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王康:温家宝的軛

2012年3月14日,溫家寶在他最后一次記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這是一通國事解說,也是一場道德獨白,一次精神呼吸,一紙廟堂“壬辰憲章”,一篇政治遺言式的歷史告語。
 
22 年前,溫家寶陪奉趙紫陽去到大學生占據的天安門廣場。他的神色異常凝重,目光穿過人海。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氣如巖漿噴涌,一定深度震憾了他;鄱陽湖畔 胡耀邦墓紀念堂有一張照片,溫家寶陪同胡德平護送逝者骨灰,神色同樣凝重;東北礦難,溫家寶下到700公尺礦井;汶川大地震,溫家寶兩小時后餘震期間,飛 赴災區。上天入地,神色更加憂戚,聲音諳啞;在世界各地,溫家寶呼喚政治體制改革,猶空穀足音,猶子歸夜半啼血;
 
面對專制強權及其喉舌無所不在的詆毀鼓搗,溫家寶不遺馀力地稱揚普世價值和全球倫理;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世界自由浪潮,溫家寶不吝贊嘆:人民追求自由和尊嚴的潮流不可阻擋!心系台灣,心向往之,退休后自由行于自由中國,溫家寶的家國情懷于焉昭然;
 
 
 
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溫家寶(左二,正面)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神色凝重。
 
 
不 信中華幾千年文化恩澤不能消弭六十余年政治仇恨鴻溝,溫家寶的歷史感和民族大義蒼天可鑒;古來圣賢皆寂寞,溫家寶身置虎狼鷹犬叢中,面臨天下最大生命共同 體空前危機而回天乏術,能不獨孤?不僅身處波譎雲詭險相叢生的權力中樞,承受著難為常人道的艱危困苦,還備受各種政治立場者的譏嘲辱罵詆毀,天下滔滔,眾 人昏昏,身處廟堂而懷江湖之志,江湖中人卻大多比他更擁廟堂意識,溫家寶能不獨孤?言不稱馬列毛鄧,心儀東西方大哲歌者詩人,親敬人文知識,富于人道關 懷。溫家寶在如此鄙俗無謂的社會,保持罕見雅范,良可嘉許;人貴有自知之明,溫家寶請求人們諒解寬恕,儘管他已近乎鞠躬盡瘁。
 
美 國國父之一杰弗遜,臨終前决定自己墓碑的銘文寫下他一生三項創舉:“獨立宣言起草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起草人、維吉尼亞大學創始人”,省略了世俗世界 认为更重要的两项:”美國總統“和”美國領土阿拉斯加土地收購人”,他遠離事功、注重獨立、自由、文化的價值昭然若揭;中國當代大記者劉賓雁為自己擬定的 身后銘文是:這裡埋葬的這個人,說了他應該說的話,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他舉世若輕,獨對良知的價值青天可見。而溫家寶先生,深知自己所对苦難,所負的重 軛,更知自己所處的時代、所臨的環境。“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雖然信忠於誰,他弦外有因,面對謠諑不斷,他感到痛苦的是自己的“獨立人格不為人們所理 解”。比起歷史上的先賢往聖,他深自己惟有寂寞身后事,他要求死后歸于湮没无闻。“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近半世集權體制內的官宦生涯,還能葆持如此人生 境界,若非真性情大悲憫,其誰能之?
 
負重、憂患,忍辱、寂寞,謙卑,惻憻、孝敬……中國有這樣一名集傳統 美德和現代價值于一身的位高權重者,實屬國家不幸之幸。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溫家寶、而是一個權力熏心、私欲滿盈的人占據“總理”位置,原本不堪之中國將淪 陷于何等危殆局面!溫家寶一定還有很多話沒有說無法說,許多事留為遺憾。他自喻負軛老馬,要奮鬥到“只要還有一口氣”的那一天。他知道他的軛的份量。“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儒家入世精神;“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佛家大雄氣慨;“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基督教的救贖意識,溫家寶多少融匯 己身……
不是說一個專制體制內的人就必然沒有高尚人格、必然沒有慎獨精神和道德追求、必然失察於民心向背、必然成為沒有血肉的機 器、必然脫離歷史進入虛無。中國三十年政治災難加三十年改革災難,積重難返,從趙紫陽、朱鎔基到溫家寶幾任總理,面對國家困境,都疲於奔命,掣肘於體制捆 縛,常常悲情溢出顏表,而溫家寶“苟利國家生死以”,在東方專制和共產極權的土壤上,他為國家人民保留一線生機的努力,已近極限。
 
中國不可能產生華盛頓、林肯式的偉大歷史人物,也不可能產生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一樣的偉大叛逆者,中國當代卻擁有這樣一位動心忍性忍辱負重繼往開來的悲劇型政治家,這是中國的宿命。溫家寶是中國專制時代受公義使命召喚、戴鐐銬踐行的君子之一。
 
愛 因斯坦曾這樣评價居里夫人: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時 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仆,她的極端謙虚,永遠不给自满留下任何馀地。由于社會的嚴酷和不公平,她的心情總是抑郁的。這就使得她具有那嚴肅的外貌,很容 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誤解——這是一种無法用任何藝術氣質來解脱的少見的嚴肅性。一旦她認識到某一條道路是正確的,她就毫不妥協地并且極端頑强地坚持 走下去。温家寶不能與居里夫人相提并論,但在人格類型上,他属于后者所属的那個小小的群體。愛因斯坦還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 存在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個比較光明的未來。这句话似乎也切合于当下中國。如果中國人、尤其所謂自由派人士也如溫家寶一樣,有幾分君子 之風,大丈夫矜懷和圣賢氣象,中國的局面也將大不一樣。
 
 胡耀邦憑藉心中良知、行為方式超越一黨藩籬;趙 紫陽則借重十幾年軟禁下的閱讀與思考,與胡耀邦殊途同歸。中共宣傳部門六十幾年陷國人于謊言謬說的泥淖,同樣導致三代中共領導人信息光譜遮蔽,抱殘守缺而 罔顧人類現代文明進程。但1942年書香門第出生的溫家寶,是一位多少繼承了偉大民國時代文化精神血缘的共產黨人。他追隨胡、趙,步其後塵,站其肩上,他 并非簡單沿襲他們的政治衣缽——中國畢竟已發生劇變——他承繼他們的政治理念,其思維格局和行為方式,已然站在兩位前任的終點線上。不僅如此,溫家寶近乎 奇跡般地拓展了某種精神空間,甚至某種信仰生命。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氾濫既久且深的中國官場,他的言行確實特立獨行。
 
 一 個真正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集體墮落的社會,一個危機四伏又虛驕狂妄的國家,溫家寶獨木支撐,他的軛委實不輕。仁以為己任,任重道遠!謀 道求仁務本,不怨天尤人,溫家寶已躋身君子之列,他的軛其實是恩典垂臨之所在。他不僅是溫家、是他高齡老母的寶,還是中國人的寶。比起毛、鄧、江以及時下 北京袞袞諸公,那些庸碌腐朽怙惡不悛冥頑不化的黨國權貴,溫家寶是中國現代政治濁流中一道清泉,時下中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里一位卓爾獨立的溫溫君子。
 
    人世間千差萬別,可簡化成兩類人:君子與小人。建議溫家寶先生退休后,摒棄所有身外之物,辦一所學校,為后世培育君子,如孔子、柏拉圖……;把他的軛交付給后來者。
 
作者:王康,纵览中国

王正绪:推进各族群国家认同的新举措


    如果使用“族群”的提法,西方人就比较容易体认到,中国是统一的国家(nation),国内存在不同族群(ethnic groups)的现状。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认同、各民族团结方面,中国还面对一定的挑战。根据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族群关系的新局面,参考美国等多族群国家的经验,并考虑中国族群问题的国际性,中国的各个族群,应该不再简单称为某某族群或某某族,而是正式称为某某族中国人。即汉族的正式称谓是“汉族中国人”,壮族的正式称谓为“壮族中国人”,藏族的正式称谓为“藏族中国人”,维吾尔族的正式称谓为“维吾尔族中国人”等等。

  与此同时,对汉族中国人以外的五十多个族群,不再使用“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提法。所有族群都是中国人的一分子。

“美国人”和美国各族裔的称谓

  在全球多族群国家中,美国是在各族群中塑造共同的国家认同比较成功的。这和美国没有采用苏联的“民族识别”制度有关。美国国内虽然居住各色人种,如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还居住着很多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群体,比如,欧洲所有白种人的民族,都有生活在美国的。同样,黄种人、黑人以及各种拉美裔的混血人种的各个民族,也都有生活在美国的。

  拥有如此复杂、多元的族群结构,美国社会是如何实现各族群的大体和睦?简而言之,美国没有自称、美国人也不认为,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有美国公民都是“美国人”(Americans)。对美国人来说,“民族”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要说有,他们只有“国族”这个概念。他们说,“We are the American nation”。这里的“American nation”类似于中国人说的“中华民族”,包含所有在美国生活的族群。若一定要问美国人,贵国由什么民族构成,他(她)一定会说:“We are a nation of Americans.”——我们是美国人(构成)的民族。

  但是,美国和美国人认可国内的各个族群(ethnicities)和种族(races)。在美国文化、语言、社会、政治中,所有的族群和种族都称为“某某裔美国人”,而不是某某“族”或“某某族美国人”。

  随便拿出一份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一般公司的入职申请表、美国的选民登记表或其他政府公务的表格等,在申请人填写族群身份的一栏,一般有如下几个选项:白人或“白美国人”(White American);华人、韩国人、日本人等统称为Asian-American,可以翻译为“亚洲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黑人统称为“非洲美国人”或“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拉美裔的移民则统称为“拉丁诺美国人”(Latino-American)。

    林书豪出名后,网上几个美国的亚洲学者在争论,林到底应该算中国人(华人、Chinese),还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美国的报纸一般就称他为Asian-American(亚裔美国人)。所以他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大陆人,而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或台湾裔美国人(Taiwanese-American),或亚裔美国人。而在上述几位学者争论的时候,突然另一位学者说:对我来说,林是美国人,没啥好说的。(To me, he is American. End of story.) 而且,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均不使用“少数民族”的提法。一国内有多个族群,不存在“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之分。

自我认同和他称

  将中国国内各族群的称谓统一为“某某族中国人”后,对于推进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论对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从学说话、在幼儿园学识字开始,就会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下一步应当尽快从幼儿园开始,在初级、中级、高级教育的各类教材中,普遍使用“某某族中国人”的提法。

  刚开始将某个族群的名称改为“某某族中国人”(比如、苗族不再称苗族,而成为苗族中国人),或会产生短暂的不适宜。但是一个概念的在语言、论述中被接受为准确、合理的概念,是完全可以在一定时期的实践后实现的。如果说“苗族中国人”说起来拗口,那“韩裔美国人”、“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说起来拗不拗口?习惯了、被接受了,就不拗口了。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界定和命名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现有西方的媒体、文献、文件中对中国国内各个族群的称谓,还在从概念上对中国国内各个族群造成分割。最典型的,西方的媒体和政府常常会指责“中国人”(Chinese)如何歧视或压迫“西藏人”(Tibetans)。

  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时,一般就认定“中国人”只是汉人,而不认为“中国人”也包括藏、蒙等其他族群的人,也不认为藏族也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各个族群称为“民族”,西方论述中就认为中国国内有很多“nations”。而不同的“民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力,所以民族分裂势力就容易在西方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相反,如果使用“族群”的提法,西方人就比较容易体认到,中国是统一的国家(nation),国内存在不同族群(ethnic groups)的现状。

  而将各族群统一称为“某某族中国人”,就进一步避免了西方人对中国族群构成的误解。

统一族群的中、英文称谓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文中对很多中国的族群还沿用陈旧、过时的称谓。这造成西方媒体和民众认识到的藏族人,并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藏族”或“西藏人”,而是“吐蕃人”(Tibetans)。

  所以,中国各个族群的英文称谓,应当尽快和中文的称谓统一。就像壮族的英文称谓是“Zhuang”一样,藏族在英文中也应当称为“Zang”,而不再使用“Tibetan”(吐蕃人)的称谓。维族的英文也也应该称为 Weiwuer或Wei,不再称为Uyghur(回鹘人)。

  其次,一旦对藏族、维族、蒙族等族群分别为藏族中国人、维族中国人、蒙族中国人这样的称谓后,在英文上也应将这些族群改过来。藏族中国人的英文称谓应当是Zang-Chinese,维族中国人的英文称谓应当是Wei-Chinese,蒙族中国人的称谓应当是Meng-Chinese。

  在英文中也不应再使用“少数民族”、“少数族群”的提法。现在的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提到汉族以外的各族群,都使用“某少数族群”提法。比如壮族在英文中一般提作“The Zhuang minority group”、苗族称为“The Miao minority group”。这是应该停止的。

  在中国的出版物、教材、媒体、政府文件(包括法律文件)、新闻通稿、外交部和各部门新闻发布等渠道中,统一使用这样的称谓来称呼中国各个族群,将会逐步实现西方媒体和文献、政府文件中也采用这样的提法。这是笔者长期观察中国对海外传播国内族群关系时,所面对的困境而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

  这些措施落实之后,大约三到五年内,“某某族中国人”这样的提法,将全面被广大民众和境内外的媒体、学者、政府官员接受,会极大地促进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以及海外政府、媒体、公众对中国各族群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的认可。 

作者: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儒家邮报


王炼利:中国须有“大是非观”



8月中下旬,北京王府井大街迎建国60周年大庆的气氛浓烈。整条步行街的西侧,是每一年的《人民画报》画面展览。《人民画报》1950年创刊,五十九年的画报画面足以展示“建国六十周年的伟大辉煌成就”。但匪夷所思的是,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画面和1974年的“批林批孔”画面,竟然也展示了出来——不做任何批注解释的展示了出来——难道这也列入了六十年中的“伟大辉煌成就”?!

196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灾难,既可以说“距今不过四十三年”,也可以说,“距今已经四十三年”。无论喜欢何种说法,反正文革在某种“舆论导向”下,已经导向到“被”遗忘——连红卫兵和批林批孔的画面都能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中得以正面展示,假如不是故意,那就是表明灾难已经被彻底忘记!

如果说,在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改革开放20年》还是正确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是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这一史实,那么,为庆祝建国60年而拍摄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辉煌60 年》,基本上已经见不到1976年全民族对“粉碎四人帮”发自内心的欣喜若狂、80年代初全民族在度尽劫波以后民族精神的空前振奋了!我认为,从全民族的盲目崇拜到全民族萌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意识,才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人最值得大书的“辉煌”,因为所有的辉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最为辉煌的成就,只有思想自由思想解放的人们才可能创造出来。

“辉煌”用什么衡量?要是光用物质层面上的“重大成就”衡量,那么,一个有权动用举国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劳动创造的财富资源以及所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六十年了有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乃至辉煌成就没有什么不应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最辉煌成就“两弹一星” 奠基并作出最卓著贡献的,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中追授的有六名);这23位功臣中,有20位是在1949年前就学有所成、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从西方国家归来为新中国服务的;而曾经在以“思想自由、民主建校、兼容并包”大学精神著称的西南联大学习过教学过的,要占到三分之一。没有这些崇尚自由民主精神的科技精英,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在建国后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在顶尖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是什么力量在感召这样的一批精英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1949年《共同纲领》中“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的庄严宣告、是“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美好愿景、是要实现“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几代梦想。是这些愿景这些梦想吸引着学贯中西的中华民族最优秀人才,使他们毅然告别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义无反顾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然而,恰恰是文革这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让这些奠定“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惨遭迫害。在追授的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就有两位在文革中死于非命:1968年6月,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专家、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姚桐斌在回家吃午饭的时间里被活活打死,年仅45岁;面对中国的卫星导弹专家队伍遭到致命摧残,1968年10月,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科院学部委员、“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彻底绝望,用几十颗安眠药打发了自己,年仅61岁。

据《艰难的起飞——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背后》报道,1968年,“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有20人”。而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文革中几乎都收到“冲击”,他们或下放“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或遭受到非人折磨。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卫星发射的关键时刻竟然因为“历史问题”被“靠边站”;一些进了“牛棚”的“两弹一星元勋”则无缘参加后期的卫星制造和发射;连完全由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中国氢弹之父”,也因为“专而不红”而被专题批判……

要谈“两弹一星”成就的辉煌,如果隐晦了这些,这“辉煌”就缺少了真实。隐晦了这些,却夸夸其谈“辉煌成就”,这是颠倒了是非。严格来说,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多数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但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在奋斗!这些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怀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被当时国家领导人富有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怀的感召所吸引、所感动、所折服(“两弹一星”元勋中不少是由当时的国家总理亲自请回来的),是他们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才奠定了“两弹一星”的辉煌!而鲜为人知是,1966年4月即文革发动前两个月,这些中国顶尖专家就参与制定了“曙光”号载人飞船规划,是文革动乱使得这个规划被搁置整整26年!否则,中国的载人飞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早该上天,这些中国顶尖专家的功勋在“两弹一星”外,还要加上“一船”!

但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料不到、共和国料不到、共和国总理也料不到,这些优秀儿女竟然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建设一个强大中国的关键岗位上,受人格侮辱受残忍虐待直至死于非命!

为什么料不到?因为料不到“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意识,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意识。
十年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改革开放20年》曾经提到“文革十年造成了三千万件冤假错案”。听起来,这冤案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然而,如果动用“文革式思维”,这三千万件文革冤假错案真不值一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百分之九十五”划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那就是“绝大多数是好人”。这三千万件冤假错案假如是3000万人每人占上一件,占总人口比重是多少呢?文革开始时,中国人口7.5亿,30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4%,文革结束时,中国人口9.3亿,30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2%,都不到总人口的5%。一场大革命,死人总是难免的, 出现冤假错案也是难免的,这很正常。

凡当政治家将人的生命看作物件或工具,其对待“人”的态度必然是这样。马克思的名言:“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真是感同身受!

文革的所有灾难,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不把人当人”。既然以95%定调,那么,余下5%无论遭什么样的厄运,都可以忽略掉。但是,这遭厄运的5%的人,恰恰是中国人的精华所在(当然,即使5%的人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理由“不被当成人”)!中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1964年,中国文盲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57%,小学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35%,二者相加,是92%;高中文化程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6%,大学文化程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0.5%,两者相加,是2.1%。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基本将这2.1%横扫干净!而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95%的“好人”,却有96.8%是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即使宪法赋予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最终以缺乏参政议政必须具备的表述表达能力、足够的知识面、开阔的视野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感而徒然拥有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只能是一言堂!让一个人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事实也只能是这样!

文革中三千万件冤案,宣判了三千万人及其家庭的政治生命的终结。在一个“突出政治”、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社会,政治生命完了,前途事业也全都完了,人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人,也就不配活着。

三千万人“不配活着”,连带上家人,就起码有一亿人属于不配活着的“贱民”。不能想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衷是会要让千万、亿万人堕入地狱!不能想象,成千上万的烈士流血牺牲,是要让千万、亿万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
今天,所有要“淡化”文革 、“回避”文革的作为,就是要淡化文革“不把人当人”的记忆,回避文革这段“不把人当人”的历史。

但是,这种“淡化”和“回避”,对中华民族是极不负责的。这样的淡化和回避,导致经历了整整十年文革灾难的民族竟然很快就对这场灾难产生了集体无记忆、集体无意识。灾难离开我们才不过三十多年,而对血腥文革的歌颂、对人残害人行为的辩护掩饰,已经公然闹腾喧嚣开了。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对文革已经健忘了的人们,将90年代以后变了味的改革造成的贫富极度分化,与文革时代的国人集体贫困相比较,竟然得出“文革时代公平平等”的结论。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忘掉了,文革时期的所谓平等是以政治划线的,你被划到5%之中,95%的人都可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你有什么资格与95%的人平起平坐?你被划到95%的人之中,大家都只能在物质极度匮乏中按照最低生活水准“平等”活着,大家都“平等”受到对信息获取渠道的严格控制——那时收听“敌台”是要被判刑的;大家都“平等”享受着“揭发别人”的政治权利,大家也“平等”地准备着随时被别人 “揭发”。这种“平等”,今天想过正常日子的人还想再尝一遍吗?

“淡化”文革 、“回避”文革,其结果, “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不能得到彻底清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难逃再次 “你不配为人”的命运。

是把每一个人当成“人”来尊重,还是允许把一部分人不当成人,这是中国必须明辨的大是大非。孰是孰非一旦不遵循“以人为本”为原则,那么,是非颠倒终将会是逻辑的必然! “中华第一商街”王府井的《人民画报》画面展览不仅展现出了中国人的健忘,更说明国民面对大是大非已经丧失了判别能力。

如果是非观念不“以人为本”,那只能以政治家的需要为本。现在,所有要“淡化” 、“回避”文革的理由,都是出于政治家的需要。

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不假。但更确切地说,成千上万的烈士的死,是为了让每个中国人能活得象个人。

然而,文革是如此生动残酷地告诉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不等于烈士的崇高理想得到彻底实现。一旦政治家的政治不是以人为本,几千万中国人(绝对值中的很大一批,相对值中的不到5%)照样能活得不象人!

如果我们不对文革进行反思,不充分利用这血腥而实在的、人类文明史上惨烈而罕见的反面教材,那么,“不把人当人”的现象必然不可避免!本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可以不把5%的人当人”这样的一种理念,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被合法化了。而自当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传统行为道德约束“凭良心做人”,“不把人当人”在实践层面就演绎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文革头两年,上海以中高级职员为主要居住对象的新式里弄房子,几乎每个门牌前都张贴有大字报,几乎每户都被抄家游街和“批斗”;在供普通人居住的老式石库门里弄,几乎找不出没有居民被抄过家的弄堂!“抄家”、“游街”、“批斗”,这原本是何等恐怖、距离普通人何等遥远的名词,文革中听来却如家常便饭。当时不少还没有轮到抄家的人家在“红色恐怖”中悄悄为随时可能“光临”的“抄家”做准备:清晨,倒马桶的经常发现扔在马桶里的金银首饰,家境小康的市民在炉子里烧掉了自己心爱的婚纱照……所有这一切,说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已经被冷酷地实践了。这一实践就实践了整十年,影响了几代人。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但是,我们还来不及对文革进行深层次反思,便莫名其妙地禁提文革了!禁提文革的目的,就是不让反思文革——这是政治家的需要。而整个民族就遭到了长远的报应——三鹿奶粉、溃坝、溃矿、毒鸭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钢筋的溃桥塌楼造成的所有触目惊心的死亡,都是在“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理念付诸实践后,中华民族遭到的应有报应!

没有了“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搞计划经济就会搞出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只能维持“活着”状态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会搞出商业道德极端缺乏、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没有了“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孰是孰非只能被政治家的需要所左右。以至于到了今天,连“文革是不是灾难”都成为了问题——如果准许反思,墨写的谎言本是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革之所以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面纱,这都是政治家故意制造的。政治家有政治家的需要。

我们这代人很不幸地看到,文革是所谓“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所谓“改革”,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无论是前者的“专政”还是后者的“掠夺”,都是一部分人不将另一部分人当成人的实践!

文革中“对少数人专过政的”和在变了味的“改革”中掠夺了多数人的,都在为自己的作为辩护,振振有词的辩护。对少数人专政的和对多数人掠夺的自然各有一套说辞,对立得水火不容;但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不对立的——都认为可以将另一部分人不当人!

当今社会还有一部分人,昨天参与“对少数人专政”,今天又参与“对多数人掠夺”,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不把人当人”是一种权利。他们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就更加不奇怪了!

所以,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不应该放弃对文革的深刻反思,这不是为了咀嚼苦难,更不是狭隘地对发动文革的领导者个人进行追究——在这块“皇权主义”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在赶跑皇帝至今不过100年、为数众多的老百姓还保持着“仰望圣人”习惯的中国,出现文革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逻辑的必然!出现可以“领导一切”、“统帅一切”、“指挥一切”、“动用一切”的国家领导人,也是逻辑的必然!因此,牢牢记住文革带来的灾难,深刻反思文革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源即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实在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遭受文革厄运,为了让他们不再堕入“你不配为人”的境地!为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幸福作此努力,一如我们的前辈为了我们的幸福所作的努力!
 “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只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对“人权”的尊重之上!
一个没有“大是非观”的国家,是难以得到文明世界敬重、更难以向世界输出价值观的。
中国需要“大是非观”!

2009.9.19

此文是2009年9月26日笔者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形象论坛”上的发言,会议内容详见
   http://www.ccg.org.cn/news.asp?id=917

作者:王炼利,来稿






狄马:奈何朝杀而暮犯


   此次人代会上,有代表认为:贪腐多是因为判刑较轻,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有人敢贪污了。这当然不是个新话题,每次提到腐败总有人会这么说;而说这话的人可能忘了刘青山、张子善在1952年每人只贪污了1万多元,就被判处了死刑。依照“若贪污50万元就判死刑就没有人敢贪污了”的逻辑,1952年后是不是应该无人贪污了才对?为什么刘张二人被判死刑不但没有制止贪污,贪污反而愈演愈烈了呢?为什么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等“尽是刘张去后栽”呢?难道是对这些人判刑较轻了?如果真是判刑较轻了,人们会问:为什么会判刑较轻?是哪些制度因素导致我们和皇权时代一样“刑不上大夫”?其实,如果真觉得“判刑较轻”了,“判刑较轻”也和“贪腐多”是一根蔓上结出的两个瓜,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用说现行的权力格局下,立法机构为了唬弄民意可以任意制定他们想要的法律,因为他们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实行。既然不打算实行,那么,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即使制定的时候是真诚的,不是给外国人看的,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贪污了至少50万元,就能把半数以上的官全砍头么?因而,根本的问题不是判刑较轻还是较重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打破现行的权力格局,学习别国有效的治吏经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分散制约机制,而不是将判死刑的贪污数额定高还是定低。如果立法委员是真正民选的,法院又是独立而无偏见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又是不受阻碍的,立法机构将贪官判死刑的数额定得高还是低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朱元璋是个有名的反贪皇帝。他自己因为从小饱受贪官的敲诈,被迫当了和尚,因而参加起义后就发誓:一旦当了皇帝,先要杀尽天下贪官。后来做了皇帝果然不食言,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他规定贪官判死刑的贪腐数额可不是50万元,而是60两银子。他在诏令里说:“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旧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便依仗权势公然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了严惩,仅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中,就有数万人头落地。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勾结,预先在空白报表上盖印,然后私自填充虚假数额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等手段贪污国库物资,龙颜大怒,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最有名的是发明了“剥皮揎草”法。所谓“剥皮揎草”法,就是将贪官拉到府、州、县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上稻草和石灰,填好后将这个“人体标本”放在该贪官后任的办公桌旁,以示警惕。其反贪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措施不可谓不精确,但遗憾的是,从登基到驾崩贪腐现象始终未绝。据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 万贪官被杀,但正如他所言“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晚年甚至有“如何贪官此锁,不足以为杀,早杀晚生”的悲叹。

  这是为什么?根本的问题还在制度。这个制度的集权性质必然导致贪腐丛生,贿赂公行。

  如果这个制度不给中央特别庞大的权力,除了国防和外交,地方的大部分事务是由地方自己解决的;地方官都是由当地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且随时握有罢免或弹劾的权力;媒体又是客观而中立的,百姓通过它们能随时随地获得客观而详实的资讯;官员压根儿就不敢,而不是不想贪污。这样的制度当然首先是救了百姓,其次也救了官员。我的意思是说,洪武年间被“剥皮揎草”的官员本来可以成为造福于民的好官,无奈生于中国,死于集权,朝杀而暮犯,做了人体试验,被晒干,又让一些小孩拿去放在地畔,做了“照雀老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等本来也可以发挥个人的才干,在民主的框架内成为某领域的领袖,某行业的巨擘,奈何体制比人强,前赴后继,掳财数万,或下狱,或饮弹,或打针,身败名裂,妻妾入他人怀。岂不悲哉!

作者:狄马,来源: 作者博客


薛理泰:如何评估美、中军事对峙态势?

   从近期美国军事动向看来,似乎美国正在继续加强与中国军事对峙的态势。例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在本月8日表示,未来几年内,美国海军部署在太平洋的军舰的数量将从目前占海军军舰总数的52%增加至60%,其中还包括净增一个航母战斗群,从而使得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战斗群增至六个。

  在美国各个军种中,海军是最能体现美国全球作战能力的军种。陆军姑且不说,海军同空军相比,更能彰显美军的远洋兵力投掷的能力以及在战争中持久作战的能力。至于和平时期,海军也比其他军种更能表现远洋进行军事干涉和作战的能力。而在海军各个兵种中,最具有远洋进攻能力和最强爆发力的,也就是以航母为作战平台的海军航空兵。

  航母亦即“海上浮动机场”。二战以来,航母战斗群一直是美军实施“前沿部署”以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的核心力量,在迭次国际危机中,华府对局势做出反应的第一选择就是调动航母战斗群,并仰仗航母战斗群在战区夺取海空控制权。这主要是因为航母战斗群具备战备状态佳、快速反应能力强,而且具有作战半径大、部署时间长的特点。

  此外,五角大楼在规划2013财政年度军费预算时,为了研发新型隐形远程轰炸机而划拨专款。近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声称,美国之所以斥巨资研发新型隐形远超轰炸机,是“着眼于确保能撕裂中国的防空网”所致。

  美国正加强与中国军事对峙吗?

  施瓦茨表示,中国在东部沿海省份已经部署了世界上性能最佳的防空网,伊朗也在核设施等要地部署一体化防空系统,“它们建设防空网就是因为这是它们自身的薄弱环节。”他指出,五角大楼为了对付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具有挑战性的军事能力,研发新型隐形远程轰炸机是其正在规划落实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值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缩短军事战线之际,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部署的航母战斗群却不减反增。美国空军为了日後撕裂中国的防空网,也仍然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新型隐形远程轰炸机群。据此观之,美国军方业已把中国列为其主要防范对象。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敌国的战略评估,几乎呼之欲出矣。在北京战略家心目中,这似乎就坐实了对美国诸项军力投入和武器研发都是以中国为主要的假想敌,一切均剑指中国的判断。

  2012年1月5日,白宫与五角大楼发布的未来10年美国新军事战略有三个特点,即缩减规模、改变结构和关注亚太。2013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中,陆军开支被严重压缩,空军和海军开支却依然维持相当水平,这就在军事拨款上体现了新军事战略的精髓。

  审视一下近年美国安全战略和军事部署,断定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全面加强了同中国进行军事对峙的态势,却仍然言之过早。纵观奥巴马政府“重回亚洲”的政策,实际上,核心内容应该是加强与区域组织、盟友与伙伴关系、重新平衡外交优先顺序、平衡区域军事、打开亚洲贸易壁垒以及与中国维系稳定关系。而奥巴马能否顺利地落实“重回亚洲”的政策,关键在于能否与中国维系稳定关系。

  伊朗使美国腾不出手

  何况,就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而言,伊朗核武器工程是全局性的问题,堪称心腹之患。而伊朗是中等强国,其综合国力远非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或叙利亚可比,伊朗又逼近波斯湾石油输出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动武,必然导致该海峡被封锁,等于切断了全世界一条能源大动脉,尤其是对于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说来,由此触发的经济灾难就是百上加斤了。西方国家对伊朗施加外交、经济、军事压力,畸轻畸重,均有不妥,形势之微妙,类似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见,伊朗核问题一日不解决,美国岂能腾出手来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呢?

  纵使由于伊朗在核问题上拒不让步,最终美国、以色列仍然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恰如捅了马蜂窝,恶性后果又岂能等闲视之?北约对付伊拉克、阿富汗两个小国,尚且战火绵延十年之久,即使这次北约对伊朗实施的攻击仅限于攻击核设施,不卷入地面战争,伊朗却可能在反击时实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战火蔓延至其他地区。概言之,美、伊战争不会在一年半载内终止。如此,美国在制伏伊朗之后,元气大丧,是否有能力再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综上所述,依据美国海、空军力汇聚亚太地区这一点,就贸然作出华府纯然是为了加强同中国军事对峙的态势的判断,是不够慎重的。实际上,一时美国军力聚焦亚太地区,还有对付伊朗和中亚、西亚诸国的挑战以及为新世纪全球经济引擎提供军事保障等考量。

  追忆三国时代,蜀汉刘备因为东吴击灭关羽,起大军伐吴。吴主孙权大惊。中大夫赵咨建议:“某愿为使,往见魏帝曹丕,陈说利害,使袭汉中,则蜀兵自危矣。”赵咨星夜赶到许都。曹丕召见时,打算慑服吴使,于是告之:“朕欲伐吴,可乎?”赵咨从容对答:“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备之策。”史称赵咨对答得体。

  当前比较一下美、中综合国力,大约同三国时代曹魏、孙吴相仿。如此,则赵咨所称曹魏有征伐之兵而孙吴有御备之策的说法,还是比拟得当的。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对于本身顶层战略设计的软实力以及应付国际军事危机的硬实力,也应该具有自信心,稳步迈向终极目标,而不应该也毋须自乱阵脚。这一因应事态变化的立场,是可以而且应该持有的。

  依据美国海、空军力汇聚亚太地区这一点,就贸然作出华府纯然是为了加强同中国军事对峙的态势的判断,是不够慎重的。实际上,一时美国军力聚焦亚太地区,还有对付伊朗和中亚、西亚诸国的挑战以及为新世纪全球经济引擎提供军事保障等考量。

  作者:薛理泰,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来源: 作者专栏


林彪:只要四川搞好了,我們就放心了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9年
5月1日 20時,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和首都50萬軍民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並先後接見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贊比亞、瑞典、柬埔寨、剛果(布)、坦桑尼亞、幾內亞新任中國大使。

5月2日 16時,林彪接見即將離京的四川、雲南、貴州負責人,葉群在座。林彪對劉結挺 、張西挺 說:你們夫妻是受李××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時我就想見見你們。你們造李××的反,你們對,他們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們。他造你們的反,你們也造了他們的反,沒有文化大革命,他還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們。該打倒的不給你打,不該打的猛打。李××這個人不好。我認識他幾十年了,他一貫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壞人。前年我在一次會議上狠狠地講了他。他是不愛講話的,但講破壞話是很積極的。背後講壞話是很多的,搗鬼是積極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這種人留在黨內沒有好處,現在還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們解放出來,這是件好事。

四川7000萬人,等於德國人口,比義大利大,比法國大,比西班牙大,在歐洲僅次於蘇聯。在國內當幾個小省。貴州多少人?(答:近兩千萬)當三個貴州。你們就等於幾個省的頭頭。從戰爭的觀點看,我們的根據地主要在四川。雲貴川主要在四川,無論從東面打來,還是從西面打來,四川都是後方,都是以四川為根據地,對美帝也好,蘇修也好,我們的根據地都在四川,工業、糧食都靠四川,軍事需要的東西儘量放在四川。你們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們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這時雲南、貴州的負責人到了)林彪對×××說:你們去雲南,可以起程吧!最好不要再反復,要反復小一點。……調查研究麼,人都不認識。主席講要團結,沒有團結就沒有勝利,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武器就是團結,這是列寧的話。馬克思第一個宣言也是號召團結。這次九大,毛主席號召團結,無產階級赤手空拳,打倒資產階級靠什麼,靠的就是團結。

今天你們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團結,有的是對立面,有的是半對立面。對立面沒有關係麼,可以團結起來。過去抗日時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應該在一起。反帝、反封建這不是共產黨的特點,資產階級也反封建麼!我們共產黨反帝、反封建是為反對資本主義打下基礎。我們是無產階級,我們的職責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共產黨員是要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個人行動能行的。有種人主張只要打掉一個人就可以勝利了,就可以解決問題,列寧反對,列寧的哥哥刺殺沙皇被抓後殺了,列寧認為那條路是行不通的。要團結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這是惟一的辦法,沒有代替的辦法,要解決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是要團結起來,惟一的辦法是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我們都不是產業工人出身,我們加入共產黨,我們的思想就站在無產階級一邊了,完全從成分上講就行不通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工人,斯大林也不是,他們出身不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思想上站到無產階級一邊,為無產階級服務,決心以共產黨綱領為奮鬥目標。所以我們既講成分,又不惟成分論,這是社會現象。

你們各省的,今天是雲、貴、川,你們實際上是又團結、又不團結,大前提是團結的,但我們又不能自然主義,聽取自流,有句話:團結就是力量,這就是科學的,馬列主義的,要發揚團結的一面,把不團結的一面克服下去。

革命靠兩個方面,一個是革掉打倒的一面,有的用暴力打倒,有的用非暴力的打倒,有的還要把人革掉,靠革,打倒,不革不行,整個人類歷史,幾十萬年都是革掉舊的,都是靠革,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才進到現在的這種情況,整個宇宙都是這樣。單靠革這一方面不行,另一方面要靠團結,團結是武器,是力量,一個人能幹什麼?什麼也不行。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就是靠無產階級內部不團結,內部分裂,某些人覺悟不高,他就用不著動武力,他們出兵反而促進我們團結。如果我們不團結,自己打自己,到一定時候帝國主義就會出兵。不團結,對國家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都不利,所以革的第二個方面是團結。這兩方面是相反的,人的兩腿也是相反的,一個朝這邊,一個朝那邊,人的手也是相反的,這個大姆指朝這邊,那個大拇指朝這邊(比手勢),這就是矛盾。有矛盾是必然的,要想沒有矛盾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讓矛盾發展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矛盾永遠有,但是我們要克服矛盾,不能讓它發展。不團結就不能鬥爭,沒有團結就沒有革命,取消團結就等於取消了革命,就等於幫了敵人的忙。反對敵人,反對走資派,大家都是團結的吧!你們抗日不是很團結的麼!打美帝你們不是很好麼!打蔣介石不是很好麼!革劉少奇走資派的命,革國民黨留下來的我們包下來的,現在思想上還反動的這些人的命,這是毛主席偉大戰略作法,不這樣就不好了,革這些人的命是必須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頭腦搞糊塗了,把對敵鬥爭用來搞自己,不要自己搞起來,這樣就使敵人高興。小事情不要上大綱,小事情不能以自己的利益來解決。(《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南方周末揭贺国强为薄熙来通风报信



(参与2012年3月18日讯)虽然新华网于2012年3月15日10时报道了“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落马消息,但3月16日上街出售的《南方周末》仍然顶风宣传薄熙来——假借宣传薄熙来而暗揭贺国强为薄熙来通风报信,提醒薄熙来注意“重庆的气候和北京的气候有很大的差异”。这一报道引发网民猜测纷纷。


《南方周末》宣传薄熙来的文章题为《重庆代表团纪事》(两会特别报道),其中特别叙述——
“3月3日上午,一位高层领导(贺国强)到重庆团看望代表,受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的热烈欢迎。这位领导在讲话时说,‘重庆的气候和北京的气候有很大的差异,今年北京冷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正好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期,特别是长期干燥,缺雨少雪,早晚的温差较大,所以希望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南方周末》接着叙述了薄熙来的愚蠢,他没有听懂贺国强的警告,反而继续张扬地自我宣传——“3月9日是重庆团的开放日。……整个发布会,持续了近两小时,所有记者提问,薄熙来和黄奇帆都回答了,其他重庆团代表并没有答记者问。……薄熙来说,打黑之初,重庆市委市政府多次进行过认真的讨论,要求‘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要做到‘不枉、不纵、不漏’。他还强调,重庆打黑实际上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检法司安全再加上纪委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来协调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还有一条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打黑除恶我有思想准备,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的,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而且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的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是有舆论能力的。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他提高了音调——‘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半分。’答记者问的时间到了,薄熙来主动提出延长15分钟。尽管没有记者问及,薄熙来说,‘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

网民指出,虽然本期《南方周末》注明是3月15日出版,但其实是3月16日才上街销售,比正常日期晚了一天。这就是表明,《南方周末》是有意在得知薄熙来下课后继续报道薄熙来,并暗暗揭露贺国强为薄熙来通风报信的事实。从3月15日《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要保持党的纯洁,清除一切腐败分子”来看,可见至少在3月1日,九常委已基本决定向薄熙来开刀——贺国强到重庆团看望薄熙来时,已知薄熙来穷途末路了。

现在的问题是,贺国强冒险为薄熙来通风报信,是受胡锦涛安排故意麻痹薄,还是因与薄有利益牵连而铤而走险?值得关注。

作者:洪深,来源:参与

中国新刑诉法中“秘密拘押”条款被秘密消失

全人大通过了新的刑诉法后,海外各大媒体都报道,草案的第73条关于秘密逮捕的条款予以通过。原草案的第73条的全文如下: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这个条款因为允许公安机关可以不通知被“监视居住”的家属,故被认为是“秘密关押条款”。

在全国人大表决此修正案前,新闻报道,全国人大主席团对草案做了五处修改,但是广受质疑的第73条未在此次修改之列。在全国人大通过了刑诉法后,新浪网以《刑诉修正案表决通过 备受争议第73条仍保留》为标题,报道到:

“1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报告,并作出了5处修改。草案第73条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款未在此列,而正是这一条目前备受关注。一些法律学者在网络上对73条表示担心,担心秘密拘捕会被滥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主要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可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下,可不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在看到这一消息后,本人也写了一篇“秘密关押违反国际法规范”一文。

可是,当三天后新刑诉法的全文在网上登出来后,人们发现草案第73条中的“秘密关押”条款消失了。现在的第73条款关于通知被监视居住的家属规定全文如下: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对比草案的文字,其中“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的文字消失了。

当然,我们在通过刑诉法有关拘留的第83条中看到了类似的文字,即“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可是这一条款在1996年通过的刑诉法的第64条就有,而且没有限制,该条文是“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刑诉法原来这个“不通知条款”适用于所有的案子。比较新刑诉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中国的秘密拘押条款从1996年就存在了;第二,现在修订的条款仅仅限制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从第二点看,我们可以说,新的刑诉法还是一个进步。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刑诉法修订草案,那么草案中的“秘密拘押条款”比原来1996年和现在修订的条款要倒退很多。这是因为草案的“秘密拘押条款”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是现行的“双规”做法的法律化。而根据刑诉法原来的第64条和现在修订的第83条来看,“不通知条款”是发生在拘留后,拘留都是在公安机关拘留所里关押,所以其拘留的地点是清楚的;其次,拘留依法最长不得超过37天。换句话说,现在的规定允许公安机关秘密关押(“不通知家属”)“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嫌疑人37天。比起现实的情况来看,这个法律还是一大进步呢。
可是这个草案中的“秘密拘押条款”的消失在刑诉法修正案通过三天后,媒体才曝光。这么大的事情,国家的立法机关就是这样糊弄全国人民和世界媒体的。

国家的立法者,也是全国各不同群体人民的代表,议事和投票都应当公开,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中国的当权者说坚决不走西方民主的道路,那么按照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老百姓总有个知情权吧。可是,在表决前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意见时,全国人大主席团就这条修正案的意见一个字都没有提。但是到了表决的时候,这个“秘密拘押条款”不见了。所以,秘密拘押条款秘密消失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为什么在草案中提出来后又秘密消失了。

刑事诉讼法草案提出的这个“秘密拘押条款,”显然是照顾现实。在中国,秘密关押就一直存在着,秘密关押的情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双规”后,变得极为严重。“双规”就是党中央纪委对“经济上有问题的人”实行在“规定的的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交代问题。有些人被关押在机关的招待所或旅馆,有些人被关押在拘留所。这实际上是非法拘禁。因为“双规”在法律之外,所以许多被关押的人的家属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关押在何处。这就是“秘密拘禁。”

对于这个情况,中国的当局者在过了大约15年后才试图合法化,将双规改成“监视居住。”草案的提出者本意是想改善一下法律环境,比如,它规定不能在拘留所里进行“监视居住、”要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等等。可是,中国的政治局势特别是西藏等少数民族的“闹事”使得当局担忧,他们无法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达到关押政治异议分子和“分裂主义者”的目的,于是乎当局乘机将“不通知条款”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嫌疑人。这就是刑事诉讼法草案秘密关押条款的来龙去脉。

可是这个草案的秘密拘押条款,明显地违反国际法。国内的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和世界上的一些人权机构都对此提出批评。美国的“纽约时报”还撰文批评说,中国正走向“警察国家”。想必全国人大代表们也提出了些批评,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操纵全国人大立法的当权者如此面对两难。如果通过,那么就将中国政府押上了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审判台。可是如果不通过,显然,那些人权机构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获得更多的说话机会和鼓励。如果将此款拿出来公开讨论,那么,他们就要赖着性子听别人的批评声。就算是最贴心的几个刑法或刑诉法专家教授也没有办法为他们自圆其说。

这些立法操操纵者反复考虑利弊,觉得还是不要这个“秘密关押条款”好。他们过去几十年就那么做了,为什么要“立法”,还让别人说他们是“警察国家。”于是乎,智慧出来了:不讨论,不争论,也不通过这个秘密关押条款,就当没有那么回事。而且,先让别人批评,然后拿出没有“秘密拘押条款”的法律来打那些人嘴巴。

中国的当前的治理者,确实找到了很多智慧的方法来解救自己和治理国家。他们大概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前无古者、后无来人的政府精英。可是,在他们智慧的背后没有正义,如同《圣经旧约》里的魔鬼“撒旦”一样,它们虽有能力操纵别人,但是邪恶的代表。

这次“秘密拘押条款”的秘密消失,看起来好像是立法操纵者的智慧使然。但是,如果从正义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立法机关实行秘密立法,本身就是荒诞。这哪有什么民主啊!

尊敬的那些投票通过诉讼法修改案的2369名人民代表们,你们知道这个立法的过程和法律条款吗?今天,那个“秘密拘押条款”没有被通过,你们没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世界文明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你们还得真的感谢那些敢言的人和世界舆论。

作者:李进进,《纵览中国》



安玛:就薄被撤职十问胡温


中国的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例牌的记者新闻会上就王立军事件严词指责“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应当认真反省”,温话声一落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件事立即成为了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重大新闻。


(一)广东和重庆不同模式的竞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

中国政坛近年最为热闹的景象之一就是出面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庆和广东之争。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分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必定有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政坛就表现为了左派和右派之分了。

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任何一个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左派右派相互平衡形成了各自的制约,同时又相互妥协从而共同在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因此社会的左右派平衡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前提,左右两派中任何一派打倒另一派的一派独大,都会造成极左或极右的恶果,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中国重新崛起逐步迈向国家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前无现成的案例可以照搬,后有太多误区和陷阱的充满着许多高难动作的一件复杂系统工程。世人皆见,近年广东和重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公开的比较和竞争,安玛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公开透明,听取多元不同的观点吸引民众关注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反战的一种进步。在任期内总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胡温政府,难道不懂一个国家之内的左右实力的平衡之下良性竞争这些口号得以实现才是根基?

安玛曾撰文,指出汪洋和薄熙来都是敢于摸索符合中国现代化方式的优秀的地方官员,是有着开拓精神的中共新一代,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支持管理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取并着手制定公平的游戏规测引导左右两派参与良性竞争,不是吗?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一问。


(二)胡温处理薄下台做法专制霸道加演戏

撤职不胜任的官员是任何政党的最重要的党务之一,否则一个无法严明党章党纪的政党将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最后都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淘汰。但是今年在两会结束之后薄熙来立即被撤职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下的两件事足以反映了这届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下台事件上的专制与霸道,与中共一再对人民信誓旦旦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构成了胡温政府卸任前的一大败笔:

其一,国内的媒体普遍反映说一个来自中央规定,温家宝记者会的发言是必须用不容发表评论的按照“原文稿”的方式来刊登,这个规定对官方在人民网所宣称的什么:因为没有事前设立提问的禁令所以这次两会是历来最开放最透明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在宣布薄熙来撤职的同一天,国内几大挺薄的左派网站全被关闭,呵呵呵,温家宝记者会上还大言不惭准备要求异见人士到中南海听取意见,真不愧属于是盛传超级的“影帝”呀,就在眼前几大左派网站铺天盖地的“异见”必须全部闭嘴,却高分贝地劳师动众要请各地各界的“异见”人士入中南海听取意见?

请问如今地球上还有比温家宝更会表演作秀的超级“影帝”级的政客吗?安玛认为至今为止是不到了,胡温不认同?请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二问。

(三)王立军事件导致薄下台?

现在国内噤声,海外的舆论却议论纷纷,不厚到底犯了哪条大错导致撤职?按照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谈话,好像是王立军事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下级犯错或犯罪上级必须是以撤职来承担责任的话,请问胡总书记,中共党史上级别更高在国际上轰动更大的许家屯出走后谁被撤职?林彪叛逃后谁又被撤职了?还有,在汪洋主政重庆事件窜红的,现已查证拥有几十套住宅的贪污犯文强在重庆为非作歹多时,温家宝为何从不公开严词指责‘过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应当认真反省’?

显然,一个摆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王立军事件是薄熙来下台的理由,那么现任的中共中央就是在公开使用低级蹩脚的双重标准故意政治打击和迫害薄熙来;如果王立军事件不是薄熙来倒台的理由,请问具体的理由又是什么?

由于在宪法里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发生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事情,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质疑权利,中共中央以及下属的各级组织同样有答疑与释疑的责任和义务,胡温认同中国公民拥有这些权力,?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三问。

薄熙来原是重庆的地方官,重庆和广东模式历来争议不断,对于有争议的官员的管理包括下台处理的原因,体现了今天的中共组织机构是向着公开公平透明的现代化政党迈步前进,还是停留在过去仅凭领导的意志就撤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那种封闭专制霸道组织机制的泥潭里打滚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询问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胡锦涛,请你们向对中国的全体人民公开讲述薄熙来下台的具体原委,并回答来自民间舆论所有的质疑,否则光靠派出李源潮赴渝宣读圣旨版的中央决定,再用封网噤声来堵住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的作法,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


(四)违反“不折腾”导致薄下台?

由于中共党史上对于外逃高级官员,并没有对上一级的官员撤职的传统,加上王立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薄熙来的官职都原封不动,因此海外的媒体纷纷推测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薄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太折腾”了,具体的理由是不厚表态胡锦涛将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不但有威逼犯上之虞,更有对外公开党内矛盾之嫌,与赵紫阳在64前对来访的哥巴乔夫透露党内矛盾如出一撤云云。

看到海外的这些议论,再看看原来薄熙来的得力副手黄奇帆在今天报道了最新的“拥护”张德江继任重庆书记的表态中,反反复复的表示要“不折腾”,看来薄熙来的在两会的折腾非常可能就是不厚倒台的主要原因了。

按照安玛的认知,不折腾原是胡锦涛本人使用的口头语,记得刚登台的时候,外国的媒体还感到了难以翻译,不折腾至今未见官方的明确定义,按字面解释其大意是不花费精力去纠缠那些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专心一意的谋发展求进步等等。


为何现在“不折腾”居然成了薄熙来倒台的命门?

在安玛看来,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无大碍,让我们回归现实:薄关于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了为何胡锦涛至今都没有到重庆视察的提问后的答话,安玛认为,不厚的回答是得体的也是在理的,总书记视察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应该的分内事,硬把不厚相信胡会到重庆视察扣上“威逼”“犯上”无视中央权威的大帽子,请问胡锦涛,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猖獗?这是安玛对于胡温的第四问。

把不厚的这番言论套上对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另一顶帽子就更站不住脚了,如果说不厚相信总书记会到重庆视察就是对外公开党内矛盾,请问,广东和重庆模式竞争以来,胡温个人至今不到重庆视察以表示所谓“保持距离”,不是更早更大动作的向外界公开党内的矛盾?这不就是只许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胡温现代版?这是对胡温的第五问。

进一步,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观点,中共党内拥有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代表着中共不是一言堂而是充满着活泼生机的政党,为什么中共历来都对外装做“高度团结”来自欺欺人?别的都不提了,近两年的两会,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不同调子,这两人为何不涉及向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大帽子?再问胡锦涛,向外交公开党内的矛盾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来裁决?这是第六问。

作为总书记总理,不管内心是否认同的重庆模式,都有责任视察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重庆,认同的就加以鼓励不认同的摆事实讲道理纠正地方的错误,不是吗?不厚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胡锦涛会访问重庆到了犯了谁的大忌?从至今公开的信心看,目前强加于不厚头上的违反“不折腾”的两种职责都是一种自由心证,无法说服人。


(五)胡锦涛倒薄的真正借口

请大家回忆,胡锦涛任内撤销原上海书记陈良宇的手法,与这次倒博是颇为雷同的,两次都是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通过后中央直接宣布撤职,然后留用原来的第二把手以稳住当地干部群众的情绪,上一次是撤职陈良宇高调留住韩正,这一次是撤职薄熙来同样高调留住黄奇帆。

问题的关键的是,胡锦涛到底是使用了哪一种说辞,使得原来观点各异的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会投票同意撤职陈或薄呢?

据媒体报道上一次,陈良宇对于中央派来的针对他的调查组十分反感,于是一度曾派出当地的警方包围了中央调查组的住地,这可是一种严重的犯上行为,试问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派警员包围代表中央的调查组,中央的权威何在?不刹住此股歪风,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如何无法保证。

因此,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只要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次,光是温家宝借题发挥的王立军事件,政治局投票是不可能同意撤职不厚的,但是胡锦涛如果使用薄熙来在两会记者会的发言类似赵紫阳在64版的公开党内矛盾,是一种折腾的行为,从现有的外媒的报道来看将严重妨碍党中央的换届的稳定与和谐,危机国家安全云云,政治局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以上仅是安玛依据已有的公开信息,对胡锦涛成功倒薄的借口的一种推测,是否属实,只能期待中共中央对人民公布薄熙来下台的真正原因后方可验证。

然而,胡锦涛想把把废除陈良宇方式简单重复到薄熙来的头上,只能说明胡锦涛的政治幼稚,因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陈良宇的确派警员包围中央调查组,胡锦涛当年废除陈良宇的理由就远远强于现在给薄熙来强加的帽子,更为严重的是,陈良宇为官之道民意不振,废除陈良宇民间的反弹几乎没有,薄熙来就大为不同了,不管是否认同重庆模式的人,都无法承认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广得民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胡温个人是有着不认同重庆模式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就能简单摆平人民的感受和意愿的,胡温这一次在对公众交代理由不清的情况动用发布圣旨般作法和愚民的封网的方式清除了不厚,一定会引发中国大多数人的愤怒的反弹,是否因此引发后续的政治危机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这将是胡温施政十年最大的败笔,无法洗白。


(六)温暗喻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本身就是一种文革作风

温家宝在两会的发言,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暗批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安玛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谈话本身就是对不同的观点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的一种具体体现,温家宝不服?有诚意邀请安玛到中南海辩论你我之间的“异见”吗?这是对温家宝的第七问。

安玛认为,文革总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灾难,根源就是极左泛滥成灾。可是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上台,导致党内左派全军覆没,失去了左派的制衡,30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越发想着软透投降迈进结果就是国家领海被侵占主权受辱比比皆是,国力军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时期可是周边环境却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对内政策大幅偏袒资方残酷压榨劳工群体,加上本来该在劳资之间执行仲裁的地方政府,却有大量官员大面积的参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使得原来已经极为薄弱的劳工保护血上加霜,国内的贫富悬殊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了,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左派势力的重新觉醒和崛起是正常的,中国社会如何希望得到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左派和右派的势力就必须平衡发展并学会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之下同平竞争携手前进。

现在很多的右派言论和其代理人用网络上的某些出格言论就把左派整体一概斥为为文革余孽本身不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乱扣帽子,更是对人民意愿的无视和践踏。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访华,推销世行与国务院机构、国家财政部等合编的中国2030年的发展纲要,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大约90%的民调的反对,佐里克信誓旦旦地说,此计划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云云,温家宝,你不为自己的观点与90%的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差,
不为自己对国内关键的问题的失知失觉感到丝毫的脸红?这是对温家宝的第八问。

朱镕基的入世谈判承诺是医疗教育住房私有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温家宝是不知道所以还要和佐里克一起鼓吹继续把国家经济栋梁私有化?失职渎职!知道了明知故犯作佐里克的内应让外资垄断殖民中国经济?内奸卖国!

诚然,私有化是有着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喋血性规定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规范和管制,私有化只能是官商勾结私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对于广大民众确实承受不起的巨大灾难,不仅中国如此,看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温家宝不懂?这是第九问。

我倒认为,相对薄熙来两会记者会的“折腾”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影响,温家宝伙同佐里克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事,更值得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查查为何中共政府部门在此事运作中的右倾卖国思维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的期待之遥远,以及有无具体的官员直接接受了美国人的贿赂,这才是导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盛行的崇洋迷外,防止虎视眈眈的列强从内部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件更为要紧的头等大事之一。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任何人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两次提到了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由胡耀邦主导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媒体纷纷解读为这事中共重申该决定的历史地位不同否认。

安玛个人认为,该协议对于平反在毛泽东时代太多的极左错误是有着历史性进步作用的,但是不该也不能因此就把该协议定位不容和不能置疑的新版圣旨。
不要忘了,胡耀邦主导该协议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胡德平和温家宝之流把这个衡量真理标准的原则歪曲成了只能用于对待毛泽东,不能用来对待邓小平了,荒谬嘛!一句话,无论任何人的观点和政策,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现在在左派网站中有人提出文革翻案,安玛个人不能认同,但是反对的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搬出党的某个历史决议来压人欺人让人闭嘴,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言论等同反对毛泽东制定的决议是容许的,但是反对邓小平的决议就是大逆不道了?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这些言行才是真正的文革遗风的具体表现!胡温不服,请公开回应或者邀请安玛列入温家宝提议的到中南海听取“异见”的名单如何?这是最后的第十问。


作者:安玛

2012年3月17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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