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個具有良知的科學家致敬
早在六四發生前三年，即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爆發反腐敗，要求人大民主選舉的學潮，方勵之身為副校長，卻贊同學生的觀點，與化學系教授溫元凱等，成為學生的精神領袖，他在呼籲學生克制的同時，表達了「民主是自下而上爭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鮮明觀點，激勵了之後長達多年的學生民主運動。為此，他與劉賓雁、王若水三人遭鄧小平點名，成為鼓吹自由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而被開除出黨，中共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因為反自由化運動不力，而黯然下台。
方勵之並沒有在政治高壓下噤聲，而是在北京參加各大學的政治研究會和沙龍，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呼籲，受到一代學子的認同。在1989年1月，他還公開上書鄧小平，提出民主改革的訴求，並要求釋放魏京生。
縱觀方勵之的生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貪戀權位，而只追求真理，尤其是倡導人權理念的科學家，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在評價方勵之問題上，六四後進入美國大使館，並滯留一年多的風波，成為一個爭議焦點。有不少意見認為，方勵之躲進使館，是放棄了對六四死難學子的道德承擔，成為他一生的污點。也有人說，方勵之如果敢於走出使館，面對牢獄之災，他可能成為曼德拉、翁山蘇姬，等等。其實，只要實事求是的對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方勵之走進美使館，並不影響他一生的聲譽。
首先，方勵之一直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局用坦克對付學生，已經失去合法性。因此，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可能在當時認為，有必要犧牲自己向這個政權證明自己的道德高度。事實上，六四之後，不但學生領袖四處逃亡，體制內外，甚至包括今天已經上到高位的，太多的人有「出走之心」，因為「哀莫大於心死」。方勵之進美使館，與在西方國家滯留的數萬學子學人，並無本質差別。出走，是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理解與尊重。
其次，方勵之進入美使館避禍，並非其首創。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從魯迅到眾多的共產黨領袖，都有通過西方使領館或者租界躲避「政治追殺」的歷史先例。即使是今天中國的「第一員警」，打黑英雄王立軍，也再度上演了夜奔成都美領館的「戲碼」。因此，以進美國大使館之事來否定方勵之，或者譏諷其「沒有成為烈士」，這是禁不起歷史論證的。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方勵之是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或者奠基者，但事實證明，他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日益激烈抗爭的任何決策，與那些一味鼓動學生抗爭升級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不同，他沒有任何道德的責任要為犧牲的學子「負上自己的生命代價」。以他在科技大學對待學運的立場來看，他是主張克制，但持守「要求政府推動改革，走向人權民主方向」的原則。由此可見，方勵之強烈譴責當局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並不等於他支持學生絕食到底，與當局一拚死活的「蠻幹策略」，他也不必承擔任何「讓學子去死，他尋求苟活」的道德譴責。
更為可貴的是，到了西方之後，他一直憑藉著自己的教授工作來維持生計，沒有吃過引發無數爭議的「政治飯」、「民運飯」，更沒有捲入過海外政治運動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卻始終堅持人權民主的理念，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權理念踐行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我們期待對他的紀念，能夠激發更多人對中國未來改革發展承擔起責任，但不要演變成某些人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漂白」。
方勵之的一生，不但對科學有貢獻，更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啟蒙和發展有巨大貢獻。我們衷心對他說：方勵之教授，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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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反过来想，当时谁最希望方夫妇“舍身成仁”、将民运一网打尽？邓小平、李鹏。
方夫妇避入使馆，曾被劝离去，也不是没有成仁的准备。后老布什明令，这是美国总统的客人，方被寻回。
从结果看，方的去国，保留了民运的火种，凸现了美国对普世价值的坚持，对中国和世界的民众都是鼓舞。比方被捕坐牢，美国信誉扫地（方曾被美大使劝离）要好的太多。谈判过程中，美方强硬表示，冲馆就断交。邓小平到底不敢做霍梅尼。中国变成伊朗，邓小平十年改革，付之东流。
任何人，哪怕是正在坐牢的刘晓波，都无权要求别人当烈士,更不用说生活在自由阳光之下的人。
历史不是几个当权的，或者几个汉奸学者写的。他们怎么评价方先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先生以他独到的分析和高见，以他科学的思想和精神，影响一代青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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