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前瞻之反腐篇：切割薄熙来 反腐料有新局

编者按：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推出《十八大前瞻》系列文章，多维度、全方位解读中共十八大可能释放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意涵。此文为系列文章之反腐篇。以下为文章全文：

    原标题：反腐任重道远

    作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今年中国政坛的一大看点，无疑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这也是继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后，近几年因腐败而导致下台的层级最高的官员。耐人寻味的是，在薄被双开后的新华社的通稿中，其被描述为一位“五毒俱全”的权贵后代，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竟在他做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起，就一路带病提拔，最后成为位高权重的一方诸侯，位列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只是因王立军事件的爆发，才被牵连出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的反腐形势和机制的病症所在。

    德国哲学家、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的腐败，有如黑格尔所描绘的这般。据统计，改革以来，中国被查处和判刑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不下百位，仅前年以来，就有好几位，其中除了薄熙来外，引起关注的还有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腐败窝案等。腐败的严重不仅表现在官员级别高、数量多，也表现在贪腐的金额大，团体腐败乃至腐败制度化上。更重要的是，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和毒素，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已由“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

    无数事实说明，当腐败泛滥成灾，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心的丧失、社会的衰败及政权的崩溃。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由于我们是一党执政体系，并处于转型进程中，虽然腐败还处于可控程度，但腐败的继续扩散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大幅降低了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削弱了其执政基础。此外，它也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

    对于腐败的上述危害，中共当然清楚，因此才会有最近10多年来的严厉反腐及众多高官的落马。从中国反腐机构和制度设置来看，世界少有国家有中国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制度规定。比如，在党内，有纪检；在政府，有监察；在司法，有检察；在经济，有审计。它们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形成了纪委的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的党内反腐模式。除此外，中国还时不时用运动式的方式，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去反腐，党和政府希望办几件大案要案，处罚高官巨贪，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但现在看来，此种反腐模式和方式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却差强人意。虽然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可在腐败和反腐的较量中，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即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时，执政党承诺反腐，再腐败，再严厉反腐，以致无穷，然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现有的反腐机制未能击中腐败的要害。“三位一体”的反腐模式在凸显党的作用的同时，也使得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反腐的制度建设显得不足。而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反腐方式，在一个政权建立初期，确实有效，然时间一长，由于此种处理方式本身很难对基层官员产生震慑力，同时，它依赖对政策的执行，时间长了，对政策的执行自会懈怠，此外，由于官员的利益错综复杂，时间一长，也容易结成利益同盟，因此，其效果也会大大减弱。

    不管导致腐败盛行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吏治腐败本质上表现为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或少受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治理方式公开和透明性不够，因而，要使反腐取得实质成效，彻底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一方面，是反腐本身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还需要其他一些更基础的制度变革。前者包括重构反腐的治理路径，将目前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加强司法反腐的力量和建设。后者包括从思想上清除官本位的影响，淡化官本位观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调节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领域，改革公共预算体制，并使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做到公开透明，同时开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策制定的渠道；对“一把手”的权力要有实质限制和制约；建立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理顺监督体系，强化各类监督等。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官员的腐败一般都是积小贪为大贪，积小腐为大腐，有一个逐渐发展和膨胀的过程，当下的反腐制度建设，还须重视官员带病提拔的现象。从薄熙来的案例看，正是此前在选拔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失效，才导致薄一路被带病上位。所以，必须建立官员选拔的责任追究制度，除了有对腐败者本人的处治外，还须对举荐者等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追究其连带责任，只有这样，上级部门和领导在考察和选拔干部时才会小心谨慎，严厉把关。另外，就是要强化技术在反腐中的作用，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

    吏治腐败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中共在十八大前对薄熙来的惩处和切割，反映中共对高官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坚定反腐的决心与信心。这是一个好的强烈的政治信号，由此判断，十八大对反腐会有新的部署，开启新的反腐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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