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列為通緝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來，吾爾開希三度向中國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國探望年邁的父母親，均未能如願。2012年，吾爾開希在紐約對《新史記》記者回顧流亡生活時表示，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讓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讓吾爾開希對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89年就基本奠定21歲之後的人生
1989年4月20日，在學運尚未成氣候時，吾爾開希與幾名朋友秘密籌劃，期望藉胡耀邦喪禮的機會，將學運組織化，因而發起了“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及“北京市臨時學聯”，帶領8萬多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追悼胡耀邦。4日後，“北京市臨時學聯” 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成員為北京50多所高等院校學生自治會，由吾爾開希擔任主席，並推選其中9所院校為常委院校，“高自聯”也成為1989年民主運動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組織。
一場鎮壓讓情勢翻轉了過來，“高自聯”被官方貼上“非法”、“煽動和組織反革命暴亂”的標籤，吾爾開希也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第9天，即6月13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針對21名學生運動領袖的通緝令中，排在第二位的在逃分子；吾爾開希的流亡生涯自此展開；而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也開始秘密進行。
一開始，吾爾開希逃到澳門，再經由香港到法國。2011年1月初病逝的香港支聯會元老司徒華曾透露，吾爾開希父親是蘭州軍區空軍成員，吾爾開希被通緝後，乘坐父親所駕的蘭州空軍軍機到珠海，司徒華得到吾爾開希在珠海的消息，立即安排接人。
營救吾爾開希的行動三次才成功。第一次，風浪太大，船無法靠岸，但對方仍要收取20萬元的費用。第二次，對方表示有解放軍在附近，無法接到人，卻也要收20萬。第三次終於營救成功，於是，李永達帶著總共60萬的現金，前往香港一家酒店贖回吾爾開希，隔日，吾爾開希就坐飛機去了法國，之後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在美國期間，吾爾開希認識了同樣於美國求學的台灣人陳慧玲，最後，吾爾開希選擇與陳慧玲一同回到台灣，兩人婚後在台中市定區。近年來，吾爾開希的工作重心，已從一名政治評論家，逐漸轉移到科技業上。
吾爾開希在接受《新史記》訪問時回憶，89年時，他是一名學生領袖，從此基本奠定了21歲之後的人生，會是一名中國民運人士、中國的反對派，對於這個身份，吾爾開希認為自己不僅有高度的責任，也有高度的認同感。
但無法再踏上故土，仍是吾爾開希心中的一個遺憾。吾爾開希說：“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因為在國外流亡的這段時間，無法回到自己的祖國、被迫與家人分隔。”流亡，就好比因為89天安門事件而流亡海外的遠志明，所說過的一句著名的話：“得了天空，失去大地。”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說，這段話雖然很詩意、浪漫，但聽在流亡者的耳中，卻很辛酸。
在海外流亡多年，吾爾開希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年邁的雙親。吾爾開希自1989年底，便與家裡保持聯繫，但仍舊無法彌補無法親眼見到雙親的遺憾；就連吾爾開希結婚的時候，他的父母都無法參加，因為其父母被限制出境，無法取得護照；至今，吾爾開希已與家人分隔23年。
吾爾開希曾三度向中領館“自首”，希望回到中國，均未能如願。在海外流亡期間，吾爾開希的父親兩次病危，母親中風，促使吾爾開希下定決心用投案自首方式希望與父母見上一面。
2009年6月3日，吾爾開希試圖入境澳門，表明自首意願，並希望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協助他返鄉探親，但澳門治安警察局拒絕吾爾開希入境。2010年6月4日，吾爾開希欲進入中國駐東京都港區大使館自首，遭日本警方逮捕，隨後被釋放。
2012年5月18日吾爾開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第三度自首，仍不得其門而入。
在自首前，即使明白被拒絕的機率要遠大於被接受的機率，但因為被接受的概率並不是零，吾爾開希仍決定一試。“如果要做政治博奕，一定要做各種各樣的概率分析。相信所有在海外的人都能認同，對共產黨的預估，都不是百分之百準確。我們是它多年來的對手，已經相當瞭解它，因此對它的預估應該是相當準確的，但即使這麼瞭解，我在自首的時候都沒有把握它一定會按照自己的預估來拒絕我。”
吾爾開希（《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