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中国政府忌惮哪些“坏新闻”?

A member of an honor guard is wrapped in a red flag he holds during a welcome ceremony for the visiting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ear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Wednesday, June 3, 2009, on the eve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bloody crackdown on 1989 pro-democracy protests. (AP Photo/Alexander F. Yuan)

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但它依旧在试图阻碍对其不利的信息流通,或者对某些信息加以粉饰,直到其不再显得“负面”。

今年5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撰文称,"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报道是因为某些媒体"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

而在上周,美国使馆测量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再次触动了北京当局对负面新闻的敏感神经。中国环保部官员吴晓青公开指责美使馆"干涉内政"。而讽刺的是,美国 使馆的测量数据是公布在被中国屏蔽的推特网站上,这些信息即使再负面,能接触到它的中国居民也绝对是少数。但不管怎样,美国使领馆公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数据令中国当局感到尴尬,而中国环保机构自己公布的污染状况显然被粉饰得好很多。


A layer of smog hangs over central Beijing, as seen from a plane Wednesday, Oct. 4, 2006. Authorities have promised to reduce choking pollution as Beijing prepares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 Games. Polluting factories are to be closed and moved out of the city, and Olympics organizers have discussed limiting the use of cars in order to reduce smog. (AP Photo/Greg Baker)

北京的空气污染

事实上,空气质量只是中国宣传机器试图掩盖的一小部分信息。任何可能威胁政权、影响安定、揭露领导层私生活的信息都会被过滤、压制。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近日撰文,罗列了北京最为忌惮的6类"坏新闻"。


坏新闻第一类:经济数据

一般来说,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都能归类为"好新闻",极少会触碰当局的红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也随着全球经济当今更为依赖中国,全球经济界也对中国经济更为关心。

提供真实的信息有利于建立市场信心,北京当局此前也坦诚地报道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产出下滑等信息。但近来有消息称,中国当局开始试图向外 国投资者掩盖中国企业的财政报告。此前,今年5月,政府还规定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华分支必须在2017年前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总裁,否则就不准继续在华开展业 务。这条规定,难免使人联想到去年数名外国籍四大高管纷纷辞职,他们此前表示在审计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的不规范操作。

而有时,官方数据也会被自己人屏蔽。2007年,一份政府报告使用环保部和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但高层认为此类信息令人不快,导致这些数据再也没能重见天日。


坏新闻第二类:刑事犯罪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in anti-riot gear patrol the streets of Xintang in souther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Tuesday, June 14, 2011. Security forces patrolled the streets and manned roadblocks Tuesday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where rioting factory workers attacked police stations and torched vehicles over the weekend, residents said. (Foto:AP/dapd) CHINA OUT

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和群体事件

与毛时代相比,中国当前对待犯罪问题已经坦诚现实地多。官方数据显示,犯罪率正在上升,而谋杀案发数则在2000~2009年间减少了1半。

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反而提出暴力犯罪率在上升。这些专家甚至认为,暴力犯罪数量并非刚刚开始上升。那是否意味着官方数据此前十年都在说谎?

当然,官方使用的罪案数量统计程序已经过时,这是造成以上现象的部分原因。而当局试图阻止中国民众日益同情暴力犯罪分子的情绪上升,则可能是另一个理由。 就在今年初,就哈尔滨一名医生被病人持刀刺死,《人民日报》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2/3网民都认为"杀得好"。中国官方明显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很快,该 网络调查页面就被删除。


坏新闻第三类:社会不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北京领导层万分焦虑。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还算坦诚。不过,统计局称,2009年到2011年间,城乡收入比从3.33缩小到了3.13。但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显现 了相反的趋势。而如果计入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该差距还要更大。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政府没能有效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

WUKAN, China - More than 1,000 residents protest corruption involving a local Communist leader during a rally in the village of Wukan in Lufeng,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on Dec. 13, 2011. (Kyodo)

乌坎只是一个特例

"群体性事件"也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些事件通常都是官员揽权引发民愤。去年的广东乌坎只是个特例,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 村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难以为外界知晓。外国媒体经常使用估计的数字,称中国每年此类事件共有约10万起。中国政府可能知道真实的数据,但也决不会公 布。


坏新闻第四类:领导人的私生活

In this January 17, 2007 photo, former Chongqing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right,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Gu Kailai, attends a funeral for his father in Beijing.  Bo, who until recently seemed destined for the top ranks of China's leadership, was stripped of his most powerful posts on Tuesday April 10, 2012, and his wife named in the murder of a British businessman.   (Foto:Kyodo News/China Foto Press/AP/dapd) JAPAN OUT, MANDATORY CREDIT, NO LICENSING IN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FRANCE, NO SALES

关键时刻,丢卒保车.

中国的高层领导对他们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普通人只会知道胡锦涛妻子叫什么名字,除此之外便难以了解国家主席的其他生活侧面。官方媒体只会报道领导人的公开 活动,报道他们体恤民情。一名中国记者甚至因为报道了胡锦涛患有糖尿病,而遭解聘。与之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生活,则在不断地被各路媒体所报道。

那中国领导层又在刻意隐瞒什么呢?以薄熙来为例,他在政坛失宠倒台后,有关他和家人的纸醉金迷生活被曝光。同样的例子还有贪污数亿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但很多时候,公开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可能只是高层的丢卒保车。当然,普通人无法了解谁是车,谁是卒。

A man sits by the wreckage of a train accident in Wenzhou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Sunday, July 24, 2011. A Chinese bullet train crashed into another high-speed train that had stalled after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Saturday in eastern China, causing four carriages to fall off a viaduct. (Foto:AP/dapd) CHINA OUT

大干快上的铁路扩建 隐患何其多


坏新闻第五类:大型工程

中国的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惊叹:全球最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大坝的蓄水发电能力,上海磁悬浮的运行时速。这些数据当然予以公开,而且是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公开。

不过,在光鲜靓丽的外表后面,相关信息就少得可怜。三峡大坝在筹建期间就有人担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建成后又有相关机构观测到大坝对地震、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有诱发作用。而政府在2011年也终于承认对三峡工程非常担心。但是,详细的信息依然未予公布,据猜测,当局担心长江流域的上亿居民会因这些真实数 据而感到恐慌。

而去年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温州铁路事故,则牵出了腐败官员一味要求赶工,忽视质量,无视安全标准的惊人事实。但在事故过去将近一年后,这些事情又逐渐淡出了媒体,中国政府则得以重新大干快上,建设其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


坏新闻第六类:沉重的历史

A Chinese man stands alone to block a line of tanks heading east on Beijing's Cangan Blvd.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5, 1989. The man,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recent violence and bloodshed against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was pulled away by bystanders, and the tanks continued on their w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rushed a student-led demonstr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 and against government corruption, killing hundreds, or perhaps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in the strongest anti-government protest since the 1949 revolution. Ironically, the name Tiananmen means "Gate of Heavenly Peace". (AP Photo/Jeff Widener)

讳莫如深的沉重历史

中共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总是尽量避免力度过大,以免危及其自身合法性。当局回顾自己的执政历史,大跃进、文革稍有触及,而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绝对禁区。 尽管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近日在新书中承认,六四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陈希同表态"此事本身,也同样不会见诸于中国国内媒体。

当局也不会公布1960年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方便地测算出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时所谓"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饥荒。

《外交政策》杂志文末指出,与以上这些"坏新闻"相比,美国使领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能算作"最为无害的坏新闻"。

来源:《外交政策》 编译:文山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东亚助卿:美中关系之复杂远超当年美苏关系




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外交面临的最难巨挑战就是对华关系,其艰巨远超过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但是他说美国别无选择,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并且寻求稳定、强固的双边关系。

坎贝尔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的副助理部长,卸任后在华府创立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奥巴马执政后,他出任国务院主管亚太的助理国务卿,堪称美国政界最熟悉中国事务的官员之一。

星期三,他在手创的「新美国中心」演说,主题是「亚太世纪」。他指出,美国战略东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不仅在军事、安全等领域与亚太各国合作,也要在经贸等领域强化与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他说,美国面对的最重要国家是中国,而美国在外交上最艰巨的挑战是如何维系强固而稳定的美中关系。坎贝尔说,在许多层面,美、中关系的挑战之巨,超过美国历来所有的双边关系,比起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复杂得多,也要微妙得多。

坎贝尔表示,美、中两国的基本价值观有出入,不过也在许多层面密切合作,但同时也在许多层面不断拉扯、角力,例如贸易、人权。坎贝尔说,处理对华事务,任务虽然艰巨,但美国别无选择。坎贝尔说,美国在外交上最重要的认知是:美国必须持续不断的和东亚交往,这是美国的宿命。他说,如果你询问亚太各国领导人,什么是他们最关注的两任事,几乎每位都会告诉你,第一,他们要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同时也需要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因为这是他们思考的中心点,这不是地缘战略,而是地理位置的现实。第二,他们希望美、中合作,他们了解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了解美、中之间不时有些紧张,但他们要求美、中两国「智慧、成熟的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寻求廿一世纪共同的繁荣。

坎贝尔主动提及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一事。他说,经过密集的外交折冲,陈光诚一家如今在纽约大学。坎贝尔说,他对外交成功深感鼓舞,因为当时可能遭遇更多的挑战,但美国外交官表现出色,而中方的外交官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下完成的事情也令人瞩目。

演说结束后,有会众提问,说一位美籍记者的中国签证被收回,还有几家美国媒体的记者无法获得中国签证,可是在此同时,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的人数却大幅增长,显得很不对等。坎贝尔回答说,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优势,美国把交流不对等视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已经在美中交往的最高层级提出来,同时也会继续提及;而且不仅是个案,而是视为整体的、更大的问题。

作者:刘新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介入李旺阳“自杀”案 唐荆陵全家被骚扰

中国广州维权法律工作者唐荆陵



陆杨

中国广州维权法律工作者唐荆陵因介入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自尽”案,他和家人昼夜受到骚扰,不得不暂停工作,不过他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会继续进行相关事实搜集调查工作。

*为免家人受骚扰 被迫撤出介入*

维权网消息,中国独立法律工作者唐荆陵6月7日在湖南邵阳接受湖南知名民运人士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委托,调查李旺阳离奇死亡案件。唐荆陵曾经是律师,由于他长期从事维权工作,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民权利,被当局剥夺了执照。

唐荆陵开始关注李旺阳案之后,他在广州的家人每天受到骚扰。 已经回到广州的唐荆陵星期四(6月1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必须回到广州,因为家人受到的骚扰越来越严重。 “星期三晚上回到家中。因为我太太已经被骚扰了好几天了,而且越来越严重。”

唐荆陵说,他们会打电话来,或者直接拍家里的门,起初说要查寻网友的情况,后来就直接要找他本人。唐荆陵告诉记者: “他们还会深夜或者凌晨来拍门,如果我太太不开门,他们就会强烈地拍打。起初的接口说要查身份证,其实我和太太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他们并非不认识我们。而且我家楼下当局早就装了监控录像的,我们进出他们都知道。因为深更半夜拍门,我太太一个人在家,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回来了。”

唐荆陵说,他太太不堪骚扰,打电话投诉,还受到接听电话警员的辱骂。

*暂停介入 骚扰即停*

自从唐荆陵回到广州家中,当局对他们的骚扰就暂时停止了。

“现在就没有了。因为我估计当局的目的首先是让我先回到广东,下一步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回来了,当局就暂时没对我太太和我本人进行直接的骚扰。就是没办法到那里做一些适当的调查,当局就可以接受了。”

唐荆陵说,接手李旺阳的案子是出于对他从事民主事业的敬佩。

李旺阳离奇“自杀”身亡之后,有维权、异议人士纷纷发表“我不自杀”声明。

*时机成熟 继续查找线索*

唐荆陵的确顾虑自身安危,毕竟他的家人因此受到了人身威胁。记者问他,是否也需要发表一份类似的“我不自杀”声明。唐律师表示,从内心讲,许多人都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的渴望,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自杀的事实。

唐荆陵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他还会继续调查跟李旺阳“被自杀”案相关的信息,尽管调查很难进行下去,因为跟案子相关的所有知情线索都被当局控制。他还表示,如果有其他律师愿意一起介入,他很乐意邀请他们共同进行有关调查。

另一方面,网友王译王译 ‏@wangyi09中国当地时间6月14日晚7点左右在推特发出紧急信息:因李旺阳先生遇害一事,湖南方面继续加大对李先生亲友的攻击力度,刚才收到邵阳新宁罗茜的信息,他被当局强制带去了广西,请转发。

李旺阳6月6日在邵阳一家医院离奇死亡,警方说是“上吊自杀”。但是李旺阳的家属和中国境内外各界人士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李旺阳是“被自杀”。

李旺阳因为在89年六四期间担任湖南邵阳工自联主席以及后来继续从事民运,先后坐牢22年,去年刚出狱。

李旺阳死后,有网友发起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紧急联署,目前已经有近9000人在网上联署。国际特赦组织6月12日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敦促彻查李旺阳突然离奇死亡事件。

不过,据同北京有许多关系的多维新闻网说, 李旺阳死亡谜案“再有新进展”。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话说,李旺阳案发生后,北京方面极为重视,“已令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着手处理相关事宜,连日来周强已多次与北京方面协调如何妥善处理,相信不日就会有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美国之音中文网

強迫7個月孕婦引產傷害了什麼?

劉鵬 中國新疆

6月4日,陝西鎮坪縣村婦馮建梅被當地強制引產已7個月的女嬰。馮建梅稱不是自願引產的,是鎮上的人強行按其手讓她簽字的。馮建梅公爹稱鎮上事發前曾索要4萬元,不然就強行引產,但是家裏拿不出錢來。對此,鎮計生辦工作人員承認要錢,稱系馮建梅搬戶口的保證金。(據6月14日《華商報》)

在馮建梅被引產事件中,尚有幾個待解的疑問:一是懷孕7個月顯然已經屬於「大月份妊娠」,國家政策明確禁止引產,當地為何在執行政策的時候違反政策?二是馮建梅被引產到底是自願還是強制,何以未告知家屬?而在家屬未在場、沒有在手術單上簽字的情況下,實施引產手術是否合乎規定?向來都是家屬不簽字拒絕手術的醫院,這次何以例外?三是鎮裏索要4萬元錢,屬於什麼性質,其與引產到底有無關係?如果按當地鎮計生辦的說法,4萬元是「搬戶口的保證金」,又不禁讓人生出新的疑惑:國家哪項法律法規規定了所謂的「搬戶口保證金」,就算有,鎮計生辦有何權利收取「搬戶口保證金」?

馮建梅被引產事件,一方面折射出了當地相關部門為人民服務水平的低下。綜合媒體的報道可知,當地逼迫馮建梅引產的主要理由,是馮建梅屬非農戶口,不符合生二胎政策。而在此之前,當地也曾多次催促其遷戶口和辦理準生手續。這難免讓人不解:一是,做為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相關部門,對老百姓需要辦理的相關手續,難道就只能是嘴上催一催?二是在懷孕未超過6個月,未進入「大月份妊娠」之前,何以未採取措施,未嚴格落實政策?

另一方面,逼迫引產再一次揭示了權大於法、權力漠視百姓利益的執政弊病。就算馮建梅正常妊娠,然後生下第二胎,其最多也不過是超生,進行相應的罰款等是基本的處罰手段。至少,她並不是犯罪嫌疑人。因此,「他們怕我看見,用我的外套把我的頭蒙住」,「用枕頭蒙住我的頭,兩個男的,一個捉住我左邊,一個捉住我右邊,右手被捉住寫字,另一隻手被強迫在按手印」,以及索要4萬元錢等,這其中均含有違反法律、侵犯人權的嫌疑。折射出權力的嬌縱與恣意妄為!

強行為7個月的孕婦引產,表面上看,傷害的是孕婦馮建梅和其家人的權益,事實上,引掉孩子的同時,也引掉或者說流掉了政府的形像和權力的公信,傷害了社會公民對人性化執政、執法,對公平、溫情、以人為本等基本社會公理與公義的渴望之心!

對此,各地政府相關部門,在執政與執法過程當中,當引以為戒!




BBC中文網

陝西強迫墮胎案官員停職接受調查

馮建梅引產後(網絡截圖)

馮建梅引產後(網絡截圖)


強迫懷孕7個月的孕婦墮胎的陝西官員已停職接受調查。

新華社說,陝西安康市政府決定對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局長江能海、鎮坪縣曾家鎮人民政府鎮長陳抨印、鎮坪縣曾家鎮人民政府人口和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龍春來停職調查,待事件查清後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報道說,安康市政府還許諾要第一時間公布調查處理結果。

中國互聯網爆出消息說,安康市鎮坪縣農村婦女馮建梅因為政策外懷孕,在6月2日被強行引產,當時她已懷孕7個月。

網上還出現馮建梅被強制引產後,胎兒屍體躺在她身邊的照片,令人震驚。

中國記者採訪了馮建梅。她對記者說,「我不是自願的,是他們幾個人按著我的手,讓我簽字的!」

馮建梅的公公稱,鎮政府計劃生育官員索要4萬元,但是家裏拿不出錢來。

報道引述馮建梅的小姑子說,鎮政府的二三十名幹部,用衣服蒙住頭,強行把她送鎮坪縣醫院做引產手術。

馮建梅還對記者講述了強迫墮胎的經歷。

她被要求在手術前談話記錄上簽字。她說,「我不願意,他們又用枕頭蒙住我的頭,兩個男的,一個捉住我左邊,一個捉住我右邊,右手被捉住寫字,另一隻手被強迫在按手印。」

馮建梅被推進了手術室時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大約下午4點,醫生給她打了引產針。

6月3日晚,得知情況的大姐鄧吉梅趕到了病房。

4日凌晨3時,一個嬰兒離開了馮建梅的身體,當時馮建梅要求看一看這個嬰兒,醫護人員同意了,在場的鄧吉梅拍下了馮建梅和女嬰屍體的照片。


BBC中文網

德国和中国纷纷就欧债危机表态

作者 安东尼

德国财政部长萧伯乐星期三告诉意大利人民,必须接受总理蒙蒂(Mario Monti)严厉的经济措施,以免沦為欧元区债务危机下个受害者。中国昨天呼吁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召开20国集团高峰会时,表达他们对欧洲的信心。

德国财政部长萧伯乐星期三告诉意大利人民,必须接受总理蒙蒂(Mario Monti)严厉的经济措施,以免意大利沦為欧元区债务危机下个受害者。

萧伯乐(Wolfgang Schaeuble)接受「意大利时报」(La Stampa)访问,询及罗马是否会下一个被推上市场火线的国家时,他说:「如果意大利沿著蒙蒂的道路走下去,就不会有风险。」

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星期三在市场标售一年期国库券,殖利率将近4%,是半年以来最高点,原因是市场担忧意大利偿还庞大债务的能力。

意大利公债达1.9兆欧元(2.4兆美元),相当於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20%,比例之高仅次于希腊。一个月前,意大利一年期国库券的殖利率仅2.34%。

萧伯乐说,意大利在蒙蒂科技官僚政府领导下有长足的进步。蒙蒂政府自2011年11月上任以来,采取紧缩措施、推动退休金和劳动市场改革。

他说:「欧洲各国和市场,大家都接受这点。我只希望意大利国会各方政治势力和舆论持续坚决地支持他,因為经由结构改革、提升竞争力、削减赤字以回归永续成长,是正确的道路。」

另外,萧伯乐也对希腊老百姓在撙节措施下承受痛苦,感到「极為同情」,但坚称,除此别无他法。

萧伯乐在德国「明星週刊」(Stern)访问中说:「危机中的事态很难谈什麼公平…老百姓受苦受难,富人大赚其钱。」

他表示,对「希腊街头的人民真的极為同情。但我没能力拯救老百姓。如果想到那些坐拥游艇的富人,要降低希腊的最低工资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他强调:「如果希腊想恢復竞争力,(最低工资)就必须降。」

萧伯乐说:「希腊人民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投票。不过,选举结果改变不了国家的真实处境,实情是由於数十年经济的不当管理,全国已处於痛苦的危机中。他们必须採行严酷的措施。」

萧伯乐重申德国对整併欧元区债务的立场,表示只有当欧元区真正建立财政联盟时,才能整併债务。

他说:「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就不能整併负债。否则一国可以占他国便宜,不断高筑债台。」

希腊17日举行关键选举之前,保守派领导人萨玛拉斯(Antonis Samaras)星期三说,西班牙各家银行获得优惠的舒困配套方案之后,希腊更想要求欧洲联盟(EU)与国际货币基金(IMF)重谈希腊舒困条件。

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党魁萨玛拉斯说:「我认為,我们可以从变迁中的欧洲获益。」各方关注希腊这次选举,选举结果可能会帮助外界判定希腊是否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界认為,新民主党可能在这次选举胜出。

他说:「希腊有机会再次检讨自己的舒困方案,重新谈判舒困条件,以便达成更多目标。」

多项最新民调显示,没有一个党可以获得国会多数席次,因此萨玛拉斯也呼吁,选后「不排除任何政党,组成全国团结政府」。

中国昨天呼吁各国领导人,在墨西哥召开20国集团高峰会时,表达他们对欧洲的信心。在外界关注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美国与中国经济成长趋缓之际,世界各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强权国家的领导人将于17日在墨西哥度假胜地洛斯卡波斯(Los Cabos)召开峰会。

中国外交部官员刘为民告诉记者:「各方都相信,欧洲方面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说:「欧洲联盟与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多次讲到,欧洲方面有决心、有能力且有资源解决主权债务问题。」

他说:「这次高峰会应该全面认知到这一点,并传达出一个讯息,也就是20国集团对欧洲经济与金融稳定有信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能失速更大

中国经济几年第一季度增长为8.1%,已是三年中经济增速最慢。日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外表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能出现更大的失速,跌到7%以下。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所谓的GDP增速已连续五个季度放缓,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慢。

然而,今年第二季度可能慢到7%以下,比中国政府设定的全年7.5%的目标还要低0.5%,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三电话采访的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可能性不大。

为此,北京经济学者刘正山博士从已经变得宽松的货币政策谈起。

“我 们现在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了,实际上已经放开了,产业有可能重新给推起来。另外我们看最新公布的MR广义的货币数据,现在已经是九十万亿,这是非常大的 数据,虽然总体的基调还是在调控,但实质上的货币量太大,因为它在总体比较宽松情况下,虽然工业数据可能暂时表现不是很好,但实际上因为货币政策比较宽 松,一方面政府的债务我们知道已经有十万多亿,它可以在大环境下继续支撑下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可能跌到7%以下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一前提条件是建立在工业增加值增速通常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三到五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6月份中国经济数据没有明显提高,他所说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园从5月份的中国进出口等经济数据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跌到7%以下可能性不存在。

“5月份的中国进出口贸易都不错。现在尽量要保稳,降低银行利息,增加对名人事业的帮忙。各方面它都在做。最近老美的股票上升,可能中国还不至于下降到那么厉害。”

以上受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度不大可能跌到7%以下。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果真减速到不到7%,中国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刘正山博士认为不会太大。

“现 在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就业问题。通货膨胀这两个不出现大的问题,至少可以稳步地向前发展。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必须数据到七以上或者到百分之八整个经 济才能够逐条的运行下去。在其它很多国家,它的经济增长2%-3%可能就是很正常的速度了。它实际上也是主动下调的一个过程。”

刘正山博士所说的主动下调是指中国政府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改善民生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不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

说到如果中国经济在增速进一步放缓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刘正山博士认为影响是巨大的,郑教授也有同感。

“如果中国的经济跌到7%以下的话,对国际市场当然有影响。股票可能会跌下去。现在大家都把中国看成一个稳定的希望。”

刘正山博士和郑教授两人都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的增速肯定不会低于中国政府设定7.5%的目标。

世界银行今年五月预测,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为8.2%,中国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防止经济硬着陆。

郑教授表示,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世界银行警告的硬着陆就会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洛桑森格呼吁流亡藏人实现自焚同胞的共同诉求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星期四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八次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大会上呼吁流亡藏人实现自焚藏人同胞的共同诉求。

图片: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6月14日在第八次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大会上发言。(西藏之页)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召集的第八次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大会星期四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幕,共有来自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所属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三国44个西藏难民社区的41名主管与3名联络官参加了会议。

这次为期四天的大会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由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揭幕,内阁各部门部长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说。会议召开前特为所有自焚藏人和仍在中共监狱中历经苦难的西藏政治犯举行了一分钟的默哀致敬仪式。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索南多杰在会上致词时表示:“召开这一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以流亡50多年的经验作为基础,在12个议题上展开讨论,争取改善和巩固各西藏难民社区,包括行政事务,并在内政部的赞助下,致力于解决各地西藏难民的生计问题。”

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发言时表示,西藏难民社区虽然是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的下属部门,但事实上各社区主管是作为内阁的代表展开着与各部门有关的工作,同时直接接触基层藏民,因此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义务。

洛桑森格就近日达赖喇嘛两位特使请辞作了介绍,并指出内阁将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

洛桑森格表示:“西藏流亡社区中存在着严重的依赖倾向,这对社区发展造成阻碍。因此内阁鼓励的自力更生、自主创业的观念应在藏民间做好思想工作,增进觉悟非常重要。”

洛桑森格还对西藏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流亡藏人争取实现自焚同胞的共同诉求。

“西藏局势正处于紧张中,境内自焚者已达38人,其中29人过世。那些自焚者以民族利益为重不仅做好献身准备,并付诸行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境内藏人作为西藏的主人,他们发出的诉求,流亡藏人要永记在心,并要争取去实现。”

洛桑森格表示,境内自焚藏人的共同诉求将是今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讨论的主题。

“他 们(自焚藏人)的诉求表达得非常清楚,总体来说就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自由’。这两点诉求要怎样得以实现?我们能做些什么?正是我们要面对和 讨论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将在今年9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作为会议主题展开讨论,让与会者全面探讨为缓和西藏局势,流亡西藏官民能做些什 么?”

洛桑森格说,要实现境内藏人的诉求,就得展开活动,但前提必须是按照内阁和议会的指示去做,即任何藏人在今后展开或参与的活动,都要以和平、合法和具有公信力为基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报道。

2012 香港夏天的憤怒街頭

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中國人那一杯茶,而是一杯毒酒,在浮華世間醉意中走向社會崩解。

這是一次驚爆的街頭運動。沒有人會想到,在六月中旬攝氏三十多度的熱浪中,香港會有兩萬五千人走上街頭,去為一位僅僅幾天前還不知道是何許人的湖南工人李旺陽申冤,要為他的「被自殺」而吶喊。

那些在六四時還沒出生的九十後,或是在六四時仍是孩童的八十後,都成為這次抗爭的先鋒。他們參與絕食,走在示威隊伍的前列。對於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門風暴,他們只是從父輩的回憶中認識血淚的歷史,但今天的李旺陽事件,卻是他們親自參與、感受直接經驗的血淚。這也將他們自己的命運,第一次和中國的命運聯繫起來。

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香港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密不可分。一個沒有法治與程序正義的中國,也將必然威脅香港的法治與程序正義。今天他們挺身而出為李旺陽抗爭,也是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

就是在這樣熱浪滾滾的街頭中,他們釋放了香港人的憤怒,也釋放了十三億中國人被壓抑的集體理想——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不能成為經濟繁榮的犧牲品。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當代中國人的那一杯茶;恰恰相反,這只是一杯毒酒,讓人在浮華世間的醉意中,一步又一步地走向社會的崩解。

這其實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無論中國的經濟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繞不過法治這一關。這次李旺陽事件的關鍵之處,就是完全沒有程序正義。一個疑點重重的命案,卻是草草地、粗暴地處理,讓世人目瞪口呆。而踐踏法治的根源,在於當局維穩的心態,一切都是「穩定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一切壓倒穩定」。

這也和陳光誠事件一樣,地方的維穩系統,在這樣的高壓措施中,獲得巨額的維穩經費,因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誘因,可以不顧任何法律與常識,作出讓人髮指的違法事件。

其實薄熙來事件早就帶來啟示,沒有法治的中國,沒有人是安全的。今天濫權的官員,明天也可能被濫權而受害。黨國結構龐大的專制體系,卻往往不去追究地方的濫權,甚至在體制上鼓勵這樣的違法措施。

維穩,維穩,中國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維穩,維穩,也使中國越來越不穩。

如果沒有王立軍的出走美國領館,薄熙來和谷開來所牽連的幾宗命案,可能就永遠深埋在黑暗中。如果陳光誠不是進入了美國大使館,他在山東被長期壓迫、蹂躪的事實,中央也是不聞不問。

中國的法律系統,被政法系統的專制權力所閹割,無法發揮追求正義與公正的制度功能,反而成為權力傲慢的工具,陷人民於不義,也最終陷執政黨於不義。

這就是今年香港夏天憤怒街頭的信息。李旺陽事件是香港政治的拐點,也是北京與香港關係的拐點。它肯定衝破了一國兩制的模糊界線,因為香港和大陸的人民都相信:一國兩制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一國良制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

邱立本

亞洲週刊

陳之嶽:史學大師何炳棣傳奇




史學大師何炳棣去世,享年95歲。他半世紀來在西方鑽研中國史學,作出原創性和拓荒式貢獻,享譽學界。但他七十年代歌頌文革的往事,卻是晚年不堪回首的歷史。

六 月七日以九十五歲高齡在南加州辭世的史學大師何炳棣(Ping-ti Ho),半世紀以來辛勤耕耘於加拿大和美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園地,對明清兩代社會史的研究、對中華文化與文明源起的探究、對中國古代思想的追摹,著述豐實, 且皆具原創性和拓荒式的貢獻,而為海內外學界所同欽。但他的學術主張和政治傾向亦不斷引發爭議。一九六六年,何氏獲選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出任美國亞洲學會(AAS)會長,寫下華裔學者首次在全美大型學術組織擔綱的新頁。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楊雅南(Anand Yang)則為擔任該會會長(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的第二位華裔學者,楊氏專業為南亞歷史和政治。

何 炳棣是浙江金華人,一九一七年生於天津,長大後身材魁梧。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日文秘書蕭正誼一九三八年初見何氏後對友人說:「我以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書生,沒料到他是關西六尺大漢!」何氏曾就讀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和 南開中學,因鬧學潮而被南開開除,後於一九三三年秋進山東大學化學系,翌年夏轉學清華大學,決定棄化學改學歷史。

何炳棣天生是個好勝而又 不服輸的人,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何考了八十九分,同班同學姚克廣(後改名姚依林,曾任中國副總理)獲九十二分。姚對何說:「能得八十九分也很不錯啦!」 這句無心的話卻大大刺激何炳棣,而使他「即刻下決心就以西洋通史這門課作為磨練意志的對象」,第二次月考果然考了九十九分。當時教西洋通史的是劉崇鋐教 授,後來曾擔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何氏在清華歷史系的大一國文老師是俞平伯,系主任蔣廷黻在第二學年秋季開學前自蘇聯及西歐休假返校,何氏大三時準備選 修蔣氏所開的中國外交史與一戰前歐洲外交史等兩門課,但蔣卻應蔣介石之召離開清華到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十個月後改任駐蘇聯大使。因此,何炳棣未上過蔣廷黻的課,但他一直尊蔣為師。何在清華曾受業於馮友蘭、陳寅恪、雷海宗、吳宓等名家。

何 炳棣一九三八年從清華畢業,他在二零零四年台北允晨出版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說,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這一年主要的收穫是鞏固了我與邵景 洛之間的愛情」。後來嫁給何炳棣的邵景洛是紹興人,一九三九年獲清華文學士學位。何氏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抵達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清華)歷史系助教,一九四零 年第一次參加留美考試,未過關;一九四四年重考第六屆清華公費留美考試成功,屬西洋史門;同時獲錄取的有物理學門的楊振寧(何比楊大五歲,後成終生好友) 等二十二人。何氏總平均七十八點五分,居二十二人之冠。很注重分數的何炳棣說,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學考試總平均最高的是何氏筆下的「曠世通才」錢鍾書。

一 九四五年秋,何氏飛往印度,候艦赴美留學,他說:「西南聯大人文方面所表現的研究自由和治學途徑的多樣是永遠值得我們憧憬的。」何氏負笈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專攻西洋史(特別是英國史)。他說,在哥大六學期,上課聽講不多,主要是自己廣泛閱讀而又系統地讀書。何又說:「作為哥大研究生,我在紐約共住了三十 一個月另一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紐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鐵道系統。……我和景洛離開紐約的那一天,車費的價錢才加 倍到一毛。」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何氏的長子何可約在西雅圖出生。何炳棣說,他的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一八七三至一九一零》是真正 有創造性、有魄力的東西,迄今仍未正式發表,但他表示,目前學界所做的研究還趕不上他幾十年前的成果。一向自負的何氏說,出國以後,他的第一個志願就是在 最短的時間內,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打進西方第一流的期刊。他說,沒有人做到過,他做到了,而且接二連三地做到了。他的博士論文解決了當時美國兩大學派持續多 年的爭論,何氏很自傲地說:「從我那篇文章開始,他們沒法子辯了。給他們決勝負的,就是何炳棣。」

何炳棣於一九四八年前往加拿大溫哥華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任教,一九五二年正式獲哥大博士學位。一九六三年應芝加哥大學之聘,兩年後擔任芝大湯普遜(J. W. Thompson)講座教授,直至一九八七年榮休後轉往鄂宛(Irvine,又譯爾灣)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九零年第二次退休。何氏在芝大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和同校的政治學教授鄒讜(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合辦一場長達十天的大型國際性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各方高手群集風城(芝加哥別號)。何、鄒把研討會論文編成三冊出版,書名為《危機中的中國》(China in Crisis),內容專論中共的政治體制和中國的歷史傳統以及中共的國際問題。

何炳棣在清華雖未上過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亦為哥大博士)的課,但蔣氏「認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所以鼓勵歷史系的學生同時修讀經濟學概論、社會學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課程。在歷史的大領域內,他主張先讀西洋史,採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後再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課題」。何氏頗受這個觀點的啟發與影響,他說:「回想起來,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只有清華的歷史系,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與中國史學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並重。……我自問是一直真正走這條路的。」

何 炳棣的治學生涯大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專研以明、清時代為重心的社會結構、會館組織和階層流動,主要著作包括:一九五九年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中國 人口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一九六二年哥大出版的英文《帝制中國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層面,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一九六六年台北學生書局出版的 《中國會館史論》。這些專著和其他學術論文奠定了何氏的學術地位,並使他成為中國社會史的頂尖學者。

何氏說,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到芝 大圖書館翻閱印度考古書冊,發現印度史前稻比中國仰韶村文化遺址中的稻還要晚些,文獻記載更晚,「於是終夜難眠,決心鑽進史前考古資料,探個究竟,不期就 此長期跨出明清了」。何氏在這第二階段的治學過程中,一九六九年推出中文《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一九七五年推出英文《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此書副題為《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討,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此外,又在一九九五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中國 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何氏對古史的解釋有不少新觀點,贊成者很多,反對者亦不少,筆戰交鋒擦出甚多火花。

何氏晚年進入其治 學第三階段,以全副精力鑽研中國古代思想,並獲得與傳統學界不同的結論,他說;「中國哪裏是儒家的傳統?是孫子、墨子、商鞅的傳統啊!儒家不是沒有作用, 如果沒有儒家的融化,我們都接受不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墨子最講人道,兼愛非攻……墨子是倒楣,幾千年備受儒家的攻擊。在我看來,孫、墨、商才是中國傳統 文化的軸心,哪裏是儒家啊!」何氏臨終前,仍在病榻上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的論文。

何炳棣讀小學三年級時,其級任老師劉逸民對他的評語是:「如能愛眾親仁,則美玉無瑕矣!」何氏說:「七十多年來每一念及,不禁懍然嘆息,這第一位級任老師竟能如此銳利地指出,並正確預測到我一生處世最大的缺陷——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何 氏在學界以跋扈、桀傲、脾氣壞、愛罵人和難以相處出名,被他當面罵過和文字批過的中外學人不計其數,他批黃仁宇「對歷史不忠實」,又說:「黃仁宇被紐約一 個州立大學撤職。當時我在芝加哥,還有好幾個朋友,寫了多少次信想幫他復位。」他在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痛批考古學家張光直(歷任耶魯、哈佛教授、 中研院副院長,已故):「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又指責張光直是中西學界「反對何炳棣」陣營的中心人物。何氏充滿火氣地 指出:「我第二次退休後遲遲進軍先秦思想就是忍無可忍,不得不嚴肅批判當代海外風頭最健、對儒學極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維明教授。」又稱:「但老輩當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還是莊重的,而杜維明英文語句之備極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廣大的讀者予以暴露。」

何 炳棣亦曾經聲色俱厲地當面大罵過引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研究中國史的漢學家房兆楹,何氏日後對此事頗感懊悔。曾於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任亞洲學會會長﹑來自匹茲堡大學的日裔女學者羅友枝 (Evelyn Sakakida Rawski),亦曾被何氏痛批詆毀中國歷史。何氏批評芝大同事顧立雅(Herrlee G. Creel)不懂中國古文,要找他幫忙,芝大博士、顧立雅的學生許倬雲強調,那是何氏「亂說」。何氏敬重胡適,以擁有胡適為他寫的大幅杜甫羌村詩而自豪, 但他批評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是他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他亦曾當面說胡適花太多時間於會客。何氏 說:「我對胡先生的景仰之處決不是他的史學,而是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地位。」

何炳棣不是一個躲在學術象牙塔裏的學者,他酷愛美味,食量極大,數十年前吃過的好館子和佳餚,他都能記得一清二楚。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有強烈的愛國心,他極度關心國事,曾在七十年代熱烈參與海外保釣運動。他也喜歡接近政治權力人物,學界盛傳他曾送一把寶劍給蔣經國。但 他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新加坡發表演說,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前國民黨的腐化和孔、宋貪污盜國,香港《新聞天地》卻報道他抨擊台灣的國民政府,蔣介石即質問中研 院院長王世杰,導致何氏和中研院斷絕二十二年關係,直至物理學家李政道的兒子、芝大史學博士李中清力勸其老師何炳棣與中研院恢復關係,加上楊振寧曾於一九 八六年訪台慶祝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八十大壽,何氏始於一九九零年赴台參加中研院第十九屆院士會議,與中研院恢復關係。

何炳棣於七、八十年代在海外知識分子中(特別是香港、台灣留美學生)的名聲如雷貫耳,原因是他經常在當時親北京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撰文歌頌新中國、吹捧中國的進步、宣揚大陸鋼鐵、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料的產量將以倍數成長。在何氏的筆下,四人幫時代的中國、批林批孔時代的中國和毛澤東專制下的中國,處處充滿了希望與生機。親台灣的留學生不齒何炳棣的一面倒,親中共的留學生尊何炳棣為精神領袖。一九七四年五四運動五十五週年,紐約親北京學界在哥大舉行盛大集會,邀何炳棣等人演講,由研究作家茅盾的耶魯女博士陳幼石擔任大會主席。

何炳棣自己對當年一味歌頌中共而有損史家公正判斷的行徑,頗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何 氏說他一九七四年在《七十年代》所撰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在海內外影響很大,「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 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 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何氏在《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中說:「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這些觀點及那些文章是何炳棣學術生涯的敗筆和污點,難怪他「願意忘掉」!亦難怪他在回憶錄中不願多談他在極左年代的不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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