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中国须有“大是非观”

8月中下旬，北京王府井大街迎建国60周年大庆的气氛浓烈。整条步行街的西侧，是每一年的《人民画报》画面展览。《人民画报》1950年创刊，五十九年的画报画面足以展示“建国六十周年的伟大辉煌成就”。但匪夷所思的是，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画面和1974年的“批林批孔”画面，竟然也展示了出来——不做任何批注解释的展示了出来——难道这也列入了六十年中的“伟大辉煌成就”？！

196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灾难，既可以说“距今不过四十三年”，也可以说，“距今已经四十三年”。无论喜欢何种说法，反正文革在某种“舆论导向”下，已经导向到“被”遗忘——连红卫兵和批林批孔的画面都能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中得以正面展示，假如不是故意，那就是表明灾难已经被彻底忘记！

如果说，在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改革开放20年》还是正确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是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这一史实，那么，为庆祝建国60年而拍摄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辉煌60 年》，基本上已经见不到1976年全民族对“粉碎四人帮”发自内心的欣喜若狂、80年代初全民族在度尽劫波以后民族精神的空前振奋了！我认为，从全民族的盲目崇拜到全民族萌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意识，才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人最值得大书的“辉煌”，因为所有的辉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最为辉煌的成就，只有思想自由思想解放的人们才可能创造出来。

“辉煌”用什么衡量？要是光用物质层面上的“重大成就”衡量，那么，一个有权动用举国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劳动创造的财富资源以及所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六十年了有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乃至辉煌成就没有什么不应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最辉煌成就“两弹一星” 奠基并作出最卓著贡献的，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中追授的有六名）；这23位功臣中，有20位是在1949年前就学有所成、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从西方国家归来为新中国服务的；而曾经在以“思想自由、民主建校、兼容并包”大学精神著称的西南联大学习过教学过的，要占到三分之一。没有这些崇尚自由民主精神的科技精英，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在建国后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在顶尖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是什么力量在感召这样的一批精英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1949年《共同纲领》中“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的庄严宣告、是“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美好愿景、是要实现“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几代梦想。是这些愿景这些梦想吸引着学贯中西的中华民族最优秀人才，使他们毅然告别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义无反顾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然而，恰恰是文革这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让这些奠定“两弹一星”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惨遭迫害。在追授的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就有两位在文革中死于非命：1968年6月，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专家、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姚桐斌在回家吃午饭的时间里被活活打死，年仅45岁；面对中国的卫星导弹专家队伍遭到致命摧残，1968年10月，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科院学部委员、“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彻底绝望，用几十颗安眠药打发了自己，年仅61岁。

据《艰难的起飞——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背后》报道，1968年，“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有20人”。而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文革中几乎都收到“冲击”，他们或下放“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或遭受到非人折磨。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卫星发射的关键时刻竟然因为“历史问题”被“靠边站”；一些进了“牛棚”的“两弹一星元勋”则无缘参加后期的卫星制造和发射；连完全由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中国氢弹之父”，也因为“专而不红”而被专题批判……

要谈“两弹一星”成就的辉煌，如果隐晦了这些，这“辉煌”就缺少了真实。隐晦了这些，却夸夸其谈“辉煌成就”，这是颠倒了是非。严格来说，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多数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但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在奋斗！这些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怀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被当时国家领导人富有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怀的感召所吸引、所感动、所折服（“两弹一星”元勋中不少是由当时的国家总理亲自请回来的），是他们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才奠定了“两弹一星”的辉煌！而鲜为人知是，1966年4月即文革发动前两个月，这些中国顶尖专家就参与制定了“曙光”号载人飞船规划，是文革动乱使得这个规划被搁置整整26年！否则，中国的载人飞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早该上天，这些中国顶尖专家的功勋在“两弹一星”外，还要加上“一船”！

但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料不到、共和国料不到、共和国总理也料不到，这些优秀儿女竟然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建设一个强大中国的关键岗位上，受人格侮辱受残忍虐待直至死于非命！

为什么料不到？因为料不到“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意识，在中国会成为主流意识。
十年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改革开放20年》曾经提到“文革十年造成了三千万件冤假错案”。听起来，这冤案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然而，如果动用“文革式思维”，这三千万件文革冤假错案真不值一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百分之九十五”划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那就是“绝大多数是好人”。这三千万件冤假错案假如是3000万人每人占上一件，占总人口比重是多少呢？文革开始时，中国人口7.5亿，30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4％，文革结束时，中国人口9.3亿，30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2％，都不到总人口的5％。一场大革命，死人总是难免的， 出现冤假错案也是难免的，这很正常。

凡当政治家将人的生命看作物件或工具，其对待“人”的态度必然是这样。马克思的名言：“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真是感同身受！

文革的所有灾难，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不把人当人”。既然以95％定调，那么，余下5%无论遭什么样的厄运，都可以忽略掉。但是，这遭厄运的5％的人，恰恰是中国人的精华所在（当然，即使5％的人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理由“不被当成人”）！中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1964年，中国文盲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57％，小学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35％，二者相加，是92％；高中文化程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6％，大学文化程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0.5％，两者相加，是2.1％。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基本将这2.1％横扫干净！而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95％的“好人”，却有96.8％是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即使宪法赋予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最终以缺乏参政议政必须具备的表述表达能力、足够的知识面、开阔的视野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感而徒然拥有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只能是一言堂！让一个人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事实也只能是这样！

文革中三千万件冤案，宣判了三千万人及其家庭的政治生命的终结。在一个“突出政治”、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社会，政治生命完了，前途事业也全都完了，人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人，也就不配活着。

三千万人“不配活着”，连带上家人，就起码有一亿人属于不配活着的“贱民”。不能想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衷是会要让千万、亿万人堕入地狱！不能想象，成千上万的烈士流血牺牲，是要让千万、亿万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
今天，所有要“淡化”文革 、“回避”文革的作为，就是要淡化文革“不把人当人”的记忆，回避文革这段“不把人当人”的历史。

但是，这种“淡化”和“回避”，对中华民族是极不负责的。这样的淡化和回避，导致经历了整整十年文革灾难的民族竟然很快就对这场灾难产生了集体无记忆、集体无意识。灾难离开我们才不过三十多年，而对血腥文革的歌颂、对人残害人行为的辩护掩饰，已经公然闹腾喧嚣开了。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对文革已经健忘了的人们，将90年代以后变了味的改革造成的贫富极度分化，与文革时代的国人集体贫困相比较，竟然得出“文革时代公平平等”的结论。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忘掉了，文革时期的所谓平等是以政治划线的，你被划到5％之中，95％的人都可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你有什么资格与95％的人平起平坐？你被划到95％的人之中，大家都只能在物质极度匮乏中按照最低生活水准“平等”活着，大家都“平等”受到对信息获取渠道的严格控制——那时收听“敌台”是要被判刑的；大家都“平等”享受着“揭发别人”的政治权利，大家也“平等”地准备着随时被别人 “揭发”。这种“平等”，今天想过正常日子的人还想再尝一遍吗？

“淡化”文革 、“回避”文革，其结果， “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不能得到彻底清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难逃再次 “你不配为人”的命运。

是把每一个人当成“人”来尊重，还是允许把一部分人不当成人，这是中国必须明辨的大是大非。孰是孰非一旦不遵循“以人为本”为原则，那么，是非颠倒终将会是逻辑的必然！ “中华第一商街”王府井的《人民画报》画面展览不仅展现出了中国人的健忘，更说明国民面对大是大非已经丧失了判别能力。

如果是非观念不“以人为本”，那只能以政治家的需要为本。现在，所有要“淡化” 、“回避”文革的理由，都是出于政治家的需要。

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不假。但更确切地说，成千上万的烈士的死，是为了让每个中国人能活得象个人。

然而，文革是如此生动残酷地告诉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不等于烈士的崇高理想得到彻底实现。一旦政治家的政治不是以人为本，几千万中国人（绝对值中的很大一批，相对值中的不到5％）照样能活得不象人！

如果我们不对文革进行反思，不充分利用这血腥而实在的、人类文明史上惨烈而罕见的反面教材，那么，“不把人当人”的现象必然不可避免！本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可以不把5％的人当人”这样的一种理念，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被合法化了。而自当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传统行为道德约束“凭良心做人”，“不把人当人”在实践层面就演绎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文革头两年，上海以中高级职员为主要居住对象的新式里弄房子，几乎每个门牌前都张贴有大字报，几乎每户都被抄家游街和“批斗”；在供普通人居住的老式石库门里弄，几乎找不出没有居民被抄过家的弄堂！“抄家”、“游街”、“批斗”，这原本是何等恐怖、距离普通人何等遥远的名词，文革中听来却如家常便饭。当时不少还没有轮到抄家的人家在“红色恐怖”中悄悄为随时可能“光临”的“抄家”做准备：清晨，倒马桶的经常发现扔在马桶里的金银首饰，家境小康的市民在炉子里烧掉了自己心爱的婚纱照……所有这一切，说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已经被冷酷地实践了。这一实践就实践了整十年，影响了几代人。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但是，我们还来不及对文革进行深层次反思，便莫名其妙地禁提文革了！禁提文革的目的，就是不让反思文革——这是政治家的需要。而整个民族就遭到了长远的报应——三鹿奶粉、溃坝、溃矿、毒鸭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钢筋的溃桥塌楼造成的所有触目惊心的死亡，都是在“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理念付诸实践后，中华民族遭到的应有报应！

没有了“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搞计划经济就会搞出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只能维持“活着”状态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会搞出商业道德极端缺乏、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没有了“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孰是孰非只能被政治家的需要所左右。以至于到了今天，连“文革是不是灾难”都成为了问题——如果准许反思，墨写的谎言本是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革之所以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面纱，这都是政治家故意制造的。政治家有政治家的需要。

我们这代人很不幸地看到，文革是所谓“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所谓“改革”，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无论是前者的“专政”还是后者的“掠夺”，都是一部分人不将另一部分人当成人的实践！

文革中“对少数人专过政的”和在变了味的“改革”中掠夺了多数人的，都在为自己的作为辩护，振振有词的辩护。对少数人专政的和对多数人掠夺的自然各有一套说辞，对立得水火不容；但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不对立的——都认为可以将另一部分人不当人！

当今社会还有一部分人，昨天参与“对少数人专政”，今天又参与“对多数人掠夺”，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不把人当人”是一种权利。他们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就更加不奇怪了！

所以，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不应该放弃对文革的深刻反思，这不是为了咀嚼苦难，更不是狭隘地对发动文革的领导者个人进行追究——在这块“皇权主义”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在赶跑皇帝至今不过100年、为数众多的老百姓还保持着“仰望圣人”习惯的中国，出现文革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逻辑的必然！出现可以“领导一切”、“统帅一切”、“指挥一切”、“动用一切”的国家领导人，也是逻辑的必然！因此，牢牢记住文革带来的灾难，深刻反思文革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源即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实在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遭受文革厄运，为了让他们不再堕入“你不配为人”的境地！为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幸福作此努力，一如我们的前辈为了我们的幸福所作的努力！
 “以人为本”的“大是非观”，只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对“人权”的尊重之上！
一个没有“大是非观”的国家，是难以得到文明世界敬重、更难以向世界输出价值观的。
中国需要“大是非观”！

2009.9.19

此文是2009年9月26日笔者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形象论坛”上的发言，会议内容详见
   http://www.ccg.org.cn/news.asp?id=917

作者：王炼利，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