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前瞻之反腐篇：切割薄熙来 反腐料有新局

编者按：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推出《十八大前瞻》系列文章，多维度、全方位解读中共十八大可能释放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意涵。此文为系列文章之反腐篇。以下为文章全文：

    原标题：反腐任重道远

    作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今年中国政坛的一大看点，无疑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这也是继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后，近几年因腐败而导致下台的层级最高的官员。耐人寻味的是，在薄被双开后的新华社的通稿中，其被描述为一位“五毒俱全”的权贵后代，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竟在他做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起，就一路带病提拔，最后成为位高权重的一方诸侯，位列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只是因王立军事件的爆发，才被牵连出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的反腐形势和机制的病症所在。

    德国哲学家、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的腐败，有如黑格尔所描绘的这般。据统计，改革以来，中国被查处和判刑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不下百位，仅前年以来，就有好几位，其中除了薄熙来外，引起关注的还有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腐败窝案等。腐败的严重不仅表现在官员级别高、数量多，也表现在贪腐的金额大，团体腐败乃至腐败制度化上。更重要的是，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和毒素，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已由“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

    无数事实说明，当腐败泛滥成灾，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心的丧失、社会的衰败及政权的崩溃。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由于我们是一党执政体系，并处于转型进程中，虽然腐败还处于可控程度，但腐败的继续扩散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大幅降低了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削弱了其执政基础。此外，它也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

    对于腐败的上述危害，中共当然清楚，因此才会有最近10多年来的严厉反腐及众多高官的落马。从中国反腐机构和制度设置来看，世界少有国家有中国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制度规定。比如，在党内，有纪检；在政府，有监察；在司法，有检察；在经济，有审计。它们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形成了纪委的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的党内反腐模式。除此外，中国还时不时用运动式的方式，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去反腐，党和政府希望办几件大案要案，处罚高官巨贪，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但现在看来，此种反腐模式和方式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却差强人意。虽然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可在腐败和反腐的较量中，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即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时，执政党承诺反腐，再腐败，再严厉反腐，以致无穷，然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现有的反腐机制未能击中腐败的要害。“三位一体”的反腐模式在凸显党的作用的同时，也使得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反腐的制度建设显得不足。而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反腐方式，在一个政权建立初期，确实有效，然时间一长，由于此种处理方式本身很难对基层官员产生震慑力，同时，它依赖对政策的执行，时间长了，对政策的执行自会懈怠，此外，由于官员的利益错综复杂，时间一长，也容易结成利益同盟，因此，其效果也会大大减弱。

    不管导致腐败盛行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吏治腐败本质上表现为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或少受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治理方式公开和透明性不够，因而，要使反腐取得实质成效，彻底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一方面，是反腐本身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还需要其他一些更基础的制度变革。前者包括重构反腐的治理路径，将目前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加强司法反腐的力量和建设。后者包括从思想上清除官本位的影响，淡化官本位观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调节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领域，改革公共预算体制，并使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做到公开透明，同时开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策制定的渠道；对“一把手”的权力要有实质限制和制约；建立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理顺监督体系，强化各类监督等。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官员的腐败一般都是积小贪为大贪，积小腐为大腐，有一个逐渐发展和膨胀的过程，当下的反腐制度建设，还须重视官员带病提拔的现象。从薄熙来的案例看，正是此前在选拔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失效，才导致薄一路被带病上位。所以，必须建立官员选拔的责任追究制度，除了有对腐败者本人的处治外，还须对举荐者等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追究其连带责任，只有这样，上级部门和领导在考察和选拔干部时才会小心谨慎，严厉把关。另外，就是要强化技术在反腐中的作用，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

    吏治腐败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前对薄熙来的惩处和切割，反映中共对高官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坚定反腐的决心与信心。这是一个好的强烈的政治信号，由此判断，十八大对反腐会有新的部署，开启新的反腐格局。


大公報

元老功不可沒 倒薄未擴大

與薄熙來相關的文藝、出版作品引發外界揣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鳴認為，薄一波、谷景生確為開國元老，不可能因為子女出事，而被抹去功績。至於歌頌重慶的書籍仍然有售，他判斷是因為原本對於薄的處理只覑眼於刑事案件，並無擴大至重慶模式，相信後續會慢慢處理。

涉薄書籍 未及處理

「當時全國都看覑重慶。」張鳴說，薄熙來是讀新聞出身，很懂得宣傳、出版的重要性，所以組織學者開展相關研究，重慶市還專門有撥款，「當時能看清薄的人很少，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覺得左比右好。」張鳴解釋，也有學者就算不是收了重慶的撥款，也願意為重慶模式「吹喇叭」，這是「押寶」在薄熙來身上，未必真的欣賞他，「他狠啊。押給他比較保險，如果不押給其他人，可能也沒什麼事，但是如果不押給他，萬一他來整我怎麼辦？所以這種事一點也不奇怪。」他又指，從谷開來案件可以看出，一開始對薄熙來的處理只是限於刑事案件，並未針對「重慶模式」；但後來發生變化，對薄從重處理，「這也是剛變，所以對於這些（書）來不及清理，這是以後的事了。」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歐陽五：「黃金假日」不全是輕鬆愉悅

近來本港遭遇慘痛海難，而內地在中秋、國慶「雙節」期間也接連「遇難」。雲南彝良山體滑坡致18學童喪身校舍，河北保定爆炸案死傷數十人，首次實行免費通行的高速公路更上演了一幕幕驚人車禍。諸多事件雖各有原因，卻都給長假帶來不安氣氛。

事故頻發，中南海高層也難得安閒，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迅速就香港撞船事故作出反應，溫家寶、李克強、周永康等人則被彝良災難所牽動，溫總還親赴雲南手捧菊花送別遇難學生。

普通民眾切身感受的則是，全國各大景區爆棚，垃圾劇增成了清潔工的「噩夢」，華山等地還爆出惡性案件，連休8天的「黃金假日」給國人帶來的不全是輕鬆愉悅。當此之際，央視推出以「你幸福嗎？」為題的街頭調查，諸如「我姓曾」之類的回答又不失時宜地增添了註腳，網上有關幸福的激烈爭論，折射出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糾結的心態。

滿足民眾期待考驗十八大

假日裏最受爭議的話題當屬高速公路免費政策，一方面利益集團不願讓利於民，限油設卡加劇擁堵，另一方面還有更底層的民眾認為有車族已為「富人」，惠民政策當針對農民工之列等等。在輿論紛爭的背後，隱約可見中國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階層分化、意見分化。

「黃金假日」裏的眾生百態，不妨視為中國社會現實的一個縮影。在景區鬧市湧動的人流中，恐怕罕有達官貴人趕在此時「湊熱鬧」；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悠閒購物的一部分中國人，恐怕也不會理會國內公路是否免費，不怪乎有網民稱國慶長假為「窮人的節日」。

按照心理學最簡單的定義，需求得到滿足即為「幸福」。而當下中國，民眾的需求過於分化，對於社會公平的焦慮感與日俱增。任何改革和政策調整都可能招致爭議和批評，以至於陷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說的「改革困難，不改革更困難」的境地。

長假前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稱，計劃於11月8日召開的十八大將「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當局並承諾促進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然而，知易行難，如何繼續踐行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如何破除體制障礙和利益糾葛，對新一屆執政集體來說無疑是一項長期考驗。


香港  明報

魏千峯：謝長廷與民進黨的功課

民進黨前主席、行政院前院長謝長廷前往中國大陸的破冰之行，輿論多給予正面評價。

當然，中國行對謝長廷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他直接面對民進黨多年的罩門：如何回應中共「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框架，民進黨過去不願正式面對，現在及未來也是個大問題，但謝長廷願意接受試煉。若通過考驗，謝將超過其在黨政的格局；若禁不起黨內外的夾擊，謝則可能喪失在民進黨內建立的地位。

兩岸最大問題其實存在於中國，中國一直將台灣視為尚未收復的國土。國共這幾年的共識是「九二共識」，但中國的詮釋是「一個中國」原則，馬政府說法則是「一中各表」，然而馬政府的希望是從「互不否認」到「相互承認」，迄今，卻是台灣承認中國，中國不承認台灣，中國始終在「一國兩制」中以經濟誘餌要吃掉台灣。而民進黨內部對中國的統戰，大多無力應付，尤其基本教義派提不出一套取代「九二共識」的策略，使民進黨施展空間越來越小，以致在選舉時，多數民眾無奈地選擇國民黨。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有如職棒的小球隊在大球隊的「主場」競爭。中國左右大部分的規則及資源，台灣得在不利的環境中找出路，又不失自己的立場。若民進黨為贏短期的勝選，對中國讓步比國民黨多，未來兩黨競向中國輸誠，那麼，台灣的路將越走越艱辛。謝長廷此次中國行，聰明地表達他一向主張的「憲法各表」，一方面表示與中國存在若干關聯，另方面堅守獨立主權的立場，給中國面子，亦努力在台灣建立「中華民國」的共識，結合獨立派與中華民國派的認同。謝的「憲法各表」比馬的「一中各表」，更能令台灣社會放心，也較能獲美日等國的信任。

民進黨須多充實

有些人認為中國對台灣的目標離不開「一國兩制」的框架，較願意選擇傾中的國民黨。此說法固然有道理，但台灣與中國的政治、歷史與文化差異頗大，除非中國正面承認台灣，其本身又轉化成民主國家，否則儘管它動之以情、利或武力威脅，短期皆難奏效。而縱使國民黨政府較有傾中立場，也不可能否定自己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立場，不然，它將不見容於台灣社會，因此，國共共識其實相當虛幻脆弱。在馬政府施政表現不佳下，不挑釁的民進黨，也是個選項。

謝長廷中國行突破多年來民進黨過於保守的中國政策，可謂開創時代的先行者，不失為各方較能接受的模式，然而謝長廷與民進黨仍有許多功課必須充實。1.善待來台陸生、陸勞與大陸配偶。2.包容不同意見者，此包括綠營中的異議者、國民黨與藍營支持者。3.深耕台灣的民主人權法治。4.多認識與了解中國。5.除中國外，還要將眼光放在美、日、東南亞與印度等世界。總之，要提升民進黨的作法與公共政策，擺脫過去勤於內鬥的習氣，民進黨才可能有開闊的明天。

作者為律師

台灣   蘋果日報

中國7軍艦越界 日方轟挑釁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中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動作頻頻，除了連日派公務船至釣魚台海域，日前更有7艘中國軍艦駛經沖繩附近海域，昨有日本媒體質疑此舉違反中日間的危機處理機制。另一方面，兩岸三地包括導演侯孝賢等400多名華人知識份子連署，呼籲「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反對任何政治團體為一己之利，挑起領土爭端。

日本《產經新聞》稱，中日當局今夏達成共識，在中方艦艇通過日本近海海峽時，須提前通報日方。中國海軍艦艇今年4月與6月通過鹿兒島附近的大隅海峽時，中方就透過傳真通報日本駐中國大使館。但7艘中國軍艦本月4日駛經宮古海峽前，並未知會日方，顯然是針對釣魚台問題表達抗議。

467華人籲回歸理性

雖中國擺出強硬態勢，但截至前晚，已有467名華人知識份子在網路連署（連署信箱：huiguilixing@gmail.com），呼籲在沒有更好的對話前，應先擱置爭議，連署文指日本在戰後並未承擔歷史責任，讓周邊國家民眾心悅誠服，日本應先「面對這些積怨，尋找化解途徑」。連署並反對暴力保釣及利益集團與政治派別挑起領土爭端，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及學者馮建三等均參與連署。


台灣   蘋果日報

朝廷無策可平戎 花錢難買真和平

在馬尼拉舉行的首屆東盟海事論壇擴大會議剛剛落幕，越南外交部副部長范光榮在會後宣稱，中國承諾提供三十億元人民幣與東盟建立海上合作基金。在南海、東海主權爭議風起雲湧之際，北京當局不思長治久安之計，卻繼續沉迷於派錢外交，以為金錢能買來和平與友誼，可謂咄咄怪事。

所謂「東盟海上合作基金」，說穿了，無非是中國政府掩人耳目，花錢買和平的把戲。出席論壇的中國代表表示，當局會就航行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海上搜救等海事領域，與東盟展開合作，並藉是次會議，與東盟討論未來可能展開的融資活動。他強調，大家應該「聚焦合作，致力於增進政治互信，促進共同發展」，而不應聚焦「具體爭議」。可惜，這根本是中方的一廂情願。

「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這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菲律賓、越南等豺狼成性的國家根本不吃這一套。這些國家對中國大玩兩面手法，銀子也要，土地更要，早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應邀訪華，好吃好喝好玩之餘，還順手拿走七十億美元訂單，但換來甚麼呢？換來的是恩將仇報，越南佔領中國近三十個南海島礁，瘋狂開採海底資源，而菲律賓則與中國在黃岩島對峙，又將南海改名西菲律賓海，出版將中國領海包括在內的所謂新地圖，中國政府的慷慨援助，都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對外慷慨 對內計較

在今次東盟海事論壇上，菲越聯手向中國發難，逼中國以多邊會談方式解決南海爭議，而美日則在旁邊起哄，企圖逼中國就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竟然還要以德報怨，認敵為友，誰侵犯中國的利益，誰就得到中國的獎勵，誰侵犯得最多，誰得到的獎勵最大，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愚蠢的外交政策嗎？可以說，中國邊疆狼煙四起，周邊鄰國得寸進尺，氣燄囂張，完全是中國政府「慣」出來的。

「傾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正是中國政府近年來「金錢外交」的寫照。過去十年，中國各類外援的總額高達一千七百億元，但到底換來多少友誼呢？每當中國遇到危難，有幾多「朋友」為中國仗義執言、抱打不平呢？表面上中國朋友滿天下，實際上全都是酒肉朋友而已。

更叫人難堪的是，中國政府對外大手大腳，對內卻錙銖必較。早前雲南發生泥石流掩埋校園事故，十八名小學生死亡，當局給予的賠償僅是每條人命兩萬元；而在國內有無數兒童赤足爬山涉水上學之際，當局卻向外國贈送豪華校巴。難怪有人諷刺，中國政府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外國人服務」。


太陽報

國人哪識傷心地 遙指前程是馬關

日本誓言要與中國打法律戰，所恃者便是日清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證明日本賊心不死，至今仍惦記着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無時無刻不想恢復昔日「榮光」，中國若不提高警惕，悲劇隨時重演。

再過兩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按天罡地支六十年一輪迴，正好兩個輪迴，此時重溫甲午戰爭尤其《馬關條約》簽訂的歷史，可以給那些沉醉於中日友好的天真之徒當頭棒喝，促其清醒。

當年簽訂《馬關條約》，清朝派出的全權大臣是李鴻章，其隨從有港人熟悉的伍廷芳，而日方是首相伊滕博文與外相陸奧光。伊滕博文雖然對李鴻章生活照顧極其周全，甚至連天皇宮中的暖椅都搬到馬關的春帆樓，但在談判時卻居高臨下，盛氣凌人，根本不容李鴻章辯駁，只能答同意或不同意，不同意便繼續開戰。日為刀俎，華為魚肉，由此可見一斑。

伊滕博文提出停戰的條件是以大沽、天津、山海關三地為質，佔領期間由清政府支付日軍軍費，而當時日軍還未佔此三地便獅子大開口，並且限定李鴻章三日之內答覆。與此同時，日本又派特混艦隊悄然南下，暗中攻佔澎湖列島，進窺台灣，以形成既成事實之勢。

恥辱不遠 忘戰必亡

談判期間發生日本浪人槍擊李鴻章事件，引發國際輿論大嘩，當時清政府以悲情爭取列強同情，期望各國援手干預。伊滕博文眼見不妙才稍作讓步，賠款從四億両減為兩億両，但割地條款絲毫不變，並催促清廷和約換約一個月後兩國派員交割台灣，李鴻章稱，「台灣已是口中之物，貴國何必心急」，伊滕博文此時迸出一句讓中國人永銘在心的狠話「尚未下咽，飢甚」。

春帆樓見證了中國人的屈辱歷史。十幾年之後梁啟超船過馬關，靜聽海濤拍岸，往事不堪回首，傷心欲絕寫下「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

這首詩道盡了中國人心中的憤怒與悲哀。如今日本政府居然再用《馬關條約》向中國勒索釣魚島，其狼子野心怎能不令人憤怒？但光是憤怒無濟於事，關鍵是知恥而後勇，對日本政府今次非法「國有化」釣魚島要迎頭痛擊、針鋒相對。

日本朝野右翼化，軍國主義回潮加速，尤其是去年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洩漏之後，日本急欲向中國轉嫁危機，在釣魚島問題採取攻勢，期望將中美拖下水，改變東亞現有地緣政治格局，使日本重新崛起。當年的朝鮮政局引發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而今次中國也必須從全局、長遠的高度看待釣魚島之爭，防止馬關悲劇重演。


東方日報

明鏡預報：十八大佈局料有驚變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紀安

  

   「現在這樣鬥下去，中共非得被自己人毀掉不可！」一位軍中人物獲悉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再有驚變，發出如此感慨。

      明鏡網最新獲悉，中共元老們圍繞十八大人事佈局出現嚴重分歧，原定政治局常委人選又出現新版本，有「鐵定」入局者可能「出局」。

    今年八月上旬北戴河會議上，中共元老們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班子達成了基本共識，但幾天之後出現翻盤，至八月下旬，政治局七常委會的名單改為：習近平、張德江、李克強、王岐山、劉雲山、張高麗、李源潮。

     明鏡網獨家、完整披露了這個名單，並指出了其中令人意外的職務分配：劉雲山升為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不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而任政協主席，李源潮而不是張高麗任中紀委書記。

      9月28日，一如明鏡網獨家預報：中共宣布了對薄熙來的「雙開」和十八大會期。

     明鏡網當時即指出，推遲十八大召開時間，給原來已經「出局」者提供了新的希望。

    現在的情況的確如此，在過去一周的「黃金假期」中，中共召開了「第二次北戴河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有人從名單中被刪除了，換上了原來一個落敗者。

   即將出版的《外參》雜誌，就此作出了詳盡披露。

   現在看來，不排除還有變化。

何频：海外信息传递成政治势力斗争工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瑞迪

中国政治的不透明运作为小道消息流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２０１２年初，原本仕途坦荡、信心十足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夜之间垮台，使得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交接之际的政治生活平添许多戏剧性的色彩，促使各种传言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广泛传播，更随九月初有望在十八大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习近平神秘隐身谜团，进入一种近乎亢奋的状态。如何看小道消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小道消息是否可能促进中国的消息传播走向较为正常的道路？媒体面对真假传闻如何自处？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以披露中国政治生活内幕见长的海外中文出版集团明镜集团总裁、旅居美国的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先生。

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访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小道消息与中国政治

法广：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小道消息一直伴随中国政治生活，经年如此。但这次围绕18大，情况是否与往年有所不同？ 何频：非常不同。其实，小道消息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新闻报道中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大新闻最初都是先从小道消息开始流传的。但这在中国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新闻自由，而且，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力量提升，社会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小道消息流传就越来越广。当然，这同现在信息发达也有关系，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信息勾通最普通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发布消息，传递消息，这就是小道消息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另外，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中国特殊之处：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 法广：围绕18大，各种传闻不断，可以说是一种传闻大爆炸，在您看来这说明什么？如何解释这次中共高层人事争斗之激烈？ 何频：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想象的事情、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结果在中国都一一发生了。比如，今年2月2号，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的时候，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是非常迟疑的，非常怀疑的，我们发稿时，也是非常小心的。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所有最开始传出的小道消息都是真实的。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到关于令计划儿子车祸的消息，我们在发布的过程中非常谨慎，反复求证。其实，后来我们也没有得到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从几个管道获得证明这些消息有很高的可能性，我们就决定发表了。当时，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媒体对我们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香港的《亚洲周刊》，台湾的《旺报》等。但是，几个月后，令计划被贬职了，更多的媒体加入报道，证明了我们的报道是真实的。所以，正像有中国网友在玩笑里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遥远的事实，很快就会得到应验……这是中国非常特殊之处。因为，政治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像1989年，当时，人们都有些单纯的理想，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化，或者是需要反腐败，等等，人们对政府还有比较大的信心，但后来的结果是发生了六•四流血事件，镇压了学生运动。当然，那时候，整体来讲，社会上民众比较单纯。                                                         何频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经过了几十年，中国民众对国际情况了解更多，对普世价值了解更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智已开。再加上科技发达，信息传递工具的改变，使人们传递消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而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增加了，因为中国如今在国际社会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对任何国家来讲，他的变数更多。国际上，商人和政界人士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变化，这样就使小道消息传播的热情比以前更大。 海外信息传递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重要工具 法广：在这种传闻大爆炸的情况中，有些所谓小道消息是不经意流传出的内幕，但也有一些消息是故意而为之，传发给媒体。这种取道小道消息的做法可以对执政当局产生怎样效果？是否影响政治生活？ 何频：因为中国的媒体没有任何可以看的消息，官方媒体完全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内，所有的官方媒体的报道都是苍白无力，都是空话、假话、套话，所以，人们渴望看到来自海外的消息。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就利用海外的消息，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决策。比如，某些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很多都是通过海外媒体披露出来，然后影响到政府的最终决策。比如，令计划（令计划儿子法拉利车祸事件）就是在海外媒体广泛传播，慢慢进入中共高级基层，使得高层每个人都知道了此事，令计划再也捂不住了，胡锦涛也捂不住了。所以，我觉得，海外信息传递就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样的结果当然迫使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透明。 像关于习近平的身体问题，各种消息流传很多，我看到在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等，习近平能够得的各种病都报道出来了，这个说是心肌梗塞，那个说是面瘫，又一个说是中风，还有人说得了肝病，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到底真相在哪里呢？但是，在这个（小道消息）传递的过程中，就迫使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透明的动作出来，来证明习近平是不是生病。我觉得，只要小道消息的流传越来越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会强迫中国政府加强透明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道消息是非常有必要的。 短期内看不到中国开放对媒体控制的希望 法广：那这种局面是否会促进中国政府逐渐开放对媒体的控制，让信息传播走向一种相对正常的方式呢？ 何频：短期之内根本不会。如果中共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就根本不可能开放媒体。如果他开放媒体，那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海外媒体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中国的微博，中国其他的民间媒体也会发展起来，而不是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国官方媒体的透明度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前景，除非习近平改革的信心比较大，启动比较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那有可能开放媒体，否则，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希望。可惜的是，中共不得不看到一种悲剧性的情况，那就是现在他们控制不了舆论了，舆论不仅是掌握在一个海外媒体的老板，或者海外媒体的记者手中，也掌握在每一个能够使用网络的人手中，普通民众可以把他知道的消息、他的想法随时随地发布出来。 法广：政治人物有时候会利用媒体传播想要传播的消息，那怎么看那些消息灵通的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么？ 何频：我觉得，任何媒体最看重的东西不在于是谁给它消息，而在于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如果是传递错误的消息，无论这个消息来源是谁，作为媒体，都是不应该的。一个媒体长期的公信力，在于它的专业，它的理性，它的不受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操纵，无论这个政治势力是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或者是民运，或者是其他宗教团体，或者是其他任何政治势力。成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的传声筒，那都是一个宣传工具，是舆论工具，不是媒体。如果是媒体，无论任何人向它提供消息，只要这些消息是可靠的，是应该让大众知道的消息，就是应该报道的消息。我　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比较强大的民间媒体，不受中共、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所控制的媒体，会慢慢成熟起来。 要从复杂的资讯中得出自己正确的判断 法广：您手下领导的明镜集团多年来以披露中国政权内幕见长，这些年也在舆论界打出了一定的信誉。明镜集团面对这样一种传言四起、信息爆炸的局面，是如何辨别真伪，做出报道？ 何频：我们采取两种方式处理新闻。一种是我们尽可能引述或转发各个媒体、甚至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关于某个事件的看法，这样可以让人们在明镜网站上得到很丰富的资讯。但是，我们反复强调一点：读者的判断能力非常重要，哪怕是《纽约时报》或者英国《金融时报》，我们经常都会发现，事后，事实证明他们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这表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可以让人绝对相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资讯来丰富你，使你从复杂的资讯中得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独家报道。有些独家报道后来被证明是对的，也有些报道后来被证明有偏差，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习近平神隐事件，我们每天都得到不同的信息源发来的不同信息，有人说是生病，有人说是背伤，有人说心肌梗塞，有人说中风，有人说面部扭曲，还有人说是政治权力斗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我们不是找两个人问问，这是真是假，而是通过不同的管道，来交叉印证消息的可靠程度。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发出一条关于习近平生病的消息。 我们在得到消息以后，还要通过我们的专家、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进行核实。 我们一个是核实消息的来源，另一个是根据中共公开的资料和历史传统，以及中共自己的制度，来进行一个比较。但是，随着我们的影响扩大，我们处理新闻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这对我们产生的一个不利后果是，我们的消息会比较晚一些才发出来，不像以前那样，一得到消息就会马上发出。得到消息马上发出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要尽量让网友和读者感觉到我们的可信度越来越高。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求证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所有信息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杜青林是接王剛入政治局的熱門人選

　　《大事件》特約記者 劉子東

　　中辦主任令計劃接替杜青林出任統戰部長的新聞，譲很多人對胡錦濤身邊這位曾幾何時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命運唏噓時，似乎忽略了杜青林的去向。有傳聞更說，上面就是等已經沒戲的杜青林到點退休（十八大時已滿六十六歲），好把位子騰出給令計劃的——這就大錯特錯了！

　　杜青林不是下來了，而是“産房傳喜訊”——人家“升”了。“杜青林是接王剛並進入政治局的最熱門人選，”知情者對《大事件》説。

　　當然，人民網9月1日早些時候發佈的消息也頗有迷惑性，引發不少人杜退休的遐想：“杜青林同志已年滿65週歲，按照有關任職年齡規定，不再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

　　實際上，本身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杜青林，屬於國家領導人級別，現年未滿66歲。一般正部級是65歲退休，但如果作為中央領導人兼任，並沒有硬性規定。

　　君不見政治局委員俞正聲已經67歲高齡，還兼任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高麗、劉雲山也年滿65歲，仍然分別兼任天津市委書記和中宣部長；同樣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廖暉，直至68歲才卸任港澳辦主任。

　　杜青林是胡錦濤在共青團中央工作時的部屬，當時任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團中央委員。在過去二十年，杜青林歷任吉林省委副書記、海南省委書記、農業部長、四川省委書記，是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可以說是，資歷完整。 

　　政界人士說，杜青林的仕途起步是第一汽車製造廠分廠，他任過該廠的團委書記、車間主任、革委會副主任、副廠長，而上世紀五十年代，江澤民擔任過一汽分廠廠長。這一背景，增加了杜青林晉昇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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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青林1946年11月生，吉林磐石人。

　　杜青林46歲之前，一直在家鄉吉林省工作，當過共青團吉林市委書記、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中共長春市委副書記、中共吉林省委組織部長，直到出任省委副書記，成為吉林政壇新星。

　　之後，杜青林平步青雲，1992年中共十四大時，杜當選候補中委，並被調往“天涯海角”海南擔任省委副書記，翌年當選海南省人大主任，晉身正部級。

　　不過，1990年代海南樓市泡沫崩盤，經濟一蹶不振，到1998年杜接任省委書記時，爛攤子仍未收拾完畢。2001年杜奉調入京擔任農業部長時，海南經濟才恢復生機。離開海南時，中組部對他的評價是“有主持全面工作的經驗與能力，作風民主、廉潔”。

　　2006年12月，60歲的杜青林再從京城外放，出任四川省委書記。外界都以為，他的仕途會在四川任上完結，然而，一年後，十七大剛過，他又被委以重任，接替已經進入政治局的劉延東卸下的中央統戰部長一職，並在第二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此後杜青林參與多項國家重要大事，包括台灣、西藏問題，以及香港事務。其擔任統戰部長以來，最突出的舉動便是，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一行顯示了他強硬中不無靈活的手段。他除了重申中央政策，還進一步強調“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強硬措辭引人注目。2010年再次接見達賴特使時，他也要求達賴必須放棄“大藏區”和“高度自治”的想法，雙方才有商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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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杜青林展開接任統戰部長後首次訪港行程，兼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會長的他當時表示，主持和統會香港總會成立儀式是他唯一一項訪港任務，顯見該會的重要性。該會由董建華任總監、楊孫西為理事長，宗旨雖為反台獨，但也是中央在港的另一個統戰機構。近年每逢與香港有關的會見、活動，都見杜青林身影常現。

　　之前有說法稱，杜青林是十八大後出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的熱門人選——也就是說，他是現任副總理回良玉並“入局”的熱門接班人選。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曾一度傳聞接回班的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的希望就渺茫了。孫是農學科班出身，也做過農業部長，外放地方後回京主管農業自然是老本行。不過，杜青林也當過農業部長，也外放過四川，十七大之後重返北京，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要說農業知識或許比孫政才略有欠缺，但資歷比孫還是要高一些的。

　　知情者對《大事件》説：“現在，杜青林接王剛已經是十拿九穩了。”事實上，杜青林的三位前任丁關根、王兆國、劉延東，在卸任中央統戰部長之後都成功入局。(《大事件》)

                    杜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