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2012年2月24日在共识网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科力让我谈谈左右对话规则建立问题，这个话题比较小。我会涉及到我个人层面的一些东西。我想谈三点。
（一）
首先谈谈我的基本态度。我的基本态度反映在我的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但有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对左右对话的规则，包括在这个基础上宪政平台建立规则的看法。这两篇文章都写于1989年六四前夕。一篇是发表在4月30日《经济学周报》上的《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文章提到了四个方面：
第一，要有科学的精神。讨论的注意力理所应当集中于理论本身的构造和意义，而不应是它的来龙去脉。对理论本身的分类研究，应当优先于对理论提出者的分类。科学的精神就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追求既不以权势者的态度也不以民众的态度为转移，不媚上也不媚众。苏格拉底和布鲁诺就是这种精神的典范。同样，理论的价值也不因其提出者的身份和主观意图的不同而有所损益。不论是贵族还是工人提出的乌托邦主义，在思想史上都具有同等的地位。理论内在的学术价值，也不会因领导人或外国人的表态而受到任何影响。
第二，要有规范的做法。我们讲规范的作法，就要强调学术共同体内对于基本事实的共识和基本概念的认同，而反对在缺乏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打一通乱仗。如果对于立论的事实依据都无法达成共识，展开深入的理论讨论就只能是空想。概念与事实不可分离，对任何事实的观察都离不开概念的使用。因此，如果对于基本概念缺乏认同，就会影响对基本事实的共识。规范的作法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缠，增加讨论的收益。譬如说，你说的民主和他说的民主，基本概念都不一致，就没法讨论下去。
第三，要有攻坚的勇气。要使讨论得以深入，讨论的双方就要勇于触及拉卡托斯所说的对方理论纲领的“硬核”，而不要在彼此理论外围的“保护带”上打骚扰战、游击战。波普认为，打击论敌的弱点并不能置之于死地，他主张攻坚论敌的强点。他建议，在着手批评一个理论观点以前要尽可能明确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和概述其观点，并提供论敌本身可能尚未提出过的论据来完善它，使之成为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譬如说，我虽然不赞成木生的新民主主义，但是我先要试图概括出他自己也能够承认，而且我甚至能给予补充的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我专门攻击它的外围的弱点，就没有意思了。
第四，要有善意的态度。善意的态度，意味着在讨论中将双方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和谅解；意味着不但把批评视为最宝贵的人间财富，而且把自我批评视为宝中之宝；还意味着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名扬四海。因此，他的着眼点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弘扬主义；因此，他不固执已见、吹毛求疵，而是善解人意、寻求共识。
毫无疑义，知识精英是现代化的栋梁和灵魂，学术界必然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压力集团。但是，学术界不同于其他的压力集团，它的影响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声势、实力和权谋，而取决于它手中真理。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精神、规范作法、攻坚勇气和善意态度，将是知识精英改造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中国民主制度最可靠、最强有力的工具。
另一篇文章是1989年5月27日我给《经济学周报》写的一篇社论稿，其中涉及建立宪政平台应当具有的基本态度，题目叫做《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很可惜当时没有能够发表出来，但是何家栋还保留着这个稿子。我已经把它收入文集了。
我当时写道：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
政府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传统思维方式，民众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信条。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多数统治”，只要人多势众，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传统的民主观。当代民主主义是宪政民主主义，“多数”也不能偏离宪政和法治的既定轨道，也要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只有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一种既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能够保持长治久安的社会共同契约。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好办法，这是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作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这两篇文章都是20多年前写的，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我仍然坚持我当时的观点。
（二）
其次谈谈我的实践。可以这么说，在座的人里，我是写批评文章指名道姓跟人家讨论问题最多的人。我今天来之前把我的文集的目录翻了一下，看我到底跟多少人指名道姓的对垒过，其中有些是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查出下面这些：萧功秦的《走向成熟》，盛洪的《为万世开太平》、崔之元的“经济民主”、张颐武的“文化民主”、王山的“新秩序主义”、张睿壮的外交哲学、张文木的中国“马汉主义”、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汪晖的现代性批判和《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王小东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李民祺的反对民营部门发挥经济主导作用、康晓光的《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王岳川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冼岩的“左中右”划分和中产阶级观点、老田的“反精英主义”、《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兼与杨帆讨论》、《民主政治价值观是出路所在——兼与潘维商榷》、《谁的“死穴”：宪政派还是专政派——答李宪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兼与甘阳商榷》。最后这篇文章是汪晖当《读书》主编的最后一期发表的。当然了，还有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我也和他做过很多讨论。虽然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批评这些人，但是没有影响我与被批评者的友谊。汪晖也好，杨帆也好，木生也好，我都跟他们保持了比较好的友谊。我认为，以我前面说的原则性态度，从事这样的批评实践，养成一种良好的对话氛围和习惯，有助于未来左右派共同搭建宪政平台。
再补充一句，我对于同道中人也常有商榷。譬如说对王力雄的“递进民主”、左右划分的周舵模型、以“州政中国”与吴国光“县政民主”商榷，等等。
左右对话，开展理性的学术批判，我认为是“三有益”：第一有益于自己，第二有益于读者，第三，有益于对手。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认为我和汪晖的讨论，对于我是有帮助的。在这个讨论之前，我没有看过波兰尼的书，汪晖对他的介绍，促使我去看他的书，了解他的社会“双向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观点。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我觉得这些观点很有道理，后来也常常引用。
第二个例子，认真的讨论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理论。我在办“改造与建设”网站时发表过一组有关中产阶级的文章。《“中产阶级”如何形成？——兼与冼岩商榷》、《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着力处：说服当局还是说服民间——再答冼岩》、《民主是中下阶层“急迫的需要”——三答冼岩》，冼岩也回应了四篇文章。我觉得这样反复讨论有利于把讨论深化，有利于读者在反复讨论中加深理解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很可惜，我觉得有很多学术批评都是一锤子买卖，有来无往，形不成辩论。
第三个例子，这种讨论也有利于对手。你跟人家讨论，对对方也会有帮助。我认为和王小东之间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助于彰显王小东思想中民主主义的成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
所以我想从自己的对话实践看，这样左右之间的理性讨论是可以做到的，是可行的，是有益的。我自己还会继续这样做，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这样做。
（三）
最后谈谈我的希望。我们在座的人都具有是双重任务。第一是促进理论繁荣。秦晖也好，立平也好，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都是贡献给社会的宝贵的精神食粮，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任务。但我想我们还有推动政治进步的作用。我们不光是有理论方面的作用，也有政治方面的作用，推动宪政的作用。
在理论讨论中，不但要存异，而且要求同。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很注意引用同道的话，形成呼应，例如引用秦晖、孙立平、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的话；也很注意强调与不同观点者的共同点：例如引用杨帆、刘亚洲、王小东等人言论中我赞同的话。学术理论界的共识，包括左右派的共识，本身就能影响政界，发挥政治效用。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左右派的共识与联合行动。2001年6月写的《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争取民主：“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能否达成共识》。后来，我一再涉及这个问题。下面是三篇文章的大标题：《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读刘亚洲演讲有感》、《左派右派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我们不能局限于自己写文章，而且需要一个公共的讨论平台。三年前，孙立平、我和汪晖与杨平碰过一次，杨平曾表示愿意搭建这样一个左中右对话平台，但后来没有下文了。现在共识网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做这样的事情光有钱是不行的，还是要有气魄和胆略，能承担，能抗得住环境的打压。
将来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说在官员财产申报，在税收和预算制度改革方面发出呼吁，这是属于行动范畴。但是首先我们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这就是行动。我们要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估计。我们每个人的理论研究和发表著述，本身是一个力量；但是如果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理论共识，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起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那就是一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力量。希望大家在这方面都做出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