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賊巴氾濫 官僚尸位素餐

《東方日報》

深圳治安不靖聞名全國，不法之徒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山寨巴士載客，更毆打、洗劫乘客，手段極其殘忍。廣東深圳官員天天高喊改革，但事關老百姓安危的事卻無人理會，這些做騷的官員個個都是政治界的影帝。

深圳有不法分子購買一輛廢棄巴士，改裝噴塗成港人北上熱門交通工具８６８路巴士，來往寶安福永至龍崗坑梓，再套上偷來的車牌後，入夜到沙井、龍華及平湖等地假冒正規巴士兜客，行駛至僻靜處就洗劫搭客。首次作案得手後，因見當局未有積極查處，於是更加頻繁作案，連司機也要「輪班上崗」，早前見人手不足，再招攬一名同鄉加入。

過去一年來已有多人受害，而８６８路巴士也被當地市民稱為「死亡快車」。由於真假難辨，每次搭乘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擔心自己「一去不復返」。這樣一輛為非作歹的賊巴士，在當地居然非法存在一年多，受害市民屢屢舉報，卻無奈其何，若說背後沒有保護傘在撐腰又有誰信？
高喊改革 譁眾取寵

類似事件在深圳無日無之。去年底，深圳三十多名討薪農民工被身份不明人士追打，躲進觀瀾街道的信訪辦，原本以為可獲官方庇護，未料兇徒持械闖入，連傷數名工人，其中一人更被砍成重傷，縫了四十多針。事發時，在信訪辦值班的官員和聯防隊員竟然作壁上觀。

此外，早前深圳公安聯防隊員楊喜利闖入民宅強姦一名少婦，而這名少婦的丈夫楊武身在現場卻不敢反抗。輿論抨擊楊武為「史上最窩囊的老公」，但有誰想到，楊武窩囊，怕的不只是楊喜利的高大威猛，更多的是楊喜利背後的權力背景。

如果社會給了楊武足夠的力量、足夠的信心，他會在奇恥大辱面前忍氣吞聲嗎？社會各界可以盡情嘲笑楊武窩囊，但如果各地政府都像深圳當局那樣怙惡不悛，那麼當今神州每一個男人，離「窩囊」的距離也就幾米而已。

「在家被強姦，出門遭車輾，坐車被人搶，殺人無人管」，廣東治安惡劣領先全國。然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早前卻將此歸咎於媒體刻意放大與獵奇報道，要求傳媒增強正面報道，聲稱「好的風氣是謳歌出來的」。言下之意，廣東在海內外的形象這麼惡劣，是媒體刻意妖魔化的結果，但事實是否如此，老百姓心中自有桿秤。汪洋一直聲稱廣東要高舉改革大旗，但如果連治安這個最基本的要求都無法滿足，改革聲音再大，也只是譁眾取寵而已。

中國民主選舉首要開放黨禁、報禁

大事件記者胡立／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選舉體制的建立卻仍只是緩步前進，雖然中國已有基層選舉，但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親歷民主》一書作者龔小夏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指出，選舉制度的施行與老百姓的教育程度和素質沒有直接關係，中國不開放黨禁、報禁，就不能算真正舉行了民主選舉。

中國民主選舉首要開放黨禁、報禁

中國在2010年修訂《選舉法》後，規定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全國人大代表，並要求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可視為一種進步，但候選人的初步產生仍需經過上下級領導的“三上三下”過程，才會被列為正式候選人，使得中國基層選舉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

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民主社會大家參與、每人一票的制度特別重要，這一票是很有份量的，這是中國可學習的地方，其次，民主政治必須有秩序、法律做後盾。“中國經常有遊行示威，但往往不知道能遊行出什麼樣的結果，遊行也不能沒完沒了，所以在中國，老百姓如果有不滿，經常找不到方式發洩，但在美國，民眾要是有不滿，可以組織委員會、可以投票，把理念與自己相同的人選到議會去。”

龔小夏解釋，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下，地方參與可透過很多形式來實現，比如參與某個政黨、某項活動，也有說話和知情的權利。雖然一人一票相當重要，但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開放黨禁、報禁，沒有結社自由，就沒有其他政黨，沒有選擇權，而沒有言論自由，無法獲知訊息，人民也沒辦法參與競選，開放黨禁，選民便能組織後援會，為支持的候選人印傳單。

因此，在缺乏民主制度最基本要素的情況下，龔小夏認為中國現在的鄉村選舉不能說是民主選舉。“如果中國要搞民主選舉，第一件事就是要開放黨禁、報禁。我在書中提到許多這類的細節，甚至有讀者來信說書的內容有點婆婆媽媽。我就是要婆婆媽媽地寫，許多人就是不知道這樣的細節，否則一人一票的大原則誰不知道？”

擁護民主制度的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她沒法證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一定會實現、又多久之後會實現，但她相信中國一定會實現民主，這是一種信念。到時候，中國的民主體制會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但大原則應是一樣的。

“每個國家的民族性不同，會產生不同形式的民主，因此會有美國式民主、法國式民主，所以中國要實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還是美國的總統制，要人民自己決定。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自己的領袖和政府，這樣的原則不會有差別。”龔小夏說。

那麼中國未來的民主選舉，是否該由地方到中央，一步步推行？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其實從地方到中央的說法不太正確。“經常聽說選舉要先從基層做起，中國基層選舉做了20年了，也沒有繼續往上走。”龔小夏以自身經歷說明，在選民動員上，其實中央級的選舉不比地方級的選舉要困難。

“在美國，聯邦級的選舉投票率比較高，地方級的投票率很低，因為地方上不容易做宣傳，比如選總統，打開電視就能看到宣傳，但選校董會就較少人知道。”龔小夏舉例，她參與競選的維吉尼亞州選區，在2005年的州長選舉投票率只有35％，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只有12％，因此中央級的選舉，關鍵不在於是否該從地方先做起，而是肯不肯選。

龔小夏表示，美國，聯邦級的選舉投票率比較高，地方級的投票率很低。（新華社）

國家電網掌門人劉振亞身上掛了太多“地雷”

　　《明鏡月刊》張為為／風聲鶴唳的劉振亞獲悉中紀委秘密調查李汝革後，馬上找到舊主子曾慶紅。在曾慶紅過問下，秘密調查暫時中止。但可能衹是表面停止


　　劉振亞手下的山東臨沂幫把持著全國電網的傳聞在系統內也算是眾所周知。

　 　在電力系統，尤其是山東電力系統，劉振亞大量啟用他在山東臨沂時的同黨，當前的山東電力主要領導包括魯能主要領導都是臨沂派。比如說，魯能集團董事長高 洪德，魯能集團總裁徐鵬都是山東臨沂人，也都是劉振亞一手提拔起來的。另外，山東電力學校的前校長王關利，也是臨沂人。

　　中紀委查李汝革可謂打蛇打七寸，李長期跟隨劉振亞，專門管理劉振亞的財務運作，從他身上，很容易找到劉的突破口。

劉振亞

　 　互聯網上也有針對劉振亞的舉報文章。凱迪網絡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執掌山東電力時，劉振亞涉嫌大規模做假賬。山東電力在泰山中天門曾有個秘密高級賓館（東 尊山莊），裝飾豪華（單是一個進口沙發就高達20萬元，這個價錢在96~97年是非常驚人的，知道內情的人都目瞪口呆），裡面的漂亮小姐經常更換，劉一進 這個賓館，美女們前呼後擁。別說是一般遊客，就是地市級以上的官員入住也要劉親自批准。97年前後，有人舉報這個賓館，山東有關部門要來查帳，劉聽到風 聲，就威脅有關人員：誰出了問題誰負責！然後召集財務人員作假賬。

　　文章還稱，2005年山東電力學校的前校長王關利的辦公室被學校的 保安偷竊，被盜部分現金和購物卡，這個保安把其中的部分購物卡送人，保安的朋友又在泰安偷盜作案被抓，就把保安供出，保安就把偷竊王關利的案情交待，說王 的保險櫃裡有幾十萬現金，他不敢全偷，就從一打一打的錢中各抽取一張，又把保險櫃鎖好。公安順藤摸瓜，把王關利的腐敗案情揭出，但最後王關利無罪釋放，衹 是被撤銷了一切職務。據可靠人士透露：上面有人力保王關利，這個保王關利的最後後台肯定是劉振亞。

　　如今，風聲鶴唳的劉振亞獲悉中紀委 秘密調查李汝革後，馬上找到舊主子曾慶紅。在曾慶紅過問下，秘密調查暫時中止。但上述人士說，調查可能衹是表面停止。劉振亞長期以來，不僅向曾慶紅、溫家 寶的家屬輸送了巨大利益，還向中共政治局的其他高層及其家屬大送項目，身上掛了太多的“地雷”，隨著十八大越來越近，劉振亞很有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 品。（《明鏡月刊》第18期）

港媒：胡锦涛指王立军背叛党与国家

法广郑汉良


根据香港传媒引述来自四川省的消息报道，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意图寻求政治庇护的一个月之后，中央政府已将王立军定性为国家和党的叛徒。接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来源告诉香港的《南华早报》，胡锦涛主席上周末在一项内部会议上告诉政协委员的党代表，王立军是一个叛徒。

来自重庆市政府的消息亦持同一的立场，指称「重庆县级以上的干部在前天（3月4日）已被告知，王立军背叛了国家」。
王立军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正在北京进行两会会议的各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这位前重庆打黑英雄兼副市长据说在2月6日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又引述重庆消息指称，王立军同时又牵涉连串的罪行，包括贪污和道德腐败。

在北京的独立政治观察家陈子明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将王立军定性为叛徒，这对整个重庆市府高层而言，恐怕还将陆续出现坏消息。报道引述陈子明说：「如果王立军被指是一个叛徒而非早前所形容的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致精神高度紧张，王立军被指控的罪名，在政治上将更为严重」，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亦造成难堪，因为他的前任亲信竟然从事叛国行为。

重庆市长黄奇帆日前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王立军离开美国使馆后，即被中央国安部人员带走调查，黄又说如果王立军滞留在美使馆的时间再长一点，事件可能触发外交危机。

学者呼吁公布人大代表联系信息

北京人民大会堂宴席上的人大代表。2012年3月7日。
照片来源：路透社 REUTERS/Jason Lee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两会之际，有网民发起“寻找人大代表”活动，试图找到中国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希望通过他们反映民意，督促他们积极履职，但结果“令人失望”，目前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都没有公开的、方便人民接触的联系方式。3月7日，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事实上，以目前的全国两会为例，虽然全国人大网站上有全体人大代表的名单，但并无具体的介绍和选区、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采访两会的记者仅能从各省代表团处获取分省的代表名录。此外，根据本台记者的经验，各省代表团或省级两会提供给记者的人大代表名单上，有详细的人大代表的工作单位、单位总机甚至个人电子邮箱等，但材料上会盖上显著的“机密”字样。

今天（3月7日），有学者在网络上发出公开信，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该公开信提出，“人大代表的本义是代表人民，如果不主动与人民联系，而人民甚至无法找到他们”，那么所谓的“人大代表”到底在代表谁？因此，他们呼吁，正在北京济济一堂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关注各级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这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的落实情况。

该公开信作者为新浪微博上认证名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杰夫”，多名媒体人、学者、以及人大代表加入成为自愿者。

公开信作者说，“人民代表必须制度化、经常性、有效地联系选区选民；选民则须能方便地接触联系代表自己选区的各级人大代表，使公民们能向其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报告政府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在运作中的问题，建议和参与影响人大代表的立法工作和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的工作。”

目前，这一现状极其令人不满意。

根据杰夫的调查，遍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人大网站，以及各省区市以下1—3个主要市县区人大网站共92个单位，结果是：无代表名单者48（其中7单位无网站，3个网站搜索到但进不去），有代表名单但无任何介绍着31个，有工作单位者12（部分只有单位名称而无职务），只有山东潍坊人大有代表单位职务加上电话号码。

因此，上述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希望立即就此订立相应的法规或者工作程序，要求各级各地人大一定要以规范统一的方式，在网站首页设立“代表名单”项目，通过链接提供具有完整联系信息（含电话并最好有电子邮箱）的代表名单，以方便选民寻找、接触、联系“他们的”人大代表。

发起者认为，公布代表联系信息如果真能落实，将使人大代表成为“民情向上通达”的出口，减压社会矛盾；代表表征集民意，使立法行政司法有民意基础、工作有绩效。

他乐观的认为，因以上两点，人大代表或将可从虚职逐步过渡到到实职，人大从摆设到强功能；代表工作强度加大，兼职代表渐退出，专职化水到渠成；人大代表配备工作条件的要求顺理成章；最后，或可使人大代表直选“水到渠成”。

唐昊：人大为什么不“讲政治”？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此时收到一位多年采访两会的记者朋友的来信，谈到他之前采访两会的感想：“以前多是明星和奇谈怪论等，后来慢慢多了些住房、税收、腐败、社会保障等公共议题，但其实会场上更多的还是各个地方政府要求各种政策优惠、表达各自发展诉求的议题占绝大多数。看不到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而更多的是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好像是被虚构出来的。”这封信也忽然提醒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研究政治学的学者，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把两会看作是一个由公众代表探讨政治性议题的平台。尽管理论上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两会上的主题和新闻关注，大多是关于民生、发展方面的，甚至是旗袍等无聊话题。真正的政治话题，如政党席位分配、执政党合法性、政治腐败、政治领导的贡献与失误、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等，却很少被提及。

　　在公众参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谈论政治。在大多数代议制国家中，代议机构如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英国议会（上议院、下议院）等都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力。在那里，政治性的议题、特别是对现任政府的监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国，作为最高国家权力象征的“两会”始终不离对“民生问题”的强调，似乎中国人就只关心柴米油盐。当然，民生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发展民生应该是服务型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职责，而人大的功能是监督政府的服务职责是否到位，而不是自己去操心政策要如何操作。但实际上为数不少的代表在整个会议进程都在为一项其实并不能影响很多人的民生提案而奔忙，花去了宝贵的参政议政时间，并且把其他代表的关注点也拖离了政治中心议题。至于相关的新闻报道，一些大的媒体也主要关注明星花边新闻和少数“大炮”代表的或义正词严、或荒腔走板的言论。人大的监督政府、立法导向、制订政治性议题的职能并不突出。按说，中国的政治问题最多，也最需要公开地谈论政治。但在全国“两会”这样一个最重要也最公开的政治空间里，老百姓最关注的包括国家政体改革、政府评价、反腐败等政治性议题，在会议上却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难以在政治性议题上发挥作用？一些代表和媒体甚至根本不“讲政治”，而只讲民生和花边？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不能一味怪责人大或人大代表。或许我们可以从人大代表产生的环节开始，从选举机制、组织特性、会议机制、代表规范等几个方面来理解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之难。

　　我国的《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的产生并非来自预选，而是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也就是说，即使有十人以上的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最后推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圈子决定的。这就使得最后选出的代表在代表民意方面先天不足。有些甚至与人民完全隔膜。就在本届人大代表中，甚至出现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这样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荒唐言论。看起来这些代表不像是代表人民，更象是为民做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是专职的政治家，他们大多数是政治学或者法学专业毕业，对国家政体、政府功能、财政过程有着比常人更为清晰的了解，从而也更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人大代表则除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之外，其他一般都是兼职的，大多数代表甚至连预算草案读起来都有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令人难堪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一群业余政治家手中。期待业余选手象专业选手那样“讲政治”，乃是强人所难。

　　所谓“业余”不但表现在知识背景和政治认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行为上。西方国家的议员一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政治团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群职业选手帮他们收集信息、确定议题、商讨策略、沟通媒体、联系民众。但在中国，代表们这样做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前年6月24日起，罗江县在几个镇先后成立了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刘圣会、李国喜、罗刚模等成为这个县的专职人大代表。专职人大代表可以接待选区来访群众，集中听取、收集民意，并享受正科级待遇，生活补助和调研经费。这些经费被纳入县人大的财政预算体系。而在当时，除四川省罗江县外，其他一些地方如南京市江宁区也出现了人大代表工作室。这些情况本来意味着人大和人大代表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景。但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不允许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也不允许人大代表成立个人工作室。于是，我们的人大代表们在政治上就只能继续孤独下去、业余下去。

　　当然，代表中也不是没有精通政治的人，而且是过度精通的那种。在十届全国人大中，在任的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中占了1/3的比例，并且每省的代表团的团长大多是该省的最高领导。这就让本该履行监督政府职能的人大实际上遭遇了由政府官员来监督政府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导致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不大象是民意代表在议论政府，而更象是地方政府组团来游说中央政府的集体行动。

　　上述现状都暗示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情况下的民意代表才会真正代表人民呢？多年以来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在电视上会看到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在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大打出手的场面也屡见不鲜。看起来很不文明、很不和谐，和我们的代表整齐划一的举手场面相比，显得很没纪律。也经常被一些人当作嘲笑民主政治的笑料和论证民主会引发混乱的证据。但实际上，这样的国家有议会里的打架斗殴，却没有流血飘杵的内战。这样的国家里做代表、做官都是不舒服的，最舒服的反而是人民。因为这些民意代表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在打架，而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打架。他们打起来了，人民就不需要自己上战场。而是可以坐在家里，喝着茶，看着别人替自己打架，还可以当作娱乐消遣，能不舒服吗？当然，代表们为了赢得选票的打架作秀行为说不上有多高尚，但他们至少在对待人民上诚惶诚恐，认为民意大过天，这就够了。而在人大中要想得到这样的代表，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修改选举法中的一条就够了，即将“由选民小组协商定候选人”改为“全体候选人参加预选，由预选中票数领先的2人进行最后PK”就够了。

　　不过，即使选出了好的代表，在现有的人大会议规模和会议体制下，恐怕还是发挥不了作用。200多年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人，每人代表5万选民。但随着移民潮导致美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众议员的数目也不断增加。等到众议员数量增长到400多人时，议员们发现，众议院的效率已大为降低。原因很简单：一个机构的效率是与其人数成反比的。在一所几千人的大学里，如果有一天大家接到通知，让全体同学到操场上开会讨论一个问题，同学们一定会认为校长疯了。原因无他，这样的讨论根本无法进行。为防止众议院的功能被自己庞大的议员数量压垮，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众议员的数量固定为435人，现在每名议员约代表50万选民。但在中国，我们拥有的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议会——全国人大接近3000人的代表规模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议会望尘莫及的。当然，这样规模的议会在立法和参政议政的效率上面临怎样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人大制度，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两会”了。我们每年3月份都要报道“两会”，正是因为他们在其余的时间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日本和美国，每年仅国会常会的会期即达150天以上，如果再加上各种临时国会会议和常会因议案未决而延长会期等情况，一年中仅开会时间就超过200天。但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则每年只开一次会，每次的会期不超过两个星期。前几年有一次，人大会议被压缩为10天，居然被作为“人大工作效率提高”的好消息而见诸报端。这样短的会期，不要说监督政府工作和商讨立法，就连人大自身运行的工作都很难完成。当然，如果一切都提前设计好了就另当别论。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有意思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如下特色：基本由业余选手组成、虽然被选举但难以代表民意、规模巨大以至于无法履行代议制机构的基本职能、作为监督者的议会中进入了大量被监督者、代表个人的政治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每年有350天以上不开会……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如何正常进行呢？各位读者不必担心，因为这些看来条条致命的缺陷根本不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原因无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另外一条轨道上运行，与人大没半点关系。正如北大的李景鹏教授在十几年前的一本书中描述的：“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中便存在两个轨道：一个是原有的、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轨道（或称第一轨道），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权力运行轨道（或称第二轨道），两种轨道在运行中互相交错。”

　　也就是说：在权力“双轨制”下，党的领导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模式，而人大制度则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模式，两种模式的同存并举。而前者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更容易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党代会的议题，如五年规划、党代会报告等都涉及到重大的政治主题，而且毫无例外地都会主导下一年度召开的人大议题。当然，这种议题不是供人大代表们讨论批评的，而是让大家“学习”的。在这种国家权力“双轨制”的机制下，人大制度的问题根本不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当然，“双轨制”还是会带来一些理论上的难题的。例如，政府应该是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而人民代表机关要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这样的问题，恐怕任何一个人大代表也无法回答到令自己满意吧？

　　当然，对制度性的缺陷说三道四，会显得很不厚道。因为指出问题是容易的。但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没有历史根基的，所以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问题是，制度性的缺陷随着市场力量的上升、公民意识的提高，势必会变得越来越不能让人容忍。而在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当代中国，民意代表缺位等制度性缺陷，已经开始导致治理上的危机甚至社会冲突。也就是说，类似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了。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希望这种制度性缺陷的挑明，能让政治性议题回归人大，并在“讲政治”的过程中厉行自我改革、发挥其作为代议制机构应有的政治功能，以应对现有的社会压力与治理危机。

作者：唐昊，原载: 作者博客

犀利公：“两会”的观法

首场发布会，赵启正露了点政改口风，吊足了媒体的胃口。于是前戏开始，各种评论与期待，铺天盖地而来。但接下来的“两会服务员动作整齐划一”、“第一批委员抵京”等传统段子开始上演，民众便停止鼓噪安静下来——哦，还是那样。

变化当然还是有的。如，倪萍声明“当哑巴”，新宇表示自己的提案将超出“我爷爷”的范畴。唯一不变的是申纪兰，政治警惕性一如既往。83岁的老代表，准备提交题为“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的建议，以表达对网络的担忧与设想，“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

旁观两会，观者各有其喜好。

有人琢磨发言人的话，蔡慎坤先生却早已看破，“赵启正的说法语焉不详，显然是两会期间一种高超的忽悠手法，因为高层并没有拿出政改的目标也没有政改的决心。”

有人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民生”比去年多说了X次，“改革”比上一稿少说了Y次。加藤嘉一给予了高度概括，“我做了，我累了，我走了。”

有人关注广场表演，说，虽然没看到浙江30位女代表的“华装风姿”旗袍秀，却也看到了刘春梅高唱《过河》，“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

有人关注富豪，专盯李小琳的香奈儿穿搭，许家印的爱马仕皮带……

有人关注裸官，埋怨说，“两会在坐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国人的爸妈。”

有人关注官二代。贺捷生说，“唱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舞和力量，现在一些课本删除了《朱德的扁担》等红色经典，这是一种背叛。”朱和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唱红……要向毛委员、朱委员学习，继承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托尔斯泰“三代出贵族”的理论，就政治家族而言，经过一代的专制和二代的愚顽，第三代会产生民主自觉。听毛、朱、贺的言说，你很难再相信“托律”。有好事者将毛新宇与赞同将爷爷的纪念堂更名为自由广场的蒋友柏相比，这不是差了辈的问题，而是不了解红色中国的问题。

延续了11届60多年的政治春晚，舞者与观者都在变化。但中国未来的根本性变化，仍将取决于舞者，而不是观者。观者只能是年年失望年年望。而舞者却在真金白银地分赃，或真刀真枪地分权。他们才是游戏的主角。这些主角们会将中国的政治演绎到怎样一种状态呢？张鸣先生日前有过分析。“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即扩大了的集体领导。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中国向何处去》）诚如张鸣先生所言，这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还需要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怎样转变？国民党在台湾的转型，可资借鉴。

朱小丹说“政府要勇于革自己的命”，汪洋说“改革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黄奇帆说“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薄熙来说“公平分配与高速发展要兼得”。无论是做蛋糕派，还是分蛋糕派，两会上的话，你都只能姑且听之，认真不得。在一元制架构下，议谁的大政？商谁的国是？

“两会”是中国权贵民主化蛹成蝶的一张温床。能成蝶，床还有点价值；蛹死茧中，则床必塌。

作者：犀利公，原载: 共识网

马国川：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不该走？

　　“两会”正在召开，中国官方口径非常统一，社会思潮却非常混乱。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同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为中国的未来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不过，今天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也许并不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而是“中国不向何处去”。换句话说，中国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只有排除了错误道路，中国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曾经付出惨重代价的覆辙。

　　那么，今天中国不能走哪些错误道路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不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在新兴经济体却方兴未艾。

　　中国一些人士虽然没有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对其理念其实是颇为赞同的。在他们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惊人成绩，奥秘就在于以市场手段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提升国有经济实力地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然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占据强势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因为有政治权力为背景的国有经济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而且难以避免由于巨大的利益带来的裙带关系和贪污。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对世界贸易提出巨大的挑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可持续，如任其发展，中国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二）中国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都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是执政者权贵的家族、密友，只要找得到作为执政者权贵的“关系”，就会迅速形成又粗、又重、又黑的腐败链，滋生出对国家、社会、人民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马科斯最后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苏哈托黯然下台，亲友相继入狱，都宣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末路。今日中国贪腐蔓延，深入社会肌理，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


　　（三）中国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民粹主义是对横行无忌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惩罚。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由于它把民主理想绝对化，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

　　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因为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而且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这种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损害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为这些政客所操纵。

　　目前中国民众对精英的普遍怀疑和不满，使得民粹主义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可是，拉美的民粹主义试验表明，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既有社会问题，而且野心家会利用“人民主权”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所采取的激进的“仇富”、“亲贫”政策将加剧社会情绪的两极化，当经济增长停滞或下滑时，富人有可能趁机兴风作浪，往往使民粹主义政府终结于军人政变。


　　（四）中国不能走军国主义道路。

　　军国主义是一种黩武主义，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并将保证军事力量视为社会最重要目标，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国民经济运作以军事优先，保证战争所需；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独裁制；对外则穷兵黩武，进行国土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是在这些国家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出现了一场“日本向何处去”的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即“和平崛起”），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即“战争崛起”）。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中以惨败告终。痛定思痛，日本认识到，必须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手段来利用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中国有些人士鼓吹“中国与XX必有一战”，呼吁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支持国家崛起，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五）中国不能走斯大林主义道路。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斯大林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否认民主化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将政权神圣化，直至产生个人崇拜。

　　苏联学者布坚科认为，“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中国改革就是要抛弃斯大林主义。但是正如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中国“略有修改，未脱窠臼”。由于旧有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斯大林主义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在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的今天，仍然有一股想把中国拖回斯大林主义老路的力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讲过：一些人总希望把历史上的经验或者教训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统治者、各国君主等等。但是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从历史上吸取过什么。此话令人气短，不过笔者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哪怕一点点经验。如果中国走向错误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十三亿人的现代化进程被中断，而且对于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危机，甚至灾难。


作者:马国川，来源: FT中文网

木然：是政治雷锋还是道德雷锋？

每到三月，都是学习雷锋的特定日子。近些年来颇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号召学雷锋，一方是质疑学雷锋。在没有互联的时代，质疑学雷锋只能在私下场合进行，有了互联网，质疑学雷锋就成了公众事件。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怀着不同的心理对雷锋进行着解构、解释、解读，一个雷锋变成了千人千面的雷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雷锋是政治雷锋还是道德雷锋，抑或别的雷锋？如果是政治雷锋，学雷锋做好事就背离了主题。如果是政治雷锋，雷锋就成了被权力不断地打扮不断地修剪的雷锋，雷锋也成了历史小姑娘，任人打扮，成了政治符号。如果是政治雷锋，就难以还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如果是道德雷锋，政治雷锋就成为历史，雷锋再也不是原来的雷锋。

　　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政治雷锋，是权力者塑造的雷锋。

　　先看题词：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刘少奇：“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再看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

　　政治雷锋是工具式的雷锋，雷锋精神就是工具精神。这在出版的雷锋日记也得到验证，比如他在日记中说：“能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浑身有了力量”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却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从内心感激党和人民的关怀。”“我今天听一位同志对另一位同志说：”“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 政治雷锋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政治要求，每一个人只有成为雷锋式的工具，才能在那个时代生存，才能在那个时代有群体性的安全，才能在那个时代有意义有价值。听话与服从，作为一个臣民，才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雷锋不是公民。

　　政治的雷锋让人不可理喻，在火车上读报纸、大年初一捡300斤大粪、300张照片有的不符合常识、给困难群众送钱数额巨大，钱的收支有很大出入、做好事爱张扬等。再说，一个军人，军人的本职工作是保卫国家，做好事是辅助性的副职工作，如果把副职工作当成本职工作，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到老百姓那里做好事，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呢？

　　政治雷锋不是真实的雷锋，真实的雷锋是一个人性的雷锋。爱美、爱照相、爱留分头、穿皮夹克、穿皮鞋、戴名表、骑摩托、开汽车、爱生活、谈恋爱、爱慈善、爱工作、爱品味、有情调，在过去就是一个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按着今天的标准，也是时尚的弄潮，人所具有的雷锋也全都具有，人性美好在雷锋如同花一样绽放。这样一个真实的雷锋，在变成政治雷锋之后，没血没肉没情感。

　　如今，人们正在淡化雷锋，把政治雷锋转换成道德雷锋，是否有道德雷锋仍然存疑，就是假设道德雷锋存在，那么在政治雷锋转换成道德雷锋的时候，政治雷锋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学雷锋做好事，还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做的，这就使道德雷锋失去了道德的本色。

　　如果是做好事，中华民族在没有雷锋的时候，在很多人不知道雷锋的时候，也一直在做好事。学雷锋做好事，是在不自觉地割断历史，是道德历史的虚无主义。

　　只要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都会做好事，不需要把雷锋拉进来。专制时代需要的是臣民，民主时代需要的是公民，有人把臣民的素质移到公民的身上来，是不恰当的，把臣民雷锋拉到现代公民当中来，是不合适的。想当年一放牛之人放牛之时一牛不小心要掉下山崖，放牛之人拚老命把牛拉上来。救牛一命，此事被一记者获知，问救牛的精神哪里来，是不是想到了毛泽东思想，放牛人说如果想到了牛就掉下去了。同理，如果做好事，总想着雷锋，那些不学雷锋而做好事的，就没了道德生存空间。如果有人做好事天天想着雷锋，不知这好事能不能做得下去。想上帝难道就做不了好事了？

　　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最主要的群体应该是官员群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雷锋，因为他们手中握有资源，不学雷锋更容易做坏事，学雷锋，还有做好事的可能性。

　　自由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权力不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偶像也不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不自由地去做好事，就是邪恶。提供不自由地做好事的偶像，就是邪魔。提倡不自由地做好事的道理，就是邪教。做好事来自于人的善良本性，一个自由的人更容易做好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是没有尊严的。学雷锋做好事，把学雷锋作为做好事的源头和动力，把学雷锋做好事变成一种逻辑关系、事实关系，这没有道理。

作者:木然，来源: 共识网

张千帆：让“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自由竞争

　　1978年，安徽小岗村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五年之内，在中央大力推广下，小岗村民的包产到户成为风靡全国各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后看来，小岗模式其实是中国的一次地方制度试验。包产到户犹如一颗死而复生的新苗，直接挑战了禁锢数亿农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两种制度对垒的结果高下立见，无论从农民的拥护程度、生产积极性还是社会效益来看，小岗模式都大获全胜；“人民公社”剩下河南南街村等寥寥无几的“遗老遗少”，也只是靠中央输血才得以维持虚假繁荣。小岗村的启示在于，只要维持基本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地方试验往往能产生最好的制度。事实上，各地都可以推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制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制度市场”。譬如重庆可以推出“重庆模式”，广东可以推出“广东模式”，而究竟哪个更好，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全国人民来评价。就和商品市场有能力拣选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制度市场也有大浪淘沙的能力，把坏制度淘汰掉，把好制度留下来。


　　然而，要让制度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国家制度框架本身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广开言路，并从制度上保证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意味着公正评价，而公正评价首先是建立在基本知情的基础上。如果连地方模式的真实效果都不知道，谈何公正评价？重庆“唱红打黑”以来，重庆市民似乎热情高昂，有的法学家据此评论“人民也会堕落”。作为大街上的普通男女，人民当然可能“堕落”，问题在于人民为什么会堕落？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堕落？在重庆人民穿着专门制作的制服兴高采烈“唱红”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当全国不少人为李庄案“打黑”喝彩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法庭审判背后的“内幕”？如果人民只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他们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判断必然是扭曲的、“堕落”的、“离谱”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不让人民知道真相的制度。因此，要形成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政府首先不得压制、控制或扭曲言论，就和政府不得通过指令干预市场、保护某些企业、歧视其它企业一样，否则所谓的“市场”必然是变相的国家垄断。


　　其次，在言论自由和基本知情的基础上，人民应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宪法第34条规定的选举权促使地方模式选择符合地方多数民意。假如“重庆模式”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尤其是财政与司法信息公开，重庆市民在知道自己的付出并做出机会成本判断（譬如制作制服的经费可以用于医疗、社保或义务教育）之后，仍然拥护“唱红打黑”的现有模式，那么这完全是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当然，如果“唱红”费用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某部的转移支付，重庆市民实际上是在不亦乐乎地花全国人民的钱，那么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有必要反思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事实上，由于地方模式首先对地方人民产生后果，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完全可以对当地实行的政策做出明智判断。如果地方选民被赋予自主决定权，那么许多地方农民“被上楼”等变相剥夺农民权利的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多数农民的选举权和发言权对当地官员发挥一点作用，就没有人敢公然制定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更不用说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相反，有口皆碑的“成都模式”则不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拥护，而且也会自动得到各地纷纷效仿。


　　最后，地方制度竞争还需要在基本公正与法治的秩序下展开。有些地方改革虽然增进了多数人民的利益，却可能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改革在总体上得大于失，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模式，这样的改革仍然可以推进，但是必须赋予因此而受损的群体适当补救，允许他们通过法律机制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农村城市化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赋予失地农民公正而充分的补偿，让他们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至少做到任何人的基本生计不会因为“发展”而受到损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全国各地的“血拆”、上访乃至暴力冲突将自动消失，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发展将从此走上理性轨道。


　　只要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良性的地方制度竞争与相互借鉴效仿将自动开展，而不需要中央直接出面推行。可惜的是，由于采取中央集权模式，像小岗村这样成功的制度试验在中国并不常见。当然，中央也清楚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国，不可能所有政令都一律来自中央，否则必然回到计划经济的万马齐喑局面。另外，在实施效果未知的情况下，贸然在全国推行一项政策会产生极大风险，“大跃进”造成的悲剧可谓殷鉴不远。因此，中央在诸多领域推行“试点”，但是这些试点一般局限于技术政策层面，而且中央指导作用过大，地方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一部单一制宪法往往对涉及地方自主决定的事宜规定过多，从而束缚地方创新的手脚。虽然宪法第3条规定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规定适当界定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合理机制，因而在实践过程中“统一领导”往往压倒了地方“主动性、积极性”。譬如在上一届选举中，有些地方尝试乡镇长直选试验，最后被全国人大叫停；去年四川罗江县尝试人大代表工作室，也很快受到上级干预。

　　其实，按照以上三大原则衡量，这些地方试验并无不妥之处，因而上级干预是不必要的。中央需要做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而恰恰是通过法律机制保证地方试验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原则，从而为良性的地方模式竞争创造并维护制度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改革才能续写小岗传奇。

作者:张千帆，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