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美中为何注定会发生冲突？

尼克松令人惊艳的访华四十年后，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甚至不能被共同的经济利益所掩盖。

　　在20世纪，几乎没什么地缘政治事件能与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访华相比。今天，那“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作为外交革命中一次大胆的赌博为人铭记，它令这位美国总统和美国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不过到了今天更明显的是，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一项进程，它最终结束了中国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孤立状态，为中国重新崛起为强国铺平了道路。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中美战略修好中获得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美国。

　　在安全方面，美国和中国继尼克松访华后建立的半同盟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当时，苏联聚集了30到40个师对付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不久，正在考虑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当然，以中国作为平衡苏联的工具有助于美国发动冷战。但即便中国不出力——实质性帮助不大——在这场竞争中美国最终也会击败苏联。

　　鉴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引发的政治混乱，美中修好还得再等几年才能产生经济红利。直到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及他的改革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才开始重视中美关系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显然，精明的邓小平本能的领会了这种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在1978年12月(偶然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就是在这个月关系正常化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首次海外访问的对象就是美国。他知道，没有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如果美国市场不对中国商品开放，美国公司迫于禁令不得对华投资(在尼克松访华前正是如此)，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模式——高投资、对国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以及权力下放——产生的结果远不会像现在这么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在尼克松访华四十年后，已经有了定论：中国成了当之无愧的赢家。幸运的是，美国也没有输。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罕见的双赢局面。不过，即便在这个双赢局面中，毫无疑问中国得到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对这些相对收益进行清算令人不禁想要知道，为何今天会有这么多中国精英怀有这样的反美情绪。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建立互利关系的潜在原因十分明确。这两个国家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冷战时期是对抗苏联的威胁确保安全，冷战后是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日益庞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说来，恐惧和贪婪足以巩固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还不足以巩固强国之间的。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类似的政治制度的持久战略信任对于确定强国间关系的性质要重要得多。或许有例外，尼克松访华一事就是一例，他访华的时机恰逢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一个非同寻常的安全威胁——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政权的性质并未令同为实用政治的高明实践者的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困扰。迫使这两个国家寻求合作的是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持久的战略互信。

　　不过到了今天，美中关系的结构已变得面目全非。在安全方面，它们已变成半竞争者，而不是半盟友，双方都视对方为潜在威胁并据此筹划自己的国防战略。它们的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形成了继续合作的最坚实基础。但即使如此，紧张关系还是出现了，尤其是以大规模双边贸易赤字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低估货币币值和限制美国公司进入市场造成的。

　　近年来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那些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人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以下假定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的融合将推动改革，并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自由进化”理论并未成功。

　　因此，在美中关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依然矗立着。在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美中关系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战略竞争极有可能会变成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不难确定潜在的原因。因为在满脑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信任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只会加剧。中国领导人不应为所谓的“信任赤字”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它为何会存在。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必然会相互冲突。因此，甚至连美国和中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都有可能因它们政治制度的冲突而受到侵蚀，这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或许不适合以如此悲观的预测美中关系的未来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不过，如果大家接受以下前提，即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合作和友善的中美关系面临的根本障碍是中国继续实行一党执政，而不是美国意欲遏制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么承认这一现实并试着改变它将对我们自己大有帮助。（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 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

作者:裴敏欣，来源: 环球网

叶檀：两会的实话、智话与假话、蠢话

    两会议政不是橡皮图章，才能精英共献良策、共襄国家大计的希望。讲真话、讲智话、讲有人性之话，是议政前提，否则不能方正、不配议政。两会讲真话者越来越多，讲违背常识、违背人性、故意矫情的“雷语”者相对减少，却仍然存在。


刘明康讲智话

    刘明康与李稻葵的两会讲话与访谈说的是真话，他们说的是智话，虽然一些言论会引起争议，却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对完善规则制度十分重要。

    3月4日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刘明康先生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做出较为客观的原因，包括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在企业成立的前三年或者三年半，小微企业处于“死亡谷”中，风险过大，不可能获得银行商业贷款，此时需要种子基金与天使投资。但资金浮燥，天使投资接近于零，在企业成长期有少量创业投资投入，在成熟期有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大部分都用高市盈率投入较为成熟、有希望上市的公司，千军万马摘桃子，没人培育桃树，结果可想而知，竭泽而渔成为必然。

    中小企业没办法得到金融支持，不仅因为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还因为在经济紧缩周期，银行无法从大企业、重要平台收回贷款，只能收回中小企业的到期资金，扰乱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步骤。经济预期不明确、大企业溢价过高，银行偏爱大企业、被大企业捆绑。

    出人意料的是，刘明康先生提及民间借贷官商勾结，一些中小企业家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选择“跳楼”、“跑路”。现实触目惊心，民间借贷官商勾结比比皆是，往往与黑社会连在一起，刘明康先生调研结出的结果与笔者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高利贷借贷者在黑社会秩序下苟活，他们或者还钱或者还胳膊还腿甚至还命，否则高利贷的血腥利益链条就会被打破。

    在分析清楚原因后，答案呼之欲出。打散高利贷的铁板一块的利益结构，一要靠普遍的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与立足于地方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坚决打散官商勾结中的利益输送渠道，三是给予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充分的退出空间，让地方小微金融机构有发展的余地。

    不能否认，刘明康先生说的不是全部实话，如少提或者不提银行的高利润与担保公司的高风险，银行享用资金高额溢价，甚至参与到高利贷之中，这位前银监会主席语焉不详，只以银行风险防控含糊带过。即使有此瑕疵，也算难得的真话。


李稻葵讲真话

    还有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是李稻葵先生。

    农民、股民、网民“三民”让李稻葵先生闹心，农民不懂经济规律，看到肉价下降卖猪崽，看到肉价上升多养猪，每次都踏错节拍，赚不到钱还会赔本；股民让人伤心，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风险意识；网民认李稻葵先生寒心，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知识和事实，把救欧洲与救温州对立起来。

    批评算得上诚挚，没有用“杀戮民众”这样杀气腾腾的字眼，而是立求提供理性、公平的探讨平台。用非理性的办法讨好民众容易，把资产一分了之、把大企业家一关了之即可——谁还能没点原罪——但真正让民众过上安居乐业有尊严的生活却十分困难，需要独立法律的公平救济渠道，需要让民众有创业、乐业的环境，需要有金融、垄断行业有更市场化的公平发展模式。

    我们应该看到李稻葵先生逻辑线索的反面，才能深入思考。很多农民是不懂基本的经济周期，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很多国家在工业化化初期都会陷入相同困境。此时，通过自律、政府补助的农业协会等方式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民国时就有蚕桑等农业学校，日本等国有行之有效的农协，政府必须提供充足的商业信息，可以将补贴的钱交到农民手中让农民选择接受哪家农业学校或者农协科技督导员的辅导——我国已经有年轻农民上网卖白菜，城市化进程过半，有能力在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农民的自律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A股市场投资者有各色人等，监管层无需保障股民赚钱，只要建立公平的基础性规则即可，在这方面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市场建立基本的公平交易规则，推出新股发行改革与退市制度，定价扭曲情况就会有所好转，股民狂炒ST股的现象将有所减少，笔者领教过炒作ST股的投资者，他们甚至为了短期利益反对推出退市机制，而在套牢之后要求政府保护屡见不鲜，监管层不需要对此进行赚钱应答，只要用制度进行公平应答即可。

    至于网民不了解经济学基础知识，只能步步为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CPI、PPI是好事。我国百年现代化，往往讲究从文化革命、从新民开始，而现在开始回到经济基础与人性基础，公民能够公平地保障自身利益、有乐业之所，才是现代市场与公平市场的根基。


雷人雷语的矫情者

    本次两会上，雷人雷语也不少。有人是学习来的，如全国人大代表、世界体操冠军、湖北省体育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杨威坦言，从2008年开始做代表，5年没提交过一次议案。“我这个年龄还是最需要学习，从学习里面成长，为以后的道路做铺垫”，刘翔因为训练无法出席只能遥祝。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跑得快的人议政能力肯定也不错？如此荒唐的逻辑居然比比皆是。而倪萍则因为出言被误解，准备当哑巴，让人感慨善良与头脑两个都不可少。所谓的雷人提案如母乳喂养等都是，这是很重要，但要上两会由政治人物们讨论吗？

    有些语言经过包装，较为客观理智，却有避重就轻之嫌。

    3月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场小组讨论会结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首度正面回应活熊取胆，提出我国名贵的野生中药材效果目前无法人工替代。他表示，在加强对濒危动物保护的同时，将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解决中药材需求问题，同时，科技部门也将加紧研究熊胆等名贵药品的替代品。

    活熊取胆的讨论背后是伦理碰撞，是中药的发展路径之争。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厘清名贵中药材背后的利益链条，保健品市场的泛滥程度大致能看清滥用的程度，要真正发展中国的医药事业，有关方面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十几年不审批较为成熟的熊胆替代品，为什么不鼓励进一步研究，这是推广中医药事业的正确态度吗？

    至于委员代表们买不起房，有可能对极少数人是事实。笔者建议最好别再说，富裕人士、有话事权人士大聚会，再说这样矫情的话，让普通公民情何以堪？对准明星委员的镜头，一年就这几天重要的集中议政时间，别玩追星行不行？


作者：叶檀，FT中文网2012-3-6

陈雪丹：民进党将何去何从？

    台湾大选已经结束两个月了。民进党的大选检讨也开展了两个月了。但至今还没有作出个眉目。这不能不令关心台湾前途的人感到忧虑。

    从这60天民进党上层人士的表现来看，重要的是对待检讨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检讨还是虚有其表地应付？是诚心诚意地自责，还是讳疾忌医地推诿？将是民进党今后存亡绝续，兴衰成败的关键。

    回顾民进党的历史，是一个由反戡乱、戒严，反专制、独裁的，要建立民主、自由、公平、合理的现代社会为目标的党派，蜕化为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政党的历程。

    翻开民进党建党以来几个主要文件，就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以上的结论。理由如次：

    一、请看创党之初：1986年11月10日发表的“民主进步党政纲”共5项：甲，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乙、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创新；丙、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丁、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戊、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在这一条下，第三项，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这句话成为后续“台独“发展的滥觞。但它的主要诉求乃是争民主，反独裁。

    二、1999年，民进党八届二次全代会通过的七点行动准则，开始明文宣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

    这说明，从1986年建党到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出笼，其间经过李登辉的废除国会、制宪、废省、选举台湾最高领导人等“台独”步骤，民进党已经丢弃了它创党时期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初衷，而滑到了反对大陆，追求“台独”的分裂主义路线。

    三、2007年8月2日，民进党中常会和中执会，又制定了“正常国家决议文，”提出了正名、制宪，以无限扩大总统权；加入联合国；强化台湾主体性；落实转型正义等五项主张，及十大行动，使台湾在迈向正常国家的目标中有了具体的路径可循。

    为了尊重历史，推崇正义，我们呼吁，对于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建立现代社会的那些仁人志士，为台湾民主而离乡背井，四海漂泊，自焚、坐牢、被杀害的人们，给以民主斗士和烈士的称号，使他们名垂青史；对于那些抱着个人野心，挑起族群争端，以“台独”为专业和饭碗，甚至以“台独”为贪赃枉法的旗号，如李登辉以“综合研究院”的名义转移巨款，陈水扁以“建立台湾国”的名义把巨额款项存在海外，都是如此。对这种人，人民应予以鄙视、唾弃，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再来看看，民进党大选候选人是怎样检讨败选原因的。

    在检讨败选的原因时，蔡英文小姐一再使用的挡箭牌就是：1、长期结构性问题；2、大环境因素；3、三个小猪问题。这些既模糊，又抽象的败选原因，让人一看，就知道她言不由衷；是在以假乱真。因为，结构性问题究竟何所指？结构性问题既是是长期存在，那末，在蔡本人主持党的工作期间，何以未曾解决？大环境因素，又具体存在于何处？这些因素，蔡英文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

    就局外人看来，民进党此次败选的原因有以下诸端：

    1、副手选择，迟迟未能解决，暴露了蔡在处理问题上的优柔寡断，稚嫩无力。先是在五都选举中，与苏贞昌发生龃龉，种下祸根；以后扬言：“副手不一定在民进党内寻找。”但所选择的彭淮南、李远哲皆回避不就；以后，又回到党内找到天王苏贞昌等人，又遭碰壁；最后，确定苏嘉全。但苏连续被发现有丑闻：农舍问题，妻子夜总会交际问题等等，使得苏嘉全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只能紧闭其口，发挥不了副手的作用，空被大众讥笑。

    2.否定”九二共识”，给台湾选民以不安全感。“九二共识”的要害，正如吕秀莲所说是确实发生于、存在于那一时间和地点，两岸曾举行过会谈，是不争的事实，是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识否定的。更重要的是，“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蔡氏若否定它，那么，今后两岸关系将伊于胡底？这在两岸问题尤其是经贸关系正处于关节点上的当儿，是台湾人民安生立命的关键所在，人们是不敢有一丝马虎的。在这个问题上，天天高唱民主的蔡氏，却完全忘记了民为国之主的公立。这样，蔡氏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的抛弃。

    3.过度自信。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赴京赶考时，在他的船帆上大书了四个字：“状元及第”。但他那次，却没有考中。蔡氏也是如此。她一再扬言：“明年总统是个女性。”“明年是穿裙子的检阅三军”。直到选举结束，从她当时的表情看，她似乎还在那个“黄粱梦”中，没有醒来。

     她太不谦逊了。

    4.“为政不难，勿得罪于巨室”。这是两千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孟子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的背景，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巨卿、权臣，如陶朱、范蠡、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为政者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处理好与这些巨卿的关系。

    在现代的台湾，王雪鸿、郭台铭、张荣发、张忠谋—-这些大企业家，都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都雇用了大批的工人、职员，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不可估量。他们公开出来表示不欢迎某党或某候选人的政见。那么,这个政党,这个候选人就应该深刻反省了，而不该硬拗到底。而民进党的忠实党徒，却还要硬拗到选后，扬言要拒买王雪鸿的主要产品,这就更加成为螳臂当车之类的笑料了。

    因此，民进党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弦更张，从切实实施民主开始，不要把民主当作“台独”的工具，也不要把“台独”当作民主的目的。如自以为是“台湾之父”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实行的制宪，不过是扩大他个人的权利借口；陈水扁所实行的民主，也不过是以民选总统的权力，向企业家伸手要钱；又以“台独建国”为名，把搜刮来的钱存在海外。要认识到，民主是全社会的政治，而不是一部分人为达到他们的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民主不等于台独；台独，也不等于民主。抛弃“台独”，走向共和，走向民主，民进党人才能找到与2300万台湾人的融合点，就可能成为台湾的全民党，甚至执政党。

作者：旧金山 陈雪丹

有关欧洲金融危机的十大不实之说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简称EMU)成员国似乎选择了通过须经历长痛的缓效药来解决希腊危机，而没有采用“大爆炸式”的速效解决方案，让希腊在短期内以（较为）有序的方式退出欧元区。然而，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某种分裂，具体何时发生只能任人猜测了。

为帮助读者们趟过这片泥潭，笔者将在下文破解有关EMU未来走向的10大认识误区。

1. “希腊是一个小国。”

当然，人人都知道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仅占欧元区GDP的2.5％（并且在不断缩小）。但许多人也会惊讶地发现，希腊的经济规模在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八，约为比利时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卢森堡、马耳他、葡萄牙、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九个EMU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比希腊还要小。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EMU领导人没有选择“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希腊“大到不容倒闭”（至少现在如此）。

2. “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法国大选中为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助阵，因为她认为这将有助于萨科齐赢得大选。”

事实上，这两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默克尔从来就没太喜欢过萨科齐和他的做派，但她知道，无论谁主政巴黎，哪怕是社会主义党人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当政，法国和德国都将达成某种安排。默克尔之所以决定公开干预爱丽舍宫(Elys口e Palace)的政治斗争，主要原因在于她想让德国国内选民知道她是在乎欧洲的。强调德国始终不渝地坚持亲欧洲政策能够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也能让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陷于不利地位。政治家只关心国内政治。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次要的。

3.“如果萨科齐真的破除万难赢得大选，法国和德国最终将在危机应对措施方面携起手来。”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萨科齐取得连任，他或就欧盟财政公约举行全民公投（奥朗德已经宣布，他将以某种有待确定的方式“重新进行谈判”，但这就另当别论了）。在过去60年中，法国始终拒绝将预算事务相关主权让渡给欧洲机构──尤其是那些遵循德国式准则的机构。如果萨科齐破除万难赢得了大选，他会趾高气昂、志得意满。他完全可能会对放弃预算自由的德国式要求予以拒绝。

4. “德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再加上外围国家内部贬值将有助于解决欧洲面临的竞争力问题。”

这种方式在爱尔兰似乎能行得通，爱尔兰央行行长霍诺汉(Patrick Honohan)已经宣布将薪资削减40％，以象征他的同胞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做出的牺牲。然而，欧元区其他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举措。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EMU其他成员国相比虽然在缓慢上升，但短期之内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足以解决南欧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通货膨胀。

5. “如果反对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13年赢得德国大选，该党将推出欧元债券。”

未必。到现在为止，默克尔在欧元区救助问题上能够获得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可以说是她的运气。社会民主党谴责默克尔“做得太少，行动太慢”，并建议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让德国用较低的借款成本降低其他EMU成员国的借款成本。然而，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近期强调称，慷慨的援助必须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会非常繁琐，让参与对象仅限于评级为AAA的EMU成员国，而这其实是有悖于初衷的。离德国大选越近，社会民主党赞成这类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们会令纳税人的钱面临风险。

6. “延长雅典技术官僚政府的任期或许是那些为欧元区祈祷的人期待的答案。”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建议延长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的任期，让这位和蔼可亲、优柔寡断的总理把工作进行下去，同时先把民主放在一边。然而，这番言论引发了激愤情绪，让朔伊布勒认识到这是行不通的。德国现在是欧洲的民主旗手。上世纪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希腊的经历──让德国懂得，中止民主制是不可能的。

7. “救助协议和债务重组意味着葡萄牙已经出现转机。”

如果你连这都相信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信呢？既然希腊已经成功地让私人债权人降低了贷款中经重组部分的利率，葡萄牙也完全有可能效仿希腊。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葡萄牙国内正进一步向里斯本政府施压，要求其加紧与葡萄牙债权人达成比希腊紧缩计划宽松一些的条款。

8. “通过欧洲央行(ECB)实时结算系统Target-2向遭遇资本外流的EMU成员国提供央行自动注资会令德国纳税人蒙受巨额潜在损失，因此德国可能不太愿意按照希腊的要求向其提供更多资金。”

这句话其实说反了。Target-2发生的损失必须由欧元系统(Eurosystem)央行共同承担，只有在EMU解体的情况下，纳税人才需要为Target-2的余额埋单。因此，德国面临的压力是必须让余额保持增长，以避免出现实际损失，进而导致德国乃至法国和意大利的央行和政府遭受重创。

9.“德国对欧洲外围国家的出口现在必将再度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的有力因素。”

事实上，欧洲外围国家对德国出口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2011年前九个月，德国对希腊的出口额为39亿欧元，对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分别为32亿欧元、54亿欧元和265亿欧元。再看看那些增速最快的德国出口贸易伙伴，你会发现数字要大得多：德国同期对波兰出口额为331亿欧元，对俄罗斯为257亿欧元，对土耳其和中国分别为154亿欧元和478亿欧元。不管EMU发生什么，这一趋势都将延续下去。

10. “希腊现在快拿到钱了，局面将平静下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老话所说，德国和其他债权国赢得了时间。现已卸任的欧洲央行前理事会成员斯塔克(J口rgen Stark ) 2011年10月份曾说，“希腊人认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能拿到钱”，这种说法现在不一定成立了。向雅典提供资金的国家已经比从前强硬多了。新救助方案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不会给希腊，而是直接发放给私人部门债权人。此外，希腊很可能无法履行EMU成员国政府提出的一大堆要求和条件。僵持的时间越长，债权人为潜在违约和希腊退出EMU做准备的时间就越充分。人人都在与时间较量。在EMU的长篇传奇中，仍有许多惊险刺激的章节有待展开。

（本文作者David Marsh是官方货币与金融机构论坛(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的联席主席。）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华尔街日报

茉莉：苏珊·桑塔格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中国正在兴起一股“苏珊·桑塔格热”。这位被布罗茨基视为是“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在前不久去世之后，更为世人所怀念与欣赏。虽然不赞同桑塔格的一些政治观点，但笔者对这位博学多才的作家、充满个性的“好战的唯美主义者”、高挑身材头发黑白相间而又举止激烈的女性，有一种爱之入骨的感觉。
    
    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 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 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样。’”
    
    凡是了解《1984》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为什么年轻而狂热的左派桑塔格在听到这个书名时，胸口会突然疼痛起来。《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拟的一个故事，它描写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人们的悲惨命运。
    
    与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女翻译的邂逅，是桑塔格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一个开始，也是她后来激烈谴责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因。已故的桑塔格有一本来不及完成的书，题目叫《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对西方旅行者前去社会主义国家易受欺骗的问题。她认为，共产党政府一度吸取了非常好的理想主义资源，例如三十年代的欧洲，一些优秀的人们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但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
    
    从中国之行中清醒过来，桑塔格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天真浪漫幻想，她在反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更提高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声调，并经常谴责共产主义钳制知识分子。1982年，在抗议波兰镇压团结工会时，桑塔格发表了一个激怒西方左派战友的惊人论断：“共产主义是带着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
    
    自此，西方左派和右派一样被她惹恼。她毫不留情的批评西方左派，指责左派拒绝认真对待斯大林恐怖下的流亡者、异议人士和被谋杀的牺牲者，也批评前苏联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知识分子随大流。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她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缺乏道德承担。
    
    2002 年8月，中国诗人贝岭入狱，桑塔格为之奔走呼号，从北京狱中将贝岭营救出来。当时，桑塔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传送思想的罪行》，鲜明地表达其人道立场。她说：“如果对贝岭沉默，对他而言只剩下恐怖－－也包括对其他中国人（两天前他在北京的兄弟也被捕了），那就意味着给中国政府开绿灯：它可以肆无忌惮地这么干；而且，它可以扩大它的迫害范围，恐吓独立思考的人。如果大家都沉默，给中国政府的信息就难以更清楚。”
    
    这也是桑塔格不再去中国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因言论和写作入狱的知识分子，桑塔格无能一一援救，因此，在贝岭的采访中，她诚恳地说：“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才去，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凡事要问一个是否“道德”的问题，这是自称为“执着的道德家”的美国左派桑塔格，和那些对大批政治犯入狱状况视而不见的中国新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从桑塔格几十年的人生之路来看，她并非要坚持“左”或者“右”的政治立场，而是要坚守关注弱者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不媚俗，不讨好，毫不客气地对一切权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权力——进行审视和批判。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遁入道德虚无主义之境时，她回归启蒙主义的理想。
    
    被人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对于离经叛道的桑塔格，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严肃荣誉。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已经离世的她，将在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长存的同时，也将作为这个时代濒临绝迹的的知识分子道德家，长存于我们心中。

林彪稱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做出了劃時代的發展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6日  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革命的對象主要是誰。馬克思、列寧看到了主要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曾經說，如果公社的組織在全國範圍裏牢固建立起來，它還可能要經受災難，就是奴隸主們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暴動。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權建立起來之後，還要遭受這種反動派的反擊。列寧看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但是，他主要的是以為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他認為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發展起來，會使資本主義復辟。他主要從這一方面來看的，看到復辟的這一方面的力量。當然，他也說到國外的帝國主義的這種干涉。但列寧他沒有把黨內的走資派，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物作為這個成為資產階級復辟的這種主要的對象。斯大林他在實際上是解決了一批鑽進黨內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 、布哈林 等等等等。但是，他後期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他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看成是外來的武裝干涉。而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裏面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的物件是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說，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蘇聯也就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於是乎全國變色。其他的一些國家也是中央出修正主義全國變色的。所以這一點毛主席同馬克思、同列寧、同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重點顯然是不同的。蘇聯在1936年以後，他們是不抓階級鬥爭，就是搞物質建設，物質刺激，這個是迷失了方向的。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這同他們的作法不同。我們一方面固然抓緊生產，但是我們必須搞思想上的革命。過去是搞了奪取政權和經濟上的革命，但是今後帶頭來還是思想革命來帶頭，來領導生產和領導政權建設。毛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下怎麼繼續革命有許多的貢獻，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這個辦法，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奪權。蘇聯過去他們曾經反對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但是只限於中央的內部，限於組織上來進行處理，就是罷官為止，沒有發動群眾從思想上、理論上來批判。因而他們這個問題僅僅是簡單的處理了，沒有看到非發動群眾不能解決問題。他們的做法是簡單化，而我們的做法同他們相反。毛主席說向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派奪權，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必須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來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把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拿到群眾中間去，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掌握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解決他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不僅僅從組織上奪權，而且從思想上、理論上來奪他的權。當然，也要從組織上來奪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怎麼革命的一種創舉。

此外，直接依靠廣大的革命群眾來建立三結合的新型的政權機構，把革命的領導班子的建設放在首要地位，這也是一種新的做法。馬克思、恩格斯也有一些這一方面的思想。但是，只是一種萌芽的思想，不是一種很肯定的、很發展起來的思想。列寧是注意到發動廣大群眾來管理國家，不斷地揭露、清除政權機關中間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斯大林同國內外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忽略了政權機關本身的改革。他只看到外部來的干涉，沒有看到內部會出大問題。果然，他死了以後，就出了赫魯曉夫，把他的事業，把列寧所創造起來的事業推翻了。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經驗，徹底地在理論上實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群眾來建立三結合的革命政權。這是對於政權的一種新的做法。決定政權的本質的不是它的形式，剛才已經說過了。蘇維埃也可以被少數派利用，也可以被赫魯曉夫利用，實際上他們可以改變無產階級的路線、無產階級的政策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由真正可靠的這種革命分子和能夠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種革命分子，能夠實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這種分子，組成革命領導班子，才能夠保證這個政權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政權。毛主席所提出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對無產階級政權建設，是一個根本的方針，是我們可以永世傳下去的一種方針。

此外，工人階級登上鬥、批、改的政治舞臺，這也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一個偉大的創舉。馬克思、列寧他們也觸及到這些問題，但是沒有像毛主席那樣具體地在實踐中，在理論認識上那樣明確化和現實化。毛主席強調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中包括文化領域的專政，並親自倡導派出了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進駐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領導上層建築的這種鬥、批、改。這是解決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一個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如《人民日報》上說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偉大事件。毛主席思想是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一個不斷革命的進程，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不能夠放鬆警惕。這裏毛主席是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反面的經驗、正面的經驗，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這都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

毛主席對馬列主義這種劃時代的發展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有他的主觀的條件和客觀的條件，就是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實踐，就是在帝國主義處於一種新的階段，社會主義革命處於一種新的階段的反映。同時是他個人的天才，他個人的經驗所產生的。所以，能夠把馬列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不是停滯，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進了，把馬克思主義登到了一個新的在現代的時代條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們儘管毛主席自己是謙虛的，不要提這樣子這種階段。但是實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看到，中國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確是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只有這樣地認識毛澤東思想，才能知道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不然就認為“山中”沒有馬克思主義，只有城市裏面，從蘇聯回來的人他們才有馬克思主義。過去教條主義就是這樣看的。其實，不但有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復活了，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發展了，提得更高了。所以，他們這些人有意地貶低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進程中間的地位。他們是違反客觀的實際的。而實際上毛主席思想是的的確確的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裏面進程中間一個嶄新的階段，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的貢獻。（《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陈有西：如何制约刑讯逼供？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特派记者陆晨阳 发自北京 记者冯志刚 杭州报道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在３月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作为一部规范刑事诉讼中职权机关行为、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备受关注。人们期待它能够在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完善强制措施、保障辩护权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有效惩治犯罪同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答记者问时称，修正案草案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一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是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昨日，都市快报记者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并邀请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法学教授、一级律师陈有西重磅解读草案。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诉讼活动可以具体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部分。其中，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量的广泛使用，是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刑事诉讼从案件调查、诉讼准备，到提起诉讼，再到裁决和执行，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包括对人的强制（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对物的强制（扣押、搜查、强制性检查等）。

　　但是，法律虽然赋予执法和司法机关为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所必需的权力，同时也必须对执法、司法机关权力行使的限度加以确定，否则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并损害诉讼中的个体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诉讼的公正性。

　　因此，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落实公民宪法性权利的具体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刑诉法是宪法以下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法律界人士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刑诉法像一把双刃剑，这边锋利一点就偏向保障人权，那边锋利一点就偏重于控制犯罪。

　　现行的刑诉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第一次修正。由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从2002年开始，有关方面就着手准备刑诉法的第二次修订，并在次年就将其列入立法计划。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说，对于刑诉法怎么修正意见过于分歧，因而上一届人大没有完成立法计划，延续到了本届人大。如果本届人大还不能通过，“客观上有点说不过去”。过去1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快速进步，对刑诉法修改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高，而过去的法律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做得很不够，进一步凸现法律的滞后性。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国家司法权力和公民诉讼权利的平衡，公检法之间诉讼职权的有效平衡，这三种矛盾的同时存在，让刑诉法的修改很艰难。”洪道德说，这三种矛盾现在依然是刑诉法修改难以解决的重点问题，像律师权利保护、证人出庭、刑讯逼供等具体问题无不反映这三种矛盾的平衡与相互制约。刑诉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独修改某一处实际是无法做到的。“立法部门本来也打算小改，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后来发现小改矛盾很多，根本做不到。”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之后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一个月，共收到8万多条意见和建议。

　　
草案增加60条修订99条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最大亮点

　　陈有西对刑事诉讼法15年后迎来大修改，有感慨，有欣慰，他更觉得是一种进步。

　　他认为，“刑事诉讼法与赋予和规制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权力、追诉犯罪、保障公民权利密切相关。”

　　综合两次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陈有西给予了积极肯定。

　　综合详细对比修改后的法律条款，陈有西称修正案草案的最大亮点，体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且已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

　　“意义重大。”他称这既有利于更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原则。

　　陈有西认为，草案从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以及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等方面，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做了大量修改完善。

　　“增加60条，修订99条。”他认为，这些对被告权利和律师权利都有比较完备的保护。


　　草案新增许多亮点

　　昨日，杭州小雨。陈有西在办公室有些忙碌，他手头拿着一本草案二审审议稿。

　　“这是刚拿到的，和递交审议的草案内容区别不大。”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专家，陈有西一直在研究草案新增和修改内容，并熟记于心。

　　陈有西认为草案还有多个亮点：

　　首先，本次修改巩固了《律师法》修订的成果。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其中，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内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其次，本次修订关注了当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摩擦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作了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制侦查和控诉滥权、保障律师权利、防止错案发生的修法倾向。

　　第三，引进了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一些基本条款的原则，同世界人权保护趋势趋同。

　　第四，总结了近年发生的典型案件教训，进行了针对性的防范规定。

　　第五，同死刑权上收相一致，更加关注死刑核准程序的完善。规定法官要讯问被告，听取律师和控方的意见。

　　他说，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


　　为遏制刑讯逼供等提供保护

　　纵观草案，陈有西明显的感受是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修正案在规范职权机关的权力、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如进一步从程序角度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等。

　　同时，他对其中部分修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就是那些引起较大争议的内容。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是否矛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是否变限制人身自由为剥夺人身自由，“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是否涉嫌变相容忍甚至支持长时间审讯、侦查权进一步扩张等内容，他觉得有待改进。

　　“不过，总的来说，修改的法案是进步。”他说，这部法律至少要管10年，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需要一种宏观思维，先将重大的基本问题厘清，再回到具体条文的设计，才能够制定出一个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又适应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趋势的好的刑事程序法。（下转Ｂ０５版）


　　重磅解读
　
　　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但被告人仍有义务讲清真相

　　都市快报：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介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七个方面，你怎么理解？

　　陈有西：我比较认同这几个方面：证据制度中，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制措施中，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特别程序中，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

　　都市快报：在证据制度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你如何理解？

　　陈有西：有了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制度，可以防止屈打成招、刑讯逼供，让司法更加理性、科学，引导侦查机关到客观办案思路上去。

　　国家公权力有义务，用证据去证明一个人是否犯了罪，不能寄望于被告自己承认有罪。口供定罪容易滋生刑讯逼供，这也是对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中协定条款的遵守。

　　如很多被告到案后，公安机关会问“你知道犯了什么罪，你没有问题，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的话。涉案嫌疑人往往茫然无措，就猜测交待自己哪些地方所谓有罪。这就是典型的强迫被告自证其罪。此前，公安机关、反贪局只要得到被告的有罪口供，有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法院照样会按照口供定案。

　　比如重庆打黑李庄案中，李庄一度没认罪。二审期间，有关侦查人员用尽各种方法劝说李庄认罪。当地司法机关拿到李庄认罪书，尽管明知李庄根本不可能构成犯罪，只要有了一个认罪表示，最后，法院对其进行了有罪判决。

　　但不能模糊理解为当事人可选择沉默。草案新规出台后，被告人仍然有义务讲清事实真相，但没义务一定说自己构成犯罪。有罪无罪最后应由法院审判去认定。


　　缩小“秘密逮捕”范围
　　绝大多数情况要及时通知嫌犯家属

　　都市快报：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这跟以前比有什么新变化？

　　陈有西：这一条，我曾经极力呼吁。“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入法，不符合中国加强人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这次人大正式上会，能够作出重大修改，是一个重大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规定嫌疑人到案后24小时，应当通知他的家属或单位。所以，通知也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这次修改，曾把一些职务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贩毒犯罪，流窜犯罪等，都规定为“无法通知的情形”，可以不通知家属，意味着仍存在秘密逮捕。

　　去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民征求意见，这一方案受到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

　　现在正式上会的草案，采纳了很多民众意见。对绝大多数不通知的例外现象作了修改，缩小了范围，只保留了像国家秘密等情形的极少数。

　　这应该是立法听取人民呼声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进步。

　　举例说明不通知家属带来的问题。有些部门对当事人进行限制自由后，几个月都不告知家属。家属发现自家人“失踪了”，也不知道人是被绑架了，还是跟人私奔了。只有通过关系去打听，寻找家人在哪里。这严重违反国家依法治国原则，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前不久，我们辩护的一桩黑社会犯罪案。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后，对他进行威胁和刑讯逼供，将他转移关押了3个看守所，其间不通知家属，不让律师会见，从没告知家属疑犯关在哪里。疑犯在关押期间，姓名竟用了五个化名，有一个叫“倪必史”（“你必死”谐音），导致家属送衣物、生活用品都找不到人。


　　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介入
　　有利于及早防止冤假错案

　　都市快报：草案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你怎么看？

　　陈有西：扩大和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侦查阶段介入权。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

　　之前，一个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内容模糊。很多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审判阶段，律师才可以担任辩护人。让律师很被动。也让律师的调查权流失，同公安、检察机关沟通提出辩护意见，都受到很大影响。

　　这次修改，将辩护权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嫌疑人失去自由的第一天开始，律师就以辩护人的角色，介入到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可以主动同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及早发现和防止冤假错案，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去年12月，我访问日本，日本起诉后的刑事案子，法院的有罪判决率，几乎是100％。原因是大量有失误案件，在警视厅，检察官、审查阶段，听取了律师的意见，就做了撤销和不起诉处理。

　　如我知道的一个案子，当地公安机关隔离律师会见，嫌疑人半年见不到律师。有关部门也不听取律师意见，在侦查环节，就对公司财产进行违法处理，导致资产出现亏损大洞，不得不重判当事人。

　　反过来说，有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能主动听取律师意见，认真审查无罪的事实和证据，直接撤销立案，或者不予起诉。我们律师事务所每年能遇到10多起这样的案子。

　　都市快报：在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你如何理解？

　　陈有西：草案比较严密地规定了侦查程序。比如，草案第83条，规定“拘留后24小时必须送到看守所羁押，除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很少几种情形外，必须24小时内通知家属；24小时内必须询问，发现不当拘留必须立即释放”等，都对侦查权进行了规范化规定，加强了人权保障。

　　明确二审的案件范围
　　有力保障二审的审判质量

　　都市快报：在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个条款怎么解释？

　　陈有西：法院案件多，法官少，忙不过来，过去，很多二审刑事案件，都进行书面审查，作出判决，严重损害了审判质量，剥夺了被告和律师的辩护权。

　　律师往往只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有时又得不到重视，出现了很多本可避免的冤假错案。把两审终审制变相地变成一审终审。这次修改，明确规定了二审的案件范围。可以有力地保障二审的审判质量，把好最后一道关。

　　加强公开审判的规定，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更加细化的具体规定。

　　死刑方面，这次修改总体上步子不大。没有实现死刑三审和公开化。

　　都市快报：在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这意味着什么？

　　陈有西：增加社区矫正实际上是增加了缓刑、管制刑的适用，主要体现为社会犯罪的分流治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社会的帮教措施，不再用单一的判刑关押的方法来治理社会秩序。

　　这样也为法院宽严相济处理刑事案件提供了方便，有些不会危害社会的被告人，就可以早日回归社会，进行改造。

　　这是一个人性化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一个进步。针对的是少年犯，轻微的违法犯罪，家庭内部纠纷的犯罪，可以进行社区矫正，从宽处理。

　　具体的例如轻微的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法律上更明确。


　　封存犯罪记录是保护被告声誉
　　排除暴力威胁取得的证据

　　都市快报：特别程序中，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怎么理解？

　　陈有西：  这也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我们国家的检察院起诉权有个变化过程。1997年的刑诉法，有一个“免予起诉”的规定，给了检察院一个定罪权和不起诉权。

　　1997年，两法修改，确立了“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的原则，取消了检察院的定罪权，所以免予起诉取消，只有不予起诉，不予起诉意味着无罪。后来检察院自己发明了“相对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被他们理解为“有罪不起诉”，又回到了检察院定罪的老路上去。

　　这次修改中，又改为“附条件不起诉”，等于给了检察院一些不起诉时对被告的限制性条件，给他们恢复了一些权力。

　　草案第271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起诉期间，被告人要遵纪守法，考验期在6到12个月之间。等于是以公诉权的方式，变相地给了检察院惩罚与否的定罪权。这种做法，有待观察。

　　对封存档案，主要是对被告声誉的一些保护，有利于社会矫正。

　　都市快报：关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有哪些新的修改？

　　陈有西：这次修改对非法证据排除，增加了很多新内容。草案第54条，明确规定了暴力威胁，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取到的证据，应予补正和合理解释，不能补正的予以排除。

　　规定检察院对违法证据的举报，可以调查。检察院还可以建议更换办案人，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当中，可以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对违法证据直接予以排除。侦查人员有义务出庭说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指通常所说的警察出庭作证，证明证据取证的合法性），将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现象。


　　■建言

　　期待《刑诉法》 修正得更完美

　　对于草案，陈有西律师还有一些改进建议，如在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合法化”等问题上，他说，如果这些解决了，“草案”会更加完美：

　　一、秘密逮捕条款，并没有完全取消。草案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有关“秘密拘留”的规定。尽管修改后缩小了“不通知家属”的范围，但仍为犯罪嫌疑人的神秘失踪及对家属知情权的剥夺留下滥用空间。

　　二、律师伪证罪没有松动迹象。

　　三、不应将秘密侦查合法化。加强技术侦查证据的法定效力，初衷是好的。可以防止对言辞证据过度依赖，防止刑讯逼供，但这可能导致在刑事侦查中，将窃听、监视、偷拍、秘密搜查法定化、普遍化，将会导致对公民自由权利、隐私权利的严重侵犯。

　　最近网上的“高速公路摸胸门”违章拍摄照片，就体现了权力边际一旦突破，会造成严重后果。中国社会缺乏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百姓的自我尊严意识还没有觉醒。

　　四、批准逮捕权、关押权没有大修改。

　　五、建议死刑案件进行三审，死刑程序的审判化改革。

　　死刑案收归中央司法后，最高法院作了极大努力，死刑案件质量大幅提高，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错杀，贯彻了少杀慎杀方针，这是中国近年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成就，证明了全国人大这一决议的正确性。

　　这次修法，在死刑核准程序规定上，应当有更大的步伐，给最高法院一个更加可行的操作程序法。

　　陈有西建议引进死刑复核审的听证程序，就该不该核准，再搞个公开聆讯听证，听取被告的最后辩解，当面让检方、律师进行焦点辩论，即把核批制改进为审理制，对新证据和新观点进行最后一次面审。

　　这次的草案，已经规定了最高法院的提审权。实际上就是三审制的突破。中国人口多，犯罪基数大，所有刑案搞三审司法，人力、物力、社会效果上都不合适。死刑每年数量较少，死刑案件进行三审是可行的。

来源: 都市快报

资中筠：我们都是看客

 　　大约上世纪70年代，有一位比利时的汉学家写过一篇文章称，每当有重要活动，长安街会出现一道景观：中间是要人们的车队驶向人民大会堂，两旁人则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伸长了脖子，盯着那窗帘遮盖的车窗，努力猜测里面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是什么样的。由于中国人文娱活动贫乏，围观这种车队也是一种消遣。（此为大意，原词记不准确）。我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按照当时的标准，此话可称“不友好”，但内心佩服此公笔法尖刻而观察敏锐。我因在“对外友协”做接待外宾的工作，曾借洋人之光，陪同外宾乘车往人大会堂参加国宴，有坐在“被看”的汽车里经历。从窗帘缝隙往外看，果然车子的两旁第一道是警卫线，而警卫线后面就挤满了努力靠近的人，而且都是“伸长脖子”看汽车。若不是亲身经历，现在读此文可能会不相信。因为现在如果有“重大活动”，早已“交通管制”，附近怎么可能允许人群聚集，更何况“伸长脖子”“盯着看”！即使没有“重大活动”，长安街两旁忽然出现这样的人群，能不引起恐慌而被驱散吗？这么说，那个动乱年代的“维稳”神经还没有绷得那么紧？

　　另一方面，现在的北京市民大约也没有兴趣围观要人车队。首先，各级名人要人天天在电视出现，已成审美疲劳，躲都躲不开；再说，天下熙熙，人人忙于稻粱谋，没有那个闲工夫，文化生活虽不算很丰富，但还不至于要以看汽车为娱乐。从这点上说，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我们已经摆脱了“看客”的角色吗？

　　就以最近那桩令“友邦惊诧”的惊天大案来说，从案发到现在二十天内海内外沸沸扬扬，各种“最新消息”在网上满天飞，真假难辨；分析家、政论家、知情人，纷纷出台，有预测、有追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视作是局外人的猜测。官方给出的唯一信息，只是证实了确有其事。从此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装聋作哑，一语不发了。我想，如果不是这位仁兄制造了国际事件，令当局遮掩不过去，也许还可能永远成为“最高机密”了。借用一句那位比利时汉学家的说法：对于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什么样人，人们只能伸长脖子好奇地猜测。

　　一开始，我收到各种纷至沓来的信息，也未能免俗好奇地围观、猜测、判断真伪。继而一想，猜测有用吗？猜对了如何，猜错了又如何？至今，号称“当家作主”的中国老百姓，对于操有对他们生杀予夺之权的“仆人”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上我下，是亲热抱团，还是你死我活，都只有旁观瞎猜的份儿。那么，这一所谓“惊天大案”要它大就大，要它小，自有办法做小。结果很可能如法国谚语云：“大山里钻出个小老鼠”。我们大家归根结底都是看客，而“伸长了脖子”看戏台，人家大幕就是迟迟不开。后台重地，闲人免进，你能冲进去看个究竟？不禁又想起明朝夺了侄子位的永乐帝朱棣对方孝孺说的那句话：“此朕家事”。外人就不必自作多情了。当然，如果闲着没事，作为一种文娱活动，猜猜也无妨。反正本人已经兴趣索然。至于这出戏的结局是否会对国运民瘼起决定性作用，那倒未必，毕竟，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恐怕不能是哪些人家的“家事”了！

作者:资中筠，来源: 共识网

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又對自己搞戰備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3日凌晨開始的）四川廳政治局會議，第二個問題：關於發表聲明與戰備問題。

周總理講完話之後，工作人員就進來送中午飯了。
在吃午飯之後，葉劍英向周總理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林彪不會去蒙古，有可能到蘇聯去了。我們要發表一個聲明，在軍事上後發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發制人，我們的公開聲明，主要是給蘇聯人看的。”對葉的提議，周總理表示同意。

周 總理說：“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只有幾句話就行了。”葉劍英、黃永勝等都同意總理提的原則。葉劍英當時很積極，他一邊說政治局作記錄的秘書一邊記，聲明很快 就寫好了，稿子很短，只有百把十個字，周總理認真看後，派人去打電話，問毛主席睡了沒有？很快得到報告說，主席沒有睡覺。

聲明稿送到主席那裏不久，周總理就去接主席的電話去了，他回來後傳達說：“主席指示，聲明現在不要發，看看情況再說，林彪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主席說，即便到蘇聯去了，他就能當他們的國防部長？就有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家聽了之後，沒有一個說話的。

接著會上就談到防止蘇聯乘機從空中和地面突然進攻的問題。這個問題別人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主要是黃永勝講的。他講了三點：

一、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進入戰備狀態。三北的國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

二、各戰略方向的二梯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統帥部的總預備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三北的空軍部隊的戰備請總理親自部署。

三，北京要對空進行戰備。

黃永勝說完，總理要黃永勝趕緊搞一個全軍的應急作戰部署。緊急戰備文件就是我們搞的，這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我們又對我們自己搞戰備。

第三個問題：中央領導人的防空問題。

總理要求中央所有領導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設施的地方，以防蘇修用原子彈突然襲擊，周總理規定如下：

一、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吳法憲等人住人民大會堂，這裏亦為中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指揮所，閻仲川為戰備值班室的總負責人。

二、李先念、李作鵬、邱會作、華國鋒、余秋里住京西賓館。

三、紀登奎住北京軍區機關。

四、李德生住空軍機關。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暫時不要回釣魚台。

最後，周總理還說，毛主席的防空問題，由他向主席請示後再定。

防 空問題，包含著總理的智慧和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是把對軍隊有指揮權的黃永勝、吳法憲（包括閻仲川）都控制起來了。二是向江青一夥示好。因為江、張、姚同周 總理一起，住在人民大會堂是毫無必要的。三是把華國鋒、余秋里提到了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樣的待遇。總之，中央的政治情況開始改變了。

第四個問題：對山海關未能走成的人的審查問題。

凡是到了山海關沒有走的人，集中管理，這批人一律由海軍李作鵬負責組織專門人進行審查，然後再處理。

第五個問題：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問題。

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處理。一、通知王良恩全會推遲進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賓館通往空軍辦公大樓地下室的防護門打開。一旦需要時，住京西賓館的人可以進入地下室，經過空軍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鐵道兵在空軍地下室通往地下鐵的出口處停一列火車。

周總理對大小問題都做了具體的佈置。

周總理把所有緊急的問題都處理完了，最後鄭重宣佈：“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來了，並巳進住中南海。”但總理並未宣佈毛主席什麼時候進住中南海的。

江青無頭無腦地說：“昨天下午，我巳經到中南海把主席臥室的窗戶打開了，換了空氣。室內也做了衛生消毒處理。”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她也根本不會知道毛主席的行蹤，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價。

周總理用帶有調整的語調說：“啊！我是主席回到豐台以後，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之後，不僅不臉紅，而且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13日凌晨3時，到下午5時半，歷時15個小時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此結束。（《新史記》第4期）

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国贸易法案

核心提示：当地时间3月6日，继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旨在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此法案或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国际在线报道：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6号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旨在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此前一天，相似的法案已获得美国参议院的一致通过。有分析认为，如果此法案生效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相关情况，本网来连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驻美国记者吕晓红：

主持人：晓红，你好！我们知道这项关税法案已经获得美国众参两院的通过，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首先请你介绍一下？

记者：美国众议院6号以370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同意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而就在一天前，法案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全票通过。之后，法案将送至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他签署生效。

这项法案所涉及的商品有20多种，范围涵盖了从中国进口的钢、铝、纸、化工原料以及从越南进口的塑料购物袋等。

美国商务部自2006年开始对这些商品实施高达50亿美元惩罚关税。但去年12月美国一所联邦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认为依照美国关税法，美国商务部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因此，为了弥补这一法律漏洞，美国参、众两院迅速行动，于上个月拿出了各自的法案，并分别通过了这项关税法案。

主持人：目前美国国内的舆论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记者：美国的媒体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只是以商业为主的媒体如道·琼斯、纳斯达克和彭博社等做了报道，一些相关的行业性协会则发表了书面的声明，或支持或反对这一法案。

美国制造业协会称，如果取消惩罚性关税，成百上千的美国制造企业，包括他们的供应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立刻面临着失业风险的工人们。支持继续实行惩罚关税的议员们表示，由于采取了惩罚性关税，至少保护了8万美国人的工作。

但是，惩罚性关税法案也遭到了一些组织的反对，支持自由贸易的增长俱乐部以及FreedomWorks等组织均在其声明中表示，这一法案会损害美国商业以及美中贸易关系，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的美国消费者。

彭博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去年曾裁定美国商务部用来判定关税差距的方法违反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承诺。

主持人：实际上，近年来美国频频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这次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这样一项关税法案，这是否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

记者：如果单从经济数据角度来看，目前这20多种商品已经被征收了惩罚性关税，所以这一法案的通过只是延续了这种惩罚性关税，并使之合法化。当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会触发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从而引发贸易战。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客在大选年的高调反华言论。自去年以来，美国的政客们不断地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等等，这些言行无疑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政客会认真地告诉美国人民，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4千亿美元，中美的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所以，一味地打击中国其实最终伤害到的还是美国自己。而且，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两国还肩负着稳定全球经济的重任，因此，通过贸易战来解决贸易争端的话，其代价不仅是美中两国，也是全球经济所无法承受的。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主持人：根据美国的法律，参众两院通过这项关税法案，基本上可以说法案生效只剩下时间问题。

主持人：另外，我们手上现在有这样一份数据，过去5年多来，美方曾向中国发起了30多项反补贴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