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3月1日星期四

《感动中国》：低效的道德动员

问：在很多国家，都没发生过诸如“感动德国”、“感动俄罗斯”、“感动美国”这样的道德评选，今天我看到《感动中国》又在投票了，包括各地也纷纷有“感动XX”等活动，您怎么看？

答：《感动XX》的理念和逻辑沿袭了传统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术上有突破和改进。它用了“感动”一词，这个词相对温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中国”(包括省份、城市或地区)，这么大的词，和960万平方公里一样大，又露出了高端和代言姿态。

这档节目我参与过，有一届曾邀我对人物短片写评语，所以我认真打量过它。从技术角度讲，这是个不错的栏目，尤其它的早期，相对纯粹。但即便节目是成功的，于社会也是个悲哀，因为道德的收视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证明中国处于道德最贫困之时。弘扬道德即让道德陷入尴尬，当一个时代需要大张旗鼓地托举道德、把有限的道德个案视若民族瑰宝的时候，也就很可怜了，先不说对不对，而是可怜。许多很寻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俭学照顾弟妹、欠债还钱，竟然惊动了“国家”……人物本身没错，值得尊重和激赏，但那个表彰错了，它把一件朴素的事诠释错了，注解错了，把正常给隆重地异常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道德已成我们最稀缺、最紧俏的资源。在欧美澳等地，每个人都会去做义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没有谁悄悄统计你、拍摄你、事后表彰你，因为做好事是信仰驱动和自我选择，你本来就是心灵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该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没人留意，更何况也没有这种由国家宣传机器担纲的表彰系统。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样化，咱们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会心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几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没人表彰他，甚至议论都很少，因为他做的事每个人都在做，区别只是数目。为什么我们需要事迹教育呢？没别的东西，穷啊，就靠它了。一个中国人做好事，若这件事始终被埋没、甚至被误解的话，那他就会做价值重估，想这样做值不值当。记得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吧，就干过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币偷偷扔地上，然后当伙伴的面捡起来，从而完成一次众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攒积分评三好学生啊。

另外，道德评奖本身也是滑稽的，对道德你怎么能评价它的量级呢？怎么能分出大小呢？纯粹的道德一定是朴素的，默默无闻的，是拒绝这样一个价值评估体系的。近年来，各地效仿央视，纷纷出台“感动城市”（城市有级别，推手有级别，事迹也随之有了级别），很多大中小学还搞起了“道德银行”“道德档案”“道德学历”……其实都在印证一个眼前的悲剧，即道德的大溃败、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种失态和变形的动作就出笼了。

假如你问我这台秀是不是完全错了？毫无意义？我觉得不是，它终究会被淘汰，但不是现在，时机不对。其实它算“应运而生”，它和中国现实是匹配的，除了符号意义，它也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一个没有信仰和心灵宗教的国家，怎么才能缔结道德资源呢？有限的道德资源又怎么流通？我们有个现成的工具：权力表彰！古代帝王用，乡绅社会用，1949年后用得更频繁更顺手。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赖一种强大的社会示范和榜样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债还钱，除了表彰，我们没别的手段以证明你是对的、你这样做生活会答谢你、命运会回报你，当众人都在好奇地观望做好人的结果时，表彰的出场、尤其政治权力和舆论权力做推手的表彰就显得极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运道路相关的疑问，更激励你的今后、策动周围的效仿……尤其实用主义的当下，这种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个人入选了《感动中国》，按世俗游戏原理，这个人的生活将就此改变，作为道德明星，他会赢得很多社会回报：知名度、羡慕和尊重、职业机遇、地方政府的眷顾和优待，甚有委员代表之类的头衔……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几十年有形无形的“不平凡”待遇——这就给社会输送一个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这些民间俚语和口头禅才真正显示了因果力量。别小看这些句子，几千年来，它们可是深受迷信的命运公式，若公式失灵、大面积不成立了，大家就会集体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逻辑滑下去。为德者申请一份殊遇，对“善恶有报”的国人心理来说，也算一种应验和抚慰吧。

作为道德动员方式，《感动XX》显然低效，不达标。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包含价值误区，但并不构成价值灾害。你可以怜悯它，但别欺负它，用不着讨伐，要体谅。

中国式的表彰文化，实属无奈之举。从1949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标榜和道德动员就是靠树典型、颂英雄、学模范来维系的，从王进喜、雷锋到朱伯儒、张海迪，这是体制的习惯动作，也显现了全部精神家当。你说起作用了吗，起了点，只是日渐虚弱和式微，而现在更多是药物性依赖，离不开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点办法。

私下，我也和相关朋友说：《感动XX》可以搞，民间那些人性的闪光，值得被描述和传播，尤其在这个道德冰河时代。但价值观上要改一改，名称、理念、逻辑、语境、姿态都要改，权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纯净、平实、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样化，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问：插一句，您觉得好的表彰，或者说正常的表彰应是个什么样子？

答：就是我刚才那句话：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不要抬轿子，不要用“颂”体，老实一点，别浮飘，别用“中国”这样的大词。表彰本身没有原罪，尤其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国家，表彰有它的社会功能，关键看表彰什么，怎样表彰。好的表彰，应是在表彰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生命同类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传递这人性的光辉和美，像阳光静静照在每个人脸上……

其实，《感动XX》和大大小小的“事迹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的信仰资源和深层的精神家园？也就是你前面问到的那个问题。这是值得几代中国人去思考和建设的，应借用传统文化、宗教伦理、道德哲学、心灵美学、现代理性等资源。其中，政府的表现尤为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动员这样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权力的清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这对营造健康的社会空间最为关键。土壤改良了，才能长出好庄稼，其形体才端庄，爱和善的颗粒才饱满。

另外，从历史和世界范围看，道德危机，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没有奠定好的制度文化和空间环境，引发了既有道德资源的流失；二是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权力率先腐败并引发了民心腐败，制定规则却破坏规则——没有比这对世俗精神秩序危害更大的了。

（2009年12月对话整理）

（全文收入《古典之殇》，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

作者：王开岭

普京：“阿拉伯之春”西方行为卑鄙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2月27日文章】题：俄罗斯和变化中的世界：“阿拉伯之春”的教训与结论（作者俄罗斯总理、总统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我一直认为，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密不可分、不允许过于经常地诉诸武力、无条件地遵守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对上述内容的轻视将导致国际关系的动荡。

欺世盗名

接二连三爆发的武装冲突，都是以人道主义目的作幌子，正在毁坏数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尊崇的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道德和法律的真空正在日益形成。

经常有人这样说，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确，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人类罪应当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然而，当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当人权是由外来势力维护，是有选择性的，即在“维权”过程中普罗大众的一些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如生存权会遭到蹂躏，那这就不是什么崇高事业，而是最简单不过的巧言惑众了。

重要的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可以有效地对抗来自某些国家的蛮横要求，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肆意妄为。谁都无权赋予自身联合国的特权，尤其是在针对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北约首当其冲，它试图将与 “防御联盟”不相称的职能揽上身，而且演得过于入戏。我们都记得，那些沦为“人道主义”行动和“民主火箭炸弹”输出牺牲品的国家，曾疾呼遵守国际法以及起码的人类道义，但无人理睬。没有人听到，也无人想听。

歇斯底里

一年前，世人目睹了如下现象，即在众多阿拉伯国家似乎如有约定，同时爆发了推翻专制统治的游行示威。“阿拉伯之春”最初被人寄予催生积极变革的厚望，然而人们很快便发现，在许多国家，事态的发展并未按文明方式进行，没有确立民主，也未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而是排挤对手、发动政变，统治方被更具侵略性的新统治力量所取代。

来自外部的干预，对内部冲突其中一方的支持，令事态发展笼罩上负面色彩，该干预的性质就是武力干预。事态最终发展到一系列国家以人道主义口号为理由，借助空军，消灭了利比亚政权。作为尾声，还上演了对卡扎菲的非中世纪式，而是原始蛮荒式的镇压。

不能让某些人企图在叙利亚重新上演“利比亚版本”。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推动叙利亚国内的和解。重要的是尽快停止暴力，无论其源头如何，最终启动全民对话，即没有先决条件、没有外国干预、尊重该国主权。这将为叙利亚领导层所公布的民主化措施得到切实履行营造条件。重要的是，不能放任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我们汲取了惨痛的教训，反对通过相关的安理会决议，因为它们可能被解读为向叙利亚国内冲突发出军事干预的信号，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性立场，俄罗斯与中国在2月初才没让一条正好可能被用作不同解读的决议通过，后者可能会刺激叙利亚国内冲突中的一方采取暴力行动。

因此，考虑到对俄中行使否决权的尖锐甚至濒于歇斯底里的反应，我想事先警告我们的西方同行，不要沉迷于采取先前使用过的简单套路，即倘若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对某个行动的许可当然不错，如果没有，就建立利益攸关国联盟，实施打击。

此类行为的逻辑本身就是相当危险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好结局。至少无助于饱受冲突煎熬国家内部局势的调控。但更为可怕的是，它会引起整个国际安全体系的进一步失衡，损害联合国的威信和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行使否决权绝非任性而为，而是《联合国宪章》中所确立的国际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何况它正是在美国的坚持下才被写入宪章的。

我非常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汲取惨痛教训，不要试图在不具备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在叙利亚动用武力。我简直不明白，某些人动武的欲望为何如此强烈。为什么不耐心酝酿出反复权衡、兼顾各方意见的集体立场？更何况在叙利亚决议中，该立场的轮廓其实已经相对清晰。剩下的只是向反对派武装提出同样的要求，跟先前对政府的态度一样，包括将部队从城市中撤出。倘若对此加以拒绝，就只能用卑鄙一词来形容了。如果我们想保护平民安全，而在俄罗斯看来，这一直是首要目的，就亟需说服、开导武装对抗的所有参与方。

还有一点。目前，俄罗斯公司在所有被“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国家，跟在伊拉克一样，都失去了我们经过数十年辛苦耕耘而在当地市场上占据的份额，丢掉了大宗的商业合同。而空出来的市场则被那些参与推翻当地政权国家的企业所侵占。或许，我们会产生如下印象，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最可怕悲剧的原因不是出于对人权的关注，而是某些势力希望重新瓜分市场。

制造动荡

总体来说，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切都是具有教益价值的。当地的时局发展表明，如果借助武力手段来推进民主可能而且经常会适得其反。—些势力突然冒出，其中包括宗教极端份子，试图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世俗性质。

“阿拉伯之春”同样表明，当前的国际舆论，是在先进信息和交流技术深入推广、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互联网、社交网站、移动电话等，正在与电视一道，成为影响内政以及国际政治的有效手段。

包括软实力在内的—些概念也相当风靡，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一揽子非武力手段及工具的集合，它主要依靠信息以及其他—些手段取胜。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手段经常会被用于培植和挑动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操纵社会心理，对主权国家的内政直接干预。

什么是言论自由和正常的政治意愿表达，什么是违背国际法的“软实力”手段大行其道，对此应当明确判断。对于非政府的人道主义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工作，我们当然欢迎，如勇于批评政府等。然而，一些被外部势力控制的“伪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以在某些国家制造局势动荡为目的，其行为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来源：新华网

美将就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召开紧急听证会

核心提示：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针对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将于3月1日举行一场紧急听证会。德国NA新闻通讯社称，应韩国要求，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也将就“脱北者”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此前，韩国在联合国指责中国遣返脱北者。

据3月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成为“华盛顿炙手可热的焦点”。美国就此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堪称热情。而与此同时，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也将就此问题“施压”中国。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针对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将于3月1日举行一场紧急听证会。除部分专家出席外，两名“脱北者”也将“现身说法”提供“证词”。在美国的“朝鲜自由联合”负责人苏珊?索尔提称，同一天，该组织还将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韩联社评论说，中国遣返“脱北者”已经成为“华盛顿炙手可热的焦点”。这种说法听上去不算夸张。据报道，3月5日，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也将举行听证会，“深入了解”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

韩联社援引一位韩国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已通过联合国和外交渠道，多方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对“脱北者”问题的关注。当地时间2月29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上，表明对中国遣返“脱北者”的立场。《东亚日报》将此形容为“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仲裁”。

另据《韩国时报》报道，正在德国访问的韩国统一部长官柳佑益会见了17名德国议员。德国NA新闻通讯社称，应韩国要求，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也将就“脱北者”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朝鲜日报》2月29日报道说，在正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和欧盟将呼吁在关于朝鲜人权决议中使用“更强硬的措辞”。

新闻回顾：韩媒称中国本月将遣返30余名朝鲜“脱北者”

日前，韩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掀起“抓捕朝鲜脱北者风潮”，称30多名“脱北者”本月20日将被中国警方遣返回朝鲜。2月14日，一些韩国政客和市民团体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

韩国民众抗议中国政府遣返朝鲜脱北者

2月17日，韩国部分政府人士和团体因中国遣返朝鲜脱北者一事举行示威活动。韩国国会议员朴宣映及部分脱北人权团体人士来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进行示威，要求中国中断遣返，韩国执政党临时党首朴谨惠还写信给中国政府表示抗议。目前，中方尚未证实将遣返脱北者的消息。

中方：“脱北者”因经济目的入境并非难民

2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一些非法入境朝鲜人反复被遣返，有的多达十多次。他们非法入境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定性为“难民”。外交部发言人称，韩国媒体炒作脱北者问题有情绪化和政治化的倾向，希望韩方冷静对待。

韩国在联合国指责中国遣返脱北者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于2月27日在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韩国首次提出了有关国家强制遣返“脱北者”的问题，意指中国。韩国敦促各国秉承不驱回的原则，称“脱北者”不是政治问题，是人道主义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称，非法出入境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專訪舒雲（5）：林彪在“文革”中犯的大錯誤

■舒雲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新史記：經過多年來您與許多人士的努力，關於林彪的“兩謀”罪名，基本上已經弄清並無證據，而黃吳李邱幾位老將更與“兩謀”沒有關係。但是有人問：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那麼，以林彪為首的群體，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對這些作用，站在今天的高度應該如何評價？

舒雲：我認為“兩謀”是有的，是林立果和周宇馳等人搞的。林彪、黃吳李邱與“兩謀”無關。黃吳李邱在1980年審判“兩案”時，摘清了與“兩謀”的關係。“兩案”沒有審查林彪，但是也沒有發現林彪與“兩謀”無關。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林彪是無罪的。

現在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擁毛者和反毛者都罵林彪。我認為：凡是瞭解林彪的人，沒有罵林的，而是對林彪百般同情，因為林彪沒有幹壞事。而罵林的人根本不瞭解林彪，只是人云亦云，罵的都是口號式的。如果他們瞭解了林彪，就根本不可能罵林。

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這我不否認；但是毛澤東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創下不朽之功，這也應該是歷史事實。無論是1959年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還是“文化大革命”，林彪都是從團結出發，支持毛澤東，希望我們的國家不要亂，希望國泰民安。這也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錯誤，他看出了毛澤東的問題，卻一味順從。當然，如果他像彭德懷一樣仗義執言，早被打倒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個人崇拜並不是始自林彪，當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誰沒有狂喊過毛主席萬歲？

李銳說：沒有林彪，毛澤東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當場反駁他：沒有誰，毛澤東也能發動“文化大革命”。李銳沒有反駁我。以後，我在網上看到李銳的文章，提“沒有林彪，毛澤東可能發動不了‘文化大革命’”。我還是堅持認為，沒有林彪，毛澤東一樣發動“文化大革命”。

縱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他除了前期有軍委八條命令等外，幾乎一直處於被動，他甘於處在沒有一點權力的“副統帥”位置上。除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都是張春橋起草的以外，林彪在會議上的講話，反覆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劉少奇的專案是江青搞的之類。可以感覺到林彪在努力與“文化大革命”保持距離，不想掠人之功。

有人說林彪整人，列出幾個人名，卻又舉不出具體事例。眾所周知，不要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意思，就是打倒賀龍、羅瑞卿等將軍們，都不是林彪所能做到的。

林彪崇尚孔子，強調與人為善，他的名言是“狠狠地批，狠狠地保”，很多老將軍被他保下來了。（《新史記》第5期）

誰也沒本事從《臨時約法》一系列悖論中鑽出來

《新史記》蘆笛／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就司法程序而言，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此外，《臨時約法》還沒有1947年憲法中“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一條。

如所周知，軍法審判因涉及軍事機密，常不公開，而這就給當局非法秘密審判平民提供了個方便藉口。段祺瑞搪塞參議員們的質問用的就是“軍事機密”、“國家安全”這兩個藉口。儘管如此，議員們仍質問老段，張是中華民國人民，何以須用軍法？老段答，張任湖北都督府軍事顧問，“此非軍人乎？”而且，“犯罪的事實均在其任軍務部時所爲，無一事不關係軍務，所以軍法從事” 。

但當時軍政合一，實行的是軍人統治，是否在軍政府任職者都算現役軍人，當時官制混亂，沒有明文規定，根本就說不清。就算確有證據證明張不是軍人而是平民，也無法指責政府犯法，蓋約法並未禁止政府以軍法審判平民。

更何况當時民國根本也就沒有什麽“軍法”。段祺瑞在國會答辯時承認：“軍法會議之法律既未明訂宣佈，只有照從前辦法。”這就是說，所謂“軍法審判”的法律依據其實是前清的“辦法”。鄙人無學，還真不知道大清的“軍法審判”是否允許瞞著被審判者進行。即使允許，除非立法機關明令規定在新軍法制定前暫用舊軍法，否則執法者“照從前辦法”本身就是違法。但若不這麽做，那就連軍法都沒有了，難道能設想軍隊沒有法律管束？難道當局能因爲缺乏執法依據，就坐視武裝暴動發生？而且，就算“旋捕旋殺”違反了前清軍法的規定，那違反的也不是現行法律，而是連是否有效都無法律明文規定的舊法，那又算什麽違法？這一系列悖論，誰也沒本事鑽出來。

正因爲“法網恢恢，疏而且漏”，黎元洪才會兩次幹出“旋捕旋殺”的爛事來。張振武被殺前一月，武昌曾發生所謂“三次革命”。“首義功臣”、同盟會員祝制六、江光國、滕亞綱等密謀暴動，事泄被殺。祝制六在漢口大賓公館被捕，押解到漢陽。輪渡才過江，他被押上岸後，就在碼頭之側被大兵用大刀砍了腦袋。旁觀者連殺的是什麽人，犯了什麽事都不知道。當時並無任何人指責黎元洪踐踏法治。從程序來看，這作法與處置張振武並無區別。張案之所以轟動，無非是發生在北京，又由大總統親自下令處决罷了。

於此，約法中“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的規定就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兩次“旋捕旋殺”明明是粗暴踐踏法治之舉，但犯法者都可以藉口“國家安全，軍法從事”自辯，而追究者必然要跌進因法律不全出現的悖論中：法都沒有，又怎麽可能犯法？

這悖論到毛時代就達到最高峰。“文革”中舉國無法無天，可當時連部刑法都沒有，只有部憲法，你就算能指責犯罪者違反了憲法，也不可能給人定罪，遑論量刑。（《新史記》第4期）

残奥金牌教练拒绝上交百万奖金被停职

核心提示：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

2005年，中国女子长跑名将孙英杰因向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而轰动体坛，如今，她的丈夫汪成荣又因为奖金惹上了麻烦。2005年，汪成荣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他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10月，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

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以下简称青海体工一大队）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分配，汪成荣不同意。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大队长杨海宁称，“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还有其他手段。”

率队夺3金，获奖超百万

149.91万元，连汪成荣自己都不确定这笔钱闯进他生活的具体时间，但他的生活确实被改变了

“大概去年九月末或十月初吧。”反正是个早晨，因为夜里照顾孩子睡得晚，青海体工一大队教练员汪成荣还没起床，就听见手机响了两声。他的妻子、前著名长跑运动员孙英杰从枕边拿过手机看了看，发现是一条通知奖金到账的短信。

在2008年9月5日公布的第13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名单中，汪成荣榜上有名，是整个田径队惟一来自青海的教练员。他带领6名队员参赛，其中弟子张振夺得男子5000米、男子1500米T11级别两金，祁顺获男子马拉松T12级金牌，何称恩获男子800米T36级银牌。2008年10月6日，中国残奥管理中心发函给青海省体育局和青海省残联，称汪成荣“在任教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科学训练，成绩突出”。

除了书面表扬，还有前述的那笔奖金。“我早知道有奖金，很多教练的钱都到了，就我的还没到，我还打电话催过。”接到短信当天上午，汪成荣去银行查了一下，到账149.91万元。这是汪成荣有生以来拥有的最多的一笔钱，“我（以前）估计能有不少，还跟孙英杰开玩笑说，要是超过80万元，我就不上班了，专心在家哄孩子、陪你玩。”

自1992年入队以来，汪成荣20年来对奖金并不陌生，此前最多一次是2001年九运会，他拿到男子10000米第7名，避免了青海“剃光头”，被奖励一套40平米的房子，时价每平米1380元，总价约5.5万元。

如今奖金远远超过80万元，他也确实不用上班了因为这笔钱，他被单位停职了。

被约谈多次，次次让交钱

上交全部奖金，由青海体工一大队进行再分配，自己分到手可能只有总奖金的20%，汪成荣不干

去年12月28日之前，汪成荣已有半个多月睡不好觉。被上级单位叫去谈话多次，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汪成荣把这笔奖金交给单位，由组织进行分配。

第一次谈话，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问他卡里打进多少奖金，汪成荣留了个心眼，说90万元。汪成荣说，虽无书面说明，但据他了解，队里已有分配方案，他只能拿到这笔奖金的20%，如按90万元计算，自己拿18万元，30万元给青海省残联，42万元归青海体工一大队。

汪成荣认为，在借调到中残联带队期间，他和原单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有过任何协议，“只要拿出相关文件，说我该上交奖金，那我多少都交，要是拿不出文件，我一分钱也不交。”杨海宁称队内有相关文件，只是不便出示。关于奖金的再分配，杨海宁不肯细谈，但表示不会留给某个人，“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你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事？多少人为你服务呢？原单位不派你出去，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

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党委下发了《关于对汪成荣同志停职的处理决定》，该文件称：“中残联于2011年10月给予汪成荣同志高额成绩奖励，但该同志隐瞒情况，不执行大队的决定。汪成荣同志隐瞒组织、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汪成荣被停职，停职期间停发工资及福利待遇。

汪成荣依然没有上交奖金，“这是中残联奖励给我个人的钱，凭什么让我往外拿？”

通知发4次，双方仍僵持

“停职决定”未能奏效，汪成荣依然没有交钱，青海体工一大队又连发了4次通知

为照顾妻儿，汪成荣2010年7月申请换岗到科室工作，这样他每天都可以回家。

汪成荣和孙英杰每月工资加起来超过5000元，这份收入在西宁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除了西宁有房子，孙英杰九运会时在北京被奖励了一套房子；他们还有一辆福特车。2010年8月8日出生的儿子，如今已能在儿童篮架上扣篮。

如果没有这件事，汪成荣的生活很规律，6点起床、做饭，8点坐班车，9点抵达20多公里外的多巴基地，午饭在基地食堂吃，下午5点下班，6点到家、做饭。但如今，他的生活变了，“每天睡不着，最早也要凌晨两点。”

继“停职决定”后，青海体工一大队又连发4次通知，要求汪成荣“说明情况”。2月7日，通知要求汪成荣提交“参加2008年北京残奥会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2月13日，要求将外借期间比赛的奖金数额、北京残奥会获得的总奖金数额如实汇报并提供票证依据；2月17日，要求汪成荣上报所得奖金准确数额；2月23日，第4份通知称，“外派执教属职务行为，大队有权知晓外派者的工作情况，包括奖金收入，外派工作者如实汇报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据体工队工作人员介绍，汪成荣的停职决定贴得到处都是。还有人说，原本不知道这事，正月十三去领元宵，本想帮汪成荣代领，但人家说汪已经没这福利了。

汪成荣试图让自己的态度和缓一些，每次都按时回函，但他强调，自己不能提供奖金数额，希望上级部门向中残联体育部发函确认，“他们心虚，不敢向别人问这个钱。”

杨海宁表示，并非只要求汪成荣交回奖金，其他教练的奖金也要重新分配。但汪成荣认为这是给他下的套，且奖金数额也相差甚远，“确实有几个教练的奖金被收了，但数额差太远了，有个4万多的，有个1万多的，有个4千多的，还有个1千多的。”

奖金近一半，被用于购房

一份中残联的函显示，149.91万元被认定为“教练员奖金”，但青海体工一大队并未罢手

记者2月29日上午采访负责发放奖金的中残联体育部时，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表示，有关“奖金到底是发给谁”的问题，需要请示上级领导。之后，记者多次致电，仍再无正面回应。在汪成荣提供的一份名为《关于下发第13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奖金的函》中，中残联体育部把打给汪成荣的149.91万元认定为“教练员奖金”，时间是2011年12月22日。

汪成荣说，他和其他借调的教练联系过，“据我所知，其他教练没这事儿。”

上海田径教练张敏珍曾两度被借调到中残联，带队参加了雅典残奥会和北京残奥会，其弟子吴春苗曾在2004年残奥会上夺得1金1银。她称此事不可理解，“奖金已打到了我自己的卡里，这是个人收入，我的上级单位没和我要。在汪成荣之前，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事。”

教练员金帆曾带出了两届残奥会F11三级跳金牌得主李端，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参加过两届残奥会，这种奖金是给我们借调去的教练的，不是给我们单位的。”

离开田径场两年多的孙英杰，曾在10年前打破两项亚运会纪录，并经历过兴奋剂事件和讨薪事件。她对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事感到不解，她说，丈夫单位要这笔钱，根本没有正当理由。

杨海宁称，如果汪成荣上交这笔钱，事情还有和缓的余地，“这对他个人也有利，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人品不错，比较诚实，会给他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也会好好培养他，给他‘压担子’。”

事实上，这笔钱已经被汪成荣夫妇花掉了近一半，他们在西宁市中心买了一套新房，高层，带电梯，每平米5800元，总价67万，手续费1万元，装修、家电花了20万元左右。

停职，只是“初步处理”，“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组织还有其他的手段。”杨海宁说，“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如果不交这笔钱，汪成荣丢掉的是稳定的工作和事业编制，还有多年的归属感。1992年，他进入青海体工队，2004年退役，2005年留队做教练，如今，时间已过去了20年。

来源：新京报

周勇进：缅甸之变悄然来临

2011年12月2日，缅甸仰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左）拥抱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

　　2011年10月27日，缅甸正式宣布解除对Facebook、Twitter、BBC、Youtube等网站的封锁，这个从前对互联网严厉审查的国家进入了网络自由时代。

　　政府的这项举措让缅甸人HtooTayZar兴奋不起来，因为缅甸的网络服务太昂贵，他用不起，而且网络很不稳定。24岁的HtooTayZar住在仰光，是一名电脑网页设计师，他有一个漂亮的个人网站，但家里并不能上网。对他来说，学习网络技术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只能靠看书自学网页设计，或者在没有互联网接入的电脑上练习。

　　HtooTayZar不否认缅甸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2月26日，他告诉南都记者，“现在的情况比以前的军政府时期好很多，过去12个月里，有很大的进步，政府开始倾听民众的声音。”

　　2010年11月的大选后，长期封闭的缅甸加快了改革步伐———释放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三次大赦释放大批政治犯，开放言论，允许游行示威，与少数民族和解。一系列动作令外界耳目一新。

　　“缅甸告别原有体制，开启新政时代，迅速变化的缅甸引起世界一片惊呼。”1月4日新华网一篇题为《缅甸改革：“变化”出人意料》的文章称，“缅甸在这一年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人们的一般预料。”

　　《纽约时报》文章称，缅甸变革速度之快甚至让最悲观的观察员都感到吃惊。英国《经济学人》表示：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1962年就已上台、目前依然大权在握的军政府要在现在做这些事，而且行动速度如此之快？

　　令人意外的改革

新政府实施重大政治改革措施，对话昂山素季，改善与西方关系

　　“缅甸现在基本上是全面开放了，这让人们想象不到。”2月23日，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缅甸问题专家林锡星接受南都采访时说。

　　2011年3月，缅甸军方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时，缅甸国内和国际社会并没有多少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抱有很高期望，人们普遍认为2010年11月的那场选举遭到军政府操纵。当时，昂山素季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被解散，没有参选资格，根据新宪法，军方自动在新议会中获得1/4的席位。

　　新华网文章称，“吴登盛新政府面对政治现实，采取和解姿态，调整内外政策，迅速开启了缅甸变革之门。”

　　新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措施，包括释放大批政治犯，放松对互联网的严格管制。在新闻自由方面，允许媒体刊登批评政府的言论、允许媒体报道反对派人士。缅甸议会的辩论也进行电视直播。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允许民众进行和平示威。

　　2011年很可能成为缅甸的一个分水岭，所有这些在一年前不可想象。2010年11月大选时，缅甸还笼罩着紧张气氛。全国民主联盟总部附近还驻扎着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长焦相机、DV，在马路对面的棚子里监视。

　　缅甸新政府最重大的一项转变是与昂山素季进行对话。据新华网消息，在政府部长与昂山素季多轮对话的基础上，2011年8月19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在总统府单独会晤昂山素季。事后，缅甸议会专门为昂山素季和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修改了2010年颁布的《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对政治人物从政的限制条款，为昂山素季等政治人物从政扫除了障碍。

　　新政府还采取行动与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和解。2月12日是缅甸联邦节，是为纪念1947年2月12日缅甸“独立之父”、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与各民族领袖会晤而设立。新政府借此机会向少数民族示好。据新华社消息，缅甸总统吴登盛2月12日通过官方三大报纸发表联邦节贺词，吴登盛说，新政府正按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建设民主国家。

　　过去一年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解冻。作为对缅甸改革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到访缅甸，成为50年来首访缅甸的美国政府高官。美国《华尔街日报》称，缅甸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高调接待彰显了改革的意愿。目前，美国已经宣布解除部分制裁，还宣布将与缅甸互派大使。

　　欧盟的官员也纷至沓来，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缅甸改革。1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非常满意缅甸迄今为止进行的民主改革，缅甸总统吴登盛的行动让他受到鼓舞。

　　南都记者曾于2010年11月前往缅甸报道大选，对于其后发生的变化颇感意外。这场变革甚至让很多缅甸人也难以置信，前往缅甸采访的一些中文媒体记者表示，他们接触的很多缅甸人都不太相信眼前的改革。

　　仰光青年HtooTayZar称，“即使是缅甸人也很难相信政府会进行改革，但变化的确发生了。”

　　乐观的分析人士认为，缅甸已经告别50多年的军事高压统治，开启了民主化进程。缅籍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孙子、历史学家吴丹敏称，缅甸正在经历的是自1962年军人当权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认为，旧的军政府统治已经结束。

　　为什么是现在？

缅甸政府意识到改革才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最好途径

　　林锡星表示，缅甸选择此时搞改革开放比较突然，“因为这个时候缅甸受到的压力最小。美国、欧洲自顾不暇，没空去敲打缅甸。而昂山素季所属的党内部分裂，现在算是缅甸民主运动低落的时候。”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缅甸发生了变革？在林锡星看来，缅甸的改革本来还会更快，主要是以前军政府和昂山素季之间一直谈不拢，昂山素季一直不妥协，坚持要回到1990年大选的结果，让军政府交出政权。林锡星提到一件事：“2006年，缅甸搞旅游年，轰轰烈烈，就是准备开放，美国也准备解除制裁，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准备贷款给缅甸，但昂山素季反对外国投资，反对外国人来缅甸旅游，结果旅游年弄砸了。”

　　2011年3月以前，丹瑞是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早在2003年8月，缅甸政府公布了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旨在实现民族和解、推进民主进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恢复制宪国民大会、起草新宪法、全民公决新宪法草案、依法举行大选和组成新政府等。

　　其后，缅甸发生了几次重大事件。2007年8月，缅甸军政府提高燃料税，成千上万的缅甸和尚上街示威游行。当年9月底，缅甸军政府强力镇压了抗议运动。2008年5月，缅甸遭特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袭击，这是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死亡人数超过十万人。尽管发生了这样的灾难，缅甸军政府仍继续推进当年5月份的宪法公投。

　　2010年11月的大选本应标志着缅甸过渡到文官政府统治时期，但选举过程中存在问题让国际社会大失所望。2011年1月，议会选举前总理吴登盛为缅甸总统。由吴登盛任命的政府部长绝大部分都是前军人或现役军官。

　　林锡星表示，到现在为止，缅甸政府一直按照它的七步路线图走过来，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政权。“缅甸军政府本身也想改革，这是不能否认的。它想要一步一步稳稳地来，不想贸然行事。军政府汲取了1990年大选的教训，准备了很多年。”林锡星说。

　　有一种分析认为，2011年中东地区的事件影响了缅甸领导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2月份刊载《缅甸令人惊讶的变化：实用主义的美德》一文称，一位高官透露，去年中东地区社会运动发生后，缅甸的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中东的社会运动让将军们感到害怕，军政府担心反对阵营会像1988年和2007年那样走上街头。

　　该文也提及缅甸将军们的焦虑：缅甸专制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过去曾富甲一方的缅甸已经在其手中衰败，被邻国远远甩在后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和劲松接受媒体采访认为，缅甸是一个独立、统一、有尊严的国家，它想在世界上找回它应有的位置，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林锡星教授认为，缅甸政府要让大家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为此必须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这些都需要美国、欧洲解除制裁。西方国家提出几个条件，要释放昂山素季以及其他政治犯，要进行议会选举，要和少数民族和谈，军政府都做到了。

　　他指出，缅甸政府此时启动改革无疑是着眼于2013年东南亚运动会、2014年东盟轮值主席席位以及2015年缅甸大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缅甸政府已意识到改革才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最好途径。

　　谁在幕后主导？军队牢牢掌握着政权，真正的变革可能要等到下一届大选

　　就任总统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吴登盛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已在缅

　　有分析认为，从目前局势看，似乎是吴登盛在执掌缅甸大权。但不少观察人士也指出，缅甸尽管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到文职政府的过渡，军队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

　　住在美国加州的美籍缅甸人UburmaThura说，“1962年军人开始统治缅甸，那时候我12岁，一直到现在，军方仍然在统治着缅甸，不过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2005年叛逃美国的前情报人员AungLynnHtut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丹瑞仍然在决定政策方向，在幕后控制着一切。”

　　至少在2011年4月前，美国官方也认为，原来的执政者仍然大权在握。美国政府在去年4月份的一份政策声明中表示，虽然缅甸执政者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装，但是同一政权仍然控制着这个东南亚国家。

　　林锡星指出，在缅甸公开的政府权力架构中，总统吴登盛只是第四号人物，在他上面有一号人物丹瑞大将、二号人物貌埃副大将、三号人物议长杜雅瑞曼。在议会和政府上面还有11人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其中包括吴登盛、两位副总统、两院议长、三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和边境事务部的四名官员。在这个架构上面，还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丹瑞是第一把手，里面还有貌埃等部长，吴登盛也是排名第四。

　　林锡星认为，军队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缅甸政府基本上不会允许反对派在政治方面占上风，缅甸真正的变革可能要等到下一届全国大选后才会出现。

　　而历史学家吴丹敏认为，丹瑞已经退休，他可能具有影响力，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仍然参与日常决策或与现在的政治领导人保持定期沟通，而其他军方领导人对政府的影响力有限。

　　政府诚意遭质疑

　　到目前为止缅甸改革只具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并不大

　　最近访问过缅甸的挪威外交部副部长埃斯彭·巴斯·艾德表示，缅甸可能正处于转型的初期，和亚洲前专制国家当初的情况一样。艾德认为，“缅甸也许正处于一段艰难历程的起点。但它不是在作秀，这个国家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而日本学者YukiAkimoto认为缅甸政府是在作秀。她指出：“在名义上的文职政府里，总统是从前的将军，30名部长中的26人也是前军人。在议会中，25%的席位为军方人士保留。”就像前军政府一样，军方保持着对国家的实质控制力，军方的优先目标是保持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军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不再通过威胁和武力来压迫人民和反对派，新政府给缅甸人和国际社会一种“致力于民主改革”的印象，试图避免人民的反抗达到爆发点。

　　她认为缅甸现政府的目标并非搞真正的民主，她指出，吴登盛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在被问到要对美国读者说什么时表示，“如果你希望民主在我们国家得以发展，就应采取必要行动去鼓励它，停止制裁。”YukiAkimoto认为，这种说法本末倒置，缅甸之所以遭到制裁，是因为它不民主、拒绝改善人权状况。

　　“缅甸运动”英国负责人MarkFarmaner也指出，很少人注意到吴登盛所说的改革动因，吴登盛在《华盛顿邮报》专访中称，“国家经济与政治密切相关，如果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就会变得富裕，他们就不会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MarkFarmaner指出，到目前为止缅甸改革只具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并不大。他举例说，缅甸只有少数人有经济能力接触互联网，解除对互联网的控制没有多大意义。释放几百名政治犯的事情，丹瑞在1992年也曾做过。

　　定居印度的缅甸流亡人士TintSwe也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军人或半军人政权一点也靠不住。

　　像他们这样的怀疑者很多，在广州读书的缅甸青年S（采访对象要求匿名）也不相信吴登盛等人有改革的诚意，他说：“他们这些人不可能为缅甸做什么，不可能把缅甸改革到什么样，因为都是往自己兜里塞的人。”

　　改革可能会逆转？

　　缅甸总统吴登盛称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在公开讲话中，缅甸新政府领导人不断强调改革的决心。2012年1月20日，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缅甸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处于迈向民主的正确轨道上。正因为我们方向正确，所以只能向前迈进。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走回头路的想法。”1月30日，吴登盛当选总统后首次出访，他在新加坡表示：“我们希望民主茁壮成长，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尽我所能，在缅甸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

　　据新华网1月4日报道，缅甸人切实感受到了国家在变化，反对派也承认国家有变化。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吴瑞曼表示，缅甸“方方面面都在变化”；缅甸宣传部长吴觉山对媒体强调，这种变化“不可逆转”。

　　缅甸改革的春天到了吗？对此，昂山素季没有把握。2011年9月，昂山素季在一次录像讲话中称，“我们开始看到变化的开始。”她同时补充说，她并不能清晰地判断这种变化会通往何方。而在2012年2月20日接受泰国公共电视台（ThaiPBS）专访时，昂山素季解释了她不能确认改革是否会逆转的原因，她说：“只要军队仍然在幕后左右改革，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不可逆转的。”

作者：周勇进，原载: 南方都市报

港媒称中共已对改革表态，时机选择有深意

核心提示：香港《明报》日前刊文说，《人民日报》系列文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文，中共已经表明了改革态度，而时机的选择也有其深意。选在此时大声鼓呼改革，既有中央在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现实因素“倒逼”的苦衷。

中新网3月1日电香港《明报》日前刊文说，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发出的有关改革言论，都不会是其自选动作。“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中共已经表明了态度，而时机的选择也有其深意。

文章摘编如下：

在广东的市场化媒体连续发文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后，迎来中央的响应，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提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官媒新华社发长文呼吁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上周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首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曾经为中国早期市场改革提出建议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报告称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目标直指国有央企……

显然，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发出的有关改革言论，都不会是其自选动作。选在此时大声鼓呼改革，既有中央在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现实因素“倒逼”的苦衷。

——民间改革力量积聚。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源自安徽小岗村农民，而现今，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内在动力又已有了相当的积蓄。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经济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力推经济发展转型，但既得利益者的消极懈怠、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掣肘等等，都让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踯躅难行，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来袭，作为改革创新动力源的小微企业活力丧失，使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外部压力。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于中国“守规则”地参与世界贸易更加期望，亦愈发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与动荡也给中国带来外部环境的压力。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中共已经表明了态度，而时机的选择也有其深意。此种舆论的实际效应，尚待时间和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