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趙紫陽一舉拿下上萬名廣東幹部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4）

　　《明鏡月刊》金瑞子

陶鑄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戰術是以抓住林克澤（省政府秘書長）一封寫給馮白駒談如何新組建海南區領導班子的“密信”，而揪出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馮白駒、古大存反黨集團為突破口，一舉將馮白駒、古大存等上萬名廣東幹部降職、撤職、查辦。

先後被陶鑄、趙紫陽點名處理的廣東地方主義骨幹有：
尹林平：男，江西興國人，1908年生，1927年參加革命，1930年入黨，1949年4月任中共華南分局副書記，歷任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東江縱隊政委， 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兼政委，廣東軍區副政委。

雲 廣英：男，海南文昌人，1905年生，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1930年入黨，廣東省委常委兼政法部副部長、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歷任紅七軍組織處處 長、團政委，參加長征，八路軍廣州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副局長兼俄文學校副校長，吉林省和龍縣委書記，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被撤銷 常委職務。

吳有恒：男，廣東開平人，1931人參加革命，1936年入黨，廣州市委書記。歷任中共香港市委工委書 記，市委書記，廣州市委工委書記，粵東南特委組織部長，中共七大代表，中央黨務研究室研究員，粵桂邊人民解放軍代司令員，粵中縱隊司令部，粵中地委書記， 廣州市委秘書長。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8級降為 11級，1958年6月下放到廣州造紙廠當車間副主任。

周 楠：男，廣東中山人，1929年入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歷任中共香港市委組織幹事、廣州市委常委、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司令、廣東區黨委駐越南勞動 黨中央聯絡員、中共滇黔邊區黨委副書記、中共華南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委政法部副部長。1958年降職為韶關專署副專員、省交通部副廳長。

饒 彰風，男，廣東大埔人，生於1913年，1933年入左聯、1936年入黨，廣東省委統戰部長。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廣東省臨時省委秘書長、南方日報社 社長，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被撤職降級，下放連平縣掛職縣委書記，鍛煉改造。1970年9月12日死於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

馮 桑：廣東恩平人，生於1899年，1925年入黨，省政協副主席。歷任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德國海縣碼頭工人國際代表大會代表、組織部長、全 國總工會救濟部副部長，參加長征、西南特委副書記、廣南軍分區主席、粵中縱隊政委、廣東省交通廳廳長，省總工會主席。受到大批評。

王維：廣東梅縣人，1918年生，1937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委員，農工部副部長。歷任梅縣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廣東省水利廳廳長。受到撤銷省委候補委員、農工部副部長職務、工資降兩級，下放博羅縣任縣委副書記。

譚天度：廣東高明人，1893年生，1922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歷任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保衛處秘書、東江行政委員會主任、西江專署專員。區夢覺前夫。因講過廣東地方幹部“逢長必垮”，受到批判、冷落。

古 大存：廣東五華人，1892年4月生，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4年入黨，中共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歷任紅十一軍軍長、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臨時委員。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七大代表、七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受 到撤銷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處分，下放三水縣掛職縣委副書記。

朱建國指出，僅僅把“廣東地方主義骨幹”處分查辦是不夠的，還必須讓“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發現的2萬多“地方主義分子”都一網打盡，為此，陶、趙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

1957 年12月19日，陶鑄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還談到了廣東全省地方主義出現許多“反黨集團”的嚴重情況：“廣東其他地區的地方主 義活動，最近一年多來，也表現得相當嚴重，相當廣泛。地方主義首先是在海南發起，接著廣東其他各地也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有的已經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 地步，例如歐新反黨小集團、陳華反黨小集團、蓬荊反黨小集團、陳恩反黨小集團等就是，這說明一年多來，除了海南反黨集團以外，廣東其他各地的反黨小集團也 是相當嚴重的，數量不少，並已開始向黨進攻，衹是規模和聲勢沒有海南那樣大罷了。”

自從陶鑄來廣東，他就抱著這樣的論斷，自然就有了一系列“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幾個典型的例子有，“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動案”，“莫雄險被冤殺案”和“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案。

其 中，“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案指的是，1955年6月7日，廣東省委書記馮白駒從海南慰問回來後，提出了海南區黨委執行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情緒，對地方 幹部培養不夠，對老區黨組織、老堡壘戶照顧不力，赫赫有名的 “紅色娘子軍”得不到安置等問題。陶鑄由此擬派省政府秘書長林克澤去海南當二把手（行署主任）。而林根據陶鑄讓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選的意見，給老領導馮白駒 寫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說了他組建行署班子的設想，並按陶鑄的指示，草擬了一份新班子人選名單。林將名單送給馮看，並附信簡介。信末寫了一句“古老（指古大 存）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讓他也看一看。”

林克澤在東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過，古對林克澤是比較瞭解的。他這封信未封口，由他兒子送到馮白駒家裡。馮不在廣州，信交給馮夫人曾惠予，轉交給馮的秘書處理。

不 料，此信交給馮白駒的秘書郭曉東後，郭為迎合陶鑄一貫的傾向，私自將此信不給馮白駒，而密報省紀檢會轉交給省委主要負責人（趙紫陽與陶鑄）。當時，廣東省 委正在召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陶、趙據此在會議上向馮、古發難。此信交會議付印，分發給正在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們傳閱，陶鑄稱這封信是馮白駒、古大存 “反黨聯盟”的大暴露。

陶鑄當時認為，海南地區的臨高、瓊東、那大等幾個地方的機關幹部、復員軍人和一些土改整隊受 處分的人，向當地縣區政府請願，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改造海南黨委和行署，排斥外來幹部，把海南變成“獨立王國”。而廣東過去土改中的 右傾和一部分幹部的地方主義錯誤，是中央作了結論的，決不允許他們翻案，一定要給予反擊。

而此時，古大存既不知道這份名單所為何事，更沒有見過這份名單，就這樣一頭霧水地被扣上一頂“支持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的罪名。

後來，馮白駒說，是陶鑄要他提出一個海南區黨委、行署負責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澤商量的，因此，林才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明鏡月刊》第17期）

中國决定出兵朝鮮究竟是爲了什麽？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10）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原 新華社副總編輯提問：當時中國是要求蘇聯支持解放台灣，而金日成要求蘇聯支持解放南朝鮮，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鮮的計劃，但是後來蘇聯變成支 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鮮，而不支持中國解放台灣。這裏的因素是為了對付美國，因為美國當時想讓中國對付蘇聯，而斯大林為了打破美國的企圖，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 放南朝鮮來離間中美之間的關係？您能否把這當中的關係再詳細說一下。

沈志華：這個事說起來非常複雜，可能沒有時間全 面地講。我把結論說一下。蘇聯截獲了美國一些情報，美國確實有這個預案：一旦在朝鮮半島發生了戰爭，美國就撤離朝鮮半島，守住日本海，二戰以後美國國防部 就做過這個決定。但是後來美國人變了，新的情報蘇聯人沒有得到，所以導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誤區，認為發動戰爭以後美國不會干預，實際上美國干預 了。

斯大林為什麼要改變，背景很複雜，在一個月之內發生的這種變化，主要是針對中蘇同盟條約來的，中蘇同盟條約的結 果是蘇聯要失去中長路和旅順港，這就表明從沙皇俄國人開始，俄國人一直努力在亞洲和太平洋擁有一個出海口和不凍港的這樣一個戰略目標就沒了，怎麼辦？他想 用朝鮮半島的港口來替代旅順港，來解決它在太平洋的不凍港和出海口的問題。

這場戰爭不管勝敗，斯大林都能達到這個目 的，因為他在跟毛澤東簽訂關於長春鐵路和旅順港條約的時候，就有這麼一條，一旦遠東發生戰爭，或者有戰爭危機的情況下，蘇聯還是可以使用旅順港。後來真的 是這樣，1952年朝鮮戰爭進入僵局，蘇聯應該從旅順港撤軍了，周恩來到莫斯科去，說你們不能撤，你們一撤我們就沒有力量來防守。斯大林當時就說，不是我 不撤，是中國人不讓我撤，就再簽個協定。

這個協定簽了就慘了，蘇聯繼續租用旅順港，沒有時間限制，實際上斯大林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後來是因為赫魯曉夫要跟毛澤東拉關係，蘇聯主動交回了旅順港。

所 以我判斷，蘇聯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出海口和不凍港發動這場戰爭。而他的判斷是，這個戰爭沒有大的風險，他得到情報是美國人不會干預，把答應給中國的軍艦和 飛機給了金日成，這就是4、5、6三個月周恩來屢次跟蘇聯打報告，而且周恩來已經說了這個話，我們6月份佔領舟山，8月份佔領金門，來年春天打台灣，所以 你必須把答應我們的飛機、軍艦提前兩個月送達，結果蘇聯一件都沒有給，為什麼？都給了金日成。我想這也是斯大林報復毛澤東的一個手段。

所有這些事其實毛澤東心裏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上得罪了斯大林，他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裏都清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一張紙，如果雙方沒有戰略性調整，真的就是一張廢紙。

朝 鮮戰爭爆發以後，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覺得都站不住腳，比如毛澤東派兵打朝鮮是為了國家安全——不對，為了國家安全有一個前提：出戰必勝，這樣才能保 證中國的安全。但是恰恰那會兒所有人不願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勝利的把握，出戰不一定能勝利，如果你打敗了，反而引狼入室，本來人家美國沒想打 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來了，人家跟著就追到瀋陽了，怎麼辦？

所以中國出兵，毛澤東不是為了國家安全，如果他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就不動了，不動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為了國家安全；為了幫助朝鮮？當然結果肯定是幫助朝鮮，但動機不一定就為了朝鮮，為了朝鮮，至於這樣嗎？

其 實就是為了蘇聯，為了蘇聯的背後，潛在還是為了自己，因為當時能夠幫助中共，能夠穩定這個政權，能夠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同時搞經濟建設只有蘇聯，所以毛那 會兒就是為了要挽回跟蘇聯的關係，他當然知道現在出兵對中國非常不利，中國沒有這麼準備，武器又不如人。但是他不這樣做就徹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蘇同 盟條約就形同一張廢紙，沒有人再來幫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結果，我認為毛澤東的目的也達到了。蘇聯的空軍，我 看了很多蘇聯國防部的檔案，當時軍隊的調度，飛機什麼時候開到哪，準備多少炮彈非常詳細，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是他就是跟周恩來說，我還沒有做好準 備。為什麼？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出兵還是假出兵，中蘇在黑海談判時，雙方都是在猜對方，斯大林說，空軍準備技術性非常難，說你們陸軍先去，兩個月 以後我們空軍上。周恩來說，這哪行，我們出去了，兩個月以後你們不來怎麼辦？這樣吧，我們加強準備，我們等你們兩個月，咱們一塊兒去。斯大林想，這不是玩 兒我們嗎，我們一塊兒去，你出去了可以回來，我們出去了怎麼辦？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放棄北朝鮮。

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這個扣，所以他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也出兵，結果中國出兵，1950年10月25號打了以後，三天後斯大林下令，蘇聯空軍立刻出動，而且越過鴨綠江，你說毛的目的是不是達到了？

而且後來在朝鮮戰爭當中的重大問題，比如志願軍誰指揮的問題，鐵路誰管理的問題，越過三八線以後是否南下的問題，都是中朝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又派專家，又給中國經濟援助。

毛澤東出兵朝鮮就是一個賭，他賭著了，斯大林答應了他所有要求。這就是我對毛澤東訪蘇，中蘇同盟，到朝鮮戰爭整個關係的理解。（《新史記》第4期）

毛澤東惋惜賀子珍腦子不行了只好讓江青衝鋒陷陣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7）

《新史記》舒雲

水 靜回憶：毛澤東曾為賀子珍哭過兩次，一次是1937年，賀子珍堅決要到蘇聯學習，毛澤東不願意讓她走。還有一次是1954年，賀子珍在收音機裏聽毛澤東在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下子昏倒，導致精神分裂。毛澤東得知又哭了。本來賀子珍從蘇聯回來，毛澤東想讓她到自己身邊，說這是歷史造成的，還是 按中國的老傳統解決。可是後來組織上把賀子珍安排到上海，但毛澤東一直通過女兒嬌嬌帶信，與賀子珍保持聯繫。

1957 年5月，毛澤東的詩《蝶戀花·答李淑一》中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指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烈士，“柳”指李淑一的愛人柳直荀烈士。毛澤東第二句詩 “吳剛捧出桂花酒”，“桂花”是誰，卻很少有人知道。賀子珍生於桂花飄香時，小名桂花，毛澤東給賀子珍的信都是稱桂妹。為什麼毛澤東偷偷在廬山上見賀子 珍，就是希望與她一拍即合。從以後看，或許是毛澤東想讓賀子珍擔當江青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江青太“嫩”，根本“鎮”不住那些老紅軍。但與賀子珍交談 後，毛澤東惋惜地說她腦子不行了，答非所問，以後毛澤東只好讓太“嫩”的江青衝鋒陷陣。

1961年廬山會議，林彪又 上了廬山，住在341別墅。他穿著灰色中山裝，戴灰色便帽。管理員張忠金回憶：住了幾天，葉群提了兩次，如果還有空的別墅，希望換一換。現在住的房子離公 路太近，車響，溪水也響。第二天，林彪一家被換到362別墅。這裏安靜，但房間少，加上工作人員，很擠。幾天後，又把林彪安排到兩層樓的361別墅。林豆 豆和林立果一人一間，住在兩頭。這裏有乒乓球檯，林彪起床後，先和張忠金打一個多小時的乒乓球，再看書什麼的。

從廬山上下來仍“馬不停蹄”

累病了以後，林彪的身體不允許他那麼積極了，他向毛澤東建議，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批准，林彪又退到幕後，直到1966年再次“被出山”。

8月20日，林彪由南昌飛返北京，葉群陪著林彪讀《資治通鑒》。一直到10月，林彪專題研究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建設問題。讀馬、恩、列、斯、毛澤東有關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的論述。
8月21日，林彪視察工程兵學校，指示教學必須少而精，訓練課目不宜多，學制要短些，訓練的學員要多。

8 月24日 上午，林彪和葉劍英、羅瑞卿等接見在北京召開的第八次全軍院校工作會議代表。林彪說：目前形勢很好。我軍的院校工作是有成績的。訓練幹部是整個國防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幹部，一是部隊訓練，一是院校訓練。辦好院校，對整個國防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只有辦好院校，訓練好幹部，才能使整個國防建設配備 成套。


劉華清陪同林彪視察海軍基地。


9月12日，林彪提議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針對譚政的《理論還是要系統地學》，林彪提出“政治工作領域四個關係問題”。

9 月14日至10月24日，由林彪主持的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林彪提議，會議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中心議題，並討論了部隊組編以及裝備規劃等問題。 林彪在會上講話：“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峰”。“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無產階級 謀解放的思想。”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林彪提出：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捷徑。這是林彪第二次講，第一次是在他剛當國防部長時，在全軍高幹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的面，就講過“捷徑”。

《決議》寫進了林彪的“四個第一”。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決議》，並指出，“這個《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都是有用的”。

9 月14日至10月20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三項議程：一是反修正主義問題；二是政治思想工作問題；三是軍隊的編組和裝備規劃問 題。根據林彪提議，會議第一階段主要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中心議題。研究討論並通過林彪主持製定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在會議上提出 “四個第一”，他的講話速記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四個第一好。

9月20日下午，林彪指示：學校教育要實行兩個原則，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學制要改革，時間不要太長。……用得著就學，用不著就不學，把急需的知識先搞到手。
10月1日，建國11週年的國慶節來到了。林彪又一次“被出席”。（《新史記》第4期）

袁世凱被潑髒水最多，實際上幹的好事最多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也是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袁世凱逝世95週年，6月5日至7日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在安陽舉辦第三次家族聯 誼會，並召開了“辛亥革命與袁世凱研討會”，國內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專家參加了會議，“共識網”刊登了與會者發言記錄，現摘錄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張永東（甘肅社科院研究員）：

我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是由明鏡出版社出的，名字挺嚇人的。
我是七八十年代進入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拿到這麼一個題目：“農民起義究竟是推動了歷史發展，還是阻礙了歷史發展”。20世紀咱們中國也同樣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國家是和平過渡到一個憲政國家呢，還是通過暴力進入到民主國家？這就碰到了袁世凱和孫中山兩個人。

我 寫這本書，一點科研經費都沒有，最後我這本書出了，到香港去講一堂課也比這本書掙的錢多。我這本書寫出來的時間很早，九十年代就出來了，我當時找了幾家出 版社——也就是去碰碰，我也知道他們不會給我出。2005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講課，在書攤上看到明鏡出版社的書，這個出版社出《胡錦濤傳》《溫家寶傳》， 在國外是相當有名的。我把出版社地址抄下，把書稿給了他們。沒有半個月就給我來信說，覺得您這個書對中國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我們給你出。

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書裏究竟寫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袁世凱是咱們中國歷史上人們潑髒水最多的人，實際上他幹的好事最多，髒水集中在哪幾個方面呢？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前三個我主要說說。
第 一個就是出賣戊戌變法這個問題。大家知道，袁世凱本身就是一個變法派，他為什麼當時突然變卦了呢？英國大使跟康有為曾經有個協議，一個和英日合邦的協議； 伊藤博文曾到咱們國內來，慈禧太后早在光緒身邊上埋伏了好多人，早都知道了光緒的好多事情。慈禧擔心什麼事情呢？擔心光緒和日本人聯合。

袁 世凱只是一個手握兵權的人，手握一萬新軍，他在皇帝和皇太后面前怎麼辦呢？他不可能鼓勵他們倆去打仗，伊藤博文來時，光緒召見過袁世凱，袁世凱就暗示過， 不要聽康有為蠱惑，袁世凱給他表明了他的態度：你們要和平解決。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袁世凱就跟他講了，你挑動國家打內戰我肯定不是同意的，所以譚早早就走 了。希望皇帝和太后不要打仗，這是袁世凱的中心思想。學術界早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沒人再懷疑袁世凱出賣了戊戌變法。
我們再說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也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想：第一，袁世凱剛當總統，幹嘛要把國家搞得那麼亂，難道他就不知道宋教仁是什麼人，在國民黨的地位裏是什麼？他非要殺宋教仁，大總統可以採取各種合法辦法去殺，幹嘛要採取這種下三濫的方法？

袁 世凱還用很多辦法籠絡宋教仁，說明袁世凱不會主動去殺宋教仁。那麼有些人講，是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殺了宋教仁。我覺得這個說法也不成立。袁世凱是總統，趙秉 鈞當時是內閣總理，民國這個制度，內閣總理是由總統來提名的，袁世凱最早提名的是宋教仁，宋教仁不當，最後沒辦法，就讓趙秉鈞當總理。宋教仁自己不當，怎 麼能說趙秉鈞他們兩個爭總理？
那麼究竟是誰把宋教仁殺了呢？我發現宋教仁和孫中山在內部天天打架，一個是議會派，一個是暴力派，民國一成 立，宋教仁得勢了，進了議會了，孫中山連議會都沒進，氣得他就跑到日本去，他本來是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把東西都給了宋教仁。孫中山很生氣，我臨時總統讓 給了袁世凱，現在又把國民黨的理事長丟給了宋教仁，這個裏面有一個人很心領神會，就是陳其美，他和孫中山穿一條褲子，也是國民黨的一個暴力派，民國初年， 他殺了陶成章，就是因為孫中山和陶成章在建立同盟會時，內部鬧矛盾。宋教仁死在上海，國民黨的大本營在上海，陳其美在那裏當都督，袁世凱是在北京，殺了宋 教仁一舉兩得，既給袁世凱抹了黑，又給孫中山出了一口氣。



甘肅社科院研究員張永東所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再說第三個問題，所謂“21條”的問題，也不成立。1894年中日打了甲午戰爭，1904年，日本跟俄國人打了一仗，俄國當年的海軍也是很厲害的，它把俄國的軍隊打得一敗塗地，這就說明除了英國和美國以外，日本人可以說在當時的軍事實力已經昇到了第三位。

咱 們中國是什麼樣子呢？中國剛剛搞過辛亥革命，國家亂七八糟，你說袁世凱敢打這個仗嗎，所以我覺得袁世凱這個人特別高明，他考慮到了國家的利益，他權衡利 弊，說這個仗我們根本就沒法打，日本人要山東，如果你要跟日本人打了，那就把半個中國給了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已經把台灣給了日本了。

孫中山恰恰在袁世凱談判“21條”的時候和日本人簽了條約，讓日本人去打北京，你打敗北京，我把東三省都給你，這是有歷史可查的。

袁 世凱改制，符合當時國內的情況。世界上立憲制有兩種，一種叫共和憲制，一種叫君主憲制。共和憲制是美國和法國，君主憲制就比較多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 和日本，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英國的君主憲制，它最早也是一個君主憲制，它也經過一個簡單的共和時期，經過簡單的共和以後，他又恢復了英國的王室，就是英國的 查理王又當了國王。好多國家都從共和制回到了君主憲制，比如說像西班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佛朗哥搞過一次共和，我們叫做佛朗哥共和專制，後來在90年代， 西班牙又經過選舉回到了卡洛斯國王時代。柬埔寨搞了一次共和，最後又倒回到君主憲制。現在歐洲好多國家很多都是君主憲制，越是非洲的國家，就搞共和，利比 亞、敘利亞都搞共和，現在又倒過來想回去，國家天天這麼折騰行嗎？
我覺得袁世凱的共和改制，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出現爭總統這個問題。當時想 當總統的人太多了，孫中山想當總統，廣東的胡漢民想當總統，當時有兩個大學問家，一個叫楊度，咱們現在知道，還有美國的一個學者，他是美國政治學會的會 長，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就給袁世凱講，你現在這個辦法，搞一個固定的，大家都不爭，這樣的話國家就平穩地過渡，其實袁世凱當時也出於好心，他本是個大總 統，去當皇帝那麼個傀儡，有啥意思呢？在這個問題上，他真正是為了國家利益放棄了個人得失，為了避免中國出現爭總統的問題，就採納了這個意見。（《新史 記》第4期）

周宇馳女兒講述：“九一三”事件與我

現代荊軻：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3）

向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週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 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于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我 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是個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 們部隊學員的伙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 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面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 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 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迴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 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麼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瞭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 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 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 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麼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只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大 概又過了一週左右，同學汪京群（汪東興的女兒）吃完晚飯和我在校園裏散步。她悄悄地告訴我：一個大官坐飛機跑了，下落不明。我們倆就海闊天空地猜想，會是 誰呢？其實我根本無從猜起，都是聽她說。最後她說，可能是許世友！這個人最不聽招呼了！我根本對什麼叫“跑了”沒有任何概念，對中央的事情更是一頭霧水， 所以聽了京群的分析，就覺得有道理，聽說許世友的脾氣很大，誰也不服，隨身老帶著槍，“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曾經跑到山裏躲了起來；所以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 是他。
何等的天真爛漫。

在廣州聽完傳達“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此事沒有一點思想 準備，尤其是文件說他們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覺頭暈耳鳴，全身麻痹。腦子裏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筆杆子’在搞鬼！”我旁邊坐著的是學校裏睡在我下鋪 的廣空副參謀長的女兒，她悄悄地問了我一句：那個周什麼的女兒是誰呀？我掙扎著回答：是我……聲音極低，極粗，極啞，根本不像我平時。她一定是被我嚇到 了，馬上搬著櫈子往旁邊挪了一下。

傳達完文件，李先念接見我們這些父親在文件上被點了名的子女。他特意點了我的名， 他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們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樣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啊？你要是知道了他們的陰謀，你會怎麼辦呢？向誰舉報啊？我根本回答不了這種問 題，但全場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勉強站起來，眼冒金星，感覺喘不上氣來，眼前黑壓壓地一片人頭，我跳過了前面的幾個問題，朝著兩步遠的李先念，啞著嗓子說 了三個字——吳法憲。

顯然這個答案令他很不滿意，他也不讓我坐下，就轉過臉跟另外一個方向的子女們講起話來。我既 緊張又非常尷尬，也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剛才聽文件的時候隱約感到吳司令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說的是實話，誰讓我聽見林立果他們背後跟吳法憲叫什麼“吳胖 子”呢？誰讓我什麼都不知道呢？不向他舉報向誰舉報？空軍大院最大的幹部就是他嘛！何況我在廣州上學，更不知道該怎麼舉報；就算我去過幾次毛家灣，但是坐 車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說這次連林彪也死了呀……幸虧我還知道人民大會堂是開大會才用的地方；天安門是節日或接見群眾時才用的，平時上面沒有人；“中 央”二字對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應該在長安街上的新華門裏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廣州軍區 委託廣東省軍區把我們這些子女留下辦學習班，而這四天我自閉了，像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學習班結束的總結會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態、 表示緊跟、要劃清界限。我則被廣州軍區政治部于主任點了名，“聽說這四天學習你沒說過話，你是怎麼想的？今天你要表個態。”我一咬牙站起來，沒頭沒腦，倔 倔地說了兩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機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溫都爾汗的照片。
這兩句和當時會議氣氛大相徑庭、完全逆反的話，讓于主任措手不 及、極為不滿，後果可想而知。從此，就給組織上留下了我“態度不好”的史話，以至於1974年我復員後被空軍流放到南苑空司生產隊去，時任空軍司令員馬寧 去那裏勞動遇見了我。一開始以為我是哪個空軍招待所去南苑輪流勞動的服務員，吃午飯時還專門坐過來，和顏悅色地跟我聊天，問東問西。然而，我擔心的事情還 是發生了——生產隊長在一旁陪坐，幾經猶豫，還是很尷尬地當著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訴了他。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對我翻臉了！大聲斥責道：你要劃清 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臉一繃，二話沒說站起來，把沒吃完的飯菜往碗裏一扣，在眾人的注視中傲然離去，身後的食堂裏一片寂靜，鴉雀無聲。事後我越想越絕 望：我到底是誰？我代表我父親嗎？我竟如此之臭名遠揚？空軍司令竟如此沒有水平？黨的政策竟如此之遙遠？



前空軍司令員馬寧少將，“四人幫”被打倒後被解職，時年55歲。

儘 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麼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 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 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嘆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只不過我沒有真正領 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新史記》第4期）

西方着手在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

核心提示：2月4日中俄在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美国、欧洲及有关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叙利亚问题新决议案。美欧阿盟立即着手寻求“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政局的途径。法国将迅速牵头组建“叙利亚人民朋友联络小组”。法新社分析认为，萨科齐此举如同“利比亚联络小组”的翻版。

俄罗斯和中国4日在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美国、欧洲及有关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叙利亚问题新决议案，令美欧阿盟非常不满。美欧阿盟次日立即着手寻求“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政局的途径。

有国际问题观察家警告说，美欧如此急迫让巴沙尔政权垮台可能会导致叙利亚冲突骤增，危及整个地区的长久稳定，甚至引发这一地区教派势力争斗激化。

“未来48小时内发起总攻击”

中俄否决新叙利亚问题决议案受到了叙利亚政府方面的欢迎，美、英、法驻联合国特使非常不满，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扬言要鼓动叙全境“举行两天的罢工”，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更是公开表示：“要在未来48小时内发起总攻击！”

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国的叙利亚反对派开始围攻和袭扰叙利亚使领馆。50余名男子5日晚冲击了叙利亚驻堪培拉的领事馆，砸毁了办公家具，抢走了电脑。叙利亚驻伦敦，雅典，柏林，开罗，沙特等国的使领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暴徒被当事国警方逮捕。

着手“联合国框架外”干预

5日，美国、欧洲多国和阿盟部分国家立即着手研究“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的动作。

突尼斯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突尼斯政府正式启动驱逐叙利亚大使，结束承认叙利亚现政权的程序……除了巴沙尔政权下台外，没有其它解决这场危机，开启民主过渡的出路。”突尼斯政府还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驱逐叙利亚大使。阿盟高级官员此前也发出类似的呼吁。

法国总统萨科齐5日称，法国将迅速牵头组建“叙利亚人民朋友联络小组”。他表示，法国政府已开始与欧洲各国及阿盟磋商，以便成立叙利亚联络小组寻找解决目前局势的可能途径。

萨科齐说：“法国不会投降。法国正在与阿拉伯以及欧洲伙伴磋商，成立‘叙利亚人民之友小组’，以便对阿盟（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计划给予国际支持。”

法新社分析认为，萨科齐此举如同“利比亚联络小组”的翻版，法国可能因此拉开新一轮“联合国之外”向叙利亚施压的序幕。

去年利比亚局势动荡后，以法国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也曾组建“利比亚联络小组”寻找危机解决方案。利比亚在内战、变天后至今未能恢复国家稳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5日也表示，美国与欧洲将就叙利亚问题的“下一步动作”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在5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利伯曼公然建议：“现在的问题不是巴沙尔要不要下台，而是什么时候下台……我个人认为，就应该从支持‘自由叙利亚军’开始。支援的范围包括医疗，情报，侦察手段，最终还可以给他们提供武器！”

土耳其外长5日虽然否认其政府正在准备军事应对叙利亚的事，但承认土耳其会是“逃离暴力的天堂”。

可能引发教派势力摊牌

对于阿盟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之所以未能获得通过，俄罗斯媒体5日宣称，这是因为决议案并没有对叙利亚问题的另一方——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武装提出任何的约束条款。这意味着在叙利亚政府中止行动的时候，反对派武装却能步步进逼。

自今年1月以来，阿盟观察团进驻叙利亚之后，叙利亚政府军和警察表现了相当的克制。但这一克制却让局势急转直下，反对派武装甚至出现在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俄罗斯的分析人士称，如果决议案不能体现“公平与公正”，那以只会让叙利亚的局势更加血腥——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的原因。

更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局势如果继续恶化，还很可能引发本地区教派势力间矛盾的公开化。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这一地区的各教派就在积蓄力量，准备摊牌。叙利亚局势加速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在这一地区的角力。一旦叙利亚的局势失控，那么本地区内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必然会溢出叙利亚，波及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和约旦。

去年11月逃到土耳其避难的叙利亚军情机构北部地区指挥官穆斯塔法将军,5日接受黎巴嫩《每日星报》采访时称：“叙利亚军队现在只有三分之一仍有战斗力，主要是因为低层军官和士兵士气不高，武器装备落后。因此，巴沙尔的政权比想象得更容易崩溃。但要警惕的是，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一旦失控，会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波及整个中东地区。”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北京的外交政策伤害了中国利益

资深中国观察家一直想了解，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国家，她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有两种学说。其一，现实主义的一派坚持认为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无论采用哪一类型的政治制度，一国都要寻求权力、保障安全。影响政府行为的是其所拥有的权力和使用这种权力的种种外部掣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行为由其实力决定，而不是政治制度。例如，近年来中国放弃了低调的外交政策，转而变得更加自信，这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使然，而不是其国内政治制度的改变（国内政治制度始终未变）。

另一派学说则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基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大相径庭；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也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国家有着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与决策不透明的专制政权的封闭本性形成鲜明对比。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国家，政权安危与国家安危二者没有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合法性，关键的各方都能接受。[某届]政府可能因为缺乏公众支持而下台，但民主制度长存。因此，民主国家中，领导人不必以牺牲国家安全来确保政权稳固。

相反，在专制体制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这样的体系中，政府倒台也等于是政权的崩溃，统治精英尤其会把保护政权看得比国家安全更重要。换句话说，独裁体制下，政权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外，独裁的政治本质决定了政府对威胁的感知也殊为不同。民主政体认为外在威胁就是实际被入侵的危险，而独裁政体会认为外在威胁既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军事上的。因此，专制政权往往以代价高昂的各种资源来抵御外来的政治威胁，将民主政体当作毫无必要的敌人，不是因为这些敌人能形成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因为，在追求政权安全的时候，专制体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破坏国家安全，无论这体现在浪费国家资源上，还是体现本应交好、实则却要对抗的民主大国上。

这种观点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共的政权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的持续紧张。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频频撕开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有两个例子可资说明。

中国的对朝政策可作为这种矛盾的展示案例。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中国不应该容忍北韩的核武计划或其针对邻国的攻击性行动。然而，由于执政的共产党认为，统一的民主的朝鲜半岛，又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这对该政权安危来说，比一个坐拥核武的世袭王朝更危险（后者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北京于是推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为金氏王朝保驾护航的政策。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以国家安全而言过于高昂，包括：有了一个不可信任的拥有核武的邻国；被拖入另一场朝鲜战争的真实的高危可能；疏远了南韩这个长期战略伙伴；让日本可以重建武装并敌视中国；以及在该地区增加了美国的防御能力。

中国的对美政策则是另一个例子。有关中美关系，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美国是对中国的威胁，还是对中共的威胁。虽然无论中国的政权是何性质，大国角逐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元素，这毫无疑问；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竞争会相对友善，也更不容易走向大国冲突。

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让位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美国，带着她那种为自由民主布道的精神，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现存的政治威胁。如此一来，互信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也将许多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家安全的手段排除在外（例如建立更紧密的军对军关系和规则，防止海上事故或加强网络安全）。最具说服力的是，今天的中共似乎比苏联共产党更不信任美国。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高级总监杰弗瑞·贝德（Jeffrey Bader）的说法，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对军关系比中国在当下的冷战缓和期更进一步，也更富有成效。

不可避免的是，中共在面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时，为了保护政权安全所采取的措施，结果却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华盛顿也采取对应措施对冲战略风险，最近的一次就是把重心转向东亚。随着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大幅增强能力，并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安全联盟，和印度和越南等中国的传统对手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再要论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提升了可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不幸的是，独裁体制下，对政权安危的担忧超过了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是国家政治中的永恒特性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地方，同时也更为危险的，在于当下所涉及的利害关系重大得多。如果管理不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政权安危和国家安危之间处于紧张的根本病因可能会毁掉中共自称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 原题：Beijing Foreign Policy Hurts China， published on THE DIPLOMAT MAGAZINE , January 21, 2012

作者：裴敏欣，原载: THE DIPLOMAT Magazine

台湾新任文化领导人将带来震动

多产作家、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教授将担任台湾新的文化部长，分析人士说，因为其在台湾、香港乃至大陆政治和文化发展中的"煽动性作用"，她很可能成为两岸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

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以后，龙应台曾在1999至2003年出任台北第一任文化局局长，现在再次受到马英九重用，被任命为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该委员会将于今年5月重组为文化部。马英九总统上个月赢得连任。

61岁的龙应台常常被认为很有煽动性，因为她的批评很容易引起敏感的社会和政治争论。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遍及两岸三地，自2004年以来，她还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说，龙应台直言不讳的批评偶尔会让大陆领导人难堪。

2006年，她就大陆时事杂志《冰点》被停刊一事向胡锦涛主席提出质疑，写了一封题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公开信。

她2009年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讲述了内战和1949年国民党支持者逃往台湾的事情，在大陆遭到当局的封杀。

马家辉说："龙应台现在不仅是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位部长，北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面地跟她打交道。北京对这样一位文化部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此我们很感兴趣。"

据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说，龙应台将于本月中启程前往台湾，为接任新职务做准备。自2008年以来，龙应台一直是香港大学的"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在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布的告别声明中，龙应台说，在香港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将有助于她应对未来的挑战。

她在声明中说："香港是我钟爱的城市，港大又给了我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我的视野更为开阔。我对香港，充满感恩。"

通过该办公室，龙昨天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香港作家、文化评论员梁文道说，龙应台是不可多得、有广阔视野的重要的文化专家。

他说："龙将是最有能力帮助马英九总统提出重要文化战略、以台湾的软实力反击大陆的人物。"

"过去几年，因为置身香港，给她提供了很多与大陆学者甚至喜欢她的大陆人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龙应台在大陆年轻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马家辉说，龙应台还是推广文学产品的专家，尤其是她自己的著作。

他说："龙善于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和影响推广其文化产品。她是善于策划和推广文化产品的很少见的作家和文人。"

"她懂得如何与媒体和出版商打交道以符合她的出版计划。"

1981年成立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是筹划和监管台湾文化部门的最高机构，包括向大陆观众推介台湾艺术团体。

笔名南方朔的驻台北政治评论员王杏庆说，虽然龙善于推广自己的文化产品，但她现在必须领导台湾其他文化专家，在大陆市场寻找商机而不依赖台北的经济支持。

他说，要劝说文化部门的同事改变其传统心态，对龙应台来说是"棘手的难题"。

因为200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香港，龙应台获得了香港的居留权，但据说为了获得文化部长的新职位她已放弃香港居留权，为的是避免政治争议，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家张麟征教授说："龙应邀加入马英九内阁，因为马英九政府未能找到其他合格的人物来填补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位置。"

"文人都愤世嫉俗，不容易满足。她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如果她改革台湾的文化政策，可能会与马英九一起分担很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Taiwan's new culture tsar will shake things up

作者：Minnie Chan 译者：“译者”志愿者，原载: 《南华早报》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伙伴？

龙年伊始，作为两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加拿大的最高首脑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接连到访中国，具有别样意味。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新年首次欧洲外的出访地选在中国，更用心良苦。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默克尔此行肩负了重大使命，试图说服中国慷慨解囊，帮助欧洲度过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据信，加拿大总理哈珀即将于近日开始的对中国的访问侧重点也将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众所周知，默克尔和哈珀都曾经是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上任初期，他们都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并且由此导致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较长的时间里低迷不振。默克尔本人早年生活在前东德，因此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感受刻骨铭心，本能地反感。而哈珀作为加拿大新生代领袖，也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长期抱有敌意。

但随着执政经验的增长，默克尔和哈珀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与中国交往的方式——虽然我相信他们从内心并未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精神处理对华关系，刻意回避或者低调提及敏感问题，特别是着重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并在地缘和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到这次访华，中德双方领导人都盛赞两国关系的深厚和广泛，就是默克尔“改变”的直接结果。而加拿大也在中国长期关注的赖昌星问题上，给予了合作和配合，送给中国一个大礼，由此改善加中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中国积极运用经济杆杠影响外交关系的“战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余年，不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且在若干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传统强国，跃居世界第一。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外交上运用经济手段的余地扩大了。

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明显恶化。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在晚近的二十多年里一个接一个地陨灭，中国成为极少数奉行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一。这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一叶孤舟，四周茫茫一片，孤独无援之状可以想见。

反思那些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垮台，表面上看，是少数国家实行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局面失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实则是它们长期对内坚持僵化体制，钳制人民自由，培育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和资源，对外实行冷战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与资本主义世界泾渭分明，你死我活，拒绝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必然结果。

如果不想自行消亡，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坚定意志进行改变，才能适应这个世界，也才能继续保证政权合法性，说服民众支持之。因此，从中国到越南，以及古巴，都在走渐进改革开放之路，试图在保持原有特性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维持执政党的基本信誉，维持政权稳定。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都将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从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就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相脱节的矛盾，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到达一定阶段后面临的主要矛盾。

但要让它们对现有体制主动改弦更张几无可能，对它们来说，共同的诉求是如何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确保现有制度长期稳定，确保开国以来必然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永久化和最大化。

现行制度和体制的不适应性和民众渴望改变的需求，让它们产生深刻的自我危机感。外部环境也希望这些国家消除对立因素，融入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养成了孤独自信的国家品格，特别敏感，特别自尊，也特别脆弱，往往坚持己意，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对别国的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只要触及了敏感点，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而那些来自外部的改变的意图，更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正如前文所说，默克尔和哈珀最先都招惹了中国，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客观来说，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私心的，甚至是带偏见的，是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产物，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善意的，有助于从某些方面改变中国不足的或者丑陋的部分，使中国变得更加健康和完善。这就好比一对邻居，其中一家对另一家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这家对那家就必定是带有恶意一样。又比如它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凡是中国人都知道，我国的人权状况的确不如人意，如果不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地敦促中国改变，恐怕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事实上，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他们自觉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无需来自外界的批评和劝说，不仅不需要外部的，也不想聆听自己人民的呼声。

他们让世界上所有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德国、加拿大就某些方面的问题不客气的批评中国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经贸合作急剧减少，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急于改善各自国家经济的两位总理都深感压力，不得不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促使双边关系逐步和缓，以至改善——中德、中加重新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千万不要批评中国，千万不要试图说服中国改变，中国不需要诤友，中国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谁想当中国的诤友，对中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等着瞧颜色吧。

他们也让所有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利益集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由于大家时时刻刻都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赘言。

关键在于，中国这么做并未取得真正好的效果，或许一些国家慑于中国的强烈态度，会暂时闭上嘴巴，但他们心中的想法不会改变；或许这会顾及利益集团的颜面，但却无益于中国解决在某些方面十分突出的问题。相反，将使得原有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激化，乃至酿成危机或者巨变，利益集团心心念念想的“稳定”将会打水漂；也显得中国作为泱泱传统大国的小肚鸡肠，显得利益集团缺少诚实的秉性，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目光短浅，格局狭小，将自身置于多数民众的对立面上。

作者：丁咚 ，网易博客

中国资本外逃暗潮

在已回归中国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如果你是一名偶尔到此一游的观光客，你可能会对街头鳞次栉比的名表店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商店迎合了一些内地游客的需要，这些游客其意并不在新款时尚名表，而是要借助买表这种方式把资金转移出中国。他们在购买那些镶着珠宝的浮华手表时，往往用信用卡付账，紧接着就会把表退回去，好心的店主会退给他们现金（但会扣掉少许金额），而不是取消信用卡交易。

1月份，澳门赌场收入同比上升35％，这是由于大量内地人为庆贺“水龙年”的到来而涌入此地赌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旅游方式是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又一条途径。游客用信用卡上的钱赌博，然后在境外接收结算后的现金（外币），从而绕开有关携带出境的现金不得超过2万元人民币（合3100美元）的法定限制。在东京，银行人员和房地产中介惊奇地窃窃私语：中国人在这里买房竟然用借记卡付款。在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近期出台的抑制房地产投机的举措是针对新兴起的中国富人，而不是以往的印尼大亨。

资本外逃是中国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外逃资金来自各色人等，包括中共官员、幸运的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国企高管以及新富起来的企业家。然而，在中国政治领导班子即将换届之际，资本外逃势头变得更加猛烈了。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10月召开，这将拉开领导班子换届的序幕。没有人知道，换届会产生什么结果。届时，许多目前受庇护的人将会失去靠山。

外流资金寻求的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目前仍要在国内寻找），而是避风港。资金外流反映了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有些资金是合法的，有些不是合法的。没有多少企业家愿意披露他们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获得原始资本的。他们的企业帝国是如何打下根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中国各个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房产：房屋所有人不还房贷，而银行因为忌惮这些人在党内的强硬后台，不敢办理收房。


中国富人加入了外国投资者的行列，要求获得更稳固的财产权。这对合法资金来说是好事，但对不合法资金来说就未必了。

社会精英阶层财富迅速膨胀的另一面，自然是穷人和无产者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这种情绪恰恰源于以下认识：在中国大地上奔流、涌入亚太地区、越过太平洋的那些钱，大部分是非法所得。

中国国际收支余额（2010年为600亿美元）中的错误和遗漏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尽管我们很难区分热钱流出和资本外逃。相关数目上存在的出入，部分是由于外汇套利，部分则是由于较为可疑的资金流动。

随着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看法变得较为悲观，流出中国的资金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就目前来说，人民币升值前景变差有许多原因，包括贸易顺差远小于以往和出口前景不佳。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去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概在2500亿美元左右，但今年可能减少到1400亿美元。去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从3.2万亿美元降至3.18万亿美元，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滑，原因是中国经济在缓慢转型，越来越多地依靠内需拉动。

因为这几个因素，许多聪明的外汇交易员已经不再把宝押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上。去年12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环比下降6％，为历史最大跌幅，反映了资本流动扩大和经常账户往来更为均衡。

王志浩指出，热钱流出现象可能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但过去被资本流入的势头盖过了，所以看起来不明显。“可见性”是资本外流问题的一个重点。

可以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是在社会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美国学者史宗瀚(Victor Shih)估计，中国人口中最富的1％的人的流动资产和房产价值总和在2万亿美元至5万亿美元之间。而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甚至还没有进入“现金经济”。差距实在太大了。

作者：汉妮·桑德尔 译者：何黎，原载: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