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地方主義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AB團”再版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13）

　　《明鏡月刊》金瑞子

1999 年10月的一天，深圳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會長連環（連貫之子）在對朱建國談論“廣東反地方主義根源”時，說了一句深刻之至的話：廣東反地方主義就是當年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AB團”的再版。富有戲劇性的故事是，古大存曾在剛解放時回憶歷史，慶幸自己曾經逃脫了1931年的反AB團鬥爭。當時古大存的戰 友、紅十一軍政委吳炳泰被以AB團分子罪名槍決了，作為軍長的他，不僅救不了吳，反而連自己也被撤銷軍長職務，留黨查看了3個月。1950年，古大存以廣 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廳長的身份親自主持復查東江“AB團”案，豈料剛剛為戰友吳炳泰平反，自己便又落入了反地方主義的冤井。

南 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研究也發現：毛澤東反地方主義是他一貫的思想與方法，其源頭並不是始於江西蘇區，而是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有人曾發現一個奇怪的現 象，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後來竟沒有產生一個將軍，甚至連師團長這樣的軍事幹部都沒有井崗山人，這是為何呢？就是因為毛澤東從來都是外來幹 部，每到一地方發動革命，都是採取“先依靠，後整肅”的方法。在井崗山，他借彭德懷之手幹掉了接納支持他與朱德、林彪、彭德懷的井崗山地方部隊，把其首領 袁文才、王佐殺掉；在延安，後來又把劉志丹創建的陝甘寧邊區的功績壓制不予宣傳，到高崗事件後，陝北蘇區的幹部也基本上全線壓制。高崗後來散佈的“軍黨 論”、“槍杆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毛澤東幾十年實踐的事實。高崗所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崗 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不過，所謂井崗山大圈圈，其實就是毛澤東的圈圈，高 崗不過是想借毛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宏圖。後來，文革的出現，說明了高崗的軍黨論、井崗山圈圈確是存在，當林彪想突破井崗山圈圈，突破毛的圈子自搞一個圈子 時，毛也就運用豐富的肅AB團、反地方主義經驗把林一舉推向身敗名裂。而和林彪一樣，也想搞白區工作圈的劉少奇，自然是在林彪之前先亡之。倒是周恩來對毛 反地方主義的威力高度警惕，以柔克剛，終於在毛病重期間把自己的親密戰友鄧小平推了出來，並且在其逝世之後成功地清算了毛的種種反地方主義之宗派行為。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朱建國在廣州拜訪了86歲的任仲夷，與他就“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平反進行一段對話——

朱建國：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仲夷：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出決定的。

朱建國：那您覺得 “廣東有地方主義”之類的指責，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
任仲夷：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

朱建國：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
任 仲夷：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能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過去隸屬廣東的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裡的“五 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車事件受了處分，仍然要念記他在海南的政績，還說 也要給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廣東也有， 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裡的領導盡是潮州人，說什麼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也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 上來的。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個別人有這樣的說法：難道廣東就不能出一個第一書記？其所以這樣講，大概是因為以前 廣東的第一書記盡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觀念或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 義”就不對了。

對於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當政時不熱心徹底平反廣東地方主義的細節，任仲夷也有記憶。出於某種考慮，他不希望朱建國詳細披露。
朱建國説：“以史為鏡，資治通鑒”。任仲夷的這一“不應該再出現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呼吁，並非空穴來風……僅僅把‘反廣東地方主義’的源頭追到毛澤東思想 上，還不夠，我們還得深入思考：是否由於‘社會主義’必然要產生新權威（新核心），而新權威必然要不斷地開展新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才能生存——‘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其實是一種體制性的必然悲劇。衹要體制不變，它就必然過去有，今天有，將來還會有。”（《明鏡月刊》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