凸显他们在中港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优势、自大心理，并以这种心理看待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

社评继续写道："说到底，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是核心价值的差异。香港没有民选政府，谈不上是民主社会，但法治、自由还是有一定的制度保障，更是港人崇奉的核心价值。当中国官员、学者、民众的言行，影响香港的文化或核心价值时，香港的舆论必定勇于回击，不论你是北大教授孔庆东，还是北大毕业的副总理李克强。这是香港与内地最大的分别，也是有些中国官员、学者认为香港「人心还没有回归」的原因。他们甚至将致力维护香港文化、核心价值的人物、言论归类为「隐性港独」，忘记了「一国两制」应有之义。"

《明报》则发表社评，题为《特首参选人有责任推动民主进程》。社评写道："回顾今次特首选举历程，粗略可分为劝退论、钦点论和竞争论3个阶段。劝退论早已落空，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本月中在珠海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的一席话，钦点论也可以休矣。当时李建国点名说唐英年和梁振英同属中央可接受人选，又期望选举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君子之争，希望今次选举会为2017年普选特首树立典范。"

社评说："李建国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央乐见唐、梁二人透过竞争，赢得市民认同和选委投票支持，然后由中央任命为特首，所以，特首选举处於竞争阶段，相信在选委会有投票结果之前，都会处於这个状态。李建国除了间接否定钦点论，他所说「树立典范」也十分重要。2017年普选特首，是香港政治民主化重要进程，若今次特首选举有示范作用，首先在民主成分要有可供借鉴之处。"

社评最后写道："中央虽然不接受民主派参选人，但是今次民主派建立的初选机制值得肯定。何俊仁和冯检基两名民主派参选人，同场论政和出席政策辩论，然后透过民调和全民投票，选出何俊仁代表民主派参选特首。从过程看来，何、冯二人做到君子之争，若说「树立典范」，他们为2017年民主派参与普选特首，创下了可供遵循的先例。"

摘编：李华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欧盟财政公约-走出危机之路？

1月30日，欧盟26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将批准有关建立“财政联盟”的条约。这一协议的最终目的是减少成员国的赤字。它能帮助欧洲走出债务危机吗？


建立财政联盟的倡议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在2011年12月的上一次欧盟峰会上，默克尔还乐观地表示，除英国外的欧盟国家达成的这一财政监管协议是走出债务危机道路上的一个突破。现在，这份按欧盟标准看来以惊人速度制定出来的公约，其严格程度已经不如默克尔和萨科齐原先的设想。

按照德国联邦银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话，这只是为解决危机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参加了有关谈判的德国基民盟籍的欧盟议会议员布洛克（Elmar Brok）认为，财政公约是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当然仅靠这个协议是不够的，但他相信："现在我们有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通过自动机制控制成员国债务，这保证了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让欧洲不至于发生分裂。"

债务刹车

由于英国不愿加入这一机制，财政公约不属于欧盟条约。英国首相卡梅伦担心自己的政府会因此丧失对国家财政的自主权。按照财政公约规定，成员国如果赤字超标，制裁机制将自动启动。此外将引入债务刹车，以保证长期的预算平衡。这一点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尤其重要，因为德国已经将这一原则写入了宪法。有人指责默克尔作为欧元区最大国家的代表，将本国的意愿强加给别国，对此默克尔予以了驳斥。

除了有关债务刹车的内容之外，财政公约的其他规定其实并不是全新的。欧盟货币委员雷恩表示，公约中99%的条款都是欧盟现行法规的内容。他认为，重要的是再次强调其作为整体的意义："财政公约是由各成员国议会通过的财政纪律的义务规范，这是它基本的作用，公约将主要通过已有的法规来落实。"

远水解不了近渴

只有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将来才有可能从17个欧元区国家组成的拯救基金中获得援助。在得到各国议会批准后，这一公约将在一年内生效，这一速度是相当快的。专家一致认为，财政公约对眼下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有其长期的效用。

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布吕格尔"（Bruegel）的财政专家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认为，距离拥有统一的财政和债务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盟，欧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能控制其他伙伴国家的行为，就不可能共同借债。谁能控制这些行为呢？必须是欧盟或欧元区的一个有合法地位的机构。我们需要更多的政治一体化。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正相反，欧元区内没有进一步融合的意愿，特别是在法国。"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警告说，没有英国参与的财政公约诞生后，不应该产生新的组织机构形式，与现有的欧盟机构形成竞争。"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欧洲更紧密的结合，而不是相反。"

作者：Bernd Riegert 编译：叶宣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达沃斯论坛：新兴国家信心满满

新兴国家当今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甚至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达沃斯更显自信。


达沃斯美景宫酒店的外墙上，悬挂着一面巨幅广告，上书"巴西"两字。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如今自信满满地在达沃斯大作宣传。美景宫酒店是达沃斯的顶级酒店，在这里下榻的有多个国家的元首，以及谷歌总裁施密特(Eric Schmidt)之类的商业巨头。

同样来自拉美的墨西哥也有大手笔。就在会议中心附近，墨西哥搭建了两座巨大的场馆，馆内放映着宣传片，当然还有高层人物的双边会谈。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一同前来达沃斯的，还有数名内阁部长，以及一个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就在周三(1月25日)，卡尔德隆与法国雷诺总裁戈恩(Carlos Ghosn)共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雷诺公司将计划向墨西哥投资数十亿欧元，将在该国创造约2万个工作岗位。目前，墨西哥正是G20集团轮值主席国，接下去几个月间，该国欲大显拳脚。

新兴工业国家如今在达沃斯正越来越自信。据安永审计咨询事务所的报告，全球的新兴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6%，而欧元区则很有可能增长停滞。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印度尼西亚商贸部长吉达·维加万(Gita Wirjawan)在赶赴达沃斯之前，还曾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过一个投资者会议。投资者的热情令他大吃一惊。他说：

"印尼的经济正在好转，2011年，外国在印尼投资额创了记录。穆迪等评级机构也上调了我国的信用评级，这有助于印尼获得进一步的认可。"

维加万同时也担心欧美当前的经济形势，他说：

"我们新兴国家很清楚，全球经济是密切相连的。我们需要一个强劲的欧洲与美国，这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维加万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依然不忘吸引外国投资，他说：

"到处都能投资。汽车业，零售业，金融业，农牧业，能源业……而德国则有着人们所需的一切技术。"

新兴国家崛起 德国经济受益

德国经济界很早就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德国哈尼尔集团总裁、曾任麦肯锡咨询高管的克鲁格(Jürgen Kluge)认为，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而当今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新兴国家转移，德国也因此而参与到了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克鲁格说，欧洲的地位正在边缘化，就像中国印制的世界地图一样，只占据着世界的一个小角落。

作者：Manuela Kasper-Claridge，编译：文山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惠誉下调欧洲五国信用评级，西、意分别被降两级

评级机构惠誉（Fitch）周五（1月27日）将5个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降级，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被降两级。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评级机构惠誉下调了多个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欧元区的大型国民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被连降两级。两周前，另一家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刚刚下调了9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其中包括法国。

惠誉的分析师周五表示，去年12月中旬，该机构将多个欧洲国家列入"评级负面观察"名单后，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观察，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目前这一分析工作已经结束。

西班牙的长期评级被从A降至AA-，意大利从A+降至A，爱尔兰的评级停留在BBB+。对所有上述国家的评级展望均为负面，就是说，在未来两年内，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都有可能再度被下调，几率为50%。

经济前景显著恶化

惠誉在陈述降级的理由时表示，这一评估结果是在"欧洲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的。此外，惠誉认为目前缺乏可信的预防危机扩散的财政保护手段。该公司的分析师还批评了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踌躇不决、谨小慎微的危机应对政策，认为这使欧洲继续面对财政金融领域的巨大风险。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给各国政府偿还债务造成了困难。

根据惠誉新的评估，比利时的信用评级从AA+被降至AA，塞浦路斯从BBB降至BBB-，斯洛文尼亚从AA-降至A。惠誉认为，欧洲国家有必要实施进一步改革，包括深化欧元区财政政策的一体化程度。而欧元区只有获得全面的经济复苏和发展，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

来源：德新社 编译：叶宣

责编：文木

德国之声

陈彧：浅谈中国的选举权和选区问题

前几天与木然兄抬杠，说“人大代表可以雷人”，当时没有明说的是，木然兄列举的那些雷人代表，多数无权雷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没有展开，那就是，如果人大代表确实是选民的代表，才有权利、有资格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在人大会议上发表任何言论，提出任何提案。

　　判断人大代表的代表权和代表能力，一要看他们是不是选举产生的，以及由谁选举产生的；二要看选举的规则和程序是否符合民主原则。前一个问题是选举权是否普及的问题，后面讨论。民主原则问题，用直白的话说，首先要符合两条：第一，选民有权利选择或更换代表；第二，选民有能力选举或更换代表。当然这不是民主的全部，也不够理论，但这是人民主权的起点。要实现民主原则，有一些不能省略的程序和规则，例如，代表必须有自己的选区；必须差额选举，差额大一些更好；必须最大限度地让选民知晓代表候选人的详细情况，越详细越好；代表必须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社会主张，以及对选民当时关心的重要问题的见解与主张，需要明确、具体；代表会议必须公开透明，尤其是辩论的细节和表决情况；当选代表必须向选民报告自己在会议上的活动及表决中抉择；等等。当然这张清单还没有囊括全部问题。判断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能力，进而回答现在谁有资格雷人，以及如伏翁所说我们应该“誓死捍卫”哪些人的“说话权利”，需要考察这些程序与规则实现的程度。

　　1978年，上海举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区县人大换届选举，当时笔者正在一家著名的国有中型企业中带职学习，也是第一次参加选举。中午时分，学校领导前来宣布，两小时后举行人大代表选举，代表候选人一名，等额选举；以后告知了候选人的姓名和身份。当下有人诘问，这个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领导解释说，接上级（未说明是哪个上级）通知，上届代表如果没有重大问题，继续当选本届代表。当时正值思想活跃之际，该领导当然受到我们这批成年学生的驳斥与讪笑，“上级”也被批得一无是处。但选举还是如期举行，候选人还是顺利当选，只有我们这些书呆子中的一部分，可能投了弃权票以安慰自己的良心。这次选举中，虽然理论上选民有选择代表的权利，但实际上没有选择的能力；这样的代表与选民没有什么关系；在代表大会上说些什么，提什么提案，只是他一个人、以及他的“上级”的事。笔者说过，人大代表可以雷人，官员不行；那位代表以及他的“上级”属哪一类，读者自行判断。

　　2011年又举行了区县人大代表选举，距那时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这是“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时期。可以对比一下，从程序层面上有些什么改善，人大代表的代表力（权力和能力）是否已经提高到可以取得“雷人权”的程度。

　　第一，候选人产生阶段，已经有一个选民提名过程（而不是由“上级”提名）。第二，已经实现了差额选举，虽然差额不算大。第三，候选人确定后，一般有途径得知候选人的党派身份、职位与简历。第四，可能有一个让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机会，至少笔者所在选区在选举前曾让候选人上台亮相。第五，有些代表（不知道有多少）在人大全体会议后会在或大或小的场合向选民介绍会议情况。

　　进步了？进步了！

　　但是，还有许多空缺。第一，虽然选民可以联名推举候选人，但从选民推举到候选人确定正式之间的过程，选民还无从得知；这个过程是不是还得由“上级”操作？第二，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多了一些，但多的也只是“简”历，在安排见面会的地方，候选人亮出的也只是相貌。第三，除了大众媒体的报道，选民一般无从了解自己选出的代表的会议上的主张与表现；而区县人代会，大众媒体一般很少报道；更高级别的人代会，对代表及代表提案的报道也是零散、断片的（顺便说说，现在所以能看到不少“雷人”提案或言论，可能只是大众媒体的新闻眼使然；人大及各种会议上，应该还是“普通话”居多）。第五，人大代表仍然不会向选民述职。虽然有些代表会向选民做介绍，但介绍的只是会议的一般情况，特别是会议期间领会到的“领导精神”，这些本应由会议秘书机构及时、全面地向选民公开的。

　　更重要的还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选举权和选区的问题。据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实现了普选权，但时至今日，也就是三分之二个世纪以后，公民的选举权还局限于区县、乡镇两级；中国五级行政框架上面的三级，实行的是间接选举；那些代表实际上没有选区，例如“上海市代表团”之类的大选区，与普通选民已经不知道悬开多少只脚了。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几十年来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不断在调整，但上面的三层始终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恰恰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普选权实际上没有实现。那三级人大代表是怎样产生、他们又怎样工作，对谁负责，普通公民一般一无所知。雷不雷人只是表面现象，问题是在于雷了谁，尤其在于谁在雷。按本文的第一句话，下两个层级的代表大会可以依据对已经取得的进步与尚存差距的分析，代表是否可以雷人还需商榷；至少那三个较高层级上的人大代表不仅不能雷人，而且不得乱说乱动。至于他们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笔者确实不是太懂。

　　很多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等是高度民主的，特别体现在选举制度与选举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按照民主原则设计的。但在建国27年后，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元素丧失殆尽（对此判断，以及本文中的所有论点都欢迎商榷）；以后的30多年通过“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到今天的程度（好像距传说中的陕甘宁边区还很远），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吗？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位领导同时也是知名的学者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政治进程是极为缓慢的，如果一定要为此设计一个时钟，那么基本刻度应该是100年。按照这样的尺度，我们今天似乎应该满意。即使按照这样的尺度，再过30年，也该走过一个刻度了吧？但按照前面30年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步态，我们能有这样的乐观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100年时间里，要走过三、四代人。领导、专家对缓慢的政治进程能有耐心，某些群体可能被磨掉了性子，但每一代人、每一群人都会如此吗？还有，社会进程也一定会配合领导和专家吗？


作者：陈彧，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林彪為什麼要推薦羅瑞卿當總參謀長？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1）

《新史記》舒雲


1959 年廬山會議，毛澤東罷免了國防部長彭德懷，召呼在北戴河療養的林彪上廬山。此時林彪對廬山突變一無所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提議，林 彪的地位一升再昇，直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六，已經在彭德懷之上。但林彪長年養病，並無實權，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仍掌握在國防部長彭德懷手中。

彭德懷突然被打倒，國防部長落到林彪頭上，林彪要推辭。他讓秘書關光烈向毛澤東報告，但被葉群攔住，葉群說她當助手。林彪也明白，說也白說，毛澤東決定的事情，不可能改變。

1959年9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9月18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公佈林彪擔任國防部長的消息。
“被出山”的林彪只得結束近十年的“冬眠”。

9月26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擔任軍委常委。

林 彪推薦公安部長羅瑞卿接替黃克誠，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林彪為什麼推薦羅瑞卿？總參謀長是個具體職務，既要身體好，又要能幹，還要能服眾，所以 資歷還是要講的。以前徐向前、聶榮臻、彭德懷擔任過總參謀長，現在元帥們有的身體不好，有的在地方擔任重職，不可能再當總參謀長，只有從大將中選。十位大 將中，譚政是總政治部主任，當過總長的粟裕被拿掉了，黃克誠也被劃進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陳賡、許光達是賀龍的部下，徐海東出身四方面軍， 早就靠邊。王樹聲文化不高，張雲逸身體不好，只剩下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公安部長羅瑞卿兩個總長人選。如果蕭勁光當總參謀長，還要再選海軍司令員，所以林彪 向毛澤東建議由羅瑞卿擔任總參謀長。黃永勝曾聽葉群說過，毛澤東深知羅瑞卿“霸道”，說羅瑞卿渾身是刺，你不怕刺嗎？毛澤東是不願意羅瑞卿重返軍隊，還是 要警告一下，林彪也沒有多想，說不怕。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好，軍隊具體工作要有人幹，毛澤東點頭。於是，中央軍委任命羅瑞卿為軍委秘書長、總參謀 長。

10月14日，林彪主持召開新組建的軍委第一次常委會議，研究了軍委常委的分工。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人負責。劉伯承 主管軍事院校，葉劍英負責軍事訓練和科研，徐向前負責民兵工作，陳毅分管外交，羅榮桓主管軍隊政治工作。同時確定在軍委常委下設立軍委辦公會議，處理軍委 日常工作中的一般問題。

林彪宣佈新軍委實行集體領導，一切問題經過討論研究後，報毛主席審定後貫徹執行。林彪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 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委託給羅瑞卿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 望各位元帥、各位常委給予支持。（《新史記》第4期）

高文谦：周恩來虛晃一槍，卻給林彪致命一擊

高文谦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 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澤東突然北上，趕回北京之際，林立衡認為情況緊急，葉群、林立果準備“劫持”林彪出走，於是通過中央警衛團向中央作了匯報。

林 立衡的這一舉動，完全打亂了由林彪下決心、林立果具體策劃的南下廣州的反叛計劃，從而避免了整個國家捲進一場大的戰禍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靈塗炭 的慘劇。對此，林立衡在歷史上的功不可沒。不過，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舉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節，反而在政治上幫了毛澤東的大忙，從背後捅了自己的父親 一刀，迫使林彪在倉皇之中乘機出逃，落得個機毀人亡，身敗名裂的下場。

當然，僅僅是林立衡的舉報還不足以導致林彪這樣的結局。在隨後的事 態發展中，已經在政治上轉向的周恩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坐鎮北京指揮，助毛澤東一臂之力，臨機處置應變，貫徹執行毛的意圖，在有意無意之間打草驚蛇， 導致整個事態急轉直下，給了林彪致命的一擊，把他逼上絕路，釀成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蕩識誠臣”

自中央批陳整 風匯報會結束後，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極力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則放棄 了這種努力，不再企圖左右逢源，而是明顯倒向毛澤東一邊了。這一方面是由於不滿林彪不聽勸說，執意硬頂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決心已定， 這件事絕不會輕易了結，毛、林之間勢必有一場惡鬥。

很長時間內，林彪與周恩來一直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周 恩來在審時度勢後，非常清楚雙方的實力懸殊，林彪顯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周選擇跟毛走，而不幫助 在治國方針上和他政見相同的林彪，當然是和他一貫“西瓜傍大邊”的為人有關，同時也是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主（毛）分憂，在政治上經受 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

為此，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的周恩來在這期間曾對日本的訪客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疾風知勁草。”其實，作為一句完整的成語，後面還有下半句話，那就是“板蕩識誠臣”。可以說，正是他這種心態的流露。

毛 雖說對周在黨內鬥爭中總是和稀泥，左右逢源這一點很不以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夠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攤牌中佔據上風，在政治上搖擺不定的周就會自 然倒向他這一邊。為此，毛在南巡前，就已經預先做了爭取周的工作，向他交了底，兩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種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斷派專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 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讓他了解最新的動向。

對毛澤東的這種關照，周恩來自然心領神會，預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將會有 大的動作來解決林彪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決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8月上旬，他因陪同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而需離京數日，臨行前，特意寫信 給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海容轉告。”12日返京後，周又立即趕到毛澤東的住處面商機宜。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正 是在與周這次密談後，才最終定下南巡大計，在黨內軍中製造倒林輿論。兩天後，毛澤東動身前往外地巡視，而周恩來則坐鎮京畿，幫助毛掌控局面。他所主持的四 屆人大各項籌備工作，已將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來此時政治態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時當眾讚揚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的說法，而對一幅準備對外公開發表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作了批示，指出該畫把毛澤東、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