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日《明镜郵報》

• 「行動施壓 還劉霞自由」 元旦「獄卒」激增 胡佳籲網友協力
• 江春男：香港人更火大
• 揭溫家寶家族巨資後遭打壓封殺 北京驅逐《紐時》記者
• 揭露真相何罪之有
• 含苞未放已凋殘 稚子何辜頻受害
• 吳敬璉演繹的一個誇張故事
• 沒有防火長城的日子還有好長一段路
• 中國現在有四股極大爆發性破壞力量
• 魏巍死後又PK了一次江總書記
• 抑留傅作義60萬大軍是厚黑學偉大勝利
• 纽时又爆料: 戴相龙家人获暴利
• 传维族作家狱中离世，原因不明
• 胡佳徐友渔突破重围见到刘霞
•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被迫離中國
• 江澤民老照片 赫見陳良宇
• 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2年12月31日）
• 2012年12月31日《明镜郵報》
• 2012年12月31日《歷史日報》

2013年1月1日《歷史日報》

• 葉劍英要邱會作“吹一吹”毛怎麽誇他
• 杨尚昆、廖伯康证明了什么
• “最神秘人物”戴笠史料解密，化名有27个之多
• 西安事变后20万东北军去哪儿了（下）
• 西安事变后20万东北军去哪儿了（上）
• 王奇生教授答问：当代人如何看前朝史？
• 国民党档案中的毛泽东：从初出茅庐到中共核心
• 小人物与大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华工
• 湘中两场大战的口口相传：“走长毛”与“走日本”
• 胡耀邦问陈永贵：“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行動施壓 還劉霞自由」 元旦「獄卒」激增 胡佳籲網友協力

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度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昨日在北京寓所內度過被軟禁的第三個元旦日，本報記者昨前往探訪，惟疑因近期有多批維權人士和媒體「闖關」，當局加強戒備。在劉宅這座「黑監獄」樓下，負責看守的便衣「獄卒」從平時的1人激增到6人，強硬呼喝及驅趕媒體離開。日前成功闖入劉宅的維權人士胡佳呼籲更多人前往探望劉霞，以行動施壓當局，讓劉霞在2013年重獲自由。

劉霞的寓所在玉淵潭南路9號院17棟4單元，該院斜對面即是中央軍委。自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劉霞就一直被嚴密軟禁在家中。胡佳、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等人在上周五成功闖入劉霞家中探望她的短片前日曝光後，當局將便衣看守從1人增至4人，昨再增至6人，亦要求屋苑保安加緊在周邊巡邏。

昨早記者來到9號院，尚未走近17棟，即有一名便裝人員上來緊跟，待記者走近樓下時，從樓內突然再衝出5人，截停記者問話。記者稱前來「探望朋友」，其中一名便衣強硬回應稱，「我知道你要探誰，上頭已經有指示，不能讓人進大樓裏探訪，最近都不能來。」

便衣臨時工：不要為難我們

而另一名便衣看守則私下表示，「我們也是臨時被人請來看守的，你也不要為難我們，趕緊離開這裏。」該男子還表示，前日和昨日都有人來這裏說要探訪，不過都沒有讓他們進去。而記者向他查詢上周五晚上是否有多人強行進入5樓劉霞的家中，並和他們發生過一些肢體碰撞，他卻矢口否認，稱「最近都沒有人上去過」，不知道記者所說的是什麼人。

劉霞昨早離家陪父母覆診

另據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消息，劉霞昨日上午獲准離家，陪同父母到一家醫院覆診。據稱，劉霞父親已經85歲，去年9月曾經摔傷骨折，需定期到醫院復診，而81歲的劉霞母親也有一些老年疾病。

針對當局未有放鬆監控劉霞，胡佳向本報表示，當局對於網民和海外人士的聯署一點都不會放在心上，「他們最怕的還是行動，只要各地的朋友都來北京探望劉霞，那就是對她的最大鼓勵，也是對當局施加巨大的壓力，令他們不能肆無忌憚地拘禁劉霞，她才可能重獲自由」。

明報記者 北京報道

香港   明報

江春男：香港人更火大

中共大力支持的梁振英，上台半年來，沒一天好日子。他的地下黨員背景，使他的公信力損失一半。他家的違建風波，又使他形象受到重創，他的政治支票無法兌現，朝野對立更為尖銳，香港人對他有無名火，和台灣對馬英九的火大，互相輝映。

陸客赴港人數爆表

香港貧富日益懸殊，樓價不斷飆升，梁振英上台後大張旗鼓的扶貧政策、房屋政策、人口政策，以及老者生活津貼，至今仍屬空谷跫音，無法落實。而中共港澳辦對香港事務的操控方式，由暗而明，甚至可說明目張膽，多數人接受現實，少數人頑強反抗，政治對立日趨惡化。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內地化是大勢所趨，2020年能否普選仍有很多變數。港澳辦擔心香港內部有分離傾向，外部勢力不斷干預。泛民主派內部分歧，勢力強大的親中派則以北京馬首是瞻，媒體言論更是一面倒，只剩下香港《蘋果日報》一柱擎天。

香港人的焦慮不安，有一部分原因與像潮水般湧進來的大陸客有關。2011年來港陸客超過2700萬人次，而香港只有700萬居民。陸客帶來很大經濟效益，但直接受益的是與觀光有關的餐飲、酒店、奢侈品、出租車等少數行業。急速成長的陸客帶來的社會代價，卻由全民承受。中共在2003年對香港開放自由行，第一年就有1200萬陸客，對香港經濟有起死回生的再造之恩。此後每年都有很大增長，他們的消費習慣對香港的餐飲百貨造成很大衝擊，店家租金大漲，推向世界最高，無數老店關門。

沒繳稅也同等待遇

不說衛生飲食習慣的文明差異，不說走法律漏洞的醫療生育，光是公共服務就是一大問題。香港許多公共服務是免費的，因為大家繳了稅，陸客接受同樣服務，港人心中就有情緒。香港地鐵罵架風波，其實就是這種情緒發洩。有人建議要控制陸客名額，但為時已晚。

台灣火大，香港更火大，台港各有不同困局，但也有甚多共同利益，台港有識之士應該互相關心、互相打氣。

台灣   蘋果日報

揭溫家寶家族巨資後遭打壓封殺 北京驅逐《紐時》記者

接二連三揭露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家族坐擁巨資的美國《紐約時報》，繼續遭到中共打壓、封殺，不但早前禁止採訪習近平「登基大典」，近日更透過拖延或停發記者證等手段，驅逐記者離境。《紐時》發表聲明，希望北京當局盡早簽發工作簽證給《紐時》派駐中國的記者，以免他們被迫離境或無法入境履新。

《紐時》駐北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於前日（12月31日）帶着妻子和12歲女兒，被迫離開北京，南下香港。這是由於他的記者證於前日到期，但北京當局沒有讓他在期限前續證及延長居留簽證。現年45歲、來自澳洲的儲百亮，從2000年開始採訪中國新聞，不但是有名的中國通，而且以平衡報道、工作認真見稱。

拒續發記者證

去年9月，儲百亮由路透社轉職《紐時》後，即向當局申請續領記者證，原來只需數星期的手續一直拖到去年底仍未有回音。管理外國駐華記者的外交部對他離境沒作評論，《紐時》執行總編輯艾布蘭森（Jill Abramson）對他離境表示遺憾，並希望他能與家人盡快回到內地。

除儲百亮之外，《紐時》北京分社新任社長潘公凱（Pan Philip）早在去年3月便申請記者證，但直至現在仍沒有回音，「滯留」香港。早前曾有報道指《紐時》其他六名在中國的記者，今年申請續批記者證時一度被拒，包括揭露溫家寶家族坐擁巨資的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經過一段時間延誤後，近日當局已經向他們發證。

根據外交部公佈的《外國記者在華指南》，外國常駐記者證是外國記者在內地的身份證，亦是採訪時必備的證件，《指南》稱駐京的外國記者只要填妥表格、提交照片、辦公和住址證明等資料後，三個工作天便能領到證件。

有分析認為中共的做法，是與《紐時》早前揭露溫家寶家族擁有巨額財產有關。《紐時》指溫家寶家族至少累積27億美元（約209億港元）的財富，而且與香港富豪李嘉誠、鄭裕彤等家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戴相龍則透過女婿控制的投資公司，與溫總親友同步入市，低價入股平安保險，其後一度升值至31億美元（約240億港元）。事件令《紐時》在中國的中英文網站遭封殺，至今未開通。

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指，近年已有數十名駐內地的外國記者在申請記者證時遭到拒絕或拖延，其中數人被明確告知是因為中國對其本人或其所代表的新聞媒體的報道不滿。外國記者俱樂部批評這是中共試圖對外國媒體進行新聞審查，做法等同將記者驅逐出境。

《紐約時報》/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


中共打壓《紐時》事件簿

26/10/2012
•《紐時》在頭版刊登長篇調查報道，揭露總理溫家寶家族相當富有，至少累積了27億美元（約209億港元）的財富，且與香港富豪李嘉誠、鄭裕彤等家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紐時》在內地的網站隨即遭封殺

28/10/2012
•溫家寶家人聘請兩名律師發表聲明，否認有關報道內容，並稱不排除追究法律責任

15/11/2012
•中共一中全會閉幕，政治局七常委舉行記者會，《紐時》與其全資擁有的《國際先驅論壇報》記者被禁採訪

25/11/2012
•《紐時》再刊跟進報道，揭露平保如何在溫家寶執政時迅速坐大、上市的內幕，更稱溫家寶的妻兒與平保關係密切

31/12/2012
•《紐時》駐京記者儲百亮，沒有獲得簽發新證，昨抵港等待審批；《紐時》再爆人行前行長戴相龍女婿控制的投資公司，與溫總親友同步入市，低價入股平保，賬面獲得巨利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香港   蘋果日報

揭露真相何罪之有

習近平日前倡導法治時呼籲，要讓老百姓每個案子都得到公正對待。眼下就有一樁冤案，就是朱承志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需要「得到公正對待」。

去年六月七日，李旺陽雙腳貼地靠在窗前「吊頸自殺」死不瞑目的照片傳到香港引起震撼，有聲音要求中央介入調查死因，彰顯法治。該「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歷史性照片，正是李旺陽好友朱承志在現場直擊所拍攝。

李旺陽自殺照疑點重重，並非朱承志「電腦加工」造假；外間作出「他殺」揣測，也是事出有因的正常推理。如果說李旺陽死因有「污垢」，朱所攝照片只是照出「污垢」的「鏡子」，照片本身乃至攝影者豈會是必須清除的「污垢」？

荒謬的是，在李旺陽事件中受到法治拷問的湖南邵陽當局惱羞成怒，不久前竟然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已被非法扣留五個多月的朱承志，這完全是莫須有罪名！邵陽當局不反省自己以維穩壓維權的不當做法，反而對如實拍下李旺陽死亡現場照片的無辜人士羅織罪名，這算是對習近平「讓老百姓每一個案子都得到公正對待」指示的回應嗎？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毛澤東當年將如實批評「大躍進」錯誤的彭德懷元帥打成「反黨頭子」，結果「左」上加「左」餓死幾千萬人；難道今天中國還要重蹈「講真話有罪」之覆轍嗎？

劉夢熊

太陽報

含苞未放已凋殘 稚子何辜頻受害

新年伊始，人們看到的不是萬象更新，而是噩耗頻傳。重慶幼兒園孩子被倒塌的舞台布景壓至奄奄一息；河南校巴超載翻側孩子非死即傷；江門棄嬰在嚴寒之下活活凍死；深圳孩子被生父活活打死。在大國崛起的今日，為甚麼受害的總是孩子？為甚麼這麼多含苞花蕾尚未綻放就凋殘？

重慶萬州一所幼兒園舉行元旦文藝表演，天真爛漫的幼童落力演出，豈料舞台一個大型布景架突然塌下，幼童走避不及，當場被壓至頭破血流，事件中至少五名幼童受重傷，一名圍觀老婦送命。然而，當局不是追究失職者責任，對舞台結構安全亦隻字不提，反而將意外歸咎於惡劣天氣，幼兒園更矢口否認有孩子受傷。見過無恥的，但沒有見過比這更無恥。

河南鄲城發生校巴超載事故，一輛只可乘載十九人的校巴，竟塞滿四十二人，結果行車期間失控翻側，最少十二名小學生重傷垂危。猶記得，前年底甘肅慶陽發生二十一死校巴慘劇後，當局曾信誓旦旦取締違規校巴，但事過境遷，一切依然如故，校巴事故不絕如縷。聖誕日，就在全球無數小朋友歡度節日之際，江西貴溪一輛超載校車因校長違規駕駛墜入水塘，奪走十一名小童的生命。

天氣嚴寒 人心更冷

這是本世紀最寒冷的元旦，比天氣更寒冷的是人心冷漠。一名初生嬰兒被棄於廣東江門蓬江河邊，被發現時已活活凍死。孩子從哪裏來？姓甚麼？父母是誰？為何遭遺棄？人們知道的是，一孩政策加上落後的重男輕女觀念，女嬰被遺棄比比皆是，計生辦甚至強迫懷有足月胎兒的婦女墮胎，形同殺人，而官員勾結人肉販子強搶超生嬰兒出售圖利也時有所聞。

在中國，孩子自出生一刻已決定命運，除非生來是富二代、官二代，否則不僅輸在起跑線上，甚至連能否長大成人也成疑問，即使逃過被棄養的厄運，也要擔心奶粉有沒有毒，校舍是不是豆腐渣，校巴有沒有超載，人肉販子會不會上門拐帶。有人說來生不做中國人，一點也沒有誇張。

表面上，當局早於二十年前簽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頒布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類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可惜口號終究是口號而已。殘酷的現實是，未成年人的權利根本沒有保障，留守兒童、童工、童丐、愛滋寶寶等問題層出不窮，悲劇不斷重演。

美國康州早前發生震驚世界的小學校園槍擊案，總統奧巴馬念及無辜稚子枉死，傷心流淚。相比之下，中國孩子的不幸倍甚於此，官老爺可有為他們掉過半滴眼淚？

太陽報

吳敬璉演繹的一個誇張故事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3）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三  美國讀書

　　王：那麽，您又為什麽離開河南？

　　朱：我在河南的時候想到：我們這代人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下長大的，主張市場經濟，但是卻從沒見過市場經濟；講對外開放，卻沒有出過中國的國門。我決心改變這種情況。因為我曾對美國福特基金會在北京設立辦公室有所幫助，福特基金會為了表示感謝，願意資助我去美國讀書或者做訪問學者。1985年夏天，我向河南省委請假，希望出國一段時間，同時完成我的博士論文。1985年9月底，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到了美國。先去密西根大學，所在地是安娜堡。那年聖誕節之前又轉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前後十個月。

吳敬璉批評趙紫陽智囊班子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

陳：此次美國之行有哪些收獲？

　　朱：收獲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所謂無形的是對美國的觀察，包括大學管理已經電腦化，超市的豐富商品，經濟學的課程設計，宗教的力量，不同移民後裔的和諧關係。那時的美國是裡根時代，供應學派的思想對我有很大影響。所謂有形的主要是四件事：第一，我認真考察了美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形成了在中國推動建立股票市場的一整套想法：第二，與何維淩等人一起商議和努力，促使索羅斯在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基金會；第三，結識了愛比·洛克菲勒，在中國示範和推廣她的“不用水的馬桶”，實現中國的廁所革命；第四，與何維淩一起，在美國中西部尋找合作夥伴，實現美國和中國的中小企業交流。

　　四： 成立“中信國際所”

　　陳：回來之後的選擇是什麽？

　　朱：1986年8月回到北京。我回來的第一個公開報告是關於美國股票市場的啟發。在美國的10個月讓我明白，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膚淺的。因此，我決定在今後的幾年集中研究國際經濟。這樣，我辭去了河南省政府的工作。我選擇了兩個工作，一個是《中青年經濟論壇》的主編；另一個是從1986年10月和李湘魯一起籌備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中信國際所”，並打算全職到這個研究所工作。

陳：成立“中信國際所”的目的是什麼？

　　朱：首先，當時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和副董事長唐克有成立這樣一個關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研究所的需求；其次，當時國務院的領導也希望有一個具民間色彩的國際問題機構，做一些外交部、外貿部和其他對外部門不宜做的工作。

　　自1986年10月至1989年6月，中信國際所做了一些至今看來很有意義的工作。諸如，建議和推動與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參與兩伊戰爭之後的伊朗重建；建議中國走向印度洋，實現和巴基斯坦的戰略合作，全面對西開放；幫助中信設計與中東和南美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突破對台關係，建立兩岸民間交流的管道；研究世界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新模式。榮毅仁和唐克都有全球眼光，我們的工作得到了他們的全面支持。

　　王：中信國際所特別選擇這幾個國家，是否著眼於中美蘇關係？石油資源也是一個原因？

　　朱：那時，冷戰還沒有結束。中信國際所是研究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我們傾向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獲得對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支持。能源，特別是石油問題，也是我們極端重視的。要知道，唐克是當過石油部長的。那時，國際所主張參與伊朗戰後重建和實現與沙烏地建交，都是出於中國未來對國際石油資源的需求。總之，國際所希望為中國決策層建立一套全球戰略的觀念。

　　陳：在“六四”之前，您還參與了哪些工作？

　　朱：1989年1月至3月初，我先去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經濟系作訪問學者。回來之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組織了中國經濟改革十年研討會。因為這次會議是在北京豐台的京豐賓館召開的，後來稱之為“京豐賓館會議”。會議開始由陳一諮主持，但是他的腿壞了，然後由我主持。我最近找到了會議結束時的合影照片，除了胡啟立等當時的領導人之外，還有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等當下中國領導人。這次會議的重要特徵是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同代人提供了講台，各派意見爭論激烈。我記得周其仁和萬潤南的發言很精彩。在會議中，不少人已經感到中國可能出事，甚至認為天下就要大亂。這次會以後，就發生了“六四”，以後大家就各奔東西。

京豐賓館會議結束後不久，國務院有關部門希望我主持研究在中國和緬甸之間建立特區的可行性，主要是為了阻止毒品進入中國。我是中國西部研究中心的主任，帶著一個工作組去了雲南的畹町。歷史證明，如果在20年前，就能夠在中緬邊境建立這樣的特區，後來的很多麻煩都可以避免。

　　陳：1988年那次“價格闖關”的決策過程，您有沒有參與？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價格闖關”的失敗是八九民運的重要背景之一。

　　朱：1988年“價格闖關”的決策過程並不複雜，是鄧小平決策，趙紫陽執行的。此外，世界銀行也支持價格闖關。屬於趙紫陽智囊團的體改所反對價格闖關，但是，我個人是支持價格闖關的。我當時的主要看法是，中國已經是價格“雙軌制”，不是要不要價格改革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人民群眾習慣了計劃價格制度下的所謂穩定價格，對市場價格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所以，對中央政府提出價格闖關的反應是非理性的搶購，導致決策部門收回原定的價格改革方案。人們不僅認為價格闖關失敗了，而且認為價格闖關所造成和積累的社會不滿，引發了1989年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但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實上，正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徹底衝擊了計劃價格的最後基礎，加速民眾適應市場決定價格趨勢，並為1990年代之後中國價格“雙軌制”的並軌和形成全面市場價格體系，奠定了歷史性的基礎。

　　陳：您當時怎麼看通貨膨脹？

　　朱：至於通貨膨脹，也是大勢所趨。當時的通常意義的通貨膨脹，其實是價格革命，是中國從非貨幣經濟向貨幣經濟過渡和貨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制度轉型的必然結果。在1988年，“國際所”和“體改所”合組了一個代表團去訪問智利、委內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任務就是考察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高通貨膨漲形成的背景、過程和社會承受能力，以及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關係。陳一諮和我是南美考察團的負責人，團員有宋國青等人。我們在考察中發現，社會轉型和通貨膨脹有極大的相關性，不可以孤立地看通貨膨脹率高不高，還要看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通貨膨脹處理得當，不一定引發各種危機，也不意味政權垮台。我們並沒有說過“通貨膨脹無害”，而是強調對於新型市場經濟國家，包括中國和其他轉型國家，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面對通貨膨脹。在訪問途中，我們多次在中國使館向北京發電報，匯報訪問進展和觀感。

　　這段歷史後來被不知詳情的吳敬璉演繹成一個誇張的故事。他就開始系統批判趙紫陽，連帶指向“三所一會”，提出是“他(指趙紫陽)的‘智囊’班子，則散佈流言蜚語，阻撓治理整頓，其後更藉機制造事端，煽動動亂，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中國密報》第4期）

沒有防火長城的日子還有好長一段路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互聯網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這個虛擬世界裡，信息傳遞只在彈指間，更有別於傳統媒體，輕易跨越地域和時間限制。對緊緊抓住政權不放的中共而言，互聯網既是大敵也是朋友，他們一方面害怕人民通過互聯網知道太多、跟西方互動太多，因此制定嚴厲審查和築起綿延的防火長城；另一方面，他們也亟需互聯網的力量，尤其在反腐上頭。中共與互聯網的矛盾糾葛恐怕還得上演好一陣子，人民距離真正的言論自由還有好長一段路。

官媒是化妝師也是傳聲筒

    中共控制媒體花樣百出，藉此導引輿論方向。路透社資深記者，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教授陽歌（Doug Young）接受博客“上海人”（Shanghaiist）專訪時指出，即使在西方世界，媒體也各有立場，然而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媒體傳遞許多聲音，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著重老人，有的照顧年輕人，而中國在官媒主宰的情況下，已使社會只能容納一種意見。

    官方訂下的審查制度固然有其傷害性，但更嚴重的是它所帶來的“自我審查”，或稱“寒蟬效應”。陽歌認為，針對敏感議題如釣魚島爭議、西藏或達賴喇嘛，中國媒體幾乎只敢引用新華社稿件，因為新華社代表政府，這麼做絕對政治正確，不會受到懲罰，所以以中國之大、新聞記者之多，中國人卻只能千篇一律看到相同的角度和分析，互聯網上也一樣，無疑是一道無形枷鎖。

    如果是較不敏感話題，地方媒體有高一點的自主空間，但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仍是很好的參考對象，從它們身上可嗅出“政府想要人民知道什麼”的線索。陽歌舉例，近來新華社報導許多腐敗新聞，因此各區域的記者和編輯得到的結論是，反腐是目前政府的趨勢，勇敢揭露地方貪汙案件將是合乎標準的行動指南。換句話說，新華社向地方媒體透露黨的想法，地方媒體再傳遞給人民，人民遂能遵循黨的指令，形成一股循環。

    打擊腐敗是中國十八大後的新興運動，習近平數次高調講話，明確顯示反腐將是他的首要任務，而且這次很有可能是玩真的。猖獗的腐敗讓官員變得墮落沉淪，深深破壞人們對黨的信任，構成執政危機，如果當局不再採取變革，“亡黨亡國”指日可待。此時為黨服務的媒體就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既是化妝師也是傳聲筒，一來重建政府形象，二來向人民展現領導者堅強的反腐意志。

劉雲山當了常委，還有說話自由嗎？

劉雲山入常是否打壓言論自由？

    雖然媒體上出現大量貪汙案件，許多貪官汙吏也遭受調查和處分，但陽歌提醒閱聽眾，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報導均圍繞著低階的地方官員，而這正是中國媒體典型的工作方針。中央的紅線再清楚不過，他們不被允許披露任何涉及高級官員的腐敗，例如薄熙來醜聞爆發之初，中國的全國性媒體有兩至三個星期保持沉默，縱然國際媒體已開始報導。事實上，貪汙不分階級大小，高階或低階官員都有可能牟取不義之財，然而中共的想法是，高級官員被控貪汙將對政府大大不利，放任媒體追蹤報導地區性官員的腐敗則可以發出警告，向其他人說：“如果今天你也貪了，這就是你的下場。”

 

    薄熙來事件發生至今，其相關罪行已廣泛被公眾知曉，審判進行前，媒體不見得會輕易放過他。陽歌指出，估計媒體將揭發他更多倒行逆施的行為，以及主政底下重慶的種種黑暗面，藉此澆熄支持薄的聲浪。這當然也是一種政治算計，既然薄已不可能東山再起，將所有問題推給他是最輕鬆之事，不過正因為薄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政治家，黨必須確保輿論“反薄”，讓人民知道他有多麼罪大惡極。中央處理像薄這樣的高層領導並不容易，因此一定要做好事前準備工作，便需要媒體的幫助。

    許多人認為，前中宣部長劉雲山進入常委會令人失望，因為保守派的劉背負打壓媒體和互聯網的不良紀錄，而當他取得更高權位後，言論自由恐難被放寬。針對這點，陽歌採取中立立場，認為有些專家可能過度解讀，畢竟中宣部長這個職位，工作內容在於宣傳黨和維護黨，向來就是由保守主義者主持，或者說吸引中共真正冷血的鐵桿信徒，因此劉十分合適。他被提拔至常委固然不是一件好消息，但我們也不能樂觀地以為，7名常委人人都是自由主義者。

    常委會是中共政治最重要的一環，自然包含派系元素，保守派想拿多一點席次，自由派也想拿多一點席次，過程中一定有許多政治交易和協商，而今天劉之所以出線，並非中宣部長的身分為他加分，而是他代表了保守派，就算劉不是常委，也必是由另一位保守派人物取代。因此，很難說中國的言論自由會不會變得更糟，還需要一點時間觀察。陽歌做出以上分析。

社交媒體讓人民有能力反腐

    中國社交媒體之興起同樣讓觀察者感到好奇。陽歌指出，像新浪微博這類的“新媒體”與傳統國營媒體差別在於，很多公司在美國上市，即使沒有上市，他們的資金來源是私有的，跟黨沒有那麼多連結﹔再者，國營媒體的高層通常在黨內具有一定地位，但社交媒體的老闆普遍是企業家或只是互聯網愛好者，沒必要對黨展示忠誠。

   所以中共不全然能對社交媒體發揮跟國營媒體同樣程度的內部控制，但他們仍可以動用外部權力，例如要脅關閉或以監管法律限制。全球搜尋引擎巨擘谷歌（Google）離開中國與嚴格的審查制度脫不了關係，導致網絡企業若想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必須屈膝於自我審查，就像自己為自己綁上腳鐐。很多敏感字詞或文章並非由政府安全部門刪除，而是公司這麼做。

    好消息在於，社交媒體之信息經用戶生成，所以公民不用再一味接收和相信國營媒體的內容。陽歌說，一個熱門消息可能在新浪微博上成形，公司會先採觀望態度，如果他們接到來自北京的電話，才會禁止討論，否則就會讓消息繼續流通，錶叔、房叔和秒叔等均是清楚的例子。官方允許人們披露低層級的腐敗事件，因為這有助於他們反腐，畢竟政府沒有太多資源和時間剷除所有貪官汙吏，但社交媒體上的人民不同，他們有很大興致戳破貪官的非法行為。另外，互聯網讓中國平民稍稍感到“有權力”，很多中國年輕人對政治興趣缺缺，只因他們覺得無能為力，但社交媒體使情況改變，至少通過集體舉發和蒐證，制裁為數不少的腐敗官員。

網絡審查扼殺中國軟實力 

    然而，長期來看，審查對中國極其不利。卡斯特（C. Custer）在博客“亞洲科技”（Tech in Asia）發表文章稱，中國官方認為西方知名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威脅國內局勢穩定，傳播“有害信息”，因此全面禁止，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騷亂，就被視為通過上述兩個社交媒體進行組織。不過這種穩定只是表面的“假穩定”，審查不可能消除異議，只是暫時變得沉默，而且會造成反效果。防火長城（GFW）雖然讓異議人士無法輕易表達意見，但它同樣影響正常的互聯網使用者，如此民怨積累，只會形成更多對政府的不滿與批評。

    審查制度還扼殺了中國的軟實力。2012年最火紅的Youtube影片莫過於南韓藝人Psy的《江南style》，這是一種成功的“文化出口”，但在中國偉大防火牆的阻擋下，中國網民不只難以“走出去”，更無法像Psy一樣影響全球，這並不是說中國網民沒有能力創造出像《江南style》這樣風格迥異卻大受歡迎的視頻，遺憾的是，他們缺乏Youtube的平台（該網站在中國被封鎖），而Youtube正是無遠弗屆傳播《江南style》的關鍵。

 中共害怕其公民與世界互動，偏偏“交流”才是文化本質。唐朝的強盛就是由於他們廣納胡風、胡漢融合，而清朝的衰敗不正因為他們故步自封、閉關自守？諷刺的是，中共一方面十分有興趣通過社交媒體為自己宣傳，另一方面卻又禁止百姓接觸外部世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官媒新華社擁有平凡人辦不到的推特帳號，卻不關注任何人的怪現象。

    換個角度想，如果中國互聯網能完全獲得自由，那艾未未和其他異議人士的大膽言論還會格外引人注目嗎？如果每個人都能自在地表達意見且不用擔心遭受報復，那艾未未的無畏還會如此突出嗎？大禹治水成功的秘訣在於疏通而非堵障，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假使中共有遠見，應認真考慮撤除防火長城。

中國現在有四股極大爆發性破壞力量

習近平可能是個躍躍欲試要破局的人（7）

《內幕》記者  陳小平

　　中國現在有四股爆發性的破壞力量

　　《內幕》: 從我們的對話看，你似乎對未來比較樂觀？

　　李: 我說了這麼多，似乎他們的江山穩固，沒有什麼大問題.實際上經濟和國內的兩極分化、政治腐敗問題、多起社會矛盾衝突，內部利益擺不平,發生那麼多起群體性事件啊，現在已經到了他們不得不改的程度，從經濟上改變土地財政、改變分配方式，向民眾傾斜，政治上一定要壓制無法無天的政法委，適當保持司法中立，宣傳口徑方面要適當放開，有彈性的、有一定幅度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而且不改，確實面臨某種革命的可能性。這就是習近平面臨的現狀與壓力。形勢逼人，我覺得他非改不可。

李偉東接受《內幕》採訪。

　　《內幕》: 前些日子，在紐約長島召開的 「胡耀邦趙紫陽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上，有人提出「我不改，你怎麼辦」這樣一個問題，你怎麼解釋非改不可與「我不改，你怎麼辦」這種矛盾呢？ 

　　李: 你不改，那就是革命了。革命這種可能是存在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在2012年的1月1寫了一篇「民間社論」——《迎接自由平等》，這篇文章說到，第一，自2000年之後，極權統治的物質技術基礎，信息屏蔽已經被顛覆了。信息屏蔽的標準模板——1.0版就是朝鮮，就是我讓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有廣播、收音機，我就給你抓起來送集中營、槍斃。全民族都只知道衹有金家對我們好， 全世界衹有朝鮮經濟上最好，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熱中，百姓衹要對金家感恩戴德就是。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狀態叫2.0版，它意思是說信息還有部分控制，但有部分已經解密，言論自由已經大幅度提高，正因為如此，才導致網絡上對歷史的揭露，對現狀從各種角度的抨擊。它仍然用傳統方式在壓制信息，屏蔽、修改、甚至偽造信息，統治手段沒有變。

      現在的情形是走向3.0版，也就是說，你怎麼控制都立不住了。由於互聯網的興起，微薄等翻牆軟件等，現在任何一個造假的話語，分分鐘就給揭穿了，執政黨想竭力掩蓋的事情，全世界分分鐘就知道了。事實上這種極權統治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它到了一個革命發生的臨界點。中國現在正到達這個臨界點。以信息屏蔽為手段的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整個信息的開放度開始朝向3.0版。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是一個歷史趨勢。象溫家寶家族財富事件、習近平家族財富事件這樣的信息，盡管仍然被封鎖，但仍然在中國廣泛傳播。原來《人民日報》上的東西，也就是百萬人知道的規模，但現在看這二大家族財富事件的人何止百萬？說不定有數億人知道。

　　第二點，經濟方面的壓力，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已經走到盡頭。經濟增長率正從10%到7%甚至6%靠攏，中國將面臨一個中速增長期。盡管5-6%的增長速度在中國看來有點不夠，但在全世界仍然是一支獨秀，因為別的國家是1-2%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在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仍然是世界的領頭羊這一點仍然沒有問題，這說明增長速度方面的經濟業績還是可以維持，我說它必須做經濟體制和經濟模式的調整是因為中國自身的資源和環境以及資源環境破壞導致的生態難民帶來的壓力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它的經濟拐點不取決於經濟速度，而取決於經濟結構無法再繼續運行，長期的高達60-70%對海外市場的依存度，以及生態和環境的大幅度破壞，平攤式佔用土地這種模式已經到了盡頭。經濟拐點的到來說明它必須向內涵式再生產、改變土地財政、進行某種程度的公平分配的方向轉化。

　　國企的長期壟斷導致了對技術進步的遏制、民間資本無法成長、金融遲遲不能國際化。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本來可以率先倡導亞元，但由於自身金融制度的屏蔽，中國現在根本沒有資格去說這個話，整個國家在節匯，導致大量外匯積存，使得中國長期處於通脹壓力之下。

     盡管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已經降到了1.9 ，但是經理人指數PMI持續低於50%。經理人指數是指採購量，等於經濟不活躍，購買力無法實現。購買力無法實現導致物價降低，現在的物價降低，並不是一件好事，1.9%這個數字意味經濟在萎縮，所以中國經濟拐點的到來不是經濟增速的降低，50%以下的PMI, 1.9%的CPI, 50萬億的GDP,然後是接近25萬億的大口徑的財政收入（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小口徑的財政收入（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則達到10萬億， 罰沒收入3萬億，企業上繳利潤3萬億，社保基金3萬億，土地出讓金3萬億，還有3萬億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灰色收入，也就是說，整個50萬億的GDP中，財政拿走了25萬億。

     直接吃財政飯的人有600-700萬，甚至到1000萬規模（取決於統計方法），還有3000萬左右吃財政飯的，有人說，真實算的話，吃財政飯的可能達到5000萬人。這麼多人吃財政飯所產生的腐敗已讓人無法容忍，同時政府作為投資主體，搞了30年市場經濟，政府還沒是投資主體，甚至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地位還在加強。

　　所以我說，2012年，中國當局是遇到了經濟拐點加上政治死胡同。經濟上隱含大問題，這大問題首先來源與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導致富人暴富，窮人特窮，基尼係數達到了0.5，人均5000美元收入之後，民權運動的高漲這種普遍狀態在中國也出現了。一方面，百姓在爭取民權，一方面，當局在壓制民權；資源環境承載的壓力到了極限，所有的大江大河都被污染，所有大中城市都嚴重缺水，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纔剛完成三分之二左右。如果就農村人口轉移而言，這個城市化過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現在，經濟上隨時隨地可能爆發問題。

　《內幕》: 我聽過不少人說中國面臨經濟危機，但這個狼來的故事中的狼一直沒有出現，我也聽到過2012年中國崩潰論，但中國看起來沒有崩潰，這是什麼原因呢？ 

　　李: 這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23年前，大家都跑到廣場去喊民主自由，老百姓在底下不接茬兒，衹是看到軍隊來殺學生，百姓不幹了，他們認為學生是自己的孩子，不管學生對錯，軍隊不能殺人呀。這個時候百姓才出來上街堵軍車，但百姓並沒有接過學生當初提出的口號。這30年，民權的壓力纍積之後逐漸到了一個臨界點。

     現在有四股力量，可以稱之為極大的爆發性力量：

      1. 10年前，「三無農民」（土地被佔，宅基地沒有，加上沒有工作）是三千多萬，現在這個數字已經翻番； 

       2. 每年擴招的大學生有800-900萬，每年能夠實現充分就業,即可以養活自己，同時養活1-2個孩子，老婆可以基本不工作，還可以租得起房子，這是一個個人的簡單再生產過程，你看看現在有多少人賺的工資能滿足這幾條？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衹要達不到這個標準就不叫充分就業，衹能說在生存線上掙扎。現在的大學畢業生能達到充分就業的估計400%都不到，其他的我們稱之為屌絲一族，這些人在大城市飄動著，遊走著，跟家里人說自己現在很好，實際上哥幾個擠在一個幾平方米的房間，比著跟家裡要錢，這樣生活的大學畢業生比比皆是。這些大學生網絡技術非常好，估計可能纍積到了5000-6000萬之多，他們可能是社會的爆炸性力量，而且是茉莉花革命的主要來源；

      3  數以百萬計的退伍復員軍人，他們集團式地鬧事，幾萬人一起，要求改善退轉待遇，在鄭州，復原軍人們找自己原來的團長、營長，跟軍隊建制一樣出來鬧事。導致政府不停安撫，給小錢，接下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問題並沒有解決。

    第4撥人，就是宗教人士，這個量非常大， 這是一股堅定的反對極權主義，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人群。我估計這幾股力量加起來，差不多會有一億人成為社會的反對力量，這是原來不曾有過的。這是一股隨時可以爆發革命的力量，這個革命可能沒有任何組織和明確的領導者，瞬間就自發產生了。

　　由於這些勢力的存在，中共內部、國際社會以及反對派力量都會拿這些人說事，當局可能對他們處理舉措失當，導致危機，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就是從很小的事件開始的。（《內幕》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