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尘埃未定说重庆

　　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打黑唱红为特色的重庆模式又成为错愕不已的中国人热议的话题。不过，与以前褒贬对立的两极式争论相比，这次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重庆模式及其相关政治人物的未来。毕竟，决定下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细小的变动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笔者以为，在这尘埃将定而未定的时刻，我们更有可能也更有必要对重庆模式的性质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王立军事件虽仍然在发酵之中，未来重庆及相关人物的走向仍有待观察，但重庆模式的运行将告一段落应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说必要，是因为中国的未来道路仍存在多种可能性，并不全取决于人事的变化，更取决于背后的社会思潮。对一种有争议的道路选择，如果不把它说清说透，它完全可以在别人的旗帜下卷土重来。如果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还好，但如果是错误的，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只就事论事，就重庆说重庆，而不论及个人的是非。个人的是非只是细节，模式的性质才是根本。

　　以前各界对重庆模式看法对立，甚至陷入所谓的左右之争，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不同的侧面理解了重庆模式。简而论之，重庆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一是从政策目标上，主要是指打黑、唱红、共富等，二是从施政方式上，如通过集中而严厉的执法运动、上下结合的群众运动等。所谓左派支持的声音，常称赞的是该模式的政策目标。而所谓右派反对的对象，则是其施政方式。双方看似对立，实则没有根本上的矛盾。

　　这种界定方式也告诉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去评价重庆模式。从政策上目标看，它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唱红之外，我相信所谓的右派也不会反对。而从施政方式上，重庆模式确实有应该批评甚至值得警惕之处。一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功利，以为只要政策目标是对的，具体的手段即施政方式可以不论。此次王立军出事后，也有一些人指出重庆的老百姓对薄、王二人其实还是不乏好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有必要看得更远一点，把施政方式当作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来考量。笔者也是从此角度，认为重庆模式大可商榷。

　　这是因为，从施政方式看，重庆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人治模式。无论是通过执法机关的运动式执法，还是通过上下结合式的群众唱红，其政策的推行还是取决于领导人个性、倾向与好恶，其运作的方式更多地依赖口号、动员而不是法律、程序。这种人治的后果有三：

　　第一是不确定性，随领导人意志转移而转移。领导人的任期是有限的，很可能人来政兴，人亡政息。所以，即使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也不可能会得到历任官员的认同，因为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认识与偏好。老百姓如从领导人层面希望长期的良政，显然是一个奢望。

　　第二，人治往往以破坏法治为代价，从而造成更大的政策恶果。重庆打黑被称之为黑打，还出了影响全国的李庄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打黑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瑕疵甚至违法现象。短期来看，这种对法治的破坏只是不利于那些黑恶分子。但长远观之，它将置所有人于一种不安全的险恶境地。李庄案是一例，身为打黑主将最终被迫走入美国领事馆也是一例。

　　第三，人治即可以用于行善，但同样可能甚至更有可能用于作恶，而且是更大的恶。这是因为，人治必然要求赋予施政者以极大甚至无法约束的权力。当施政者想赚取政绩作为晋身之阶时，他可能还会做一些善事。但一旦升迁无望或私利膨胀时（古外今来的绝大多数例子都表明，仅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法约束官员的私利膨胀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权力为个人私利服务。由于权力无法约束、不受监督，人治之下的官员谋私较之法治之下的官员谋私不但要更为容易、规模要更为庞大，对社会的后果也更为严重。

　　所以，治理国家、改善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民主、宪政、法治。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与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恰恰重视从程序、从施政方式的角度规范执政者，而不是满足于提出诸如平等、自由、均富这样的政策目标。有了民主，领导人才会不依据自己的好恶而必须根据选民的好恶行事，从而时时把民众的福利与自由挂在心上。有了宪政，领导人才会在有限权力、权力受到监督的情况下行事，如此施政的效果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更持久。有了法治，领导人才会也只能依法行事，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才会得到全面持久的保障。

　　近代以来的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程序上的规范，实质上的政策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提出的人的解放、天下大同的理念何其美好，但由于在程序上仍然陷入传统的人治模式，其结果也就只能是背道而驰，甚至出现对人的生命和人性的最严厉摧残，我们建国后所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沉痛的教训。经历了这些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更应该对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道路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被眼前的暂时收益所迷惑，不在一些花哨的政策口号中迷失，做出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负责任的选择。

作者：李开盛，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