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国家计生委原主任李斌任安徽省省长

快讯:李斌当选安徽省省长


中安在线讯 2月15日下午,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及闭幕会。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李斌为省人民政府省长;选举臧世凯、沈卫国、陈先森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梁卫国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选举马大伟、朱勇、朱淮清、仲兆宁、刘振新、李晋、李维勇、吴金山、张东安、张荣国、贺凌等11位同志为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新当选的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及新当选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走到主席台前台与代表们见面,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人选。

选举结束后举行了大会闭幕会。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201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安徽省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的决议、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岳茜茜 孙玲)


附简历:

李斌,女,汉族,1954年10月出生,辽宁抚顺人,1981年6月入党,1974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1974年7月至1978年3月长春市教育学院教师;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年 1月至1984年11月长春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事;1984年11月至1986年4月任长春市委讲师团副主任;1986年4月至1990年2月任长春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兼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委讲师团副主任;1990年2月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1年12月至1994年3月任中共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委 书记(挂职);1994年3月至1998年10月任吉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10月至2000年12月任吉林省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吉林省政 府体改办主任、党组书记;2000年12月任吉林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体改办主任、党组书记;2001年9月至2007年7月任吉林省副省 长,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2007年7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副主任;2008年3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2011年12月任安徽省 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

十七届中央委员。

金正恩提拔军队将领 授20余人将帅称号


核心提示:2月15日朝鲜劳动党军委宣布向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金正阁授次帅称号。金正恩发布命令向党中央书记朴道春、人民军上将金英哲授大将称号,向党中央部长朱奎昌、国防委员会委员白世峰、党中央委员金松哲授上将称号,向人民军东海舰队司令金明植等18人授中将称号。


新华网平壤2月15日电 据朝中社1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国防委员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14日决定,向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称号。

决定说,金正日加强和发展金日成大元帅创建和胜利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光荣地维护了社会主义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不朽贡献。金正日以战无不胜的“先军”革命领导把朝鲜转变成为军事强国,为祖国和革命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朝鲜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1992年曾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元帅。

另 据报道,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国防委员会15日宣布向人民军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金正阁授予次帅称号。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当天发布命令,向党 中央书记朴道春、人民军上将金英哲授予大将军事称号,向党中央部长朱奎昌、国防委员会委员白世峰、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松哲授予上将军事称号,向人民军东海舰 队司令金明植等18人授予中将军事称号。

韩媒称中国本月将遣返30余名朝鲜“脱北者”

核心提示:日前,韩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掀起“抓捕朝鲜脱北者风潮”,称30多名“脱北者”本月20日将被中国警方遣返回朝鲜。2月14日,一些韩国政客和市民团体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

据2月15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韩国部分媒体和政客14日热炒中国掀起“抓捕脱北者风潮”,称30多名“脱北者”本月20日将被中国警方遣返回朝鲜。韩国《东亚日报》称,“脱北者”被送回朝鲜将面临“三代灭族”,并鼓动韩国政府出面对中国施压,一些韩国政客和市民团体14日还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面示威。不过,也有韩国主流媒体开始反思对朝报道的职业道德。

《东亚日报》1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题为“31名脱北者在中国被捕,面临送回朝鲜危险”的报道,称中国正处于“严打脱北者”期间,本月8—12日在沈阳、长春、延吉抓获31名“脱北者”。报道还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下令对在金正日去世后试图离开朝鲜的“脱北者”“灭掉三族”,送回后“公开处死”或“终生监禁”。

对于报道中提到的“脱北者”被遣返后的命运,韩国3大电视台之一的SBS电视台14日提出质疑:“三代灭族?韩国对朝报道的选择性和职业道德”。该电视台认为,近来部分韩国媒体极力渲染金正恩下达对“脱北者”“三代灭族”指示,该报道最早源自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该台的报道也仅仅是凭借朝鲜两个居民的传闻。报道还直接批评当天《东亚日报》关于“脱北者”的报道“误导读者”,称“如果韩国普通百姓不了解情况,会误以为‘三代灭族’是确切消息”,“韩国媒体应该客观报道朝鲜及其领导人,对于不清楚和不确切的消息应慎重报道”。

辽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吕超1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处理“脱北者”一般根据3个原则:国际法规和中朝之间的约定、处理这一问题的惯例、人道主义因素。中国对“脱北者”的处理是常态化管理,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存在所谓的“掀起遣返高潮”。近年来,韩国一些媒体不断对中国处理“脱北者”大肆炒作,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韩国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和民族情绪对“脱北者”进入韩国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脱北者”融入韩国社会异常艰难,已成为韩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太平洋何时成了中美两国的内湖?――习近平讲话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将要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媒体发表谈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

太平洋地区并不是中美之间一片空白的缓冲地带,这里有好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它们会同意这片大洋变成“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空间”吗?习近平对美国人说这话时征求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和想法吗?如果太平洋变成“容纳中美两国的空间”,不就是说它成了中美两国的内湖了吗?

凡事都要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日本首相说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日美两国,中国人会怎么想?

习近平如下这段话也是有问题的:

“关于中美在亚太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

这一段话以中美在亚太的关系和利益开头,但后面却说“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美国如何如何,利益相关者突然被换掉了,意思不连贯。对亚太地区近年的动态有所了解的人恐怕都不会不明白,习近平这里说的“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其实差不多只有“中国”。习近平这么说的麻烦在于,第一,中国凭什么在和美国谈判时代表“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第二,如果华盛顿真的拿着这份谈话问习近平:你说的“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究竟有谁啊?习近平能答得上来吗?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领土大国到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有哪个愿意被中国在中美谈判中被“代表”呢?

中国外交的问题是:明明是自己想说的话偏偏说不出口,动不动就拿一个抽象的“绝大多数”说事,让人搞不懂这究竟是双边谈判还是多国圆桌。如果习近平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媒体说:美国“重返亚太”的举动带有过多的军事色彩,中国不喜欢,那又能怎么样呢?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切身利益时不都是这么说话的吗? 

然而中国外交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让人搞不懂,而是让人不放心。习近平关于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话听上去似乎很大度,符合中南海“中国崛起不挑战美国霸权”的陈诺。但我想,用中共语言来说“国际斗争经验丰富”的美国人很可能从中读到的是:现在“有足够空间”,那将来呢?世界近代史不就是一个国际空间在列强扩张下越变越小最终导致冲突的过程吗?更值得琢磨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个“空间”问题了呢?

对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如果要上纲上线,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的声明,表示太平洋在中国眼里不过是它和美国共享的空间罢了。和中美的块头和利益相比,这个地区的那些国家都是不算数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对自己的亚洲邻国保证中国不称霸,但关键时刻有时会说漏嘴。“弱国无外交”是中国民族主义言说中很常见的一句话,很多人都以为这说的是被欺负;但当它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后,也就在下意识中为欺负做辩护了--反正本来就是“弱国无外交”麽。

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一直企图搞清官方和民间民族主义言说之间的关系。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实例。所谓“生存空间”的概念,从来没有包括在中国官方的语言里,但却常常出现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言说中。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明,中国领导人起码也是会用这个概念思考问题的。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


毛澤東專幹“坑害兄弟部隊的事”


幾乎葬送全體紅軍的西征(5)

《新史記》蘆笛



這 個計劃的實質是:四、二方面軍在南面負責阻擊中央軍,掩護一方面軍北上接貨。一方面軍要攻佔的靈武,距離定遠營只有300多里,當然能搶在四方面軍前頭接 到蘇聯軍火。何況毛已經規定,接貨不是四方面軍的任務:“紅四方面軍佔領寧夏南部後,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 。至於部隊能否在冰天雪地中跨越大漠,那自然不在偉大領袖的計算之中。

此時胡宗南部正源源西進,陳昌浩大概覺得光是 四方面軍頂不住,於是提出集中四方面軍主力,伺機北出通渭、靜寧、會寧,與一方面軍南北夾擊西進的胡宗南部。朱德和張國燾都同意了該計劃,但徐向前不贊 成。他認為紅軍將在西(安)蘭(州)公路附近與敵決戰,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紅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左右夾擊。而且,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 中,那裡人口稀少,無法養活大軍。他建議主力西進,渡過黃河,進據古浪、永登、紅城子一帶,與駐蘭州的東北軍配合,控制這一戰略樞紐地區,休整補充,以策 應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打通蘇聯。

然而毛卻批准了陳的計劃,理由是胡宗南“企圖壓迫與削弱紅軍,隔斷中蘇, 隔斷東北軍與紅軍,然後強迫我們就範,成立妥協”,因此,他擬的對策是:第一步,集合三個方面軍於靜寧、會寧、定西一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以相當打擊,使 其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的企圖;第二步,以兩個方面軍佔領寧夏,以一個方面軍控制胡宗南;第三步,佔領寧夏,取得蘇聯軍火後,分兵略取甘西、綏遠。

但他又迅即變卦,說一方面軍兵力有限,必須固守現有根據地,因此決定只派出紅一師向靜寧、會寧一帶出動,策應四方 面軍主力北進,在通渭、莊浪、靜寧、會寧地區迎敵。這樣,原定由一、四方面軍主力南北夾擊敵人,現在卻成了四方面軍北進到西安-蘭州的通道地區,獨立迎擊 胡宗南部。當時西蘭公路業已修通。紅軍南北向運動,遠不如國軍東西運兵迅捷,毛本人早在9月17日就曾通報彭德懷:“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陸續西運,甚 速。”  紅軍在有公路的地域作戰,無從發揮運動戰特長,很容易遭到國軍東西夾擊。徐向前明知這一仗很難打,但也只好準備硬著頭皮幹。

張 國燾也看出了這問題,於是主張四方面軍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這其實就是徐向前提過 但被否決了的那個計劃,但這次四方面軍大多數領導人都贊同,徐向前認為:“這個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區同敵人决戰;二是吸引胡敵南向,减輕了對一方面 軍的壓力;三是並不違背中央關於兩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的戰略企圖;四是便於解决四方面軍的就糧問題。”於是他們決定以一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 搶佔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布於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後這三 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於是張國燾一面起草電報向中央報告,一面令部隊開始行動。

這 計劃遠比毛的高明。四方面軍有造船部隊,李先念就是木匠出身,用不著等到黃河結冰。那時胡宗南部尚未西歸,循化、永靖一帶空虛,全軍渡河不是問題。蔣介石 從來把四方面軍當成主力,注意力都集中在該軍上。紅四面軍過河後,蔣怕他們北上或西進打通蘇聯,必然要投入大部份兵力追擊攔阻,就無法合圍河東的紅軍,一 方面軍也就有可能在中衛渡河。即使不能,四方面軍也把國軍引入了沒有公路的地域,利於發揮自家的運動戰特長,有可能擊敗強敵,在甘西、寧夏一帶建立根據 地,與陝北根據地互為犄角之勢。那就不至於如後來那樣,三個方面軍被鐵壁合圍在一個狹小地帶,延頸待斃。

然而毛澤東 卻否決了這合理計劃。此前彭德懷就曾以密電向他進過讒言,說張國燾的目的是四方面軍在黃河、洮河間活動,以迴避胡宗南,使該敵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破壞打 通國際計劃,還反說完全同意國際指示。他所說由永靖渡黃河搶佔永登,一部出中衛援助一方面軍奪取寧夏,這完全是鬼話,事實上很少可能,云云。毛也懷疑張國 燾想讓一方面軍去作炮灰。於是在張國燾再次提出這計劃後,毛即致電彭德懷,說張國燾“所謂一部出中衛策應,恐是空中樓閣”,次日即致電朱德、張國燾等: “中央明令已下,請速令通渭部隊仍回佔通渭,其餘跟即北上。” 堅持要他們在靜寧、會寧一線迎擊胡宗南部。

彭德懷與 毛澤東作此陰暗猜疑也很自然,蓋他們自己就專幹這種坑害兄弟部隊的事。前已述及,陝甘支隊的政委是毛澤東,司令是彭德懷,副司令是林彪,但公開佈告只用彭 德懷和楊尚昆署名。毛還特地交代楊尚昆,這是爲了讓國民黨以為只是三軍團出來了,明擺著是要讓國軍把注意力放在四方面軍頭上。只是他們這猜疑實在可笑:蔣 從來都把四方面軍當成紅軍主力,張國燾又怎麼可能“迴避胡宗南,使該敵全力對付我一方面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一半渡河後,蔣介石以為紅軍大部都已西進, 忙著去追,連毛澤東都承認了這一點:“蔣介石以我軍大部西渡,東岸所餘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兩師向打拉池急進。關麟征師向靖遠追擊,毛 炳文、王均部尾其後,似不會全部北進。” 可見張國燾說的並非“鬼話” ,此策確有兵法所謂“分敵”之功。

毛既以中 央名義明令禁止四方面軍西進,張國燾只好服從。9月29日,紅四方面軍總部重新下達北進命令,準備北上執行靜會計劃,在西蘭通道地區抗擊胡宗南部。但10 月3日,四方面軍竟然丟失了該戰役計劃。張國燾臨機應變,決定改變部署,以四方面軍主力先機搶佔黃河東岸,在靖遠渡河。此前毛爲了說動四方面軍為他阻擊胡 宗南部,曾允諾四方面軍北上後可以“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 ,此時不便反悔,只好批准了。於是四方面軍搶在國軍之前通過西蘭大道,於24日開始渡河。10月31日,中央軍關麟征師搶佔了靖遠渡口,河東紅軍已無可能 渡河,被迫東撤,紅四方面軍從此被分割為兩部。寧夏戰役至此失敗。(新史記》 第4期)


 芦笛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

反地方主義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AB團”再版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13)

  《明鏡月刊》金瑞子




1999 年10月的一天,深圳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會長連環(連貫之子)在對朱建國談論“廣東反地方主義根源”時,說了一句深刻之至的話:廣東反地方主義就是當年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AB團”的再版。富有戲劇性的故事是,古大存曾在剛解放時回憶歷史,慶幸自己曾經逃脫了1931年的反AB團鬥爭。當時古大存的戰 友、紅十一軍政委吳炳泰被以AB團分子罪名槍決了,作為軍長的他,不僅救不了吳,反而連自己也被撤銷軍長職務,留黨查看了3個月。1950年,古大存以廣 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廳長的身份親自主持復查東江“AB團”案,豈料剛剛為戰友吳炳泰平反,自己便又落入了反地方主義的冤井。

南 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研究也發現:毛澤東反地方主義是他一貫的思想與方法,其源頭並不是始於江西蘇區,而是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有人曾發現一個奇怪的現 象,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後來竟沒有產生一個將軍,甚至連師團長這樣的軍事幹部都沒有井崗山人,這是為何呢?就是因為毛澤東從來都是外來幹 部,每到一地方發動革命,都是採取“先依靠,後整肅”的方法。在井崗山,他借彭德懷之手幹掉了接納支持他與朱德、林彪、彭德懷的井崗山地方部隊,把其首領 袁文才、王佐殺掉;在延安,後來又把劉志丹創建的陝甘寧邊區的功績壓制不予宣傳,到高崗事件後,陝北蘇區的幹部也基本上全線壓制。高崗後來散佈的“軍黨 論”、“槍杆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毛澤東幾十年實踐的事實。高崗所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崗 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不過,所謂井崗山大圈圈,其實就是毛澤東的圈圈,高 崗不過是想借毛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宏圖。後來,文革的出現,說明了高崗的軍黨論、井崗山圈圈確是存在,當林彪想突破井崗山圈圈,突破毛的圈子自搞一個圈子 時,毛也就運用豐富的肅AB團、反地方主義經驗把林一舉推向身敗名裂。而和林彪一樣,也想搞白區工作圈的劉少奇,自然是在林彪之前先亡之。倒是周恩來對毛 反地方主義的威力高度警惕,以柔克剛,終於在毛病重期間把自己的親密戰友鄧小平推了出來,並且在其逝世之後成功地清算了毛的種種反地方主義之宗派行為。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朱建國在廣州拜訪了86歲的任仲夷,與他就“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平反進行一段對話——

朱建國: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仲夷: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出決定的。

朱建國:那您覺得 “廣東有地方主義”之類的指責,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
任仲夷: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

朱建國: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
任 仲夷: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能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過去隸屬廣東的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裡的“五 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車事件受了處分,仍然要念記他在海南的政績,還說 也要給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廣東也有, 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裡的領導盡是潮州人,說什麼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也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 上來的。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個別人有這樣的說法:難道廣東就不能出一個第一書記?其所以這樣講,大概是因為以前 廣東的第一書記盡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觀念或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 義”就不對了。

對於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當政時不熱心徹底平反廣東地方主義的細節,任仲夷也有記憶。出於某種考慮,他不希望朱建國詳細披露。
朱建國説:“以史為鏡,資治通鑒”。任仲夷的這一“不應該再出現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呼吁,並非空穴來風……僅僅把‘反廣東地方主義’的源頭追到毛澤東思想 上,還不夠,我們還得深入思考:是否由於‘社會主義’必然要產生新權威(新核心),而新權威必然要不斷地開展新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才能生存——‘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其實是一種體制性的必然悲劇。衹要體制不變,它就必然過去有,今天有,將來還會有。”(《明鏡月刊》第17期)

伊朗向核反应堆装载首批国产核燃料棒


核心提示:据法新社2月15日消息,伊朗表示将把首批国产的核燃料棒填充到一个研究性反应堆中。伊朗总统内贾德将出席这一仪式。内贾德2月11日在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3周年纪念仪式时曾表示,伊朗将在数日内宣布新的“重大”核进展。

最新消息,中新社报道称,据伊朗官方英语电视台“新闻电视”15日报道,伊朗正在将国产核燃料棒装载进一个研究性反应堆中。

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据法新社2月15日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阿里?巴盖里15日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把首批国产的核燃料棒填充到一个研究性反应堆中。伊朗总统内贾德将出席这一仪式。

巴盖里说:“我们已经开始为自制核燃料棒提炼浓度为20%的铀元素,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不准备帮助我们。”

巴盖里还介绍说,这是首次由伊朗科学家制造的核燃料棒,将在15日填充在伊朗的一个研究性反应堆中。总统内贾德将出席相关仪式。

法新社指出,伊朗此前曾表示,浓度为20%的浓缩铀对其研究性反应堆生产用于治疗癌症的同位素是必要的。不过,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担心,“高浓度浓缩铀是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计划的一部分”。

内贾德本月11日在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3周年纪念仪式时曾表示,伊朗将在数日内宣布新的“重大”核进展。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广东省长:行政改革最大阻力系既得利益格局


核心提示: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2月14日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需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朱小丹表示,当前需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

本报讯 14日上午,省政府召开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议,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汪洋书记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会议要求,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肖志恒主持会议。

朱小丹指出,2008年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来,我省积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取得了明显成效。省政府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570项,并向地级以上市下放107项行政审批事项。

朱小丹指出,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关键时期,也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

朱小丹强调,要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当务之急,要切实清理、压减行政审批事项,加大放权力度。特别要在“减少”上下功夫。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今年上半年争取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性意见,明确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职能目录。可取消的下决心取消,可下放的下决心下放,可转移的下决心转移。

朱小丹指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还要抓好以下四项工作。一要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体系。要改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督,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上。二要规范政府的履职行为。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三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省市两级都要列出“清单”,放权要有规划、有明细表、有时间表。要搭建政社合作平台,扩大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公益事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四要积极改进政府管理服务方式。如果说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硬转型”,那么改进政府管理服务方式就是“软转型”。要健全综合政务服务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李开盛:尘埃未定说重庆


  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打黑唱红为特色的重庆模式又成为错愕不已的中国人热议的话题。不过,与以前褒贬对立的两极式争论相比,这次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重庆模式及其相关政治人物的未来。毕竟,决定下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细小的变动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笔者以为,在这尘埃将定而未定的时刻,我们更有可能也更有必要对重庆模式的性质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王立军事件虽仍然在发酵之中,未来重庆及相关人物的走向仍有待观察,但重庆模式的运行将告一段落应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说必要,是因为中国的未来道路仍存在多种可能性,并不全取决于人事的变化,更取决于背后的社会思潮。对一种有争议的道路选择,如果不把它说清说透,它完全可以在别人的旗帜下卷土重来。如果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还好,但如果是错误的,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只就事论事,就重庆说重庆,而不论及个人的是非。个人的是非只是细节,模式的性质才是根本。

  以前各界对重庆模式看法对立,甚至陷入所谓的左右之争,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不同的侧面理解了重庆模式。简而论之,重庆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一是从政策目标上,主要是指打黑、唱红、共富等,二是从施政方式上,如通过集中而严厉的执法运动、上下结合的群众运动等。所谓左派支持的声音,常称赞的是该模式的政策目标。而所谓右派反对的对象,则是其施政方式。双方看似对立,实则没有根本上的矛盾。

  这种界定方式也告诉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去评价重庆模式。从政策上目标看,它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唱红之外,我相信所谓的右派也不会反对。而从施政方式上,重庆模式确实有应该批评甚至值得警惕之处。一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功利,以为只要政策目标是对的,具体的手段即施政方式可以不论。此次王立军出事后,也有一些人指出重庆的老百姓对薄、王二人其实还是不乏好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有必要看得更远一点,把施政方式当作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来考量。笔者也是从此角度,认为重庆模式大可商榷。

  这是因为,从施政方式看,重庆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人治模式。无论是通过执法机关的运动式执法,还是通过上下结合式的群众唱红,其政策的推行还是取决于领导人个性、倾向与好恶,其运作的方式更多地依赖口号、动员而不是法律、程序。这种人治的后果有三:

  第一是不确定性,随领导人意志转移而转移。领导人的任期是有限的,很可能人来政兴,人亡政息。所以,即使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也不可能会得到历任官员的认同,因为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认识与偏好。老百姓如从领导人层面希望长期的良政,显然是一个奢望。

  第二,人治往往以破坏法治为代价,从而造成更大的政策恶果。重庆打黑被称之为黑打,还出了影响全国的李庄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打黑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瑕疵甚至违法现象。短期来看,这种对法治的破坏只是不利于那些黑恶分子。但长远观之,它将置所有人于一种不安全的险恶境地。李庄案是一例,身为打黑主将最终被迫走入美国领事馆也是一例。

  第三,人治即可以用于行善,但同样可能甚至更有可能用于作恶,而且是更大的恶。这是因为,人治必然要求赋予施政者以极大甚至无法约束的权力。当施政者想赚取政绩作为晋身之阶时,他可能还会做一些善事。但一旦升迁无望或私利膨胀时(古外今来的绝大多数例子都表明,仅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法约束官员的私利膨胀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权力为个人私利服务。由于权力无法约束、不受监督,人治之下的官员谋私较之法治之下的官员谋私不但要更为容易、规模要更为庞大,对社会的后果也更为严重。

  所以,治理国家、改善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民主、宪政、法治。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与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恰恰重视从程序、从施政方式的角度规范执政者,而不是满足于提出诸如平等、自由、均富这样的政策目标。有了民主,领导人才会不依据自己的好恶而必须根据选民的好恶行事,从而时时把民众的福利与自由挂在心上。有了宪政,领导人才会在有限权力、权力受到监督的情况下行事,如此施政的效果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更持久。有了法治,领导人才会也只能依法行事,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才会得到全面持久的保障。

  近代以来的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程序上的规范,实质上的政策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提出的人的解放、天下大同的理念何其美好,但由于在程序上仍然陷入传统的人治模式,其结果也就只能是背道而驰,甚至出现对人的生命和人性的最严厉摧残,我们建国后所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沉痛的教训。经历了这些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更应该对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道路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被眼前的暂时收益所迷惑,不在一些花哨的政策口号中迷失,做出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负责任的选择。

作者:李开盛,来源: 作者博客


中国政府“四面皆敌”是必然的


  2月4日《共识网》刊出深圳大学的一次“高端学术论坛”文字稿,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四周皆敌”》。主讲人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澳洲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深圳社科院的魏甫华研究员。


  丁教授作主题报告里首先提及,“中国‘四面皆敌’”,这个话题是解放军少将罗援“2011年11月29号上午8点的时候刚出来的”,“至少代表中国军方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军事的看法”;“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外交界,不是说中国外交界的整体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例如苏浩教授;“然后就是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环球时报》说,那些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有争端的这些国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再这么干的话,你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要做好准备,隆隆的炮声就要响起来了。”丁认为“是国际上和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周边关系的一种看法,不是所有的”,他本人似乎不完全认同这个主题,比如说日本右翼也持类似意见。但觉得讨论一下为什么还是必要的;黄教授则干脆认同这个问题是“伪命题”,但也以“韬光养晦”为核心,谈了些“争取继续和平高速发展几十年,将来能够平起平坐,并且超越”之类。

  魏甫华首先说:“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评论丁老师这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的”,然后从“中国崛起的安全困境的分析”方面切入。他认为“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利,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似乎觉得“中国‘四面皆敌’”是一种“认知陷阱”,“把潜在的敌人或者假想的敌人当成的现实的敌人,从而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搞统战的机会,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也全球化了,我看并不见得,现在网上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还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思维和世界观里。”窃以为这个认识是合理的,考虑到当今中国的话语环境,甚至可以视作隐去对象的现状抨击。

  对于南海危机,恰如魏先生所指出的:“二战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根据战胜国对国际势力的重新划分,中国在海洋边界权属就划了这么一条线,即所谓九段线。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这条线是没有跟任何的周边国家进行商量测绘的,而且东南亚这些周边国家以前很多是英属或者法属殖民地国家,还不是独立国家。”这是历史的真实。日本投降以前从无中国政府管辖南沙群岛的事实存在,充其量不过有些渔民到过此岛,但他国渔民到过的案例也不少。倒是20世纪以来法国、日本确实管辖此地数十年。1946年民国政府派出舰队到南海,以各军舰名命名了几个岛礁,并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上驻军。及至中共获取大陆,逃亡台湾的国民政府无力经营便撤离该岛,直至1956年重新占领并一直经营下来。

  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说不通的,即使如魏先生所言“主权的获取一个是主权宣示,其次是有效控制”也不通。对于领土,“有效控制”无疑可行,但“控制”能否“有效”则另当别论;“主权宣示”则需获得契约承认才能有效,否则如果印度“宣示”拥有印度洋主权、墨西哥“宣示”拥有墨西哥湾主权、孟加拉“宣示”拥有孟加拉湾主权,等等,都说是“自古以来”,世界将会乱套。而且,按照现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大陆架原则”,南沙诸岛亦不在我们这边的大陆架上。蒋介石划定的“九段线”直逼他国屋檐下,既无契约承认又无“有效控制”,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历史包袱。

  明智的做法是宣示而后实际控制。然而中国因两党内斗丧失的领土远比大清国“丧权辱国”割的地更多!无论从中国领土主权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社会进步角度审视,自孙中山开始的“党争”史皆乏善可陈。我相信不出百年,后世必会有公正定论,因为他们既无利益缠绕,又不似我辈这样被灌输的谎言熏陶过久。

  任何时候,中国争取领土主权都是合理的,但南沙这里显然错失了最佳时机,正如魏先生所言:“南海问题实际上是从南越从1974年开始占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始的,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大幅度南进,从南沙群岛开始着手占领南沙岛礁,后来西沙中国占领了。问题是从1975年到现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了,但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没有对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越南侵占中国的岛礁和南沙群岛领土问题提出过一次抗议?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反制行动,这是历史的。”到现在,南沙诸岛事实上已经被越占26座、马来西亚占7座、菲律宾占10座、大陆占8座、台湾占2座,各国“有效控制”基本完毕已数十年,这才想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法于理于实都站不住脚,想不树敌都难。

  “中国‘四面皆敌’”只是一个表象,其内在或曰实质是中国政府“四面皆敌”,如果我们把政府视作当今权力的话。里根总统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们是国家拥有政府,他们则是政府拥有国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无论中西,古老的国家概念都属于“王土”,民族国家之概念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从荷兰、英国、瑞士等国确立起来的,“王土”逐步转变为公民共同体。所谓“中国特色”其实也即抵制这个转变,大清国覆灭之后,只有北洋时期短暂地使中国沾了点民族国家的边。孙中山一直欲以党权取代皇权建立“党国”,在苏俄的大力扶持以及日寇入侵的帮助之下,先蒋后毛,终于驱逐了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王土”化作“党土”,毛谓之“马克思加秦始皇”,专制程度登临史无前例之地步,中国其实不过仍是权力的囊中之物,是中国属于权力而非权力属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2月在美国宣称: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可见,至今最高层仍然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为命根子的。

  不去说大清国屡屡宣战,打不过就割地赔款,无需同子民商量。之后那些野心家,为了谋取统治权更是主动奉送领土主权,孙中山就不止一次要以领土主权换取对他的扶持,东北、福建、广州湾都成他的交易筹码。秦晖教授认为他未能得逞似乎不妥,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就是老孙起头,国共两党共同接力卖掉的!老毛更出格,还在1920年就在致蔡和森的信里明言:“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成功将中国收入囊中之后,不去说那些沿外蒙、苏俄边境的零碎地块,长白山天池及鸭绿江口岛屿,赠与北朝鲜、坎巨提地区赠与巴基斯坦、北部湾中南海最大岛屿鹦鹉洲赠与越南、江心坡让给缅甸,藏南九万余平方公里肥美之地,美军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刚驶入孟加拉湾,老毛就连夜开紧急会议半夜通知印度大使说单方面撤军,打了胜仗却主动放弃领土令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国家乃权力兜里的钱包,花一点买平安在位还是值得的,只不过有许多连选票都没资格自己拿的国民自作多情,或者说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糊里糊涂跑去充当权力的啦啦队,演绎“爱国秀”。

  反之,既然国家事实上被权力挟持,中国也就成了权力彰显其意识形态的资本,到现在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国家只是装既得利益的筐。尽管这个国家到处张贴“人民”标签,可“人民”只能享有权力恩准的有限权利,无需说其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高悬,本身就违宪,言者有罪,刑由权力定,说明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四面皆敌”其实是权力自己造成的。当年斯大林恩准老毛做亚洲革命的领袖,老毛激动得屁颠屁颠,以为他的“圣贤”梦就要实现,迫不及待派刘少奇在49年11月苏记“亚、澳工会会议”上鼓动亚洲各国搞武装斗争,走“毛泽东的道路”,并立即开始扶持胡志明。嗣后,替苏俄卖命投身朝鲜战争,公开同联合国作战。当苏联废弃了斯大林那一套,转向“缓和路线”之时,毛在莫斯科发难,大念战争夺权经,不惜全世界“死掉一半人”,当即就遭世界共产党领袖们嗤之以鼻。毛以其乡巴佬特有的思维模式想事,归因于“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回国就搞大跃进,并开始撇开苏联自任老大。只是大跃进惨败,不是全世界“死掉一半人”,而是中国死掉几千万,若非如此,毛早就跟苏联彻底翻脸了,不会拖到1963年。毛自己承认:“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此语前半属实,后半瞎掰。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恰是斯大林时期,毛主动要求被控制的,恰是赫鲁晓夫开始化解这种控制,比如撤退旅顺驻军。

  为了他自己充当世界革命导师,毛不顾中国人民死活,开始大规模援助世界革命,东南亚除文莱、新加坡之外所有国家共产党都在中共支持和援助下大搞武装斗争,颠覆本国合法政府;就连鞭长莫及的非洲、拉丁美洲,毛也力不从心要去搅合一把。闹到九大开幕前,毛自己也不得不哀叹:“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故,与其说是“中国‘四面皆敌’”,不如说“中国四面树敌”,当年的摩登说法就是“输出革命”。毛以中国国力为其资本,胡作非为只求实现他“圣贤百代帝王”之黄粱美梦。就连文革,至少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里程碑”,成就其圣贤梦。

  邓公掌权以后提倡“韬光养晦”,举凡读过初中者皆应明白这个成语的具体含义:隐藏锋芒,以待时机。《三国演义》就用来描述刘备在曹操面前装乖,待羽翼丰满然后东山再起拼夺天下的。这个外交总方针用熊光楷上将的话说是“给中国外交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他归咎于“英文翻译失当”。于是乎为了涂抹,官媒便不惜涂改成语成“不过分炫耀自己明显高于别人”之意了。殊不知那个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主义还写在我们的宪法里,我们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卫军,仍枕戈待旦要“解放”全人类,所谓“中国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至少,现在中国如同高速路上逆行之车,尽管略显谦卑只敢走在路肩上,一旦车子足够大时,驶上行车道横冲直闯只是时间问题,“四面皆敌”是必然的,除非别人都傻了。

  美国人如今的苦恼是弄不清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其实中国人更弄不清主子脑袋里想些啥,只有拥护的份,没有说“不”的权利。美国则不同,不但大选时各项施政方针要亮出来供选民讨论、质疑,就算是被选民认可当上总统,其政策还得经过议会审查、批准,否则不得颁令。国际社会从来就是看你做什么而不是听你说什么,当初中国一边高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竭尽全力支援、操纵各国共党以暴力手段颠覆其合法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早就臭名昭著。至今中共从未否定以往做法,更没有承诺不谋求颠覆国际社会秩序,反倒是不时放任文武高官喊杀喊打。譬如早几年那位朱成虎少将公开放话不惜打核战,放弃西安以东也值得。且不论如今核战还有没有“西安以东”可言,这类喧嚣是否经过中国人民尤其是“西安以东”十亿多人民批准,似乎都不重要,一个文职少将就有资格蔑视民命,而且惹出轩然大波亦无须承担责任,可想而知这个权力傲慢到了何种地步!想当初,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口无遮拦立即卷铺盖回家,人们有理由怀疑朱少将所言是最高层的幕后意图。

  据介绍,邓公为搭上全球化这班车,接受了李光耀“中国不要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了”这个建议,尽管为救杀人如麻的波尔布特出水火出兵入侵越南,但也叫停了对东盟各国以及其他毛主义党的支持与援助,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这才有跻身世界市场使改革开放获得长足进展。但恪守既得利益本心未泯,意识形态痼疾仍在,中国政府本能地要与那些“流氓政权”沆瀣一气。瞧瞧“我们的朋友”便不难明白,但凡某国搞专制独裁,愿意与世界潮流软磨硬抗中国必会去套近乎。被央视“挺死”的萨达姆、卡扎菲自不待言;封闭甚于中世纪的北朝鲜全靠中国养着;伊朗的核设施与军火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苏丹总统被国际法院通缉,可以来中国“正式访问”;不远万里跑去同癌症患者查韦斯搞联合军演;跟在俄罗斯屁股后面否决安理会关于叙利亚的决议,等等。

  孟夫子教导说“无敌国外患国恒亡”,此处之“国”只能当统治权来理解,“四面皆敌”也可算是统治的需要。要巩固专制乃至独裁,必须抵制民主、法制、人权之类劳什子,而美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太强大,它又在满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观,反美就成统治者的本能反应。恰如当初美国南北战争,北方要解放黑奴,南方的奴隶主不惜一战,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今日中国的统治者,不过扮演当年美国南方奴隶主的角色罢了。至于上述学者所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的崛起势必对当今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形成巨大挑战。”“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利,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纯属旧时代教育所给予的烙印,只需想想,周边那么多小国譬如新加坡,怎么非但感觉不到“霸权”威胁,反而欢迎它呢?就连跟美国打了十余年仗的越南亦如此,这种“霸权论”恐怕太弱智了。

  中国正在“崛起”,奉行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际社会主流必然要担心某一天不受制约的权力头脑发热,心血一来潮就“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宗旨如此,伊朗奉行的霍梅尼主义宗旨也同样如此,殊途同归皆准备着要颠覆国际社会现行秩序,“四面皆敌”是必然的,犯不着大惊小怪。(2012-2-10)

  作者:老文,原载: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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