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鐵川﹕媒體在選舉中的責任 ——以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

香港《明報》

媒體在選舉中應扮演一種什麼角色？我的看法是「獨立」和「平衡」。下面試以20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為例加以說明。

2000年11月7日，美國總統選舉投票之後第2天的形勢是：民主黨候選人、當任副總統戈爾在全美國共獲得約50,996,039張選民票，共和黨參選人、得克薩斯州長布殊共獲得約50,456,141張選民票，而新成立的綠黨的候選人、消費者利益保護運動的創始人耐德則獲得2,878,157張選民票。雖然戈爾的選民票比第二名的布殊領先約53萬張，但憲法規定選舉輸贏標準不是按全國統算的選民票，而是「選舉人票」。

「尊重人民意願」vs.

「尊重既定法律」

美國這次總統選舉糾紛，歷時37天，波瀾迭起。糾紛的核心是對佛羅里達州的幾個郡是否手工計票。戈爾一方強調「尊重人民的意願」，小布殊一方強調「尊重既定的法律」。那麼在原則「尊重人民意願」和規則「尊重既定法律」之間，究竟何者更重要？更應尊重哪一個價值？這個問題是這次總統大選的糾紛焦點，也是美國法院系統辯論和裁定的關鍵。從結果來看，多數法官認定「既定法律」比「人民意願」更重要。因為「既定法律」是經由法定程序產生的人民意願，是原則轉化為規則後的產物，是理性（程序篩選）而非情緒化（臨時動意）的決定。雖然在全國普選票中戈爾領先布殊，但美國既定的總統選舉規則並非按全國普選票計算，而是按「選舉人票」計算，即在全國50個州贏得多數選舉人票才算贏得大選。因此，當戈爾強調自己在全國普選票中領先、要求尊重多數選民意願時，美國的多數法官立刻意識到了這是在變更既定規則，是大選中的臨時動議。不能說戈爾的要求不符合民主原則（尊重多數），但它與法律規則相衝突，所以得不到法官的支持（請參看拙著《法律是一種生活藝術》第104至106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美國媒體的表現

現在再來讓我們詳釋一下美國媒體在這場選舉糾紛的表現：

《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在大選前均表態支持戈爾，但在11月8日選舉結束後卻認為戈爾不應要求在佛羅里達州重新人工計票。其理由是：一旦遊戲規則確立，並且參加了遊戲，就不應回頭再來變更已經定好的遊戲規則。參賽者若對遊戲規則有意見，就一定要在參加遊戲以前表達，事後再來要求重新設定新的規則，就是對社會的穩定秩序的一種破壞，也是對其他參賽者的不公平（以下參見趙心樹所著《選舉的困境——民選制度及憲政改革批判》第668至669頁，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美國主流媒體從業人員大多認為自由附帶覑責任。這種觀念的兩個重要內容是「獨立」和「平衡」。新聞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應當努力地獨立於任何政府機關、政黨、團體、階級、群體或利益集團。在獨立的立場上，新聞報道要努力做到平衡，以盡可能全面地反映各主要政黨、團體、階級、群體及利益集團的聲音。

「獨立」和「平衡」

於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形成僵局和困局後，美國媒體在沒有任何人組織或命令的情下發揮了穩定人心、穩定政局、穩定社會的作用。

第一，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紛紛採取了中立立場，沒有一邊倒地宣稱「布殊應當當總統」或「戈爾應當當總統」。雖然作為社會一分子的新聞工作者也具有個人的觀點和傾向，但是，各個主流媒體的新聞與言論版中都沒有擺出「仗義執言」的架勢來為任何一方說話，而是冷靜地提供平台，讓各方面有基本同等的機會發表各自的意見。

其次，各主流媒體反覆傳遞了這樣的一個觀念：在應該由誰擔任下屆總統的問題上，人民已經通過投票依法表述了他們的意見，但是，我們現在還不清楚，人民的意見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只能依照法律來回答，我們必須靜觀戈爾、布殊這兩個陣營依法提出各自的主張，靜待司法系統依法作出判決。

第三，各個媒體請了各方面的法律專家，其中既有布殊、戈爾陣營的法律顧問，也有立場獨立的法學家，從法律程序和判例等多方面評述爭端各方的戰略戰術，解釋各級法院法官的權限與抉擇，預測爭端的走向與結局。這樣的討論客觀上等同於一場關於法律與政治的普及教育。有關知識的普及也有助於穩定民心，有助於民眾對法律解決僵局的信心。

第四，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召集媒體負責人開會，發文件、打電話，通知媒體可以報什麼，不可以報什麼。民主黨掌權的聯邦行政當局沒有這樣做，共和黨掌權的佛州行政當局也沒有這樣做；保守派法官略佔多數的聯邦最高法院沒有這樣做，自由派法官佔絕對多數的佛州最高法院也沒有這樣做；聯邦國會兩院沒有這樣做，各州議會也沒有一個這樣做。

由於各主要媒體相互獨立、相互監督且都各自獨立於政府、黨派或利益集團，當它們在某一問題上意見一致時，這一意見就容易比較被讀者觀眾接受。因此，在整個2000年選舉僵局期間，絕大多數美國人心中「爭端必須也必將法律解決，也一定能夠法律解決」的觀念始終沒有動搖過。

最後，我想以1921年英國《衛報》總編輯司各脫一篇文章中的幾句話作為結束語：

反對者的意見與朋友的意見享有同等地位，都有被報道的權利。

坦率的評論固然好，公正的評論更重要。

意見是自由的，事實是神聖的。


郝鐵川

政經利益結合是特區深層次矛盾

香港《明報》

特首選舉連連爆出醜聞，再加上近日曾蔭權的接受富豪款待事件，把特區政府的「陰暗面」集中地呈現在公眾眼前。總而言之，是一片烏煙瘴氣。我們所見到的似乎不是所熟悉的香港。

這一片烏煙瘴氣，其實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近年無論中央領導人也好、本地論者也好，經常談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沒有簡單明確地說明這個詞的意義。

一場特首選舉戰，讓沉渣泛起，把「深層次矛盾」推到台前，讓香港人目睹簡單的道理﹕回歸後香港日走下坡，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相結合，而又缺乏民眾監督這個「深層次矛盾」。無論現在建制派的特首候選人說得天花亂墜，不會改變這個矛盾。直至香港建立全面民主政治，直至香港公民社會有制衡當權者和富豪的力量，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烏煙瘴氣不會消散。

回歸前，富豪和商界在政治上有影響力，但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有一段距離。因為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港英手上，他們以公務員為政治工作的主要骨幹，而社會上的政治活躍分子包括親北京的左派陣營及代表本地公民社會的民主派，他們在經濟領域內都是「弱勢社群」。富豪與商界滿足於港英政府的重商和親商政策，並沒有積極參與政治。

回歸後，多個重要發展令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結合，成為尖銳社會矛盾的重要成因。

首先，回歸後的政治體制確立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制度上的影響力。

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以商界及專業為主體，而在專業界別中，除了教師、社工、醫療及醫護等界別外，其他都與商界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在這些與商界利益密切的專業界別中，只有法律界是比較例外地始終推選民主派的代表，其他的大體上都是支持建制派的代表。

回歸後政治體制

確立既得利益集團影響力

功能組別本來應該是過渡的選舉群組。按照《基本法》，功能組別最早可於2007年取消，但現在不單沒有取消，最少還可延續至2020年，而且還有很多人千方百計把功能組別變成千秋萬代。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一旦佔了政治權力的甜頭，死不情願放棄特權。

回歸後特首選舉機制擴大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特權。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內，第四界別即政界基本上是由中共及其盟友鄉議局壟斷，而第三界別即基層和社區則除了社工及部分宗教代表外，基本上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社會團體來主導。以今屆特首選舉的1200個選委席位來計算，在第三和第四界別的600席中，中共及其領導社會團體與盟友掌握差不多500票，這是他們的鐵票。

餘下的600個選委議席由代表商界的第一界別和代表專業的第二界別來瓜分。如前所述，專業界別內會有一些分組與經濟既得利益集團關係並不密切，這亦是民主派候選人何俊仁提名票的主要來源，但他在商界內一張提名票也沒有！何俊仁在這600張選委票中，得111個提名。撇除一些沒有提名何俊仁也並非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選委，第一和第二界別內最少有450票、或七至八成選委代表這些集團的利益。

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當中，梁振英塑造自己是挑戰商界利益，而唐英年被視為商界代表。其實他們只不過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內的不同人士。唐英年和梁振英在選委會第一及第二界別內分別取得205個和120個提名。可以說，前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主流力量，而後者則是想通過這次特首選舉的權力爭逐，改變既得利益集團內的勢力平衡。建制派內訌造成的慘烈戰，正因為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會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再分配！

其次，回歸後中共的重商和親商政策比港英更嚴重，加強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結合，使這個「深層次矛盾」惡化。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共對資本主義不了解，以為資本主義社會就要由資本家階層親自執政，才會出現在制度上維持並擴大富豪和商界政治特權的安排。

回歸後，中國國情本身出現巨大變化，在內地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快速結合。資本家可以入黨，人大政協內有眾多富豪巨賈。中國本身朝這個方向走，香港亦步亦趨。

前文論及，在選舉委員會中，中共能夠直接影響的票大約一半，其餘一半當中，民主派勢力頂多只有15%左右，剩下來的三成半選委是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代表。在首三屆特首選舉中，他們都「衷誠」合作，讓中共及其在港支持者逐步增加政治影響力，而他們會對經濟利益集團投桃報李，讓他們享受更大的經濟利益。

這種不健康的發展是今天大量社會民怨的基礎。而曾蔭權以公務員出身的背景，在替代董建華時，社會以為這種政經利益結合的安排有改變的機會。實際情大大走樣，反而因為除了公務員團隊外，曾在社會上本來沒有什麼個人網絡，於是更積極地為有權力野心的中共支持者和有經濟欲求的既得利益者大開方便之門。今日香港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華年代尤甚。

梁振英看準這個民情，以「非主流派」面貌出現，再加上唐英年受個人醜聞所累，現在形成梁的選情看好，有些良好願望的人可能以為曾蔭權年代的一些問題可以解決，這就正如當年董下曾上，有人以為曾蔭權能夠解決董建華年代的問題一樣，都是一廂情願。

既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又怎可能在體制不變、中共重商親商政策不變的情下，矛盾可以解決？善良和善忘的香港市民必須醒覺，要以自己的努力爭取體制的改善，要以公民社會的發展來制衡政治和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專政」！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劉健儀﹕聞唐留英有私生子 范太朝稱「早已認」午改口 唐拒回應

香港《明報》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昨早在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堅拒回應有否私生子，重申不想第三者受他人傷害。不過，與唐英年認識近20年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承認，曾聽過有傳聞指私生子是唐英年年輕時於英國留學期間的事情，又稱若唐英年能將事件和盤托出，相信可避免大家太多猜測。

翻查資料，唐英年十多歲高中時曾到英國短暫留學，然後已轉到美國讀大學。

前日唐英年在電視台訪問中默認有私生子，昨早他在電台回應有關傳聞時說，過去的行為問題，已令他一生悔疚，他感謝太太原諒，現時家庭團結支持他參選特首。他拒絕以「有」或「無」回應主持人「是否有私生子」的提問，強調任何牽涉無辜第三者的事，他不會再作回應，因為不想第三者受他人傷害。

身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劉健儀透露，有人猜測私生子是唐英年在英國留學時的事情，「如果在這方面有更多資料出來……從他細個到年輕感情上的缺失導致到的後果，如果他可和盤托出，我相信大家不用太過猜測，始終這是年輕人時候發生的事。時間已過這麼久，其後他現在的家庭，太太對他這件事已接受了」。

自由黨聲明澄清﹕劉健儀不清楚唐過去

自由黨昨晚發表聲明澄清，強調劉健儀不清楚唐過去的私人生活，她昨早接受訪問時，只是說聽說過傳聞。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晨接受訪問，被問到有關唐英年私生子的報道時說，「其實唐生好早已認，但講得不太具體……過去都認鰦，呢個唔知算唔算認鰦的一部分」。但她其後再澄清，不知道唐英年有否私生子，亦很難估計傳聞會否影響特首選委的投票意向。

多名提名唐英年的選委認為，私生子事件不會影響他們是否支持唐。政協委員容永祺稱，不知道唐英年有否私生子，亦不會作為是否支持他的考慮點，反而是考慮唐英年在僭建問題被質疑誠信，投票當日會作決定。他表示，不排除轉投梁振英。

容永祺﹕考慮僭建問題 不排除轉投梁

對於唐英年未否認有私生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英偉稱不知情，他指特首選舉是一場高層次的選舉，而非泥漿摔角，他不會輕信謠言，又說「不要次次都同誠信（問題）扯上關係」。他稱，外國很多領袖都有私生活問題，公務和私生活應該分開。

力挺唐英年的政協常委陳永棋認為，唐英年已就其感情缺失、私生子問題「講得好清楚」，希望大家給予唐一些空間。他強調，現時3名特首候選人中，「呢個局勢，我們根本無得揀，要選擇就應選唐英年」。

與唐英年相識多年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與唐英年屬多年朋友，但過去10年唐英年加入政府，工作繁忙，故甚少與唐英年吃飯看戲，對唐英年私生子傳聞沒有更多資訊。他又質疑近日傳媒爆出的事發生在多年前，「究竟是最近才知，還是被人收集所有負面消息……市民會質疑為何這麼巧合，現時才揭出事件」。

自焚「爭自由」藏區3天3起 男孩 女孩 年輕媽媽

台灣《蘋果日報》

在中國「兩會」（政協、人大）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邊疆藏區卻連3天傳出3名藏人自焚抗議事件。這些自焚者年齡較輕，且都是平民而非僧尼，其中一名自焚婦女更是4個小孩的母親，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大。總計藏區從去年3月以來，已發生25起自焚抗議事件，愈來愈頻繁的藏人自焚，說明當地日趨嚴峻的局勢。

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天在人大會議上發表「政府工作報告」。而同一天，四川省阿壩州安多鎮一名18歲男孩多吉在眾目睽睽下自焚。
「達賴喇嘛回家」

目擊過程的落桑益西稱：「他全身被火焰包裹，還從橋上走到地方政府辦公室前」。因傷勢過重，多吉當場死亡，但其屍首隨後遭當局帶走。

多吉自焚的前一天，一名擁有4個孩子的32歲母親仁真，也在四川阿壩格爾登寺附近自焚。總部位於倫敦、為藏人爭權益的「自由西藏」說，她在點燃自己身體的同時還高喊：「西藏需要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她最後因傷重不治，遺體則暫時被安置在寺內。

中央反收緊管控

再早一天，也就是「兩會」第一天，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則有年僅19歲的女中學生才讓吉，在一座由漢人管理的菜市場前自焚，當場死亡，屍首也被當局帶走，未歸還家屬。「自由西藏」透露，才讓吉在自焚前曾表示：「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如果不為西藏做些事，我們的生命毫無意義。」去年11月初在四川甘孜道孚也傳出疑似女尼當街自焚的畫面，令人觸目驚心。

連續不斷的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愈來愈頻繁，抗議中「針對政府、漢人」的特性也愈來愈清楚。不過當局的處理方式，非但未如同兩年前發生的「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以快速改善工作環境減輕壓力降低輕生意圖，反而是進一步收緊管控。

禁休「維持穩定」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日前在兩會上強調，「維持穩定是所有官員的核心任務」，並禁止所有官員請假，確保轄內「不出問題」。拉薩當局也要求各地須落實「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的目標。然而面對下周三即將來臨的西藏「拉薩事件」4周年，當局能否平穩「撐過」，也引發外界關注。

美國牛肉還是苦肉？

台灣《蘋果日報》

瘦肉精牛肉爭議沒完沒了，馬政府以拖待變，但越拖問題越多，反對黨、專家學者和社會團體群起反對，執政黨依違兩端，民意莫衷於是。美國反而進一步施壓，長痛不如短痛，馬政府採取折衷辦法，作有條件解禁。

貿易糾紛加外交問題

其實，韓國也面對同樣難題，讓李明博焦頭爛額，但和韓國不同的是，台灣沒有反美情緒，很少人批評美國鴨霸，所有矛頭都指向馬英九，他的無能又多一項鐵證。

馬政府原先希望尊重專業，以科學精神決策，結果專家意見分歧，不但未能凝聚共識，反而凸顯反對聲浪。

馬英九說要傾聽民意，但這事件牽涉許多專業問題。國際標準是什麼？中日韓如何因應？一般人越看越不懂。反對開放成為最保險的選項。

光是食品健康問題已夠嚴重，此事本質上也是貿易糾紛和外交問題，三大問題糾結，早晚必須作一決斷。這不是專家會議所能決定的。

客觀而言，在牛豬分離、強制標示和排除內臟等4條件下開放，並保留未來禁止的權力，這種管控措施有助於消減民眾疑慮，且與南韓作法相互呼應，對民意有所交代。

馬優柔寡斷暴露無遺

馬英九當斷不斷，他的優柔寡斷，似乎在這過程中暴露無遺。不過，也有人覺得這是他的苦肉計，他以民意作後盾，作為對美談判籌碼，他在強大反對壓力下，作出痛苦決定，AIT對他應有正面評價才對。




江春男

中大調查：官民貧富矛盾惡化 香港陷空前不和諧時刻

香港《蘋果日報》

特首曾蔭權卸任在即，中大最新調查發現，在他領導下，社會和諧度持續下跌，今年更創新低，少於四分之一港人同意香港是和諧社會；近七成人認同市民與大財團、市民與政府、貧富之間矛盾嚴重惡化，影響社會和諧。今年只有六成人同意爭取社會權益要各讓一步，比上次調查大跌近十個百分點；認同要企硬抗爭的則增至接近三成。

記者：張文傑

面對不和諧社會，學者與立法會議員指，新一任特首要有強大領導能力及協調智慧，才可避免更多激烈抗爭，但小圈子選舉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是先天缺陷，化解三大矛盾極為困難。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月 1日至 10日展開兩年一度的香港和諧社會民意研究計劃調查，以電話訪問 1,002名成年市民，結果顯示，只有 23.8%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是和諧社會，平均值為 2.91分，低於 3分的中間點，比兩年前的 2.98分微跌。受訪者認為最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依次為市民與大財團、貧富之間、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其中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由 08年排第七位、前年排第三位，跳升至今年的首位，首度超越貧富之間矛盾。

調查又發現，達致和諧社會的九項因素中，受訪者認為最重要仍是維持政府廉潔和公正、維護良好法治，其次是促進公平競爭及防上壟斷，推動民主政治雖仍包尾，但同意或非常同意以此推動民主達致和諧社會的市民，由前年的 55.8%大升至 65.5%。


政府應對 九項有五項不及格

對於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九項因素中有五項被受訪者評為不及格，認為維護良好法治不合格的受訪者比前年上升 6.6個百分點，達 19.5%； 57.9%指促進公平競爭及防止壟斷不合格，比前年大升 16.9百分點。

另外， 24.7%受訪者同意只有激烈手法才可令政府回應訴求，與前年差不多；不同意的有 52.9%，比前年下跌 3.1個百分點。爭取社會公眾權益手法方面，三成人認同要堅持原則不退讓，比前年升 6.8個百分點；認同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有六成，比前年大跌 9.7個百分點。今次調查新增對肢體衝撞、「瞓街」阻交通示威手法的意見， 66.8%受訪者不接受這些示威手法。

負責研究的王卓祺表示，部份大地產商壟斷各行業，令市民與大財團矛盾日深，下屆政府如仍被認為有官商勾結，在認同「企硬」抗爭的市民日增下，社會更不和諧。他指新特首要組成強勢政府，推出長遠措施解決住屋及貧富懸殊問題才可減低民怨。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說，小圈子選舉選出的特首必予人傾斜某些利益集團的印象，新特首要決心建立公道體制，才有望紓緩社會矛盾。

投白票真君子

香港《蘋果日報》

鄭耀棠說：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說這句話真是無知到極。

任何一種選舉，甚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投票，都有投白票的，投白票本來就是選舉制度所允許，是一種棄權的表示。投票都是不記名的，目的是讓投票的人可以獲得最高限度的自由，可以傾聽內心的聲音，依照個人（或選民）的意願作出選擇。

如果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那就應該立法，規定任何人不可投白票，否則可依法取消資格──但既然不記名，又如何取消資格呢？因此對任何選舉來說，白票都是無可避免的。投白票可以有兩重含義，一種是對該次選舉的抵制，一種是其中選項沒有一個符合自己的意願。對一次選舉的抵制未必是不負責任，如果他認為這次選舉是不義的、不公正的、不體面的，他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態度，那是一種正當手段，是對個人意志和選舉制度本身的尊重。如果所有選項都不符合自己的心願，為維護個人的選舉權，他放棄自己的選擇，豈不也是對個人意志和選舉制度本身的尊重？

一個負責任的選民應該如何看待他的選票？簡單來說就是不能胡亂投票。就這次小圈子選舉來說，不同的選委來自不同的界別，又都宣稱自己有充份的代表性，那他們應該小心去傾聽選民的聲音，並依照選民的意志去做選擇。假定一個建制派選委本來提名唐英年，但在僭建和婚外情事件後，對他大失所望，而梁振英卻從來都不是他和選民的選擇，如此他的選擇只剩下何俊仁。
照鄭耀棠的說法，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那麼這個可憐的建制派選委，在走投無路之下，說不定只好狠下心來去投何俊仁的票，如此一來，豈不是白白便宜了何俊仁？

一張選票在手，聽誰的旨意填寫，那真是一個問題。如果中央是一個意旨，選民是另一個意旨，聽中央就背叛了選民，聽選民又背叛了中央，那他應該背叛誰更合理呢？假定他的想法和中央一致，那他照中央的意旨去投票，雖然辜負了選民，但選民並不知道他投給誰，因此他可以蒙混過關。但假如他的想法和中央不一致，那他就面臨要不要背叛中央的難題了，中央可不可以背叛呢？背叛了會不會給人發覺呢？發覺以後有甚麼後果呢？

在這種進退維谷之際，投白票是最好的選擇。既然都「選唔落手」，投白票對中央和選民都可以交代，對中央和選民都不存在背叛的問題，他可以心安理得繼續行走江湖，若有人問他投票給誰，他甚至可以很驕傲地說：我投了白票，因為三個人看上去都「不似人君」。

說白了，鄭耀棠那麼痛恨白票，只不過是怕流選，可是他怎麼知道中央就怕流選呢？說不定中央現在希望流選，以擺脫目前的窘境？流選本是選舉的一種可能性，否則制度何必如此設計？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上樑不正下樑歪 官衙皆是大花筒

《太陽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曾蔭權趁任期完結前瘋狂外訪，這場「外訪瘋」已經蔓延港府上下各個部門。

立 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連日審核特首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廉政公署等部門財政開支，揭露各部門的外訪開支連年激增，情況幾乎失控。除了特首辦外，最嚴重的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九至一○年度，該科及旗下六個部門的外訪總開支只有一百五十二萬元，到一○至一一年度，竟急升七成至二百五十多萬元，一一年至 一二年度尚未終結，總開支已達二百六十多萬元，超過去年全年，而來年的預算開支更增至近四百萬元。

庫 務科外訪開支在短短四年內翻升近兩倍，情況非比尋常。事實上，該科旗下部門除了稅務局要與外國政府商討避免雙重徵稅協議外，其他部門根本沒有必要頻頻外 訪。最為人詬病的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不但躋身外訪最多局長之列，而且不遠不去、不貴不去，出訪地點包括紐約、倫敦、愛爾蘭、比利時及捷克等 等，甚至四度出訪俄羅斯，實在令人莫名其妙，難道香港的財經事務與俄羅斯大有關係？他到底去當地商討甚麼事情呢？

廉 政專員湯顯明同樣偏愛周遊列國，上財政年度外訪九次，合共離港超過一個月。究竟這些外訪有沒有必要，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市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有人一語道 破，政府外訪開支急劇增長，正好凸顯曾蔭權已做壞規矩，上樑不正下樑歪，他本人愛當離岸特首，其下屬則成為離岸局長、離岸專員。今次財委會揭露的還只是問 題的冰山一角，市民想問的是，官員外訪開支到底有何標準，立法會有沒有做好監管的職責？

曾蔭權口口聲聲要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事實恰恰相反，他本人在過去五年間外訪數十次，耗費逾千萬元，而且愈是接近下台，愈是頻密外遊。在他的影響下，各部門官員有樣學樣，趁在台上的最後機會亂花公帑，借外訪之名周遊列國，遊山玩水，納稅人的血汗錢就這樣被倒進鹹水海。

一 厘一毫，民之脂膏。難為港府時常把「審慎理財」掛在口邊，每逢市民要求改善安老等社會福利，官員總是面露難色，以「資源有限」為由推搪了事，去年市民要求 財政預算案開倉濟困、還富於民，當局亦是耍手擰頭，非要逼到民眾上街抗議才被動派錢。在對市民斤斤計較的同時，官員們卻大慷納稅人之慨，毫無節制地外訪， 完全是「以民為笨，福為官開」，如此雙重標準，怎可能令人信服！如果此股歪風不止，哪怕港府擁有金山銀山，也經不起這班敗家子揮霍。

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港府施政亂象叢生，民脂民膏被一再濫用，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曾蔭權其身不正。港府蛇鼠一窩，高官一個比一個厚顏，一個比一個浪費，香港好不容易建立的廉政形象，就毀在這群巨蠹身上。

公僕道歉太虛偽 百姓多少辛酸淚

《太陽報》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為去年CPI指數未能控制在百分之四之內，日前向全國人民鄭重道歉，並誓言今年一定會完成物價調控目標。民生幾許艱辛，才換來高官一聲輕飄飄的自我批評。CPI對政府來說只是數字遊戲，對百姓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壓力。

去年內地通脹持續惡化，吃穿住行樣樣漲價，尤其是豬肉售價一度狂漲五成七，老百姓叫苦連天。「蒜你狠、薑你軍、豆你玩」等通脹名詞應運而生。政府年初制訂的百分之四通脹目標徹底泡湯，百姓荷包慘遭打劫。

張平終於道歉了，問題是，這聲對不起能挽回百姓損失嗎？去年當局調控喊得震天價響，結果還是失敗收場，人們憑甚麼相信今年發改委定能成功調控？張平看似道歉，其實是用軟刀子割百姓的肉，政府會不會因調控失敗而補償於民？他沒有說明，好話背後還是空頭許願。這種沒有具體糾錯措施的「有愧」，實在難以讓公眾感受到政府的誠意。

一邊道歉，一邊卸責，一邊施暴，是內地不少官員的工作作風。譬如，雲南省昆明市長張祖林曾經說過，當地有些拆遷是有愧於老百姓的，話說得情真意切，但昆明的拆遷並沒有停止，仍然不斷侵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從斷水斷電、放蛇潑糞，到點火焚燒、毆打拆遷戶，甚麼勾當都做得出來，市長大人一聲對不起，怎麼能讓這些罪過一風吹了。
官員做騷 十足虛偽

由此看來，善良百姓不能因為官員說聲對不起，就歡呼官員「迷途知返」，也不要以為官員表情誠懇，就稱讚其與人民心連心。如果從演技來看，內地官員絕大部分都稱得上影帝，他們說聲對不起，不是真心實意地悔過，而是準備變本加厲地殘民以逞。他們一邊說對不起，一邊舉屠刀對準百姓，十足的虛偽！

按照外國慣例，大凡向民眾道歉，說對不起的官員應該引咎辭職，冰島前總理哈爾德就是一例。在二○○八年金融海嘯期間，冰島國內主要商業銀行紛紛倒閉，貨幣匯率大跌，通貨膨脹率倍升，造成許多冰島人失去工作和住房，在此期間擔任冰島總理的哈爾德曾經多次對國人說對不起，結果照樣被控須為國家銀行業崩潰負責，最終被送上法院審判台。

當今神州，「對不起」在官員口中只是隨便說說，因為他們不用擔心鞠躬下台，有些人反而被媒體視作「敢言」、「親民」而肉麻吹捧。愛道歉的官員成為媒體寵兒，折射出官場的浮誇成風，也是中國政治的悲哀。拒絕做騷、拒絕虛偽，本應成為內地整飭官風的必由之路，只可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高層熱衷於政治表演，基層官員有樣學樣，致使歪風愈演愈烈。做騷就是做騷，騙不過百姓雪亮的眼睛。

唐英年與汪精衞

《東方日報》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提出「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之說，雖然似是閒話一句，但力有千鈞，就是要說給那些輸打贏要、企圖作反的人聽的。

本欄不斷強調，搞民主選舉，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原因是成功不只在於制度，而在人心；就算有制度，不服的仍然可以亂搞，最終制度規條都變成廢紙。

民主的大前提是願選服輸，反對派固然要服輸，服輸之餘仍然要做監察；監察要有道理可依，不能東又反、西又反的搗亂，反完仍要求共識、求合作，否則就流於劣質民主。至於同黨派的，就更加要衷誠合作，最佳例子就是奧巴馬和希拉妮，預選時可以打生打死，但勝負一分就一定要歸隊，你贏我支持你，我贏你支持我；做官的可以做官，不做官也要支持，就算不支持也不能搞鬼拖後腿！

不過，現時唐營支持者的態度，就是非要唐英年贏不可，唐不贏也不支持梁振英，甚至要搞流選。須知挺唐打梁，只是選舉立場不同，但搞流選，就不只是衝着梁振英而來，而是要拆北京、拆中央政府的台。習近平負責港澳事務，那就等於拆他的台，因此，他不能不出聲提醒唐營，這是兄弟之爭，不能越軌出格。

搞流選固然是跟中央作對，而唐英年一再吹捧何俊仁，說有票要投給他，又說他怎樣值得尊敬，那不但是打梁，而且是尊何，寧願支持反對派也不支持建制派的自己人，情況就等於汪精衞輸給蔣介石而不甘心，最終要投靠日本一樣。習近平說「兄弟同心」是厚道正面的講法，不客氣的講法就是叫你們不要做叛徒！


張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