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政才用上億元地皮攀上溫夫人

《外參》特約記者 劉寶書 



　　知情人稱，在擔任中共北京市市委秘書長後，孫政才覺得去了政協的賈慶林無法再進一步提拔自己，於是乎背叛了自己的政治操守，有奶就是娘，離開了原來的老闆，投向溫家寶（當然，也可能還暗中投向其他人，就跟玩股票一樣，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衹是其他人沒有溫那麼痛快，那麼講“信用”而已。孫政才用京郊順義區眾開發商趨之若鶩的幾塊上億元地塊打通溫家寶夫人的關節，並深得溫夫人喜歡。在溫夫人力促下，溫家家寶總理將孫政才調入農業部當部長，接著又再昇一步，2009獲任吉林省委書記，終成統領一方的諸侯。此事也成為溫成功介入黨務工作的試金石和衝鋒號。

　　值得一提的是，接孫政才農業部長班的原吉林省長韓長賦是溫地地道道一手培養起來的。韓長賦出身於團派，1990年任共青團中央常委、青農部部長，跟溫家寶逐漸走在一起。溫分管農業後，調韓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辦公廳副主任，農業組副組長，直接為溫服務，是溫當時很多發言稿的實際譔稿人。

　　2001年8月，溫提拔韓任農業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2003年6月又讓其擔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繼續為溫的對外講話打粉塗彩。中共十七大前，溫借韓有團派背景，說服胡將其調任吉林省委副書記，後任省長。

　　2009年末，溫又來個乾坤大挪移，讓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出任吉林省書記，讓韓長賦回掌農業部。這一招玩得太過精彩，國務院院內人人都暗豎大拇指，稱讚溫總不僅有情有義不忘老部下，而且手法老道，收放有度。

　　溫家寶僅以政府總理之名，就通過連環人事運作，不僅鞏固了農業部這個傳統陣地，而且得到了吉林省這個地方，這在黨管人事的中共政壇，真算是不小的突破。要知道，強勢如朱鎔基那樣的人物，也衹能自稱“經濟總理”，很少插手地方人事安排。

　　由於當過主管農林水的副總理，農業、林業、水利等部門，一直是溫著力經營的傳統領地，而財政部、稅務總局成為溫系人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橋頭堡。現在再加上國務院研究室系統，構成一個龐然的溫系人馬的黃埔軍校和根據地。

　　《新太子商》一書指出：至於孫政才的一路晉陞是否與溫家寶相助有關，知情人士笑而不答，只說答案就在溫家寶和孫政才的簡歷中。（《外參》第19期）

科大校友回忆方励之

在中国民运事业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方励之2012年4月6日在美国逝世。

DR

80年代，我曾在科大读书，经历了当时的一些事情。毕业后，一直对科大很关注。我觉得，在科大的校长中，真正爱科大，把科大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校长有三人：钱临照先生、方励之老师以及今日的朱清时校长。他们真是把办好科大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倾注了全部的爱。

先说说钱先生，他是一直与科大共进退的人。科大迁来合肥，就是钱老毫不犹豫地跟来合肥，甚至把户口也一齐带到合肥。要知道，他可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学泰斗，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务副院长）。在70年代末，严老是校长，但常常在北京，钱先生具有巨大的威信，是在合肥的科大教师中的一面大旗。在合肥，科大人以他为核心，在大家的努力下，科大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高校。只要是科大的事，他都极为关心。在60年代，方老师被打成右派，处境十分艰难，就是钱老，把方老师接在家中，当亲生儿子一般地悉心培养，使方老师终成理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这是钱老的一大功劳。
科大固然得到很多一流学者的关心和爱护，但只有钱老一人与科大相始终，真正做到风雨同舟。一直到钱老临终，都对科大极为关心，对科大学生的成长极为关注。科大每有一点成绩，学生每有一点成绩，都是老人家最高兴的事情。科大历来十分爱护学生，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没有一个学校比得上科大。这可能主要是钱老传下来的传统。
科大人对钱先生十分尊敬。我曾亲见一件有趣的事。1988年，科学院物理所的李国栋先生来科大开会，晚上去大礼堂看电影，因李先生长得很像钱先生，礼堂中的科大教师见李先生进来竟然纷纷起立，以示对钱先生的尊敬，李先生一时间觉得奇怪，宛然大悟后哈哈大笑，用浓厚的四川话说：“认错了，认错了”。1999年，钱先生去世后，科大专门为钱老塑了铜像，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个人与钱老有一些接触，老人相当幽默、睿智、原则性强，他生活简朴，但很有规律。钱家是无锡有名的读书人家，他父亲伯圭先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老师，钱穆又教过钱老，所以钱老旧学极好，除物理学外，还是研究墨学的权威。
方老师也是科学家之后，他的先祖是明末清初的大物理学家方以智。他是1984年任科大第一副校长的，当时他新动作很多，科大气象万千，“民主办学在科大”一直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在全国影响很大。他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这是最好的大学精神。他说，大家的学习不应受教学大纲束缚，应自由地学习，培养自己的创造性，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的“校政公开、民主监督”等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科大校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惜现在我也记不得具体提法了。他对各部门的管理，注重的是教授的报告而不是书记的报告，体现了教授治校、内行治校的思想。若不是后来出事，方老师的教育思想是准备在全国推广的。方老师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有什么主张见解都明确提出来，从不藏在肚里（这种� �质在科学研究中极宝贵，但在目前的中国不合适，是他后来兜祸的原因）。80年代科大气氛活跃，学生积极提问题，教师与学生关系平等，民主和自由空气浓厚，与方老师的关系是很大的。现在看来，这已变成科大精神的一部分。
我所在的学科点，正好是方老师兼任领导，他指出的方向都是很有潜力、富于思想性的方向。他经常告诫同学们，作为一个献身科学事业的人，应努力追踪人类的重大科学思维活动，以使自己的科研思维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教学生是方老师人生的一大乐趣。平时再忙，都是十分热情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不管这学生是他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一视同仁，极有耐心。他非常善于启发学生，用比喻、抓例子都来得很神，不断引导学生进入一个个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对不合适或时机不成熟的领域，他也及时指出，如我们班一位同学曾对方老师说，自己对宇宙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关系感兴趣，想做篇学位论文，方老师立即回答，这一类问题目前仅处于推测性的阶段，可进行思考，但学位论文不合适。
方老师对学生真是十分爱护，科大学生出国很多，对学生请他写的推荐信，历来都是熬夜都要写完，从不拖期，常听到他的秘书小顾说，方老师写推荐信又熬到半夜三点了。他真是太爱学生了。一次，李淑贤老师从北京来合肥，同学们就缠着方老师请吃饭，果然方老师和李老师就请大家去搓了一顿。
他是学部委员（院士），生活十分简朴，在科大20多年，每天只是在学生食堂打吃饭。87年他出事后，食堂的一位师傅才发现，原来天天来打饭的那个中年人，就是敬爱的方校长。他住的宿舍在一个叫“丁字楼”的很普通的教师宿舍，记得是三楼的边上，他可是学部委员，享受正省级待遇的人啊！科大的同学们经常像找老朋友一样去方老师宿舍玩，方老师谈物理学思想、宇宙的多连通性、宇宙的有限无界、超新星的出现、物理实验的理论问题、古代的相对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历法改革、牛顿力学的价值重估、地圆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宇宙学等等问题，大大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方老师的归纳能力惊人地强，常常对很复杂的问题也能单刀直入，一语中的。他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让同学们惊叹不已。我与几位同学去玩� �，他的宿舍里都是书，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外文书，也看到几本79、80年的《读书》杂志在书架上。后来方老师调到北京天文台，同学们还是喜欢约着去找方老师玩，一次，方老师就与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圆明园玩了一天。网上有署名“直言”的科大同学说方老师：“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确是同学们的肺腑之言。
而当时来科大的彭佩云、滕藤等人，却要住专家楼、吃专家饭，出入高级骄车，一副大官僚的模样，还天天道德说教，简直令人作呕。最好笑的是科大87级新生在蚌埠坦院军训，彭佩云去坦院时，就让学生持枪排队给她检阅，回科大后还嫌不足，又让同学们再次持枪列队给她检阅一次，她摆出一副领袖状地挥手，真是官瘾十足。这样差劲的人，竟然还有脸批我们的方老师？让人真不服气。
方老师是我所见过的最充满活力的人，每天象学生一样充满朝气，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排得满满的，但都是充满激情地去做。他无论讲课，还是工作，都生动极了，让人欣赏不已，他身上有“工作着是美丽的”那种境界。89年官方通缉令说方老师：“走路挺胸抬头，步伐较快。”这确实点出了方老师走路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风采。
他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同学，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多同学都成为在学术上、事业上有突出成绩的人，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充满激情地工作，精神支柱正是我们敬爱的方老师。这无形中也成为科大精神的一部分。对我个人来说，从方老师身上学到的一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是在科大几年学习中最重要的收获，它成为我这一生的最大精神财富，这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学不到的，我无比感激科大给我的这一段经历。
方教师在科大教工中的口碑也相当好。大约是1988年的一天，我们这个部门的全体师生聚会，一位老科大的女教授就对大家坦言，“方先生的追求、理想和精神都很像爱因斯坦，我对他一直有点个人崇拜。”1987年11月，方老师回了科大一趟，但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小小一游竟成为整个科大最盛大的节日。他在我们这个部门聚会时，平时从不凑热闹的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高兴地来了，执意要与共同工作了几十年的方老师一起坐坐，一位默默管理资料的老职工也破例要来，她含着眼泪地对身边的同学说，“我又见到方校长了！”同宿舍的同学则告诉我，方老师快要进来的那一刻，心里有点微微颤动••••••方老师在他一直领导的物教中心聚会时，教师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上书“热烈欢迎方校长回家”。彭佩云听到后， 气得发抖，下令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为什么要给方励之做那么大的蛋糕，为什么要称方励之为校长？为什么还要认他当领导？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蛋糕事件”。其实，这个假马列老太太永远不会明白，别说只过了1年，就是再过10年20年，方老师仍然是科大师生中可敬的方校长！
让彭老太更气得要命的是，方老师有个关于超新星的内部讲座，本来消息极封锁，只针对物教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教师。一些师生知道了，自然就传出方老师已回科大并有学术活动的消息。当天晚上，科大校园沸腾了，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大家兴奋地夹道欢迎方老师，校园气氛极为热烈。人实在太多了，教室远远不够，方老师只好一连讲了7场报告才结束（笔者正好在场维持次序，一场场准确数下来的，后来偶见海外报纸说5场，不对）。这就是科大师生对方老师的态度！第2天一早，彭老太气得发疯似地叫，要方励之马上离开科大。然而，已经晚也，方老师无意间以巨大的比分，击败了官方对他的批判，击败了彭老太等人对教工、学生们的各种洗脑努力。后来彭老太又追查，方励之回来，是谁走了风声？这个不受欢迎的彭老太，对方老师大受 欢迎的局面，真是又酸又气。她的这些荒唐追查，全部不了了之（居然管到给方老师做蛋糕吃？居然幻想科大师生会为彭老太保密？）。以后，师生们调侃此事，说方老师是回来验收，验收的结果，彭佩云、滕藤一年来的工作不合格。
此事过后，彭佩云在科大一气不起，才过了一个月，就离开了这个令她心碎，不做给她吃蛋糕的科大。后来听说其丈夫王汉斌涉案远华，声色于红楼之中，不知这个马列老太太有何感想？（不过，彭老太太，科大人不咎既往，希望你以后做点对科大有益的事，我们还是可以给你补一个大蛋糕的。）
约1987年秋，温元凯老师到西区给87级新生作讲座，有同学提问，大意是：入学前，看到报纸上都是批判方励之的，但入学后，科大的老师和同学又说方励之怎样有成绩，请温老师评价一下。我记得温老师是这样回答的：“方励之教授是很值得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对他在政治上的评价，上面和下面不一致，里面和外面不一致，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统一的！”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热烈掌声。确实，方老师在科大工作了几十年，他的作风，确实为科大的教师、职工，建立了一种卓越的行为规范，成为科大精神的象征。
方老师极有才华，散文写得很美。《重访卡普里》在《英语世界》（1988年3期？）上用中英两种文字登出后，在全国学生中传颂一时。一位同学说，这篇文章应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在赞美我主之后》在《半月谈》上登出后，也风靡一时。他的《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期坦相对论》、《宇宙的创生》、《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等科学著作，文笔极好，内容生动，可当作散文读，与李老师合著的《力学概论》也是当时最好的力学教材。他的诗也写得极有意境，经常被科大同学传抄，朗读。学生对他喜欢得不得了，怪不得有科大同学称他是“梦幻校长”。公平地说，在整个20世纪，他是自蔡元培以下，中国最优秀的一位大学校长。试看方老师在《写在赞美我主之后》中译的这首小诗，真是天籁：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
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1987后，官方在科大悄悄驻了一个调查组，偷偷地查方老师的问题，极想查出点什么捕风捉影的事，就拿到全国去臭方老师一顿，但方老师真金不怕火炼，越查越闪光，这才真正是道德的力量呵！我曾与几个同学商量，真正理解方老师的科大才子，在时机成熟时，可写一部《方励之评传》，这部书，对中国教育绝对会有启发意义。
方老师到美国后，又在天体物理领域做出了很多成绩，不断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是后话。
同时期的管惟炎校长也是很有风范的，因为他调来科大不久，对科大情况不太熟悉，所以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方老师的各种教学创新。以后他们一直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地应对各种事情。这里可以举一件事情：1986年底，发生学潮，上面要处理科大，我们的一位老师，找校长办事，正好在门外听到管校长、方老师、龚昇副校长在商量。龚校长说，这次事件，由科大选举引发，我是选举组织者，应由我负责，管校长说，不，我是校长，应由我负责，方老师说，不行，中央要处理，实际上是针对我的，应由我负责。三人都争着要承担责任。十几年后，听到他们谈话的这位老师，讲到此事，仍然感叹不已，说他们三人不仅学问好，品格上也真有风范！并说他们三人在学校时，只要谁一出场，就给人感觉份量很重，全场肃然生敬。
管校长是学部委员，中国低温物理的权威，中国科大在低温物理领域刚刚取得令国人振奋、世人瞩目的成就时，他却被中央罢免，这是科大的不幸，也是中国科学的不幸。
数学系的同学说，龚校长与方老师一样，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的课，都上得很好，学生十分欢迎（校长、院士、知名大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其他学校会作为新闻，但在科大不稀奇）。他的龚氏定理，世界闻名。80年他没有选上学部委员已让数学界备感可惜，后来91年他却再次没有选为院士，而比他差几个数量级的人却选上了，闻讯后大家极为震惊。有知情者说，这与方老师的事件有关（当时钱伟长先生说，这次选院士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大概就指此）。也许龚校长作为世界知名数学家，不介意国内的这项名誉，但在我们看来，科学与政治挂钩，却是开了中国院士制度失败的先河。
管校长、龚校长，都是对科大有功的前辈，他们与方老师为代表的这“三驾马车”（科大同学戏称）勇往直前，代表着科大历史上最后阵容最强大的领导班子，他们与温元凯老师一起，产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倡导恢复高考制度、倡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倡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全方位开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科大也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高考录取分第一，高考录取理科状元第一，考研录取率第一，出国率第一，科研水平第一••••••），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这些成绩，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可能也只有五四时期的北大才能相比。科大民主、自由的校风，“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精神最终在他们的领导下形成� �。如今想起来，不禁对他们几位老校长有无限的思念。
朱清时校长，我很少接触（我离开科大多年了），只是学术会议上见到两次，也听说朱校长在化学上的杰出成就。但从他在科大的讲话看得出，他是真正爱科大、懂得科大传统的。他对科大的命运思考得很深，把握得很透，倾注了他的心血。他了解什么是高水平的教育，什么是一流学校。他也看到科大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可爱的学生，这说明他是真正既懂得教育、又理解科大的校长。在他出任科大校长后，对科大前程的设计、规划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在网上读到他对学生的报告《谈科大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后，不禁高兴得要流泪，如此理解科大的讲话，已久违整整15年了！科大又出现了一位有办学思想的校长，让人欣慰不已。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科大一定能像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一样，走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谷超豪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只是一个为完成任务而尽责任的校长，治科大无大错，但仅处于谨慎守责的思想，对科大的办学没有什么创见，建树确实不大。当然，他治下的那几年，客观上有大气候和小气候问题，很难有所作为，不能太苟求谷先生。
对科大破坏最大的校长是滕藤，此公只知道天天在科大搞阶级斗争，拼命打击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是一个地道的政客。科大在他手上一年多，人才严重流失，学科地位下降，元气大伤，几乎沦为2流学校（1988年国家评重点学科，科大只上了4个，责任应由滕藤负）。滕藤来科大，成为科大从高峰跌落到低谷的一个转折点。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科大人的公愤，当时100多个教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他走。
以上我们可看出，像科大这样特点十分突出、现代观念强烈的学校，她的校长，一定要选热爱科大、对科大深有感情并有世界性眼光的人才行。他要懂得科大的传统，懂得科大的精神，懂得科大的定位。他要深知“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学校传统是科大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是科大不断吸引全国优秀学子的魅力所在。这样，我们神圣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这里，我也呼吁全国的优秀学子们，报考中国科大吧，科大“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大学精神是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学校不能相比的。这里没有浮躁的学风，只有坚实无比的基础，这里不仅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设备，最前沿的学术资源，还有最好的科学精神，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源泉。只有在科大，你们才能沐浴在民主、自由的校风中，你们的学业、品德、人格、视野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培养，你们的创造性才能达到最大的发挥，你们才能够一步步地向着伟大科学家的目标迈进！

薄熙来到底错在哪里？

                                                     
                                                             流星雨

薄熙来在重庆的一系列动作最后折腾过了头，以身败名裂暂告一段落，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野心家，在将“唱红”作为工具而大捞政治资本的同时，也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无论如何，“唱红”是对形势错误评估后的一个错误策划，对于统治高层，“唱红”暴露了薄熙来对于权力巅峰不可遏制的渴望，暴露了薄熙来不顾一切投机钻营的政客行径；对于社会公众，“唱红”勾起了千百万文革受难者的沉痛记忆，其结果是将无数知识精英推到了反对者的阵营。虽然薄熙来看到了公众对现实不满，但是对现实不满并不等于想回到“唱红”的时代，“唱红”与文革时代的血腥恐怖有着难以切割的关联，因此以“唱红”作为赢取人心的手段实在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薄熙来的政治积分自“唱红”开始急剧滑落。

胡锦涛与薄熙来，没有最左，只有更左，两人不存在路线之争，在意识形态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胡锦涛执政以来全面左转，一切改革停滞不前。从倡导“红色旅游”到“政治上要学习北朝鲜、古巴”，从对舆论的管控到对异议人士的流氓式打压，从秘密逮捕入刑到律师执业要向党宣誓效忠，胡锦涛虽然没做“唱红”这样的表面文章，但是“左”的功课远比薄熙来做的地道，做的实在。薄熙来推出的“唱红”不过是对胡的迎合而已，薄熙来的“左”与胡锦涛的“左”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错误或罪状只能是具体的行为，薄熙来过份张扬，在各种场合高调出镜，撼动了高层的威权统治，不听话、爱折腾、乱搅局，这种作风可能导致胡锦涛不快，可以成为拿下薄熙来的内在动因，但无法成为薄熙来下台可以公开的解释。

所以，至今国人不明白的是，薄熙来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不给出一个公开的理由？

首先，“唱红打黑”不应该是薄熙来下台的原因，无论胡锦涛和温家宝去不去重庆，“唱红打黑”是公开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轰轰烈烈进行的，不但没有人公开指责，身为王储的习近平还亲自到重庆为薄撑腰打气，充分肯定，因此，“唱红打黑”不能作为撤掉薄熙来职务的合法理由，况且，包括“唱红打黒”在内的“重庆模式”中所有的成份如果有错误，完全可以在现行的体制内通过正常的程序加以纠正而不应该使用这种非常手段。

王立军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无论性质多么严重，其后果只能王立军本人负责，不能构成薄熙来下台的借口，因为中共历史上就没有因“用人失察”而承担领导责任被罢免职务的先例，林彪叛逃前苏联，性质不能说不严重，毛泽东因“用人失察”下台了吗？封建皇帝还知道下个“罪已诏”做做样子，而毛泽东连口头检讨也没做一个。刘琪任内，身边多个副市长相继出事，刘琪又承担过任何责任？广而推之，成克杰，李继周等高官被处决被判刑的不尽其数，现在正在处理之中的也大有人在，谁又因为“用人失察”而受到过追究？因此，借王立军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拿下薄熙来也经不起推敲。

其他可能的理由就只能靠推测了，一切都还在黑箱之中，这个黑箱还要捂多久？没人知道，刘志军案一年多了至今没有任何通报，最近两会上最高检曝出该案至今还未移交司法机关！有关部门至今也没通报案件的查处情况，这种视民众知情权为无物、将国家机器运转的如此低效而又长期坚守不作为将改革陷于停滞的懈怠的领导者，谁将之扶上现在的位置是不是也“用人失察”呢？

譏諷方勵之「沒有成為烈士」，禁不起歷史論證

向一個具有良知的科學家致敬

社論

中國著名科學家，也是政治流亡人士的方勵之教授，日前突然去世，引發外界的極度震撼，也勢將掀起一波評價的熱潮。沒有人懷疑，方勵之教授是改革開放後中共體制內最早站出來呼籲民主人權的先行者，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在整個80年代裡，方勵之的視野、勇氣，以及對中國發展的前瞻性認識，影響了中國整個知識界，也影響了一代學子。

早在六四發生前三年，即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爆發反腐敗，要求人大民主選舉的學潮，方勵之身為副校長，卻贊同學生的觀點，與化學系教授溫元凱等，成為學生的精神領袖，他在呼籲學生克制的同時，表達了「民主是自下而上爭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鮮明觀點，激勵了之後長達多年的學生民主運動。為此，他與劉賓雁、王若水三人遭鄧小平點名，成為鼓吹自由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而被開除出黨，中共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因為反自由化運動不力，而黯然下台。

方勵之並沒有在政治高壓下噤聲，而是在北京參加各大學的政治研究會和沙龍，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呼籲，受到一代學子的認同。在1989年1月，他還公開上書鄧小平，提出民主改革的訴求，並要求釋放魏京生。

縱觀方勵之的生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貪戀權位，而只追求真理，尤其是倡導人權理念的科學家，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在評價方勵之問題上，六四後進入美國大使館，並滯留一年多的風波，成為一個爭議焦點。有不少意見認為，方勵之躲進使館，是放棄了對六四死難學子的道德承擔，成為他一生的污點。也有人說，方勵之如果敢於走出使館，面對牢獄之災，他可能成為曼德拉、翁山蘇姬，等等。其實，只要實事求是的對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方勵之走進美使館，並不影響他一生的聲譽。

首先，方勵之一直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局用坦克對付學生，已經失去合法性。因此，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可能在當時認為，有必要犧牲自己向這個政權證明自己的道德高度。事實上，六四之後，不但學生領袖四處逃亡，體制內外，甚至包括今天已經上到高位的，太多的人有「出走之心」，因為「哀莫大於心死」。方勵之進美使館，與在西方國家滯留的數萬學子學人，並無本質差別。出走，是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理解與尊重。

其次，方勵之進入美使館避禍，並非其首創。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從魯迅到眾多的共產黨領袖，都有通過西方使領館或者租界躲避「政治追殺」的歷史先例。即使是今天中國的「第一員警」，打黑英雄王立軍，也再度上演了夜奔成都美領館的「戲碼」。因此，以進美國大使館之事來否定方勵之，或者譏諷其「沒有成為烈士」，這是禁不起歷史論證的。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方勵之是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或者奠基者，但事實證明，他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日益激烈抗爭的任何決策，與那些一味鼓動學生抗爭升級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不同，他沒有任何道德的責任要為犧牲的學子「負上自己的生命代價」。以他在科技大學對待學運的立場來看，他是主張克制，但持守「要求政府推動改革，走向人權民主方向」的原則。由此可見，方勵之強烈譴責當局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並不等於他支持學生絕食到底，與當局一拚死活的「蠻幹策略」，他也不必承擔任何「讓學子去死，他尋求苟活」的道德譴責。

更為可貴的是，到了西方之後，他一直憑藉著自己的教授工作來維持生計，沒有吃過引發無數爭議的「政治飯」、「民運飯」，更沒有捲入過海外政治運動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卻始終堅持人權民主的理念，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權理念踐行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我們期待對他的紀念，能夠激發更多人對中國未來改革發展承擔起責任，但不要演變成某些人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漂白」。

方勵之的一生，不但對科學有貢獻，更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啟蒙和發展有巨大貢獻。我們衷心對他說：方勵之教授，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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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习近平会怎样对待刘晓波？

他们都是十六岁下乡当知青，后来却分道扬镳。一个靠平庸低调爬上最高权位，一个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能实现南非缅甸式的和解吗？



今年一月十二号，习近平以军委副主席身份陪同胡锦涛在北京见军队退休老干部，显示其接班地位已稳定。


知青这一代人已经年过五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刻，是中国社会的支柱力量。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当过知青。尤其是习近平，生於一九五三年，只比刘晓波大两岁.刘晓波与习近平，有着同样的知青生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习近平的成长背景带有时代鲜明的特点，即毛泽东暴政的痕迹：父辈遭迫害，青少年教育被中断。“文革”爆发的时候，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勳早已是“死老虎”，习近平自然是为人不齿的“狗崽子”。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习近平被下放到陕西当知青七年。刘晓波第一次随父亲下乡当插队，也是十六岁.习近平处境比刘晓波还坏：其下放的陕北延川县，生活同样困苦，而且他无法得到父母的照料。从习近平吃生猪肉的故事便可见一斑：几个月吃不到一顿肉，有一次生产队分到几斤肉，习近平竟不等烹炒，割下一块就送进嘴里，边吃边叫“真香”。他也曾逃回北京，被当作“倒流人口”，关押几个月。最后，他不得不重回延川乡下。

习近平下乡自我改造以求出路

走投无路之下，习近平只好顺应现实，既然无法与时代和体制抗衡，那就加入它吧。与大部分消极怠工的知青不同，他在姨父姨妈的劝导下“好好干”起来，“我几乎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颳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既然他的家庭被打入了另册，他就得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才能“上进”。习近平入团，申请了八次；入党，申请了十次。一九七四年，二十一岁的习近平被获准入党.后来，他当了上村党支部书记。也许，延安是习仲勳当年干革命的根据地，虽然习仲勳早已被打倒，但老区民众感情纯朴，对习近平还比较宽厚。

与刘晓波很少谈及知青的经历相反，在延安当知青成为习近平自豪的本钱，他多次自称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在那里找到人生目标，“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在一次人代会上，习近平对陕西的人大代表们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至少在公开的表达中，看不到他对毛时代有什么反思。

作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勳被秘密关押十六年，所受之迫害远非仅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的刘晓波的父亲刘伶所能相比。习仲勳被释放的时候，白发苍苍，身体羸弱，已经认不出妻子和孩子了。但是，高干出身者，翻身的契机来得更快。等到中央政策稍有松动，习近平便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九七五年，在官方宣佈恢复高考之前两年，习近平被保送进清华大学成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梁家河村的村民石春阳回忆说，习近平爱读书，“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把几本书摊在桌子上看，不让人动。有一次，我翻起来看了看他的书，他不让我动，说要是其他人动，他就生气了。他不仅比我们爱看书，和其他知青比也不太一样。”

如果这一回忆属实，这一点倒是跟刘晓波相似。但是，若不是免试上清华，到了一九七七年，习近平能否像刘晓波那样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至少是个问号。

晓波下乡看到中共体制欺骗性

风里来、雨里去的知青生涯，让刘晓波走上了叛逆之路，却让习近平成为体制中的螺丝钉。刘晓波从农民困苦的生活中，看到了中共体制的不可救药，以及中共为人民谋福祉的宣传的欺骗性；习近平则发现，农民的苦难是中共维持其统治而必然付出的代价，农民的血汗是中共统治的基座，他接受了此种现实，并归顺了既得利益集团.

八十年代，刘晓波成为文化界的“黑马”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习近平则在军队和地方上任职，小心翼翼，节节攀升。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刘晓波成为风头浪尖上的“黑手”，然后被捕入狱，从此与杀人政权分道扬镳；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与“六四”相关的只有一件“小事”——他劝阻一位青年作家发表一个类似《河殇》的电视剧本。至少可以说明习近平还是很关注当时文化界的动态，对於刘晓波的着作和言论说不定也略知一二。邓小平下令开枪镇压之后，习近平的妻子、军队系统的知名歌唱家彭丽媛奉命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演出，这也间接地为丈夫向党表达了忠心。

进入二十世纪，刘晓波活跃在人权运动第一线，并成为中共政权眼中的头号敌人。二零零八年，刘晓波因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二○○九年，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二○一○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处理刘晓波上，胡温政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胡温在其任上不可能作出改正。胡温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在了接班的习近平手上。下一步刘晓波的处境会发生何种变化，就得看习近平有怎样的胸襟和智慧。

习升高层靠对利益集团低姿态

与此同时，习近平先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等要职。在处理繁忙的党政事务之余，完成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习近平与刘晓波一样拥有博士学位，但其博士学位的含金量无法与刘晓波相比，其博士论文在公开的资料库中亦无从查考。二○○七年，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像黑马一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成为党魁的接班人。而后，又出任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巩固了王储的地位。习近平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低调、沉稳与暧昧的风格。可以想像，在政治局讨论刘晓波案件时，习近平不会发表多少个人看法，至多是“胡规习随”，但他内心深处未必赞同胡的处理方式。习近平对同样当过知青的刘晓波，说不上有多少同情，也应不会有太大的仇恨。

不过，人们不可对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这些当过知青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抱有太高期望。他们掌权后不会迅速释放他们的同龄人刘晓波，更不会大胆启动停滞已久的政改。英国《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分析说，中国的高层领导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的经济大饼，创造出一种硬化的体系，让既得利益集团得以推动决策，阻碍改革。领导人们千方百计保证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到威胁.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什么改革派，而只有相互竞争的派系，拼命保护他们的商业地盘不被即将上任的领导攻击。

如今，失去马列毛原教旨主义信念的中共执政者，已沦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这也正是习近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上位的根本原因，正如彼德？福斯特所论：“被内定为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的习近平之所以被选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才能，而是他维持着一种让人不感到威胁的低姿态，从来没有树过敌，因此可以相信他不会藉着反腐败调查来进行政治打击报复。”换言之，越是平庸者，越有可能被选中担任这个权贵集团的代理人。

南非、缅甸朝野和解的启示

尘埃尚未落定。未来刘晓波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跟习近平在全球民主化大潮中选择做顺应时势者还是拦路石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刘晓波被关押的时间越长，习近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越低，共产党在转型后的中国成为多党竞争中的一个选举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说习近平像曼德拉，这个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习近平有可能效法的，不是曼德拉，而是德克勒克。刘晓波离曼德拉已经很近了，习近平离德克勒克却还很远.倘若习近平有成为南非白人政权的总统德克勒克的智慧与勇气，那么刘晓波必定有成为新南非的“国父”曼德拉的那样道义和政治上的担当。如此，中国的民主化才能避免暴力和杀戮的恶性循环而稳步推进.

就连被军政权奴役多年的缅甸也为中国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在总统府会见被监禁和软禁多年的民主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吴登盛总统表示：“我们邀请国内每一个与政府观点不同的组织与个人合作，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共同目标。”昂山素姬也表示，这次会让她“感到鼓舞”。二十日，缅甸政府召开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昂山素姬参加，并与总统吴登盛同在前排就座，这也是两人首次共同在公开场合露面。连长期被外界视为暴虐和野蛮的缅甸军政权都能迈出改革与和解的步伐，中共当局还要顽梗到几时呢？

中国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变的关键时刻。无论在野的刘晓波，还是在朝的习近平，身上都有知青的烙印。若能以共同的历史经历为搭建共识的平台，习近平才有可能成为继往开来的人物。同样当过知青的陈嘉映的忠告，是说给习近平以及所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知青中的“成功者”们听的，只是，他们愿意倾听吗——

“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像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但若我们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力量流失，凭你国家领导，凭你福布斯名列前茅，凭你在各国电影节上获奖，我们仍只是过气去势的一代而已。”

余杰，开放杂志

强忍三天刀出鞘，官媒笔伐方励之

中国民运学者方励之病逝美国后，陆媒集体「被噤声」三天后，官方环球时报周一突然发表社评批评方励之，影射方励之等人「挟洋自重」。不过此举仍被部分海外媒体视为「难得的进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周一刊登题为「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的社评，承认方励之在科学领域的成就，指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

不过社评笔锋一转说，方励之后来从事政治对抗并受到美国大使馆庇护，还指称「在方励之前后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根本原因是今日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在正常的开放条件下，外部影响中国的能力总体上在下降。」

文章还以达赖喇嘛「给中国添麻烦」为例，称中国大陆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最后结局只能是「影响迅速溃散，被西方轻视直至抛弃」。

文章宣称，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来愈明显，「挟洋自重也将越来越不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这批「异见人士」是「逆历史行终而空耗个人才干和生命，最终被时代淹没」。

RFA

江青邀林彪到釣魚臺照相，要林摘掉帽子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71年5月1日  20時，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五一勞動節焰火晚會，毛澤東一直與西哈努克說話。林彪經周恩來催促，來到天安門城樓，僅坐幾分鐘，便不辭而別。

《解放軍報》報導：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50萬革命群眾和國際友人歡慶五一。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十分高興地同貴賓親切握手，不斷向群眾招手致意。同時發表新華社記者兩張照片。照片一：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照片二：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首都軍民一起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

5月5日  中央軍委批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建12個步兵團。

6月3日  毛澤東、林彪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同志和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同志以及由他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雙方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6月9日  江青邀請林彪到釣魚臺17樓照相。林彪沒有準備，連鬍子都沒刮，說年齡大，有鬍子沒有關係。葉群勸：江青同志親自給你照相，不刮鬍子不好，刮了顯得年輕，精神煥發。江青也勸：你是黨的副主席，解放軍的副統帥，照的相應有領袖氣派。林彪借江青秘書的刮胡刀刮了鬍子。照相時江青提出要林彪把帽子摘掉，林彪不好說什麼，把帽子扔給工作人員。江青又提出要林彪捧著《毛澤東選集》，並命令工作人員跑回10號樓把她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拿來，交給林彪。林彪被幾個照明燈烤得滿頭大汗，江青遞給他一條毛巾擦汗水。……

6月15日  林彪乘專列去北戴河。

6月17日  林彪致電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副首相兼國防大臣、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總司令喬森潘，祝賀他擔任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總司令。

7月1日  《解放軍報》頭版刊登毛澤東、林彪大幅照片。

7月3日  經毛澤東、林彪批准，中央軍委命令，授予濟南軍區某部2連排長盛習友 “愛民模範”光榮稱號。

7月9日  林彪致電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祝賀阿爾巴尼亞人民軍建軍28周年。
7月10日  毛澤東從熊向暉處瞭解黃永勝在總參謀部傳達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情況後，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致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金日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熱烈祝賀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10周年。

7月31日  《人民日報》簡訊：《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1971年第7、8期合刊，8月1日出版：兩本畫報以單頁篇幅刊登毛主席的照片，刊登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别用过时的口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 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 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 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 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 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 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 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 （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 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 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 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 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 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 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 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 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 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 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 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 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 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 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 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 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 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 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 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 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 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 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 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 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 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 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 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 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 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 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 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 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 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 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 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 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 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 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 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 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 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 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 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 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 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 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 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 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 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 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 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 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 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 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 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 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 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 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 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 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 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 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 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 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 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 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 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 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 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 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 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 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 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 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 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 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 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 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

金融时报：中国改革攻坚之战

 

 

　 　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这是我从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得出的结论。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国过去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成 就，不一定确保未来会同样成功。

 

　　读者不必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可以相信即将卸任 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讲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 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些政治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转型本身已经足够艰难了。中国正在结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粗放型增长”——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现在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 大幅下滑。中国粗放型增长的本质加大了这一转型的难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资率以及严重依赖于投资作为需求来源（见图表）。

 

 

 

 

　 　用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西印度群岛人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发展模型来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刘易斯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所需的收入，为现代部门的薪资设置了一个较低的上限。 这让现代部门得以实现极高的盈利能力。如果将这些高利润用于再投资，就像中国那样，现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将会非常高。但在某一个时间，农业劳动力 将变得更加稀缺，从而提高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成熟，利润将遭到挤压，储蓄和投资将下降。

　

　 35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现在则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20多倍，现在城 镇人口已超过一半。另外，中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在2015年达到9.96亿的峰值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员蔡昉的一篇论文称，“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蔡昉的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其结果是实际薪资上涨和利润缩水。

 

　　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一个结果 是，在投资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将更快上升，回报率也会更快下滑。实际上，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有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密集度在不断 增强。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不断上升（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至1994年间的45%升至 1995年至2009年间的64%。

 

　　这一点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将保持利润）来推动，而非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这将造成利润下滑），尤其是在目前实际薪资水平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鉴于收入分配不公，利润出现一些下滑是合理的。但如果幅度过大，它将破坏潜在增长。

 

　 　转向由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模式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并决心到 203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需要深化改革。最近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 ，对这些改革措施做出了阐述。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肯定也是温家宝看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行艰难的改革，从而在未来20年维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t 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会上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面对经济硬着陆的短期风险。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是7.5%，今后五年的增长预期目 标是7%。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增长放缓，高得惊人的投资率也会下降（见图表）。

 

　 　然而，要想将投资率从GDP的50%下降到35%，期间又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就需要大幅增加消费来弥补。中国很难实现这样的消费激增，因此中国应对 当前危机的手段仍然是加大投资。此外，中国一直高度依赖房地产建设投资：过去13年中，房地产建设投资年均增长26%。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或许真的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巨大的赶超潜力。但是调整到新的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失败了。鉴于中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功，人们很难看低中国。对中国抱有信心最好的理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并不自满。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www.worldbank.org

　　

马丁·沃尔夫，原载: FT中文网

萨多斯基：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

　　亚当·斯密研究中心是波兰最知名、成立最早的思想库。在波兰共产党仍然执政的上世纪80年代，这家以推动经济自由化为宗旨的民间智库就在华沙悄然成立。

　　“当时我们已经在研究，原来处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自由化，实行市场经济”，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副主席安德列祖·萨多斯基（Andrzej Sadowski，下称“萨多斯基”）告诉记者，“共产党政府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而且开始实施我们的部分设想。1988年，共产党政府通过了一部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法。”

　　虽然萨多斯基所提及的经济法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但是在一年以后开始的波兰转型中，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制的转变，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称赞波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剧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奇迹”。目前，波兰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欧盟国家。

　　转轨之初的满目疮痍早已成为历史，今天的波兰几近脱胎换骨。波兰不仅开启了东欧经济转轨的先河，而且对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波兰转型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2011年底，记者应约赴波兰采访期间参观了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并与萨多斯基先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作为对转型国家深有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萨多斯基曾数次来华访问，对中国也颇多关注。

　　“自由市场是最好的。自由越多，腐败越少”，萨多斯基说，“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

　　《投资者报》：在转型之前波兰就已经有了经济自由化度最高的一部经济法，但在上世纪80年代波兰共产党进行过军事管制，在此期间怎么能够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呢？

　　萨多斯基：波兰转型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就开始了。1981年波兰共产党实行军事管制，停止一切工会活动，禁止罢工，实行宵禁，对200多家大企业实行军管，派军官小组分赴各省实施军管。后来军事管制失败了，波兰经济遇到危机，人们买不到鞋子，更买不到酒，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于是，执政党意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当时共产党面对巨大的经济危机，完全无法控制经济，于是就把经济领域放开了。从1985年开始，波兰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本地企业也允许有更大的业务范围。与此同时，波兰也开始了政治自由化。

　　《投资者报》：既然自由化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乃至于波兰共产党最终还是下台了？

　　萨多斯基：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1988年12月波兰共产党通过新法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没有人相信它确实在转型。波兰人民认为，若想获得自由与尊严，必须对国家体制进行一番根本性的改变。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波兰共产党不可能以经济成就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改革措施虽然最后夭折，但这奠定了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氛围，同时也有了较为有益的尝试，更激发了波兰民族自身的独立性。我个人认为，如果1982年，也就是在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二年，波兰共产党就通过经济自由化法律，那么它有可能现在还是执政党。

　　《投资者报》：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萨多斯基：有可能。如果说在一段时期内人民没有饭吃，也没有自由，波兰共产党还可以靠强制力推行激进的经济政策，但是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共产党就没办法了，因为它甚至无法保证党员的基本需要，从而无法执行自己的政策。例如，国家安全机构里的许多警察都提前退休了，因为国家财政没有更多的钱养活他们。

　　《投资者报》：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转型国家都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什么“休克疗法”在波兰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在俄罗斯却遭遇失败呢？

　　萨多斯基：波兰“休克疗法”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开辟资金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等。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大体相同的改革措施，波兰之所以比较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实行“休克疗法”的其他国家改革的范围比波兰要小得多。第二，波兰人特别喜欢也善于进行经济活动，而且比较勇敢，而其他国家相对保守。例如，在很多国营企业倒闭之后，波兰人马上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波兰转型之初，个体户一度达到600万。

　　可以说，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一个是200万自由企业组成的“自由经济区”；另一个是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德国的私有化过程用了十年，而波兰在转型20年之后，经济私有化还没有完成。

　　《投资者报》：我们还以为，波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已经完全实行了经济私有化呢。

　　萨多斯基：最初在进行市场私有化时，波兰共产党仍然对一些行业保持完全控制。例如，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波兰有些行业直到现在还没有私有化，如煤矿、钢铁等行业现在还有很多国营企业。

　　《投资者报》：是不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才导致私有化的过程很不顺利？

　　萨多斯基：不，最重要的原因是，国营企业是政治家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这些企业拿工资，享受福利。换言之，政治家们为了保护个人私利而反对私有化。

　　“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

　　《投资者报》：为了个人私利，政治家既可能拒绝私有化，也有可能积极推动私有化。

　　萨多斯基：是的。在波兰，人们经常所称的“私有化”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而是政府把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卖给一个公司，导致垄断。现在，在欧盟的压力下，波兰政府不得不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所进行的私有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波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来自底层的、民间的经济活动。政府每次进行私有化都会取消一些工作岗位，形成失业。私人企业不一样，它们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目前，波兰国营企业占有的份额越来越低，因为私有经济在不断地增长。波兰GDP的70%来自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全部都是私营的。

　　《投资者报》：自转型以来，波兰GDP增长每年大概是多少？

　　萨多斯基：上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是7%，如果加上灰色经济，可能超过10%。经济转轨无疑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指望不付任何社会成本轻而易举获得转轨的社会收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庆幸的是，波兰经济转型衰退期最短，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1992年便实现了2.6%的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波兰被称为“欧洲正在升起的明星”、“欧洲腾飞之鹰”。

　　进入2000年以后，波兰经济增长下滑。原因是劳动力的成本比上世纪90年代上升了两倍，另外政府开始限制经济自由化活动。因为政治家发现“设租”可以提高腐败收益，于是开始对不同的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限制别人的进入。

　　不过，虽然过去十年两次遭遇严重经济下行，但波兰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在金融危机期间，波兰经济增长仍然达到4%，是欧盟国家里表现最好的。

　　《投资者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波兰经济继续增长的奥秘是什么？

　　萨多斯基：第一，波兰还没有加入欧元区，不使用欧元反而成为一个“防火墙”。第二，波兰的中小型企业比较强、比较多，它们现在已经进入欧盟市场。虽然波兰没有西门子之类的大型企业，但是中小型企业很有竞争力，而且富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从而帮助波兰平静地度过了金融危机。

　　《投资者报》：和波兰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同，中国政府出资四万亿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美国则由政府出资“拯救”银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怎么评价这些“救市”的做法？

　　萨多斯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非常喜欢花老百姓的钱，因为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政府的钱都来自纳税人。不客气地说，是从纳税人那里“偷”来的。

　　无论是美洲国家的政府、欧洲国家的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如果它们和现在一样浪费老百姓的钱，那么它们不会增加任何财富。

　　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上任何没有节制地浪费纳税人金钱的政府，最后只有唯一的选择——下台。当然，我并不认为现在美国或中国政府面临下台的危险，但是这种做法肯定将影响老百姓的富有度。

　　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波兰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未来波兰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萨多斯基：波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但这并不是说，波兰不再面临其他挑战了。总体的目标是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波兰可以继续追赶的进程，最终使波兰与那些富裕的西欧邻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我们还应当对本国内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投以很大的关注。

　　《投资者报》：波兰的转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与一些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例如罗马尼亚，就有明显不同。原因是什么？

　　萨多斯基：不论在政府方面还是反对派方面，双方的精英都感觉到，如果波兰的体制运行不是那么良好的话，就必须做出改变。双方的精英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1989年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圆桌会谈”，所以波兰的转型方式其实是旧势力和新势力之间达成一致的结果。我认为，对于波兰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投资者报》：你前面提到，如果波兰在1982年就实行经济自由化，那么共产党执政可能会延续到今天。从中国的经验看，这种假设似乎并非没有可能。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很坚固，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中国模式”。你对这种“中国模式”有什么看法？

　　萨多斯基：如果共产党允许经济自由化，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发财，不需要经过共产党的许可就能够完全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那么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一个集权政府和一个自由化市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投资者报》：可以结合吗？

　　萨多斯基：完全可以，但条件是，这种集权政府不干涉经济领域。

　　《投资者报》：但是事实证明，一个集权政府很难不干涉经济活动。相反，它在腐败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有干涉经济的冲动。从世界看，腐败蔓延是集权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有经济学家说，在政治不民主情况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能维持的，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萨多斯基：如果集权政府不腐败的话，即使政治不民主也没问题。腐败必然限制经济自由，反过来说，没有经济自由马上就会产生腐败。

　　《投资者报》：历史证明，集权体制下腐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萨多斯基：每个国家都有希望。一个不民主但是保证经济自由的政府，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公民进行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那就将产生腐败。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的开始，改革又是革命的开始。腐败引起改革，改革引起革命。

　　《投资者报》：那么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

　　萨多斯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对改革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如果失去控制就会爆发革命，执政者下台。东欧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投资者报》：如果放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它的改革没有引起崩溃。这是不是证明，“中国模式”是可以持续的，不会引起革命？

　　萨多斯基：我曾经访问中国，和一些官员有过接触和交流。我觉得，中国引起变革的可能不是腐败，而是一些富裕地区寻求独立的倾向。

　　波兰的腐败情况现在比较严重，甚至有些非洲国家比我们好，特别是有些非洲国家进行改革之后，成功控制住了腐败。所以我觉得，如果非洲能够做得到，中国也可以做得到。

　　《投资者报》：在你看来，只要放开限制，就会减少腐败。那在波兰的转型中，腐败情况有多么严重，是不是现在要比原来公平得多？

　　萨多斯基：确实，自由市场是最好的“防腐剂”。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腐败程度最低的是香港，波兰排第几十位。后来，波兰完善市场经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防止腐败的手段与方法，现在的腐败比以前少多了。例如，波兰学习美国制定了《信息透明法》，靠这部法律，所有波兰公民随时可以知道政府怎么支付钱，支付什么样的项目，这对于防治腐败特别有效。所以每次新政府都努力想要取消这一条法律，但都失败了。

　　我们的亚当·斯密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告诉政府：必须保证经济自由。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作者:马国川，来源: 投资者报2012-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