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小胡錯判內蒙形勢,老胡急調重兵護犢

    由於胡春華誤判形勢,將原本屬於經濟糾紛的事件,看成為“蒙獨”性質,施行鐵腕鎮壓,結果招致蒙民反彈,局勢差點失控,迫使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急調四個師震懾,才使局勢穩定下來。


《明鏡月刊》古民


2011年5月曾一度引起中外關注的內蒙古騷亂,近日又傳出爆炸性內幕:由於胡春華誤判形勢,將原本屬於經濟糾紛的事件,看成為“蒙獨”性質,施行鐵腕鎮壓,結果招致蒙民反彈,局勢差點失控,迫使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急調四個師震懾,才使局勢穩定下來。
國務院某知情人士近日透露,5月份的內蒙騷亂,原本是一起極其簡單的民事糾紛。5月11日,錫林郭勒盟一位牧民企圖阻攔運煤貨車開入草原時被撞至身亡,引發民眾長期以來對官商勾結,開發與運輸缺乏規範,嚴重破壞草原生態的不滿情緒,衹要加以有效疏導,及時懲凶除弊,就可以化解。


小胡錯判內蒙形勢。

但由於胡春華長期待在西藏,思維受到民族矛盾及“藏獨”的慣性影響,過於偏執於事件背後所謂的“蒙獨”因素,佈局時陷入舉輕若重、本末倒置的境地;同時,胡春華多年來一直以胡錦濤為榜樣,遇此事件,也想傚法當年胡錦濤在西藏的鐵腕鎮壓手法,一方面向胡討好,另一方面樹立封疆大吏的形象,於是小病大醫,施以高壓政策,致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幾近無法收拾的惡劣地步。
抗議半月餘後,事態愈演愈烈,國際社會強烈關注,蒙古民眾愈加心齊,反倒逼“蒙獨”情緒,迫使胡錦濤急調四個師的兵力入蒙,力行彈壓,才將事態控制住。

知情人稱,胡春華錯判形勢,幾可用“誤國”評之。所謂“蒙獨”,原本衹是幾個不成氣候的人在海外鬧騰,本無多大影響,更無多少民意基礎。中共對蒙古族,也一向十分寬仁,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蒙獨”都沒“藏獨”、“疆獨”那樣深刻的民族矛盾做基礎。
但思想僵化又急於表現的胡春華,錯出棋招,反而擴大“蒙獨”因子。現在事態雖然控制,但蒙古族人情緒並未穩定。北面的蒙古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已經發生數起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可以說胡春華一招夾雜著私心的錯棋,已經種下中國北疆不穩的禍根。

知情人稱,聯想到胡春華在河北處理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遲鈍、無能,胡春華的非同一般的平庸能力已經顯現。三鹿毒奶粉本是一件地方性事件,衹要胡春華本著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主動承擔河北省的管理責任,及時處理受害兒童的安撫和賠償問題,三鹿事件就不會演化為國家事件,害累中央背上巨大包袱,同時也為全國其它地方種下穩定隱患。現在全國的受害兒童家屬,都在各地維權。本來應該集中在河北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全中國的問題。全因為胡春華只考慮一己官位之私利,胡錦濤護犢心切,不惜由中央扛下包袱所致。
這樣的人,據傳還要調任北京市委書記,到時若再出個“非典”之類的突發事件,以如此執政能力,不知還將出什麼“笑話”,惹下什麼禍事。(《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29期)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4

趁胡锦涛访问,各路团体移师香港“上访”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6月29日至7月1日期间莅临香港出席回归15周年庆典以及为梁振英新政府监誓,但不少人却趁此机会到香港“上访”,包括为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一案申冤,另有团体宣称要揭发胡锦涛主管西藏时残暴镇压藏胞的内幕,也有在大陆投资被贪官吞产导致家庭破碎的港商群体。此外,过去曾参加7.1大游行抗议大陆地方政府强占民间土地的受害人,亦陆续透过多个管道到达香港,组织示威行动,尽管大陆边防当局已限制7.1前后内地人民访港。

据东方日报报道,警方正考虑设立一个「递信区」,让各示威团体可以派代表入内与领导人有较近距离接触,避免出现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期间的“生人勿近”尴尬场面。但有关的计划仍在筹划之中,目前暂未有定案,料日内有最终决定。

近日网上流传一张「6.30追击胡锦涛」海报,内容披露胡锦涛1989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为镇压藏人要求藏独的游行,出动武警及解放军铁腕镇压。苹果日报报道,海报引述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事件中有约60到80名藏人被枪杀,但真正死伤数字一直被封锁。

苹果日报又指,一群在大陆投资却惨被贪官吞占资产的港商,亦将准备向胡锦涛“拦路申冤”,特别是他们指责的其中一个贪官,就是胡锦涛亲信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报道指,年届七旬的港商王文金,在山西以1200万元港币投资一个铜矿,2000年被另一矿场以私有化为由侵吞。他去年在上访期间却被十多个大汉绑架,并以诈骗罪名刑事拘留,至今未见家人一面。报道指,王的妻子指控,幕后黑手正是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仗着弟弟令计划是胡锦涛大秘书而作威作福。

事实上,趁着7.1即将来临,多个港商25日一起到香港立法会大吐冤屈,声称他们在大陆投资,却被地方官府欺压和侵占财物,致使他们血本无归。王文金一家6年来不断上访,却被香港驻京办推卸不在职责范围之内。王文金的儿子王冰池表示,内地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他父亲杀死,一分钱都不用赔。王冰池怒斥山西省官商勾结之余,还将连同一班家园被强行拆迁、工厂被一夜抄家等的港商,争取向胡锦涛呼寃。

过去香港7.1大游行申诉的议题,大多与香港政治民生有关,但近年来大陆社会及维权事件,亦受到港人关注,游行的议题因此而“大陆化”,包括刘晓波、艾未未以及最近的李旺阳等事件的诉求,亦见诸游行行列。

胡锦涛访港期间,全程有中南海保镖及本港警方的要员保护组(俗称G4)近距离保护;场地内、外的保安则由警方逾4000人的三层保安梯队布防,包括每队170人、共6个大队的机动部队及逾百人的快速应变部队;连同重点及搜查组、爆炸品处理组及把守本港各重点位置如领事馆的反恐特勤队及戒备人手,料警力达6000人。





廖亦武:老基督徒張應榮無所顧忌講經歷

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明鏡月刊》廖亦武


前奏

2005 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 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 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 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 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 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 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 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裏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老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90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 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3 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 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穀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幹彝、黎族、 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3個年頭。
老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 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50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 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 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裏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10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 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 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裏就被劃為地主。
老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5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裏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未完待续。《明鏡月刊》)

陕西遭引产孕妇家庭被骚扰丈夫失踪


镇坪县横幅网络照片
镇坪县打出了标语横幅指责被引产孕妇一家卖国贼


陕西镇坪县怀孕七月孕妇遭引产的消息曝光后,孕妇冯建梅和丈夫邓吉元受到当地政府的骚扰。
各种报道称,邓吉元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在邓吉元日前接受德国《亮点》周刊(Stern)的采访后,对这一家庭的骚扰更加公开。
在冯建梅所在的医院外,有人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而邓吉元在失踪之前与县政府官员谈话时被人殴打,官方称打人者为“酒疯子”。
署名邓吉元妹妹邓吉彩的微博写道:只因为我们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他们就来了那么多人,骂我们卖国贼,我们是卑微的小民不懂大道理,可我们都有良心吧,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有家庭,也有孩子,可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是谁养活的你们?

引产

此前,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妇女冯建梅被强制引产。
当时,腹内胎儿已经7个多月,近乎完全发育。6月11日,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网民愤怒、舆论大哗。
事件曝光后, 陕西安康市政府决定对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江能海、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抨印、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龙春来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报道说,安康市政府还许诺要第一时间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但中国媒体跟踪报道称,至今邓吉元冯建梅没有等到任何处理结果。
邓吉元曾计划前往北京,但是遭到当地官员的阻拦,并曾被人踢打。
据邓吉彩介绍,此后邓吉元身边便常有四五个人跟随,防止他进京。到6月24日晚,邓吉元与家人和外界失去联系。

涉泄中朝导弹车交易日本官员自杀


朝鲜导弹运载车
日本据称掌握了中国向朝鲜出口导弹车的证据

日本多个主要传媒周一(6月25日)晚上起陆续报道,外务省一名官员被怀疑向传媒透露中国对朝鲜出口导弹发射台车的消息后,上周三在东京郊外的千叶县茂原市家中被发现死亡。
警方调查后认为案件不存在凶杀可能性,认为可能是上吊自杀。
这名47岁的官员是外务省第二国际情报官室的企画官,今年4月刚从海上保安厅调到外务省工作,千叶县警方周一透露消息时没说其姓名。
不过消息披露后,马上有网民在外务省网络上查看名单,初期看到第二国际情报管室企画官“河野优”的姓名,但很快就被外务省删除。

追踪泄密途径

本月中旬日本主流传媒纷纷引述政府内透露的消息说,日本政府获得了中国向朝鲜出口导弹发射台车的记录。
外务省在调查内部可能泄漏这一机密情报的消息源时,该名官员作为几名被怀疑泄密的对象之一,准备接受调查。
当时日本报道的消息称,日本海上保安厅去年在大阪港口检查一艘柬埔寨船籍的货轮时,发现了中国企业向朝鲜出口特殊车辆的清单记录等。
日本方面将有关证据转交美国,指证中国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对朝鲜出口导弹相关物资的决议。

再与中国有关

报道引发了日本内外关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次日证实美国获得相关消息,已要求中国说明。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中国企业向朝鲜出口导弹相关物资,说明出口的只是民用车辆。
当事件在国际上正趋不了了之时,日本政府内部追究泄密的行动则是外弛内张。
前年9月中日东海撞船后,日本政府追查网络上流传的撞船录像时,一名海保厅官员承认泄密后遭解雇处分,政府同时也加强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处规定。
外务省04年也发生过驻上海领事馆一名46岁的电讯官涉嫌中美人计、泄密自杀的案件。

人权组织要求中国保护缅甸难民


人权组织要求中国向缅甸卡钦族难民提供保护。从去年6月以来,为躲避缅甸政府军追捕而进入中国云南藏身的卡钦族人可能已达1万名。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周二(6月26日)发表一份报告,呼吁北京政府对这些缅甸少数族群难民暂时提供保护,并保障救援组织不受阻碍,向难民提供帮助。

该组织在报告中指出,难民生活在恐惧中,担心随时会被遣送回缅甸冲突地区。

报告称,难民们抱怨既无足够的住宿可能,又没有足够的饮用水、厕所或医疗保障。一些难民甚至被逮捕并遭审讯。卡钦族是主要居住在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

多年来,卡钦族武装组织同政府军之间一再发生战斗。

德国之声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决為遏阻各州移民苛法打開大門


美國最高法院25日的裁決,不僅否決了亞利桑納州移民法的關鍵條款,還為聯邦法院推翻其他州移民法的類似條款打開了大門。

但支持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的人士表示,該裁決允許州政府在執行聯邦移民法中扮演重要角色,允許地方政府核查非法移民嫌疑人的身分。

高院否決了亞州移民法的下述條款:所有移民必須獲得或隨身攜帶身分證件,非法移民尋找或繼續工作屬於犯罪,警方可不經法官批准,逮捕非法移民嫌疑者。

阿拉巴馬、喬治亞、南卡、印第安納和猶他州的移民法,至少一部分內容跟亞州2010年通過的移民法相同。高院的裁決將使針對這些州移民法的訴訟得以繼續進行。

這些州移民法的部分條款已被聯邦法官暫停實施。許多聯邦法官一直在等待高院的裁決,以便做出最後裁決。他們相信高院裁決會提供一個重要的司法先例。

阿拉巴馬州移民法為全美苛峻之最,它不僅包括亞州移民法的大部分內容,還要求公立學校核查新學生的身分,允許警員在交通攔檢或其他執法過程中「合理地」確定非法移民嫌疑者的身分。

高院的裁決為第11聯邦上訴法院裁決這些條款是否有效鋪平道路。該上訴法院也在研議喬治亞州移民法,該州法允許警員檢查民眾的移民身分。

該裁決還可能使聯邦法院對印第安納州移民法一個條款發出的禁止令變成永久決定。該條款允許警員逮捕被聯邦政府下令拘捕或遣返的任何人,即使他們並未涉嫌犯下其他罪。

猶他州律師沙特勒夫(Mark Shurtleff)表示,猶他州移民法要求重罪嫌犯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該條款引起的訴訟正在等待聯邦法院的裁決,高院裁決意味著原告將會獲勝。

高院沒有觸動若干訴訟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州移民法鼓勵警員搞種族偵防(racial profiling)。這就使下級法院可以以此為由,推翻各州移民法的部分條款。

高院裁決還將嚇阻其他州考慮類似移民立法,或至少使他們在立法時排除已被高院否決的條款。

世界新聞網,美聯社阿拉巴馬州伯明翰25日電

重慶警官:王立軍驕橫跋扈 目空一切


重慶一名中層警官撰寫13萬字的「見證王立軍」長文,經內地著名律師陳有西推薦,25日在網上曝光。文章大爆王立軍執掌重慶公安後種種醜行,刻劃了一個「變態、殘暴、無情、專橫」的中國高級警官形象,讀之觸目驚心。

文中提到,一次王立軍去解放軍醫院看病,醫生指他有心理疾病,表現為性格缺陷,他大怒要刑拘軍醫,但被軍方阻止。王聲稱出訪過400多個國家,秘書寫材料時不知如何下筆,他大罵「你懷疑我嗎?混蛋,我槍斃你!」秘書被嚇得抑鬱成疾。

文中稱,在2009年初,王立軍在公安大學進修時的班長對到北京辦事的重慶朋友說,「用八個字可以概括王立軍的全部:變態、殘暴、無情、專橫」。不久,從遼寧鐵嶺方面又傳來對王立軍的評價,結果如出一轍。

後來,從王立軍在重慶的一言一行看,這八個字全面、準確,毫不誇張,毫不冤枉,的確高度概括了王立軍驕橫跋扈、目空一切的全部人生。一位資深老公安在提前退休之前說,「現在重慶市公安局就像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可能爆炸,只缺一個點火之人了。」

重慶緝槍大行動,王先花錢雇線人去遊說那些已金盆洗手的造槍前科人員,誘騙他們到重慶秀山重操舊業,然後王率部行動「圍捕」,因繳槍不夠多,又從公安收繳倉庫中運出大批充數,供領導和民眾「參觀戰果」。

王立軍初到重慶時妻子同行,他下班後無聊,下令要手下跟他「加班」;王妻肖淑莉調去後,他任命妻子為某部負責人,只領薪水不上班;王立軍的父母在老家保母開支、女兒在北京讀書開支等全由重慶公安局支出。王立軍的警衛按中南海一級標準,他的貼身保鑣多達25人,外出就餐時,餐館要清場戒備。

世界新聞網香港新聞組香港25日電

開槍還是不開槍: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


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

文/Mark R. Thompson

中國、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運動有著相似的開端,都是以群眾為基礎、非暴力的抗議來反對持強硬路線之政權。然而在十年多之後,中國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和東歐的成功革命卻變得似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些國家之後的發展可謂「天差地別」。

在下令軍隊向和平抗議者開槍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治者處決或囚禁了數以百計的民主活動人士,同時還逼迫其它民運人士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卻從未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火,且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隨後都垮台了。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兩國均已不復存在,但包括近期選舉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彼此繼承者,都已變得民主化。

正如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對其所作的形容,東歐的民主化往往被視為「一個單一的雪球」(one single snowball)。 波蘭、匈牙利的協議式轉型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轉型兩者之間的差異一直都被人們淡忘,而後兩個國家在當時遭受血腥鎮壓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們忽視了。

相反,東歐的民主被視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集團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結果。 因為中國的鄧小平並非是與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動者,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鎮壓也就被視為向著非民主方向發展會出現的理所當然之事。然而持強硬路線的共黨領導層並非僅中國一家,儘管戈爾巴喬夫暗示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應該進行改革,兩國當時的領導人也同樣頑固不化。

人們很容易忘記當時兩國均瀰漫著一種恐懼: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議者將會遭受與中國學生示威者同樣的命運。東德政權故意製造了這類焦慮,該政權在當時選擇僅對中國政府擊敗「反革命」的作為大加讚揚。反對派領導人和普通示威者則以嚴肅態度看待這種赤裸裸的威脅。

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萊比錫的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天——成千上萬民眾正準備和平反對東德政權的和示威,而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卻在歡迎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東柏林並讚許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採取的鎮壓抗議的行為。另一位東德政治局成員則警告兩位新教領袖說,北京「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言下之意很明顯是在說東德政權不排除武力鎮壓抗議者這一選項。

對萊比錫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規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還有28個各有80名義務兵的流動警察小隊也被動員起來反制示威運動。政工人員向已經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員之後的最終團體做了情況簡報。 「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么是他們,要么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

萊比錫各家醫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漿,這個信息讓示威者普遍聯想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同樣,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權中央委員會數位成員「草率的考慮了採取中國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議開始的第一周曾認真考慮過動用武裝部隊的做法。 抗議者擔心遭到開槍鎮壓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學生示威被野蠻驅散之後。

「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發生的事件並未與北京天安門事件以同樣方式收場?」這仍然是1989年革命歲月中最重要的謎題之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嘗試解答它。各種解釋往往太重視文化差異以至於看不出這種比較有何意義。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宣揚了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認為西方式民主並不適合亞洲國家。 著名美國學者亨廷頓也以類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的衝突。 儘管如此,前東德成功開展民主化及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關於東柏林的紅色普魯士和波恩的內閣民主的爭論,更遑論德國固有的威權主義特徵。

儘管台灣進行了民主化,但認為中華文化天然具有威權主義成分的相似成見迄今仍未被棄之一旁。 本文有意識地忽略了這些文化主義的論點、這些對一種文化內涵所做的假設、以及東方主義視角。學者們在思考為何中國會向抗議者開槍而東歐國家卻並未這麼做時,提供了四種重要解答:政黨的正當性(Party Legitimacy)、社會現代化、領導層的行為及反對派的策略。

儘管每種解釋都對解開此疑問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們全都忽略了1989年時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共同政體類型及其亞型(subtypes)之間的差異。 1989年時的中國和東歐國家共黨政權都是後極權主義的政體,但在中國的「初期型後極權主義」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滯型後極權主義」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

杰拉爾德·西格爾(Gerald Segal)和約翰·菲普斯(John Phipps)提出了這個問題,即共產黨軍隊捍衛各國共產黨、對抗大眾抗議的動機是什麼。他們認為,在經歷過一次國內革命鬥爭的國家,軍隊會持續對共產黨效忠是因為本土性的軍隊都以爭取權力為第一要務。這樣的戰鬥有助於增強政黨與武裝部隊及革命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感。如果有操控性影響力的外國強權明顯非常希望軍隊如此行事,那麼軍隊就會付諸行動……也許是因為有蘇聯人,東歐共產黨政權才得以掌權,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後它們便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了自信。

東歐共黨政權的正當性危機的深度超過了中共政權,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國家決策過程中的關鍵要取決於蘇聯的態度也是世所公認的。在中國不存在外部的仲裁者,但東歐的情況卻是蘇聯當局的意見起到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如果沒有蘇聯的同意或者至少是善意中立,1989年的東歐要發生革命是不可思議的。

杰拉爾德·西格爾和約翰·菲普斯關注精英正當性問題。與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支配(domination)形式的分析中所強調的大眾正當性不同,精英正當性重點在於政權內部人士的忠誠。 瑞格比(TH Rigby)和費倫次·費赫(Ferenc Feher)認為,「即便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大眾)正當性只起部分作用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國家,正當化(legitimation)的模式作為統治者和其行政人員之間權威關係的基礎仍保留了其重要性。」

瑪瑞爾·馬庫斯(Maria Marcus)把即便缺乏大眾支持的共產黨政權的內部正當化稱為「來自上層的正當化。」 遵循這種論點,朱塞佩·Di·帕爾瑪(Giuseppe Di Palma)提出,雖然一個自我宣稱「有德性的政權( virtuous regime)可以在沒有大眾支持的情況下存活……但當其不再相信自身的德性(virtue)時卻幾乎無法存活。」

丹尼爾·弗里德海姆(Daniel Friedheim)在其對東德安全機關精英所作研究中,用資料支持了這樣一種爭議性論點,即極度依賴外國支持的政權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就失去了內部正當性。弗里德海姆針對「秘密危機團隊」成員——黨的領袖、文職國家官員、安全機關官員——所作的調查披露了在拒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部之前對於該黨執政目標近乎一致的支持突然受到侵蝕。

弗里德海姆暗示東德「團結、僵化的領導層」利用「無所不在鎮壓」」和對無組織的反對派的蔑視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穩定的假像。但當從莫斯科發出的「霸權信號」(hegemonic signals)發生改變的時候,許多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干部便對他們政黨的正當性失去了信任,與此同時其軍隊機關的忠誠度也打上了問號。

儘管缺乏這類系統性的數據,但林茨(Juan J. Linz)和斯特潘(Alfred Stepan)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提出了一種類似的觀點。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開始慌張和困惑起來,特別是當戈爾巴喬夫要求對蘇聯在1968年做出的干預行動予以譴責時,要知道蘇聯對布拉克之春所作的鎮壓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強硬派存在的理由。隨著對自身統治權的日益質疑,當示威和罷工於1989年11月中開始興起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強硬派便快速失去了對該國安全機關的控制及其忠誠。

相較之下,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在一場危機局勢中,一個自信的黨保住了由解放軍的槍桿子中得來的權力。

然而現在看來,與1990年那時相比,西格爾和菲普斯的論點似乎不那麼具有說服力了。本土革命正當性並不足以挽救戈爾巴喬夫1991年在蘇聯的統治。他的政權並非是在面對平民革命的挑戰時崩潰,相反卻是在一場來自統治精英同志的失敗政變後垮台。蘇聯與1989年的東歐和中國情勢如此不同。但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的共產黨都在精英正當性方面嚴重受挫。

在1991年8月份的蘇聯,蘇共地位下滑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大部分安全機關拒絕服從戈爾巴喬夫、蘇共及軍隊首腦的指揮。當外部依賴性或許使得共產黨政權更易在危機期間走向崩潰時,政黨從其革命過往所汲取的獨立地位及民族自豪感卻並非軍隊忠誠的保障——正如蘇聯的經歷所展示的那樣。無論是對本土政權還是對仰賴外國勢力之政權,都必須要更好地理解共產黨政權中政黨正當性下滑的一般性原因。

作者簡介:Mark R. Thompson,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政治系教授

原文出處:《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2001年第34卷第1期

此文由譯者團隊翻译


中国公务员的优厚养老制从何而来


   自6月初以来,中国养老金存在的各种问题持续发酵,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历来被口诛笔伐的养老双轨制,无可避免中枪了。

  所谓养老“双轨制”,即是企业职工养老需自掏腰包,公务员在职时分毫不拔,退休后待遇却比企业职工优厚。公务员这种“超国民待遇”,堪称世界独一无二。
  那么养老“双轨制”如何形成,经历哪些变迁?
  【一】养老双轨制由来已久,58年后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伊始,养老双轨制已存在。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依据不同制度,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优于企业职工。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标准得到统一,养老双轨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
  养老双轨制建国初已存在,公职人员养老标准优于企业职工
   养老金“双轨制”由来已久。建国初期,企业职工的养老根据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则根据其他条例来 退休的。譬如,1950年颁布的《中央级直属机关暂行供给标准》中,就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养老事项;1955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等条例陆续颁布,正式规定了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自此,公职人员的养老自成世界,且其养老标准优于企业职工。
  58年国家统一职工和公职人员养老制度,养老“双轨制”暂退出舞台
  养老金“双轨制”一刀把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划分成两个世界,普通民众真金白银缴纳养老保险,而公职人员半毛钱不花却享受比普通民众更高的养老待遇。尽管养老金“双轨制”招致了无数的口诛笔伐,但仍然屹立不倒。养老制度的统一看似是遥不可及的。
  但其实它曾短暂退出过历史舞台。
  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统一规定了职工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根据规定,企业职工及公职人员都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费用源于财政,退休待遇与工作年限挂钩,以退休时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
  之所以统一养老标准,是要降低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进而减轻财政负担
  1958年出台养老新规后,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便下降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说得最清楚:
   “这个规定(即《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编者注)的第四条规定,一般年老退休人员的退休费,按照本人连续工龄的长短逐月发给本人工 资的50%到70%,这和‘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是相同的。……新规定的退休费标准比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人工资的50%至 80%),对于少数人来说(即公务员人员,编辑注),是稍降低了一点;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的优惠待遇也由’可以酌量提高‘改变为‘不超过本人工资的 15%’。为了和企业单位待遇一致,免得相互影响,这样略加调整是必要的。”
  当时高层要通过统一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来降低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马文瑞坦承新规定的出台,目的之一就是“节约”,换言之就是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总的看来,新规定的退休以后的待遇和现行的规定出入不大。这里既要考虑力求节约,又要考虑能够使应该退休的职工乐于退休。因此,我们认为新规定的待遇 标准是比较适当的,不宜再提高,也不宜再降低。如果将来职工的工资水平有了更多的提高,这个暂行规定中所定的退休人员的待遇标准,还可作相应的改变。”
   当然,统一养老标准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节约开支”是当时的主题,在1958年前后,工人和干部的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引起了高层的担忧。1957年 周恩来八届三中全会上时说:“我们确实为广大职工办了许多必须办的好事,但是,主要缺点是走得快了一些,办得多了一些,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广大农民生 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不相适应。……公费医疗中的严重浪费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情况。由于福利费使用不当,群众意见很多,特别是有些单位将福利费过多地用于领 导干部,造成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影响。但是,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于职工生活中某些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关心不够的现象,也是必 须注意纠正的。”(《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周恩来,1957年)
  但养老城乡依然有别,农民养老没保障
   虽然职工和公职人员之间养老标准统一了,但城乡之间的养老差别依然存在的。建国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理应获得国家的保障。遗憾的 是,农民养老只能自生自灭了,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才获得集体的保障。1956年开始施行五保户制度,对农民孤寡老人进行救济,但享受五保救济的农民只占 少数,据研究统计,1958年享受“五保”待遇的有519万,占当年农村总人口的0.9%。
  【二】80年后双轨制回归:公职人员养老由国家全包
   文革结束后,政府机构臃肿,干部老年化严重,1980年领导层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好让他们尽快退休。从此,公职人员和职工执行不一样的养老制度了。 从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国家开始改革旧有的养老制度。在新的养老制度下,企业职工养老不再由国家全包,需要交纳费用了,但是改革只针对企 业,未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养老依然由国家全部买单。国家曾尝试改革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但都无疾而终,至于针对机关单位的养老金改革更是未见踪 影。
  文革结束后人员臃肿,邓小平: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文革结束后,大量的老干部重返岗位,“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1979年,各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各省市自 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者占50.55%,其中65岁以 上者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许多老干部年高体衰,积劳成疾,很难承担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
   如何精简人员,让老干部退下去,令干部年轻化呢?显然,最起码要保证老干部退休后生活依然过得滋润,让他们甘于退位。领导层对此心知肚明。1979年7 月29日,邓小平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
  高层指示快速成为政策:80年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养老双轨制具雏形
   高层的指示很快就成为政策。1980年9月《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颁布,1982年2月,《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台。至 此,公职人员和职工的养老开始分道扬镳。根据规定,“干部离休后,原标准工资(含保留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其他各项生活待遇,都与所在地区同级在职 干部一样对待,并切实给予保证。医疗、住房、用车、生活品供应等方面,应当优先照顾。”
  老干部离休制度,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它只针对1949年9月30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尽管当年出台政策是好让老人退下去,但这两条法规成为日后公职人员养老的制度基础。
  90年代初双轨制成型:工人要掏腰包养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仍由国家全包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此后,工人养老不再由国家全包。但国务院又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不执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由人事部负责,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1992年,原人事部就曾下发《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上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要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城镇各类职工中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精神,逐步改变退休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做 法。”人事部还在云南、江苏、福建、山东、辽宁、山西等省搞了局部试点,但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公职人员养老依然沿袭旧有制度,由国家全包。
   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实行职务级工资制,规定“离休人员,按离休前本人职务工资和津贴的全额发 给”,同时规定实行新工资制度后离退休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职务工资和津贴按国家有关规定打折扣后计发退休费,费用列入国家预算。该规定成为现行公职人员 养老制度的法律基础。从此,企业工人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又再被划分为两个世界。一般而言,职工退休后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的60%左右 ,而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则有退休前工资的90%。
  双轨制下养老待遇差距:“企业干部不足2000,机关门卫近5000”
  养老金双轨制下,职工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养老待遇差别有多大?
  职工、事业单位、机关单位人均月养老金(2001——2005年)
  来源:《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离退休费用对比分析》,任钰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根据统计,到2005年底,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职工两倍多,如果算上津贴、补贴等等,差距更大。据媒体报道,2012年,职工与公职人员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达3倍之多。
   2010年全国两会时间,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说了一个典型例子生动说明了职工与公职人员养老差距:“两会前,国企退休老干部董岳童,联合30多名企业 退休人员给我写信。信中介绍,一名在县级机关做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4600元,而董岳童等人的退休金还不足2000元。企业按月缴纳退休金,公务员 不缴纳退休金,可退休金反而最高。”
  取消“双轨制”:仅向事业单位人员开刀,丝毫未触及机关公务员
   公众对养老金双轨制怨声载道,要求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的呼声日渐高涨。2009年,国务院重启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 市搞了试点,改革方式包括有: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等。
  据了解,由于改革之后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的收入将大幅降低,改革遭到特别事业单位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抵制。2009年两会期间,科教文化界共有大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要求暂缓实施这一改革。
   “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仍只有1080元说明平均养老金太低了,应该考虑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而不是降低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正确的‘养老金制度改 革’,应当是让企业的养老金向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靠,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而不是让事业单位向企业靠,降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全国人大代表戴敏对媒体 道出抵制的缘由。2009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惠及于民”的提案对事业养老改革提出异议。
  “对公务员来说,改革没有预期,自然是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而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戴敏还指出,养老金改革只向事业单位开刀,丝毫未触及机关公务员,改革并不公平。
  结语
   梳理养老金双轨制的历史变迁,不难发现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几乎是政府自己说了算。公职人员本来就是公众请来的管家,管家的待遇怎样,应当由主人说了算。 所以,公职人员退休标准如何,应该交由人大决定。可是事实让人失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跟政府都亲如一家了,公众取消养老双轨制呼声一片,代表委员却表示 “没有研究”“不好评价”或“敏感”、“会激化社会矛盾”等。养老金双轨制何时到头?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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