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伃君
中國的農民工是中國高度經濟成長背後的沉默力量，卻也是其犧牲者。繼薪酬等勞動者自身權益的維權后，他們面臨新一輪的維權：子女的公平高考權。戶口制度以及與其高度相關的民工子女的升學問題在中國農民近30年來大量移往城市的情況下，已形成了不少嚴重的社會問題。
許多民工在城市內的工廠中工作 (圖為比亞迪深圳工廠)
在外地逗留的民工
民工張康(Zhang Kang，音譯)在深圳的汽車工廠有個全職的工作，他同時也在賣襪子。張是汽車商比亞迪公司一個裝配廠裡的員工，他也在下班時間向廠內其他上萬名員工、或是任何想要買襪子的人兜售襪子。張對《華爾街日報》記者說：“襪子很簡單，每個人都需要它們。”他已對襪子事業投資了6萬元人民幣。
在深圳待了5年，張建目前沒有計劃要回到他位於河南南陽市的老家。他表示，對襪子事業而言，“那裡的發展還太落後。”
像張建這種在城市內滯留的民工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個好現象。10年來中國經濟大幅倚賴這群由農村地區轉往生產線和工程地的低薪民工軍團，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這個軍團在2011年已達到2億5千2百萬人。
中國長久以來以戶口制度禁止民工落地生根，目的是不讓城市被農村人口淹沒。在城市內沒有戶口的民工無法擁有當地的社會福利，也沒辦法讓他們的小孩就讀當地的學校，這種情況的後果是讓許多民工將他們的孩子留在老家讓祖父母照顧，與父母分隔兩地。
經濟學家和愈來愈多的中國政策制定者都表示戶口制度使得民工們無法成為更穩定、更具生產力的勞動力，因此也無法使這群民工成為可幫助中國經濟轉型的國內穩定消費者。戶口制度使得城市內的勞工短缺，因為它鼓勵民工在要成家的時候回到自己的老家。
賦理：限制人民自由遷徙的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民工轉型也幫助中國經濟轉型
即將接任溫家寶成為中國經濟政策主導人的李克強，12月底又再度重申將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的重要性，他並表示，這個轉換將倚賴對戶口制度的改革。但在政府網站上的這份聲明並沒有給出更多可能的改革細節。
一份新的調查顯示城市的民工的生活條件已漸漸好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孟昕對5000個農民工家庭的調查發現，從民工第一次離鄉進城後，在家鄉之外的平均時間已從2008年的7.8年升高到2012年的將近9年。孟昕並寫道，假使接下來幾年這個平均年數持續上升，城市內民工短缺的這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很可能就會消失。
中國政府希望在城市久待、也在城市內獲得更好的福利和加強技能的民工能增加，這可以進一步改善城市勞動力的品質。這樣的過程也能幫助中國轉往消費取向的經濟轉型：擁有更好的社會福利的民工不需要將大部分的收入存進戶頭，可以將一部分的經濟力轉為消費能力。
著有關於中國城市變遷的《10億中國城市人》(China's Urban Billion)一書的龍洲經訊(GK Dragonomics)分析師唐米樂(Tom Miller)表示：“如果中國希望提高家庭支出，那麼，將城市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屏除於社會福利之外、使他們的儲蓄率增高，就一點也不合理。”
中國領導人希望，同時避免社會動亂和維持工廠順利運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工勞動力的穩定。在金融危機後，對中國出口的需求大減，約有2300萬名民工失去工作，許多遭解雇的民工就回到農村。在經濟復甦後，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加薪和福利政策再度將民工吸引回城市，但也多少影響了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1年工廠的薪資與2010年相較有將近20%的成長。
薪資成長和更好的福利讓民工在大城市待得更久，這表示戶口制度改革將可以吸引更多的民工待在城市。孟昕的調查發現擁有失業保險的民工從2008年的11%增加到2012年的21%，而在醫療保險、退休金和工作傷害保險方面也都有類似的成長。
民工的困境
張建並不是深圳比亞迪公司內唯一一個冀望在城市中有更多作為的民工。另一位令姓(Ling，音譯)員工在多年前辭去在工廠的職務，在城市內開了一家花店，這個事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仍待在深圳，也回到了比亞迪。他希望他的妻子在未來也能從老家廣東汕頭來到深圳，他說：“深圳有比較好的工廠，你會習慣這裡的生活。”
另一位姓馬(Ma，音譯)的民工在富士康工作。富士康是蘋果公司iPhone和其它電子產品的製造商。馬先生與另一位朋友晚上在一間附近的學校學習商業管理和電子工程，這些都是他們希望未來可以幫助他們找到更高薪資工作的技能。
但是，在沒有城市戶口的情形下，即使有改善的社會福利，長久在城市居住的民工還是感覺被主流的城市機會拒於門外。
令先生說，如果可以，他希望可以待在深圳，但是，在比亞迪工廠的加班、城市昂貴的房價、以及在城市撫育小孩的困難等種種限制下，他承認，他很有可能會乾脆回到老家汕頭、在那裡找一份薪資更低的工作。
占海特父親占全喜遭當地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務罪”拘留數日。
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路透社專欄作家賦理(John Foley)也認為，戶口制度已過時，也不公平。他表示，如果中國的未來就是建造更大、更好的城市，那麼每個人應該都要有平等的機會可以住在這些城市裡。已經實施50年的戶口制度不只限制人們的遷徙自由，還控制人們的生活和住處。這套無人性的制度現在正在改變，但是變得太慢。戶口制度應走入歷史。
戶口制度將戶口擁有人綁在某個城市、鄉鎮或是村落，使他們無法在戶口地以外的地方享有福利。但是戶口制度並沒有停止人們移往大城市居住──北京人口在10年內成長了50%──但是它使得那些移往大城市的人成為二等公民，舉例來說，這些從別處來到大城市的人們的小孩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資源。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比在農村高出3倍，這使得2億農民工即使知道自己會失去許多資源和福利，還是選擇來到城市。
賦理指出，戶口制度讓中國在經濟成長的同時，卻不用擔心貧民窟的出現。現在，這個制度的福利完全由城市人專屬占據，戶口制度對城市人的價值甚至不僅僅止於教育和醫療保險：非戶口擁有者無法輕易地在城市買房或車，這幫助壓制了房子和車子的價格；另外，大多數的農民工做的是低薪工作，這降低了高技術職位的競爭性和薪資壓力。北京學者胡星斗稱，每個北京戶口對戶口擁有者而言有約2百萬元人民幣的價值。
城市人認為，廢除戶口制度將會造成混亂，但是，賦理不這麼認為。中國不像印度，在印度城市中貧民窟隨處可見，但在中國，建造新住房和基本設施有相對低的資本成本。廣州和鄭州在2006年拒絕繼續實行2001年的戶口改革計劃，害怕提供戶口給外來人口將使得城市無法負荷，但是，自從那時以來，中國的城市因投資已改變了非常多，戶口制度改革勢必要再一次捲土重來。廢除戶口制度更可以引發其他對經濟有益處的改革，像是加強農地的開發以使中國農業更加具有生產力。
沒有人知道戶口制度的改革或廢除後會發生什麼事，也許一些老人和已達就學年齡的小孩會跟隨著在城市有工作的青壯年到城市居住，很可能是細流、也可能是洪水般地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擔心廢除戶口後的問題，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在討論希望戶口改革不要適用於大城市。但是，賦理強調，讓最富裕的人們得以繼續不合理地占有特權才正是最不應該做的事。另外，在投資、研究與科技日漸改善增進的同時，戶口制度的限制也不太可能會持續太久。新挑戰需要新的解決方法，中國可以由廢除戶口制度來告訴世界它如何面對新挑戰。
民工兒女的教育限制
戶口制度所造成的限制有許多，但對許多兒女也一同在城市居住的民工而言，因戶口問題導致的教育問題是他們最擔心、也最感到不平的。路透社12月30日根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報道表示，中國3個人口眾多的區域計劃鬆綁對農民工小孩受高等教育的限制，很明顯是為了回應近來許多人在教育歧視議題上的抗議。
中國的高中學生只能在他們的戶籍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這個限制等於是將農民工在城市內就讀的小孩們拒絕於大學入學考試門之外。
但是，最近宣佈的教育改革計劃對一位青少年來說可能來的太晚，這位少女的苦難在推動戶口制度改革的人群中已眾所皆知。15歲的占海特是農民工的女兒，她在上海長大卻無法進入上海的高中。她的例子在12月引起了廣大的波瀾，而她的父親占全喜則是因為出席非滬籍家庭的“親子活動”時亮出“權利公平、規則公平”等抗議標語，被當地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務罪”拘留數日。事件發生後，占海特將遭遇和照片發上微博，卻隨即遭到禁言。
未來鬆綁計劃
2012年8月30日，包括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門聯合下發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要求中國各行政區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應於2012年底前出台。雖然已有許多地區提出了改革方案，但因農民工眾多、改革將最為艱困的“北上廣”三地的方案遲遲未出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12月30日表示，北京、上海和擁有眾多民工的廣東省終於對改革方案有了新的回應，它們計劃以漸進的方式讓更多農民工的兒女能夠參加高考。但是，路透社指出，實際上，民工的小孩們仍會遭遇歧視。
自2016年起，廣東省將允許民工的小孩參與高考並申請大學，就如那些在當地有戶口的人們一樣。北京和上海計劃鬆綁當地的職業學校的入學規定，另外也可能讓完成職業學校訓練的學生參加大學的考試，讓他們有機會進入當地的大學。
在北京的民工子女自2013年很可能就可以參加北京的高考，在上海則是2014年，但是他們的大學申請還是需要在他們戶口所在地辦理。
因農民工眾多、改革將最為艱困的“北上廣”三地的民工兒女升學方案仍有不足。
鬆綁不足
在北京居住時間久的民工子女已具有在當地上小學的資格，但是們卻常因付不起高額費用和繁複的手續而無法入學。北上廣三地最新建議的高考規則鬆綁也並沒有完全讓農民工的子女得以擁有與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權利。
占海特從她上海的家向路透社說：“還不理想。他們只是把規則訂出更多細節，而不是改變最基本的情況。”占也說，新的規定太嚴格了，自己的女兒或是許多與她有類似情況的學生們還是無法進入當地的升學高中，“我猜大概只有5%的民工子女可以因新的規定獲益。”
《南華早報》12月31日的報道也指出，有許多民工家庭的家長對這三地的微量鬆綁感到失望。
只能接受，或是離開
北京市政府終於提交了一份“暫時文件”，文內表示允許民工子女從2014年開始參加高考，但是前提是他們的父母必須連續6年對社會保險基金有貢獻。但是儘管如此，得以參與考試的學生們卻也只能進入非最高等級的職業學院。
北京當局承諾在2013年底前將會擬出一份包含更多細節的政策草稿。在那之前民工子女可以在一個前提下參與高考：他們必須將他們的成績帶回戶口所在地，在那裡等候錄取。
7年前與她14歲的兒子一起從河南搬到北京的辦公室職員范瑜青(Fan Yuqing，音譯)哭著說她感覺被污辱了：“這個政策等於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這些人都是二等公民，不論我們在這裡住了或工作了多久。我們要么全盤接受政府的規定，要么就走人。”
張建當(Zhang Jiandang，音譯)是一間小公司的老闆，他18年前從安徽到北京工作。他表示這項政策無法解決民工子女在教育上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張說，他16歲的兒子在學校的表現其實足以讓他進入極好的北京或清華大學。但在現在這種政策下，張建當說：“我只能將他送出國，我沒有別的選擇。但是那些沒辦法負擔這種留學教育的民工家庭怎麼辦？”
妥協後的政策
廣東省也推出了類似的政策方案，允許民工子女自2016年起參與高考，前提是他們的父母有廣東省的居住證並對社會保險至少有3年的貢獻。
上海則是將它的高考政策與它具高度爭議的《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綁在一起。民工必須根據某個積分制度達到積分標準，其兒女才能參加上海的升學考試。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民工家庭發出的不滿之聲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熊丙奇說：“中央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大幅修改全國升學考試制度以改進現有的不平等現象。以大學所在地而言，這個政策過於優惠如北京等的大城市。最好的辦法改進不平等的方式是，讓大學得以完全以學生優劣的唯一標準來收學生。”(《外參》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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