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網站重開

【明報專訊】兩周前被當局關閉、引發風波的《炎黃春秋》雜誌網站，前天下午分恢復運作。網站主編張曉鷗指出，編輯部已收到工信部網站備案系統的電子郵件通知，指網站的備案申請已獲通過，因此恢復運作。《炎黃春秋》一向言論大膽，網站4日突被關閉，是繼《南方周末》被換稿事件後，大陸另一宗涉及新聞自由受限事件。

豪宅別墅掀拋售潮 廣州上海最多

【明報專訊】中紀委的內部通報「反腐敗鬥爭工作的新動向」透露，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內地45個大中城市突現一股拋售豪宅、別墅熱潮，「狀空前」，而且部分業主為公職人員和國企高層。去年12月以來，更改物業業主（物業過戶）情數以百倍上升。

六成業主匿名或用假名

《經濟觀察報》引述一名接近中紀委的人士證實這份通報。通報指出，在近期拋售豪宅、別墅的熱潮中，發現多個反常現象：業主中60%屬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掛名；交易要現金交易，不經金融機構；交易全程由律師處理，買賣雙方不見面。經查，業主一部分屬於國家公職人員、國企高層。

北京住建委網站的網簽數據統計，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網簽總量為7940套，較去年1月同期網簽量大漲360%。據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1月份，北京二手樓市場新增房源與2012年12月平均水平上漲11%，其中成交單價在每平方米3.5萬元人民幣（近4000港元一呎）以上的豪宅佔31%。

中紀委通報顯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瀋陽、廈門、南京、福州、濟南、廣州、深圳、成都11個城市拋盤最多，其中拋售豪宅最多的是廣州和上海，分別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濟南以1240套和1210套佔尾。而別墅放盤則以杭州412棟居首，天津112棟墊底。

一名全國人大官員透露，中紀委、中辦、中組部至12月中已召見120多名高官「打招呼」，要求他們及其家屬停止拋售住宅、註銷假名、匿名帳戶等。

堅尼系數逐年降 欲蓋彌彰枉自欺

東方日報

國家統計局破天荒首次公布堅尼系數，而且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口氣公布了近十年數據，最高是零點四九一，去年則是零點四七四，呈逐年「下降」之勢。然而，官方數據與民間觀感及學者統計有巨大落差，被質疑弄虛作假、粉飾太平。


有人譏笑國家統計局是不是「搞錯了小數點」；有人諷刺這是「世紀幽默」，是否「愚人節提前了」；有人調侃統計局局長是否飲大了，將反映女人身材的「比堅尼數據」當成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事實上，不僅網民極盡嘲諷之能事，連官方喉舌也認為數據不可靠。套用官老爺的金句：信不信由你，反正老百姓不信。

標準惟新 資料惟舊
過去當局一直對堅尼系數諱莫如深，自二○○○年官方智庫組織非正式公布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一二後，當局多年來都拒絕公布，理由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收入訊息」，外界一直質疑，堅尼系數過高，才是當局不敢宣之於口的真正原因。國家統計局今次一改作風，打破禁忌，本來是進步之舉，可惜有關數據被質疑水分太多，與事實相差太遠，這種數據除了糊弄百姓，根本沒有意義。

事實上，民間過去自行調查的堅尼系數全部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西南財經大學去年底發表報告，指二○一○年內地家庭收入的堅尼系數高達零點六一，比非洲部分國家還惡劣，堪稱冠絕全球。清華大學亦有學者指出，中國收入最高一成和最低一成的家庭收入差距高達六十五倍，中國百分之零點四最富有人口掌握百分之七十的財富，財富集中程度比英美等「萬惡資本主義國家」還要高得多。

同樣是堅尼系數，為甚麼官方與民間數字天差地別呢？原因是，國家統計局使用「新標準」、「新口徑」、「老資料」，由於資料是舊的、不準確的，統計結果當然不靠譜。眾所周知，內地富有階層擁有大量灰色收入，比如公務員名義上收入很低，國家領導人的月薪也不過一萬多元人民幣，但加上貪污腐敗及官商勾結的因素，他們的隱形收入往往比名義薪酬高出數倍甚至數百倍。最近揭發出來的陝西神木縣一名副處級芝麻官，在北京竟然擁有價值十億元的房產，類似例子多不勝數，這又豈是統計局的「老資料」所能統計出來。

官方誠信早已破產，堅尼系數受質疑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有人講過一個冷笑話：國家統計局隨機調查一百個網民，得出百分之八十七點五三的人支持政府的結論。以一百人為基數，竟然搞出帶小數點的百分率，當局還有甚麼數字造不出呢？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中國80年代的政治改革與趙紫陽的政治遺產（7）



　　吳偉

　　趙紫陽認為，能否實現向民主化的和平轉型，關鍵在執政黨。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經驗表明，由執政者主動進行政治改革，果斷放棄集權體制，是有可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灣、韓國等向民主社會成功轉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胡不為、溫呑水”。

　　大陸1980年代那場由趙紫陽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證明了這一點，並且，也為執政黨主動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當然，頑固堅持極權統治，拒不進行民主改革的當政者也有許多，但其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民眾和歷史所拋棄，這種結局，也是有目共睹。

　　要不要通過對執政黨的壓力和改造，選擇一條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之路，和能不能實現這一選擇，前者是可能性問題，後者是現實性問題。目前，關於政治改革目標和路徑選擇問題，在國內的學者中間在總體上分成左右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中，除去主張革命的極端民粹派和主張全面倒退回到毛時代的極左派之外，進行漸進性的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當然，在具體的改革路徑上，各派有不同的主張和激烈的爭論。特別在能不能指望執政黨在社會壓力下主動走上民主改革之路這個問題上，分歧很大。

　　我認為，路徑的選擇與執政黨的態度和決心直接相關。現在在國內學者中流傳一句話，叫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這就是說，歷史留給這個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執政黨不能在十年，也就是兩屆黨代會期間內起步，堅決、認真而不是敷衍地推進政治改革，向民主政治轉型，那麼，在中國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極大。

　　當下，和80年代趙紫陽主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那個時候相比，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執政黨和政府和公信力嚴重喪失，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改革。

     在這種形勢下，趙紫陽當年主持制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當然不可能完全適用。即便當政者在形勢的壓力下有改的願望，改革的方案也需要在執政當局、社會各階層，左中右各派政治勢力取得基本共識的基礎上，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調整和修正。但方向必須明確，這就是“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

　　目前執政黨內的政治形勢，與20多年前趙紫陽主持那場政治體制改革時相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最主要的表現，一是黨內傳統的保守力量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明顯減弱。雖然仍然有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的影響，但相比鄧小平時代的強人政治，老人對執政一線的領導人影響力已經減弱；二是黨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現代意識的新生代力量即將進入高層領導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瞭解中國社會底層狀況、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中青年幹部已經進入黨的各級領導層。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可能會具有改革意識的所謂“太子黨”。

     以上情況，為重新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了一種可能性。中共十八大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次會議，能不能改變十多年來的“胡不為、溫呑水”的政治局面，能不能重啟政治改革，甚至能不能避免社會革命和重蹈蘇共的結局，就看這次一批新的領導人能不能有所作為了。

　　當然，這還只是具備了自上而下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既取決於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矛盾尖銳化對當政者的壓力，也取決於中國新生代領導人有沒有對這個國家負責、對這個國家的十幾億民眾負責、對這個黨負責的魄力和責任心。時間和機會都已經不多。可以說，現在，中共政權已經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處於生死存亡之際。
 
     如果執政黨的領導人還想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點事情，如果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葬送在這一代人手裡，如果不希望這個國家重新陷於動亂之中，那麼，就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拿出實際行動，主動順應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回應人民的、歷史的要求，對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進行民主化改革。只要是真改，而不是假改，那麼，無論是有人對執政黨，對這個政權有多少不滿、怨氣，甚至是仇恨，也仍然會獲得中國絕大多數社會階層、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否則，等待全體中國人的，也許只有社會革命一途。（連載完畢。 《內幕》第10期）

望台灣為大陸轉型起示範作用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6）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八、台灣的政治轉型
　　陳：您怎麼看台灣的政治轉型？隨著大陸政經軍事實力的不斷壯大，您估計兩岸關係可能如何演變？
　　朱：從第一次來台灣到2011年的台灣之行，整整相隔二十年，兩岸格局出現了新的特徵。我歸納這樣幾點：第一，在經濟方面，彼時大陸希望引進台灣資本、技術和企業，此時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大陸。第二，在軍事方面，彼時大陸和台灣基本平衡，甚至台灣還有某些優勢；此時，大陸軍事實力迅速崛起，佔有越來越明顯的優勢。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台灣完成了兩次政黨輪替，佔據了制高點。國民黨進步了，民進黨對台灣政治轉型的貢獻也需要充分肯定。




台灣的民主制度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



　　台灣民主制度的發育和成熟，是否可以成為制衡中國經濟軍事實力膨脹的一種力量，現在還難以下結論。隨著台灣對大陸的開放，台灣的民主制度，特別是2012年總統選舉，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越來越大。甚至可以說，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衝擊，至少徹底推翻了中國人不可以搞民主的說法。

　　現在，兩岸都是變數。大陸是大變數，台灣是小變數。大陸在未來二、三十年間，會有進一步的制度變革和轉型；而台灣已經走向穩定的歷史時期。在這樣的視野下，兩岸的相互影響，就不僅僅是一個量的問題、規模的問題、硬實力的問題，而且是一個質的問題、機制的問題、軟實力的問題。我希望台灣為大陸未來的進步和轉型，能起很多的示範作用。

　　我在1990年參加了台灣民主基金會徵文比賽，題目是“民主再造中國”。我獲得了頭等獎。二十年後，我的這個理念也沒有變化，希望“民主再造中國”成為未來中國的選擇。
 (連載完畢，《中國密報》第4期)

農民工維權“升級”：要求子女公平高考權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伃君

　　中國的農民工是中國高度經濟成長背後的沉默力量，卻也是其犧牲者。繼薪酬等勞動者自身權益的維權后，他們面臨新一輪的維權：子女的公平高考權。戶口制度以及與其高度相關的民工子女的升學問題在中國農民近30年來大量移往城市的情況下，已形成了不少嚴重的社會問題。

　　許多民工在城市內的工廠中工作 (圖為比亞迪深圳工廠)

　　在外地逗留的民工

　　民工張康(Zhang Kang，音譯)在深圳的汽車工廠有個全職的工作，他同時也在賣襪子。張是汽車商比亞迪公司一個裝配廠裡的員工，他也在下班時間向廠內其他上萬名員工、或是任何想要買襪子的人兜售襪子。張對《華爾街日報》記者說：“襪子很簡單，每個人都需要它們。”他已對襪子事業投資了6萬元人民幣。

　　在深圳待了5年，張建目前沒有計劃要回到他位於河南南陽市的老家。他表示，對襪子事業而言，“那裡的發展還太落後。”

　　像張建這種在城市內滯留的民工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個好現象。10年來中國經濟大幅倚賴這群由農村地區轉往生產線和工程地的低薪民工軍團，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這個軍團在2011年已達到2億5千2百萬人。

　　中國長久以來以戶口制度禁止民工落地生根，目的是不讓城市被農村人口淹沒。在城市內沒有戶口的民工無法擁有當地的社會福利，也沒辦法讓他們的小孩就讀當地的學校，這種情況的後果是讓許多民工將他們的孩子留在老家讓祖父母照顧，與父母分隔兩地。

　　經濟學家和愈來愈多的中國政策制定者都表示戶口制度使得民工們無法成為更穩定、更具生產力的勞動力，因此也無法使這群民工成為可幫助中國經濟轉型的國內穩定消費者。戶口制度使得城市內的勞工短缺，因為它鼓勵民工在要成家的時候回到自己的老家。




　　

　　賦理：限制人民自由遷徙的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民工轉型也幫助中國經濟轉型

　　即將接任溫家寶成為中國經濟政策主導人的李克強，12月底又再度重申將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的重要性，他並表示，這個轉換將倚賴對戶口制度的改革。但在政府網站上的這份聲明並沒有給出更多可能的改革細節。

　　一份新的調查顯示城市的民工的生活條件已漸漸好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孟昕對5000個農民工家庭的調查發現，從民工第一次離鄉進城後，在家鄉之外的平均時間已從2008年的7.8年升高到2012年的將近9年。孟昕並寫道，假使接下來幾年這個平均年數持續上升，城市內民工短缺的這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很可能就會消失。

　　中國政府希望在城市久待、也在城市內獲得更好的福利和加強技能的民工能增加，這可以進一步改善城市勞動力的品質。這樣的過程也能幫助中國轉往消費取向的經濟轉型：擁有更好的社會福利的民工不需要將大部分的收入存進戶頭，可以將一部分的經濟力轉為消費能力。

　　著有關於中國城市變遷的《10億中國城市人》(China's Urban Billion)一書的龍洲經訊(GK Dragonomics)分析師唐米樂(Tom Miller)表示：“如果中國希望提高家庭支出，那麼，將城市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屏除於社會福利之外、使他們的儲蓄率增高，就一點也不合理。”

　　中國領導人希望，同時避免社會動亂和維持工廠順利運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工勞動力的穩定。在金融危機後，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大減，約有2300萬名民工失去工作，許多遭解雇的民工就回到農村。在經濟復甦後，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加薪和福利政策再度將民工吸引回城市，但也多少影響了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1年工廠的薪資與2010年相較有將近20%的成長。

　　薪資成長和更好的福利讓民工在大城市待得更久，這表示戶口制度改革將可以吸引更多的民工待在城市。孟昕的調查發現擁有失業保險的民工從2008年的11%增加到2012年的21%，而在醫療保險、退休金和工作傷害保險方面也都有類似的成長。


　　民工的困境

　　張建並不是深圳比亞迪公司內唯一一個冀望在城市中有更多作為的民工。另一位令姓(Ling，音譯)員工在多年前辭去在工廠的職務，在城市內開了一家花店，這個事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仍待在深圳，也回到了比亞迪。他希望他的妻子在未來也能從老家廣東汕頭來到深圳，他說：“深圳有比較好的工廠，你會習慣這裡的生活。”

　　另一位姓馬(Ma，音譯)的民工在富士康工作。富士康是蘋果公司iPhone和其它電子產品的製造商。馬先生與另一位朋友晚上在一間附近的學校學習商業管理和電子工程，這些都是他們希望未來可以幫助他們找到更高薪資工作的技能。

　　但是，在沒有城市戶口的情形下，即使有改善的社會福利，長久在城市居住的民工還是感覺被主流的城市機會拒於門外。

　　令先生說，如果可以，他希望可以待在深圳，但是，在比亞迪工廠的加班、城市昂貴的房價、以及在城市撫育小孩的困難等種種限制下，他承認，他很有可能會乾脆回到老家汕頭、在那裡找一份薪資更低的工作。

　

　　占海特父親占全喜遭當地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務罪”拘留數日。

　　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路透社專欄作家賦理(John Foley)也認為，戶口制度已過時，也不公平。他表示，如果中國的未來就是建造更大、更好的城市，那麼每個人應該都要有平等的機會可以住在這些城市裡。已經實施50年的戶口制度不只限制人們的遷徙自由，還控制人們的生活和住處。這套無人性的制度現在正在改變，但是變得太慢。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戶口制度將戶口擁有人綁在某個城市、鄉鎮或是村落，使他們無法在戶口地以外的地方享有福利。但是戶口制度並沒有停止人們移往大城市居住──北京人口在10年內成長了50%──但是它使得那些移往大城市的人成為二等公民，舉例來說，這些從別處來到大城市的人們的小孩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資源。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比在農村高出3倍，這使得2億農民工即使知道自己會失去許多資源和福利，還是選擇來到城市。

　　賦理指出，戶口制度讓中國在經濟成長的同時，卻不用擔心貧民窟的出現。現在，這個制度的福利完全由城市人專屬占據，戶口制度對城市人的價值甚至不僅僅止於教育和醫療保險：非戶口擁有者無法輕易地在城市買房或車，這幫助壓制了房子和車子的價格；另外，大多數的農民工做的是低薪工作，這降低了高技術職位的競爭性和薪資壓力。北京學者胡星斗稱，每個北京戶口對戶口擁有者而言有約2百萬元人民幣的價值。

　　城市人認為，廢除戶口制度將會造成混亂，但是，賦理不這麼認為。中國不像印度，在印度城市中貧民窟隨處可見，但在中國，建造新住房和基本設施有相對低的資本成本。廣州和鄭州在2006年拒絕繼續實行2001年的戶口改革計劃，害怕提供戶口給外來人口將使得城市無法負荷，但是，自從那時以來，中國的城市因投資已改變了非常多，戶口制度改革勢必要再一次捲土重來。廢除戶口制度更可以引發其他對經濟有益處的改革，像是加強農地的開發以使中國農業更加具有生產力。

　　沒有人知道戶口制度的改革或廢除後會發生什麼事，也許一些老人和已達就學年齡的小孩會跟隨著在城市有工作的青壯年到城市居住，很可能是細流、也可能是洪水般地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擔心廢除戶口後的問題，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在討論希望戶口改革不要適用於大城市。但是，賦理強調，讓最富裕的人們得以繼續不合理地占有特權才正是最不應該做的事。另外，在投資、研究與科技日漸改善增進的同時，戶口制度的限制也不太可能會持續太久。新挑戰需要新的解決方法，中國可以由廢除戶口制度來告訴世界它如何面對新挑戰。


　　民工兒女的教育限制

　　戶口制度所造成的限制有許多，但對許多兒女也一同在城市居住的民工而言，因戶口問題導致的教育問題是他們最擔心、也最感到不平的。路透社12月30日根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報道表示，中國3個人口眾多的區域計劃鬆綁對農民工小孩受高等教育的限制，很明顯是為了回應近來許多人在教育歧視議題上的抗議。

　　中國的高中學生只能在他們的戶籍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這個限制等於是將農民工在城市內就讀的小孩們拒絕於大學入學考試門之外。

　　但是，最近宣佈的教育改革計劃對一位青少年來說可能來的太晚，這位少女的苦難在推動戶口制度改革的人群中已眾所皆知。15歲的占海特是農民工的女兒，她在上海長大卻無法進入上海的高中。她的例子在12月引起了廣大的波瀾，而她的父親占全喜則是因為出席非滬籍家庭的“親子活動”時亮出“權利公平、規則公平”等抗議標語，被當地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務罪”拘留數日。事件發生後，占海特將遭遇和照片發上微博，卻隨即遭到禁言。


　　未來鬆綁計劃
　　
2012年8月30日，包括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門聯合下發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要求中國各行政區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應於2012年底前出台。雖然已有許多地區提出了改革方案，但因農民工眾多、改革將最為艱困的“北上廣”三地的方案遲遲未出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12月30日表示，北京、上海和擁有眾多民工的廣東省終於對改革方案有了新的回應，它們計劃以漸進的方式讓更多農民工的兒女能夠參加高考。但是，路透社指出，實際上，民工的小孩們仍會遭遇歧視。

　　自2016年起，廣東省將允許民工的小孩參與高考並申請大學，就如那些在當地有戶口的人們一樣。北京和上海計劃鬆綁當地的職業學校的入學規定，另外也可能讓完成職業學校訓練的學生參加大學的考試，讓他們有機會進入當地的大學。

　　在北京的民工子女自2013年很可能就可以參加北京的高考，在上海則是2014年，但是他們的大學申請還是需要在他們戶口所在地辦理。

　　因農民工眾多、改革將最為艱困的“北上廣”三地的民工兒女升學方案仍有不足。

　　鬆綁不足

　　在北京居住時間久的民工子女已具有在當地上小學的資格，但是們卻常因付不起高額費用和繁複的手續而無法入學。北上廣三地最新建議的高考規則鬆綁也並沒有完全讓農民工的子女得以擁有與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權利。

　　占海特從她上海的家向路透社說：“還不理想。他們只是把規則訂出更多細節，而不是改變最基本的情況。”占也說，新的規定太嚴格了，自己的女兒或是許多與她有類似情況的學生們還是無法進入當地的升學高中，“我猜大概只有5%的民工子女可以因新的規定獲益。”
　　《南華早報》12月31日的報道也指出，有許多民工家庭的家長對這三地的微量鬆綁感到失望。

　　只能接受，或是離開

　　北京市政府終於提交了一份“暫時文件”，文內表示允許民工子女從2014年開始參加高考，但是前提是他們的父母必須連續6年對社會保險基金有貢獻。但是儘管如此，得以參與考試的學生們卻也只能進入非最高等級的職業學院。

　　北京當局承諾在2013年底前將會擬出一份包含更多細節的政策草稿。在那之前民工子女可以在一個前提下參與高考：他們必須將他們的成績帶回戶口所在地，在那裡等候錄取。

　　7年前與她14歲的兒子一起從河南搬到北京的辦公室職員范瑜青(Fan Yuqing，音譯)哭著說她感覺被污辱了：“這個政策等於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這些人都是二等公民，不論我們在這裡住了或工作了多久。我們要么全盤接受政府的規定，要么就走人。”

　　張建當(Zhang Jiandang，音譯)是一間小公司的老闆，他18年前從安徽到北京工作。他表示這項政策無法解決民工子女在教育上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張說，他16歲的兒子在學校的表現其實足以讓他進入極好的北京或清華大學。但在現在這種政策下，張建當說：“我只能將他送出國，我沒有別的選擇。但是那些沒辦法負擔這種留學教育的民工家庭怎麼辦？”


　　妥協後的政策

　　廣東省也推出了類似的政策方案，允許民工子女自2016年起參與高考，前提是他們的父母有廣東省的居住證並對社會保險至少有3年的貢獻。

　　上海則是將它的高考政策與它具高度爭議的《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綁在一起。民工必須根據某個積分制度達到積分標準，其兒女才能參加上海的升學考試。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民工家庭發出的不滿之聲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熊丙奇說：“中央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大幅修改全國升學考試制度以改進現有的不平等現象。以大學所在地而言，這個政策過於優惠如北京等的大城市。最好的辦法改進不平等的方式是，讓大學得以完全以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來收學生。”(《外參》第33期）


　　
　

衣俊卿爲何得到李長春及劉雲山的青睞？

　　《大事件》特約記者 華清


　　熟諳為官之道

　　衣俊卿如何會得到李長春及劉雲山的青睞呢？原來，他有一個絕活，就是善於為領導人的“觀點做論證”，這是中共治下的文人最無恥之處。從1949年至今，凡是為領導人的觀點做論證的，都可以賞到一件黃馬褂，就是在今天，一批幫閒文人還是熱衷於替領導人的觀點做論證，求得更大烏紗帽，衣俊卿就是這樣一個。常艷對此是這樣描述的——

　　“還說起他在《光明日報》寫的那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增強理論自覺、理論自信》，我說，我在貼吧裡發帖子，發不上去。因為有“李 changchun”、“胡jintao”等敏感詞。所以，我就只是把那個圖片給發了上去。他說，這篇文章寫絕了，只寫了7、8個小時。李**講完話後，有好幾個人想寫，但後來，《光明日報》特約他寫的。說發表後，首都師範大學等學校有人給他寫信；還說 李**、劉yunshan等人看見了也高興，這是給他們的觀點做論證啊。”

　　不必作任何詮釋，衣俊卿善於揣摩上方的形象躍然紙端。“李**講完話後，有好幾個人想寫，但後來，《光明日報》特約他寫的。”而他“這篇文章寫絕了，只寫了7、8個小時。”

　　衣俊卿到底寫了些什麼，讓“李**、劉yunshan等人看見了也高興”呢？


　　衣俊卿的文章讓李長春和劉雲山們喜歡。

　　我們不妨摘錄一段，就可以看出，李長春和劉雲山們喜歡的是何等假大空的官樣文章了——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2年6月5日刊登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增強理論自覺、理論自信》，作者衣俊卿。文章第一段如下：

　　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是行動上銳意進取的前提。”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推動人類發展和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高度，尋求用先進的理論來武裝自己。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以人類解放為己任，具有改變世界、變革現實的先進理論，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矢志不移的歷史性選擇。這種清醒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由此成為我們黨的鮮明特徵和力量源泉。這種理論自覺和自信，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價值理想的深刻認識和堅定信念；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自覺彰顯和堅定信心；體現為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創造性地回答當代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指導中國社會和諧發展。正是靠著這種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舞台上，不斷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成就。

　　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會在這種文字面前茫然若失，不得要領，通篇皆是武斷用語、為文大忌。就是有這種文字給胡錦濤、李長春和劉雲山的“觀點做論證”，衣俊卿才變得如此有恃無恐，可以下令將常艷的揭露文章刪除，並讓常艷發表道歉聲明。寫這種文章的人官場得意，和當年高俅受到趙家朝廷重用有何不同？

　　在常艷和衣俊卿的交往中，不時涉及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例如，王立軍薄熙來一案剛起時——

　　我退房後，2點左右去霞多麗吃午飯。飯中，他發給我一條關於王lijun事件的段子：

　　【王氏列傳】紅朝六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奪總兵銜赴閒職，心懷怨憤，進言朝廷，彈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緝拿。王氏倉皇出逃蜀中，一時朝野震動，舉國譁然。王乃秘投美洋會館，欲尋庇護。後錦衣衛圍會館，美酋懼，不敢納，令會館逐之。王被逮，仰天長歎曰：飛鳥盡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當時還沒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聞，看了這條信息，大概明白什麼意思。他談到薄xilai的做法，我說：“這個可以理解啊！”我一扭頭，看到了他惡狠狠的眼神對著我，從未見到過他如此的神情。他說：“你妨礙到我了，我就肯定不會手軟！”這個話音落了，他也覺得似乎有歧義，我也感覺聽著彆扭。氣氛突然就尷尬了。

　　這是衣俊卿對薄熙來一案的最初反應，生怕常艷在政治上妨礙他。

　　常艷還談到——
　　我還給他說到，我愛人的家裡有些政治背景，當年我老公的姥爺也算是軍隊的高級幹部，與趙ziyang關係不錯，等等。他說政治複雜。我說不懂。他說，不懂就遠離。

　　是的，衣俊卿確實懂得政治的複雜，可以將政治玩於股掌之中，已經知道如何逢迎上司，如何面對已經下台的薄熙來等人，所以，他不必遠離政治。
　　而對於名聲遠遠好過自己的編譯局俞可平，衣俊卿心底十分嫉妒。常艷文章裡有這樣的記述——

　　期間，他還談到俞可平，說俞可平的所謂改革是治標不治本的，舉了一個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麼。那天，在床上時我還說要等開春後去五台山給他燒香拜佛，他說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適去，還說普陀山的菩薩也很靈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俞可平也算北大幫，卻不是在北大讀本科的。他靠著自己的努力，1987年在北大獲得政治學博士（據說是大陸第一代政治學博士之一），1993年調入中央編譯局，先後擔任當代研究所副所長、所長，2003年至今，擔任編譯局副局長，目前是排名第一的副局長，緊挨衣俊卿之後。俞可平近年因為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名聲遠播，深得好評。衣俊卿總是擔心俞可平會超過他，害怕俞可平會整他，常艷在文章裡指出，想整衣老師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時期被作為一顆“棋子”了，具體誰運作，大家心裡有數（但請別扯上俞可平副局長，我不認識他，且發自內心尊重他，一切優秀的人與事，都值得我尊重。）

　　常艷後來在文中又一次提到俞可平——
　　“總之，這次的談話充滿了政治色彩，令我有些不安。他為什麼總提俞可平，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看來，衣俊卿時時刻刻提防著俞可平，就是和情人在一起的時候，也忘不了俞可平的存在。

　　衣俊卿對李長春、劉雲山、下了台的薄熙來以及同行、同事俞可平的態度可謂十分鮮明。（《大事件》16期）
《大事件》第16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7948?apKey=fedd22f528

我在這個世界舞臺晃盪——漢堡萊辛戲劇節揭幕致辭

                   

    我在回憶，並用嘴巴說出。這不容易。因為此刻的思緒如漫天大雪，不知該說什麽。

    中國是故事大國，因為共產黨，中國變成了故事大國，我曾經在中國撿拾了300多個故事，當局受不了，禁我的書，於是我的書只能在地攤發行，印刷低劣，字跡模糊，甚至夾雜在色情雜誌和政治內幕之間—— 我淪為一個既沒有報酬、又要承擔風險的文字拾荒者——為養家餬口，我不得不向海外投稿，替流亡刊物寫專欄——成為一個掙少量報酬，卻要承擔更大風險的文字 拾荒者。許多寫作同行被投進監獄，他們抨擊時政，我從不抨擊，我主張平心靜氣地説故事。我和官方作家的區別，是說故事和編故事的區別。

    我離婚兩次，判刑一次，被抓若干次，被搜查若干次，終於如我的朋友劉曉波，茁壯成長為國家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去年夏天，因 為即將在德國出版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面臨十年以上監禁的威脅。於是，我在黑社會的幫助下逃離中國。我在越南潛伏了三天，我漫無目的，在 縱橫交錯的街巷間穿行；我坐在河內的還劍湖旁，听憂傷的土著民謠，眼眶竟然濕潤；我失魂落魄地返回小旅館，緊閉門窗，在空調和電扇的夾擊下，將自己剝得赤 條條。我信手做了些簡單記錄：

    13号通过银行转帐，付出黑道定金4000塊。

    28号夜里，女友小金已经有预感，半夜起床，摸我的手，她的手凉透了，我惊醒了。

    29号中午，我出发前，问她昨夜为啥心血來潮摸我的手？她说我想安慰你。别害怕別害怕，我在为你念佛呀。也为刚刚去了天国的李林山念佛呀。

    共產黨不垮臺，我就回不去。今生也不知何時能夠再見到小金。我們曾同舟共濟幾年，眼下時過境遷，緣分斷了，可其中的滄海桑田，在紙上，在心裏，斷不了。

    流亡之後，我的書在多國出版。我不得不飛去飛來，在若干語言不通的異邦做推廣。去年911前夕，我從德國去美國，因為檢查周密，進海關花了三個多小時。正一籌莫展之際，擡頭卻突然望見一黑人警官衝我微笑，胸前豎著我的英文新著《上帝是紅色的》。我用中文說“上帝原來是黑色的”，他不懂，卻牽引著我脫離迷途。

    當晚我入住紐約市中心時代廣場旁邊的旅館，無邊無際的樓群，猶如隨時向宇宙發射的無邊無際的火箭群，而最醒目的廣告位，卻 是“新華通訊社”和“五糧液”；也就是中國外派間諜機構和中國最聞名的白酒。接下來的兩個月，我跑了十幾個城市。紐約法拉盛華人區的髒亂差，還有騙子成 堆，令我瞠目結舌，以為又回到了祖國境內某一車站或碼頭。密密匝匝的溫州人店鋪，往往同時經營手機、褲衩、乳罩、導遊手冊、三明治以及色情書刊。從深不可 測的笑容意會到，他們還同時經營暗娼和黑工。我買了一手機卡，付了三個月費用，打了一個月就欠費，我後悔沒有牢記櫃檯間的交易宗旨：無需身份，無需信用， 無需登記，無需多問。

    真他媽的自由啊。我應該在法拉盛找一黑店住下，繼續我在國內的底層採訪。

    在紐約行色匆匆，而在洛杉磯，一街頭牧師帶領我暗訪黑店，也就是若干家庭旅館中的一個——這是北京上訪村的鏡頭回放，幾平 方米的地盤，五張上下床，躺著十個等待政治避難的年輕人，南來北往，南腔北調。由於從前的灰色閱歷，我的興奮勁兒上涌，就沒話找話，東拉西扯。原來他們都 是山區農民，進城打工數年，省吃儉用積累數萬，就追漂洋過海的移民時髦，找一光面堂皇的旅行社，付出押金，辦好旅遊手續，就冒冒失失飛來了。反正光腳不怕 穿鞋的，他們一進洛杉磯中國城就四散奔逃，遍街漢語招牌，四季如春，即使露宿街頭也沒問題啊。旅行社更沒問題，一顆人頭幾萬的押金就不用退了。

    接下來就是找幾塊錢一宿的家庭旅館，找移民律師樓（據說洛杉磯有500多家），爭取政治避難。地下教會、法輪功、一胎化受害者、民運份子，看那種原因通過的可能性大些。如果你在國內還不是基督 徒，那就趕快去洛杉磯當地的華人教會吧，徹底懺悔，受洗歸主，兄弟姐妹才好幫忙。你在禮拜活動中，說不定還將碰上共產黨貪官、不法巨賈的兒孫或二奶，識時 務者為俊傑，人家早就卷款潛逃，來這兒侍奉高鼻子上帝了。你一鄉村大屁孩，在中國永遠找不到這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機會。

    避難理由千篇一律，在國內你不是基督徒？那就是慕道友了，參加家庭團聚時，警察破門而入，他們搜身，他們命令你抱頭蹲下， 他們侮辱你毒打你，甚至將你帶走關押。你走投無路，又不能背叛主，只能含淚告別祖祖輩輩生活過的故土，遠涉重洋追尋真理。移民審查官的耳朵早聽出繭疤了， 但又無法原地取證，就只能憑感覺判斷真偽。有一位23歲的姑娘，漢字拼音都不認識，更別提英文字母了，教會姊妹和律師強化訓練她個把月，進展甚微。到了見移民官那天，她磕磕巴 巴地陳述“親身經歷”，破綻百出。於是移民官毫不客氣地打斷她，吩咐背誦《主禱文》。這是程式，每個自稱的基督徒都必須背誦《主禱文》，然後審查結束—— 姑娘一瞅移民官臉色，立即知道完蛋了，並立即悲從中來。她千辛萬苦、歷經磨難，最終還得被遞解出境，灰頭土臉回國，被政府扣押，被父老鄉親瞧不起，人財兩 空——她情不自禁地哭起來，逐漸大放悲聲，在嚎啕中還念叨著“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她重複了一遍又一遍，終於泣不成聲。移民官大驚失 色，而旁邊的律師更驚歎上帝顯靈——《主禱文》是他教的，他壓根沒看出這個弟子是表演天才——一個傑出的新移民就這樣誕生了，她的事跡經過渲染，在源源不 斷的初來乍到者裏流傳，給人以蓬勃的生機。於是信主的羔羊成倍增加，在普天同聲的《贊美詩》中，親歷過天安門大屠殺的學生領袖、士兵、指揮官、窮人、富 人、曾經作惡多端而今回頭是岸的人，都熱淚盈眶了。懺悔吧，寬恕吧，不要追究任何羔羊的來歷，因為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就通過上十字架，替古往今來者，洗清 了古往今來的罪。

    可是在鐵通一般的中國，曾經揭露酷刑法輪功學員的基督徒律師高智晟，已經失蹤多年。直至不久前人們才知道，他在新疆沙雅監 獄服刑，身心遭受難以想象的摧殘；基督徒醫生徐永海，因從事家庭教會的非法活動，老屋被強行坼除。他堅持在坼遷廢墟上舉行上帝敬拜，驚動大批警察，以擾亂 治安罪入獄，他獲刑三年；我的獄友，基督徒詩人李必豐，前不久被構陷，以經濟詐騙罪，第三次被判刑。而真實的原因，是當局認為他資助了我的出逃。

    李必豐今年48歲，三次刑期加起來，長達24年。李必豐一再偷越國境，一再被拿獲，他在奔逃的急迫感中，寫下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和詩篇。我的出逃和他沒絲毫關係！我 公開聲明了多少次，也沒有用；我通過柏林文學節，發起全球作家的簽名救援，也沒有用；我在和艾未未、哈金、赫塔·穆勒、薩爾曼·拉什迪的聯合呼籲中，指出 “製造敵人是危險的”，更沒有用——上帝為什麼不救救祂的孩子？難道上帝也懼怕共產黨，只在西方顯靈嗎？

   

    獨裁中國和自由世界就這樣密不可分。有一部法國虛構電影叫《解放軍佔領巴黎》，五星紅旗遮天蔽日，曾在中國盜版市場掀起暢 銷熱浪，可如今，旅遊團代替解放軍佔領巴黎，在市中心老佛爺百貨公司一帶，瘋狂購物的祖國同胞如洪水氾濫，你根本用不著講法語或英語。於是野生導遊應運而 生，我多年未見的流亡者朋友某某，迫於生計，也幹上“野導”，包括把地下工廠製造的假名牌服裝批發給遊客。有一次，他替北京一檢察官代表團做導遊，心裏忿 忿不平，就邊開車邊指桑罵槐。不料坐在副駕的胖子笑容可掬地拍拍他的肩：兄弟你是六四跑出來的吧？受苦了受苦了。其實啊，我們知道的貪污腐敗比你罵的還凶 險十倍！今天不談這個了，還是帶我們去買東西好嗎？於是，我朋友就率領九個檢察官去專賣店，去事先約定的法籍售貨員的櫃檯，要最貴的名牌化妝品。法國人説 不不，我朋友也說不不。於是法國人解釋說，這個牌子目前限量生產，非常緊俏，即使預訂，至少得兩個星期之後才能取貨。檢察官們著急了，因為他們只在此逗留 三天。我朋友嘰嘰咕咕一陣法語，看表情比檢察官們還急。接下來法國人兩手一攤，打了兩個電話，吱吱唔唔保證三天內取貨。當然價格也隨機上漲三倍。其實貨就 藏在櫃檯底呢。我朋友嘆息說，沒想到我早年追求中國民主崛起，最後卻落得狠宰中國崛起的貪腐為生。

    沿地球兜圈兒，在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我呼吸的學術雰圍有些變味兒。是的，我走在校園，總有人提醒，某某偉人曾在這兒散 步，某某偉人曾在這兒教書或眺望。可等到我這幾十年後的小人再度眺望時，耳邊卻有人提醒，這是中共高官子女的海外招牌搖籃，殺人魔王薄熙來的公子在此就 讀，還花錢僱了兩個美國保鏢。中共為哈佛帶來了多少經濟好處，我無從知曉，可我大約明白，因為教授頭銜的終身制，哈佛象征著一種不朽的“終極權勢”。所以 哈佛教授傅高義才有恃無恐，出版上千頁的《鄧小平改變中國》，公然為殺戮者辯護——是的，作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1989年6月4日淩晨，調動了二十多萬野戰軍，圍剿北京城，沿途射殺了近三千名要求民主改革的抗議群眾。我在新書《子彈鴉片》裏記載，鄧 小平就這樣改變中國。德國人、美國人、法國和英國人，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你們身邊，你們受得了嗎？可是中國人忍受下來，忍受了二十餘年，並在經濟騰飛的喧囂 中，無可奈何地選擇遺忘。

    鄧小平通過殺戮改變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因為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了。我在前輩詩人比爾曼的漢堡家裏，看見一張歷史圖片，萊比錫的街道和廣場，滾滾的人流。東德人將老者和孩子留在家裏，他們擔心當局會模仿中國，選擇開槍鎮壓——但是沒有，因為天安門大屠殺太恐怖，東德當權者沒膽量重蹈覆轍，被後世唾罵。

    接著是前蘇聯及東歐的解體。鐵血士兵們放下武器，示威民眾戲劇化地勝利——正如中國戲劇化地墜入後極權的深淵。

    我不合時宜地在哈佛費正清漢學中心朗讀了天安門大屠殺之夜完成的《大屠殺》，因為情緒激烈或時過境遷，教授們投票的結果， 認為視頻不宜放上校園網站。接著，新西蘭的文學節受到來自中國使館的警告，在我登機前夕，取消了我的音樂朗讀會。我止步於澳大利亞，剛曬一陣太陽，喝一陣 紅酒，新華社駐悉尼分社社長竟然率副手找到我，苦口婆心，動員我回歸美麗祖國，並且拍胸脯擔保沒事兒。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我的出逃細節。

    再接著是前不久，墨西哥出版我的書，要在瓜達拉哈拉書展上做宣傳，中國政府居然致函主辦方，説我是在逃罪犯，命令取消有關 我的一切活動。這下子將自由過度的墨西哥人激怒了。我飛抵當晚，警察局長和文化部長（太奇異的搭配）來接站，前後都是警車，一路還拉警報——我是作家、政 府要員、還是黑道大亨？我們入住希爾頓大酒店，此後，七個持槍保鏢相伴始終，包括吃飯、逛街、接受採訪、演講和上廁所。翻譯説這比較正常，墨西哥槍支公開 買賣，幾年間被暗殺的人數超過五萬。我說暗殺文人幹嘛。翻譯說前蘇聯時期，和你情況相似的“寄生蟲”詩人佈羅茨基（後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接到政府派遣 刺客來索命的消息，坐臥不安，就向警局報案。結果政府也給他安排七個保鏢，同吃同睡達兩年，連泡妞做愛也眼睛不眨地立在旁邊。崩潰的佈羅茨基就只好跑美國 了。

    還好我只呆八天。滾回德國前夕，我與保鏢們在郊外合影，也與三個特種兵合影，我舉起兩把大號手槍，笑嘻嘻的。照片傳回國內，友人們又傳上推特。引起紛紛議論——墨西哥真混亂啊，連老廖這種底層狗東西都持槍自衛了！如果在中國，還不被當場擊斃？

    我站在這兒，掐掐自己的肉，我還嬉皮笑臉地活著，沒事兒。

    2012年10月，創立於1886年的漁夫出版了我的《子彈鴉片》，這是記錄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的新書，其中包括一份來之不易的《死亡名單》。這太不合時宜，因為中國已經騰飛，有資格對人類的普世 價值高聲說不。憑著超級廉價市場和超級購買力，還有超級的投資移民黑錢，面對高居不下的侵犯人權記錄，中國可以說不；面對西藏人的連環自焚，中國可以說 不；面對監獄黑幕的政治囚徒，中國可以說不；面對上訪者、環境汙染、有毒食品、法輪功、地下教會、網絡實名制，中國還可以說不。中國說不的聲音越來越大， 於是西方越來越多迎合的聲音，認為劊子手真受到了委屈，抓人殺人也許是迫不得已？言論審查製度也如飛機安檢一樣，迫不得已——更可怕的是，持這種觀點的小 說家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作家王力雄早就預言，黃禍將在全球瀰漫。良知、道義、憐憫、同情、母愛，這些連某些智力稍微發達的動物都具有的本能價值， 將被全球化與後極權的合謀所顛覆。如果共產中國遲遲不分裂，如果改變了政治製度而依舊保持大一統，像目前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那麽十五億人將永遠沒有安全 感；如果其中一兩億人因為在祖國喪失安全感而不擇手段移民，那麽西方將無法承擔快速增長的低素質人口及人口汙染的壓力。

       當屍骸遍野

    你向人世間低頭

    你從來不是國家的敵人

    你只是一個囚徒

    網絡間流傳著幸福大街樂隊的《冷兵器》。是的是的，像譚作人，像劉曉波，像李必豐、許萬平、高智晟、郭飛熊、劉賢斌、陳 衛、陳西，許多許多政治囚徒，只是希望祖國越變越好的溫和的人。不像我廖亦武，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對散佈於世界各地的愛國者絕望。主張分裂的我，是國家 的敵人，而他們不是。

    我將在這個世界舞臺繼續晃盪。如一條喪失國籍的狗，時而哀鳴，時而狂吠，時而夾住尾巴沉思。

    我的家鄉在一杯酒裏。如果哪一天我不幸戒酒，我的家鄉就在白日夢裏。

    我的內心永無寧日。謝謝。

  012年12月31日淩晨3點半，柏林

廖亦武来稿

穿越重重高牆，“譯者”豎立公民社會雛形

《外參》記者柯宇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人們越來越向“錢”看的反思聲也不斷傳出，但仍有一群人，甘冒風險，不求回報地貢獻所長，致力填補中文與英文世界報導中國信息的缺口。


嘗試開闢營利模式

同樣的技能、同樣的時間，譯者們可以選擇做能夠獲益的事，但“譯者”的志願者們卻選擇創造社會效益，而非市場效益。小米笑道，有時候他們會將這樣的選擇稱為“逆選擇”， 因為正常人普遍會選擇有名、有利的事，或追求輕鬆快樂的事，像他們這樣追求吃力不討好的事，就是種“逆選擇”，而並非每個人都能持續“逆選擇”，因此有些譯者做了兩、三個月，翻譯過四、五篇文章，體驗了一下後，就不再投稿。

其餘譯者每天投入翻譯的時間也不一樣，由於每個人都有其他的事務，有人持續一年每天都有譯稿，但一年過後就退出，也有人做了一陣後，休息了半年，才又回到“譯者”的崗位，雖然翻譯時間並不固定，但每個人都是儘量利用有限時間貢獻所長。

但精神上的收穫還是有的。小米對《外參》指出，在過去，有時候有些話一直想講，卻沒有機會、沒有平台可以分享，如今擁有了這樣一個揮灑舞台，是她的收穫之一。

“譯者”從2009年發展至今，不斷開發各項服務，在志願者們的腦力激盪下，“譯者”推出音頻採訪、視頻翻譯，以及每日新聞頭條發送；每項服務的推出都經過評估、分工，但有的項目因為效果不好，執行到一半終止。

2012年開始，在累積了一些比較固定的讀者群後，“譯者”希望能在原本的非營利模式下，藉由翻譯書籍，開闢一個正常營利的部分。書籍翻譯完成後，將製作成EPUB格式的電子書，讓讀者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載具上閱讀。

小米對《外參》解釋，翻譯新聞報導和翻譯書籍不大相同，書本在談論一個問題時能更深入，譯者也能對一件事獲得更全面的認識，此外，譯者還有機會和原作者及出版社接觸合作。但也因為翻譯書籍需耗費很大的功夫，因此希望出版社能支付一點酬勞。

目前，藉由翻譯書籍來營利的部分，還處於嘗試階段。小米表示，電子書上架後，主要評估在大陸是否有市場，如果通過電子版能打開一個新市場，對“譯者”、出版社和原作者來說都是好事，因為原本出版社就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在大陸出版這些內容敏感的書。

“譯者”網站在中文外，還提供英、法、德、西、日、韓等六種語言的閱讀介面，此六種語言均由google翻譯器從中文自動轉換而成。雖然“譯者”的許多志願者也具有中文翻外文的能力，有人更以此為正職，在翻譯書籍上，中文翻外文的報酬也較高，但“譯者”目前的翻譯仍以外文翻中文為主。

小米對《外參》解釋，如果翻譯成外文，譯完的文章可能受眾面很窄，由於文章有其敏感性，願意付費給譯者、放置譯文的平台也很有限。此外，已有許多專業人士投入中文翻外文的領域，如一些身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們或自己設立博客，或與新聞社合作，為新聞社提供第一手的線索後，再讓記者接手追蹤採訪，因此在外文世界裡，與中國有關的信息並沒有落差太大。

“一個外國人從外國媒體得知的訊息，可能比一個普通中國人還多，所以再進入這個市場就不是很必要了。”小米表示，由於許多中國人連發生在自己家門口的事情都不瞭解，因此志願者們就更有想將實情告訴這些人的衝動。

想讓譯文的影響力得到最大的發揮，也是原因之一。小米對《外參》說，出於社會責任感，譯者們認為把外文翻成中文，影響力更大，更能感覺自己為社會做了一些改變，也更有成就感。

2010年10月3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接受美國有線電視台CNN節目主持人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專訪，談及政治改革，溫家寶表示，他的政治理念可歸納為四句話：“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儘管社會上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和阻撓，他仍要堅定不移地在能力範圍內貫徹自己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溫家寶有關政治改革的一席話相當令人震撼，在中國當局不翻譯的情況下，“譯者”接下將專訪內容中文化的任務。志願者10月7日完成翻譯，當時正值十一長假，小米估計審查人員並不清楚這篇文章是否該刪，加上文章主角為中國總理，可能給了審查人員一種“留著也沒關係”的印象，因此文章廣泛流傳，騰訊等許多網站更將這篇文章放在頭條，成了熱點新聞。

最後台灣的中央社找上門，詢問“譯者”是不是溫家寶的御用翻譯，是不是有了什麼動靜才放出這樣的消息，“譯者”否認，中央社卻不相信，認為譯文的遣詞造句相當正規，“譯者”只能拿出譯文的草稿，證明在人力精簡的情況下，這樣的遣詞造句也是經過多次修改後才定稿，中央社才接受“譯者”的說詞。

“中國人不是那麼傻的”

小米指出，每次只要收到讀者來信，不管是褒是貶，都會覺得很難得，因為中國大陸不上網的人群已佔很大一部分，上網者中，聊天、打遊戲的又佔掉一部分，剩下的也只有一部分人有閱讀新聞的習慣，其中90％的人看新浪等門戶網站的新聞，看新聞的人中，會翻牆的佔少數，而翻牆後會找到“譯者”的更是少之又少。

“譯者”的志願者主要為白領、高中或大學生、年長者，其讀者有一部份也為白領、學生和長者。雖然有文章訂閱服務，但由於從來不做讀者背景調查，因此“譯者”很難確切得知其讀者是哪一類人。

小米對讀者的一點認識，是來自於其中一些人寫給“譯者”的反饋。“只是這樣的讀者來信，也是因為他們有特別的觸動，大部分的讀者仍屬於沈默的一群。”從這群願意發信的讀者來看，大致可分為幾類：一些是與志願譯者工作比較類似的族群，如白領、學生、年長者；另一些讀者的工作較多元，小米舉例，有位在工廠中打工者，因為想瞭解美國發生了什麼事，為何中國的產品最後都送到美國，因而主動接觸“譯者”。

這群讀者中，白領或中產階級送給譯者的信息，結尾通常顯示“寄自我的iPhone/iPad”。學生讀者的範圍很廣，從初中生到海外留學生、博士後均有，這群人通常會在信中談論從書本中學到的與在“譯者”網站上看到的信息有何不同，有時候，即使他們不同意外國人的觀點，他們仍希望得知不同的想法。

最令小米感到訝異的，是讀者群中還包括年長者。小米判斷，年長者退休後，上網時間多了，這群人經歷過的事也比較多，對時政有自己的看法，或許因此關注“譯者”。

3年來，“譯者”網站平穩成長，翻譯品質有一定的保證，吸引了一批固定讀者。小米對《外參》表示，這群讀者喜歡“譯者”選文與撰文的角度，他們認為，“譯者”的文章不像官方審查過的新聞，也不是受害者心態的激情陳述，因此能讀到更多元的訊息。

如今，小米感受到有一批讀者對“譯者”的要求提高了，希望“譯者”更像一個真正的媒體、更正規地運作，例如希望twitter上不斷有消息發出，或將每個重要海外媒體的頭條都推上來，小米有些為難地說，這樣的要求其實挺高的，因為需要投入相當大的人力，不斷進行追蹤，“譯者”目前比較容易做到的，是與已有一些資源的平台合作，豐富彼此的新聞內容。

小米指出，當“譯者”成員被請去“喝茶”時，對方曾想試探出組織者是誰，並“規勸”從事此項工作不掙錢，最好就此罷手。小米表示，其實“譯者”是個自發運作的團隊，沒有所謂的組織者，不論哪個成員不在崗位上，“譯者”仍會持續運作。

“中國社會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不可能把訊息關在牆外，我們希望傳遞的訊息是，中國人不是那麼傻的。”小米對《外參》表示，中國歷經如此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又從初中開始接受英語教育，雖然會做“逆選擇”的人少一些，但懂外語的人相當多，無法將一個訊息完全封鎖住。

小米說，“譯者”穿越了語言的牆、防火的牆、技術的牆，才把信息送到讀者的眼前，這是幾個人接力一下就能辦到的事，不需一個政黨去組織才能做到，這也是公民社會的雛形，在翻譯這一塊上，“譯者”可說有了公民社會的雛形。

2010年10月3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接受美國有線電視台CNN節目主持人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專訪

火墙内外：天朝京城变雾都，人民公仆搞特殊

美国之音江河

华盛顿 — 知名网络歌手Walker演唱的大雾版《北京北京》准确地描述了最近在北京的人们的亲身感受。1月中旬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其中尤其以首都北京的情况为最糟。恶劣的空气质量导致飞机航班延误，学校关闭，医院呼吸道病例增加。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黄安伟以“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北京的空气”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国大使馆在推特上称，北京空气中的污染水平“超出了测试范围”。这是 描述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以上的术语。空气质量指数代表了污染水平，美国国家环保局称，污染水平在301到500之间属于“有害的”，意味着人们应当避 免一切户外活动。

最近的恶劣空气是中国网民热议的一个话题。网民“西皮二簧”在新浪微博上说：“北京连续几日的雾霾天气中，12日污染尤为严重，城区普遍长时间达到6级极重污染，即最高的污染级别......网友自嘲为‘人肉吸尘器’。”

网上盛传一首根据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沁园春.雪》改编的《沁园春.雾》，反映了北京人对这次京城大雾的直接观感。“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 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 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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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大家画大卫11世”贴了一幅恶搞版漫画“北京欢迎你”，纪念PM爆表到700的一天。别的网民跟帖嘲弄说：“继政治手段、经济手段都对北京的社会问题无效后，中央终于祭出生化武器了。”

网上转发的很多的一个政治段子说：“在D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各级D组织的艰苦奋斗和英勇拼搏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旷世未有的伟大成就!PM值不 仅远远超出了几千年来的任何朝代，更让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夺取了全面建设消康社会的新胜利!其实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愿享受特供的空气净化系统，但为了多 为人民服务几年，只好用了。”

就连著名红歌“解放区的天”也成了网民挖苦中国空气污染的工具。网民“强子叔叔”在腾讯微博上戏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看这天啊，貌似解放区快沦陷了。”

网民“风铃炸弹”编了个故事说：“菩提祖师见猴王长得像个猢狲，便给他取了个姓氏为‘孙’。至于名字，祖师抬头望了望天色，皱着眉头说道：‘干脆你就叫雾空吧’。后来悟空学成回花果山，因为太黑，大家都亲切地喊他‘煤猴王’。”

自称为“黑通社”的网民“和菜头”发出这样一条报道：“据悉，由于能见度极低，彼此抚摸已经取代握手成为北京居民的见面礼，人们通过抚摸对方面庞、躯干的 方式以确定身份。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上街乱摸女性，刮蹭对方面部粉底霜后集中在淘宝出售，已经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治安机关发言人提醒市民：先喊名字后 摸，光摸不喊是流氓。”

自2008年以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通过推特账户发布对中国三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的独立监测数据，引起中国当局的不满。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在他的报道中 说，美国大使馆监测空气质量的设备以及相关的推特账号都是中国官员外交上的心病。2009年7月，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曾要求美国官员停止在相关推特账户上发 布消息，称这些数据“不仅会让人迷惑，而且还是无礼的”。

去年6月，中国官员要求美国使领馆停止在中国监测空气质量。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没有点名地说：“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由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有关法规。”

精通中国政府外交辞令的网民们对外交部官员的言外之意心领神会。他们趁势冷嘲热讽起来。网民“水渝木青”调侃说：“北京大雾是境外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

“少林混球”在腾讯微博上说：“此次北京空气污染，当然又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的，希望有关部门坚持一贯的政治立场，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强烈谴责，愤怒抗议。”

知名网络评论人“五岳散人”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条搞笑段子，政府发言人称：这是标准的境外势力操纵的一小撮PM2.5，蒙蔽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说：是啊是啊，真是看不清楚，雾灯都开了。

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本人还有一段与此有关的惨痛教训。他在新浪微博上说：“那一年，我因转发北京空气质量被一领导请去‘喝茶’。刚进门，领导手中拿 着华尔街日报的翻译件。他对我说：‘你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了，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领导训诫后我给@袁莉wsj打电话：‘你们可不能害我 啊!’”

不过，还是有一部分网民紧跟中国政府的立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博协会会长张嘉伟用‘儿不嫌母丑’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驳斥那些冷嘲热讽的网民。他说： “微博确实是有海外势力的，空气再怎么脏，也是你的祖国，再说了，工厂都关了，空气好了，大家拿什么赚钱？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微博上的那一小撮人，时刻不能 放松阶级斗争。”末了，他还在微博上带头邀请大家合唱刘德华的名曲《中国人》。

去年12月31号，新华社引述北京市环保局发言人方力的话说：“2012年，北京市大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全面下降......空气质量继1998年以来持续14年改善。”

中国官员在公布空气污染测量数据时喜欢用PM10的数值做比较，然而外国卫生和环境专家则称PM2.5才是更加致命的，因而更值得跟踪。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中国的主要城市早已拥有监测PM2.5的设备，但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公布这些数据，直到去年1月北京才开始发布PM2.5的数据，而且中国发布的数据 往往与美国使馆发布的数据有差异。

即使如此，美国国务院还是对中国政府应人民的要求公布监测数据的行动做出了正面的评价。国务院发言人卢岚在1月14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一直在 检测北京的雾霾浓度，也在推特上公布结果。到去年12月为止，中国政府决定在74个城市，自行监测其雾霾浓度，并且公布检测结果，这是照顾人民健康的重大 开始......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公开资讯，回应人民的要求，是件好事。”

凑巧的是，就在发生这次雾霾天气几天之前，中国环保部为机关采购空气净化器。1月10日下午4点39分，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环境保护机关服务中心空气净化器采购项目竞价公告》，竞价时间为1月10日至1月15日。

这一竞价公告立即引起网民热议。许多网民指责环保部对于全国多地陷入空气重度污染的雾霾天气有“先见之明”。而环保部相关人员则否认这一指称。

与此同时，北京卫生局则称，专家建议第一不要外出，第二外出需佩戴纱布口罩就可以，没必要购买室内空气净化器。

网民们纷纷发表议论，批评官方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评论说：“看看这个环保部：你用公家的钱买空气净化器，叫老百姓戴口罩就行。”

也许环保部的采购行动纯属巧合，但被网民称为慈善“艺人”的环保企业家陈光标确实独具慧眼，有先见之明。他早就看到了潜在的商机。几个月前，陈光标就开始出售罐装新鲜空气，并提前为此大做宣传。

腾讯网科技频道编辑娄池在新浪微博上说：“最近几天忽然明白了@陈光标的牛逼之处，现在谁还敢说标哥卖空气是傻逼行为，标哥真是高瞻远瞩啊!”

陈光标宣称他出售的“好人”牌罐装新鲜空气分别来自井冈山、延安等10个红色革命地区，玉树、香格里拉地区，甚至还有来自台湾的，每罐空气售价为4至5元人民币。

就在中国老百姓对环保部搞特殊化深感不满之际，又传来了中南海有特供空气的消息。长期关注环保问题的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北京的空气 质量决不是第一次如此之差，由于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所以高枕无忧。他说：中南海“有专门的像远大空气净化这样的厂商供应的特供空气。所以他们不需要和我 们普通的公民去呼吸同一片蓝天下，被污浊空气侵染的这种环境。”

新浪微博认证用户陆亚明气愤地表示：“禽兽!说好的“同呼吸、共命运”呢？!”

网民“静躁君”提醒不明真相的人说：“空气有‘特供’，人民知不知？哈哈，那些YY空气上民主平等的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超出我们的想象啊!”

昔日的伦敦有过“雾都”的称号，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造成1万2千人死亡。于是，英国政府痛下决心治理污染，把火电站和重工业从伦敦迁出，在特定的时 段对进入伦敦的汽车征收“拥堵费”，大力推广公共交通以减少汽车污染，最终使当今的伦敦今非昔比，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而现在，把北京称为“雾都”应该是恰如其分的。网民“静之恋forever”在新浪微博上说：“热烈庆祝我大首都北京成功取代伦敦，成为新一座恍若仙境的‘雾都’!!”

分析人士认为，造成空气严重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相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中国政府应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问题，不能以破坏环 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能够达标，但那是靠一些权宜之计获得的短期效果。中国政府必须下大力气、花长时间认 真解决环保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去北京的游客能真正感受到[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中所描述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