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19世紀法國政治作家、社會學家、也是歷史學家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法國理所當然地是位名人；在美國，他的《美國的民主》被廣泛閱讀和研究；現在，在他死後150年，托克維爾在某處找到了更廣大的新閱讀者群──中國。自十八大前夕中國官場就流傳著新一代領導人們之中有人推薦官員們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當時就不斷有人相繼揣測此書所代表的意義；十八大之後的現在，這本書已在中國掀起風潮。
中國是否正往大革命前進？
法國國際新聞台法國24(France24)2013年1月5日報道中國最近掀起熱潮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乍看之下這本1856年在法國出版的書與當代中國似乎很難有連結，但是此書在中國已經是書店的暢銷書並在微博上引起熱烈的討論。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火紅來自於中共新領導人的推薦。早在領導層交接前的2012年2月，經濟學家華生就在微博上發文：“去海裡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爲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復。”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掀起風潮。
華生提的這位老領導就是前國務院副總理、現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果然王岐山在權力交接後、在11月30日的中紀委座談會上最後也向與會學者表示：“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另外，即將接任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據聞早在這股熱潮之前，他的枕邊書也是此書。
為什麼這麼書這麼重要？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發現主要革命如法國大革命皆並非發生在貧困時期，而是爆發於一個社會的階級差異已大到無可彌補之時。換句話說，當一小撮人極度富裕、而有廣大的群眾並沒有相對的富裕感時，革命就會發生。中國領導人是否擔憂中國正步上當初法國大革命前的革命道路？
中國領導人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專攻托克維爾研究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崇明表示：“讀了這本書之後會發現，托克維爾當時講的，與中國過去的傳統以及現在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非常相近。”他認為，就像當初法國所經歷的，中國在過去也經歷了許多戰爭和革命，現在中國政府也與當初的法國舊制度同樣正在經歷一個中央集權與經濟繁榮並存的轉型期。
崇明接著說：“高層領導在公開場合推薦這本書，我想他們不可能表達一個反對改革的信息，若他們從中讀出的僅是改革的危險性，封殺似乎是比推薦更合理的選擇。他們既然公開強調了本書的意義，更可能說明他們試圖讓一些中國的精英、民眾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不能夠把改革無限制的推延、推延到最後不得不改革的時候，那才是最大的危險。某種意義上說，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一種方式。”
《悉尼先驅晨報》的國際編輯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引用中國中山大學訪問教授周乃蔆的說法，周表示中國領導人“對這位法國作家的寫作感興趣是因為他對當時法國的觀察可以對照於現今的中國。”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一場暴力革命後奪取政權，從那時起，它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任何“反革命”的出現。
但是，哈契認為，托克維爾作品的流行顯示共產黨一直以來防止的革命(或它語彙中的“反革命”)就是它現在正高度擔憂將會發生的。周乃蔆在《財新》英文版上的評論中問道：“中國是否已經到了另一場革命的時機？”托克維爾書中多處令中國領導者背脊發涼的段落中有一段寫道：法國的暴力動亂是“如此地不可避免，卻又是如此地無法預見。”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表示：“中國領導人很可能已經感覺到，直覺上或是智識上地，有個危機即將對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產生威脅，一如當初法國大革命結束了波旁王朝的統治。”裴說：“令人警惕的徵兆已出現。從中國逃離的資金已經是破紀錄地高。調查顯示中國的美元百萬富翁之中有半數以上都想移民。中國的領導層知道這個國家變得愈來愈不穩定。”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啟示：托克維爾的悖論
胡錦濤和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都曾提及貪腐問題將導致“亡黨亡國”，哈契問道：“還有哪個主要國家的國家領導人會將執政黨的崩潰與國家的崩潰放在一起談？”其他國家可以談論一個政黨的消亡、但不用擔心國家整體的崩解。只有在中國這兩者是可互換的，這也提高了中國革命的代價。
托克維爾書中表示主要革命如法國大革命皆並非發生在貧困時期。托克維爾對法國1789年的革命前的情況有什麼樣的觀察值得當代的中國借鏡？與當時法國農民的貧困比起來，現在的中國難道不正在享受崛起的財富和生活條件嗎？哈契表示不是，托克維爾書中指出，與外界以為的正相反，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也正享受著逐漸繁榮的經濟條件：“在當時的法國，正是那些經濟狀況獲得最多改善的地方的民眾有最高度的不滿。”這就是托克維爾的悖論。生活條件的改善並不能阻止動亂的發生，反而是動亂的前兆。
托克維爾在書中也討論到民眾的憤恨是針對上層精英的特權，尤其是針對他們不知節制的自肥自利。他觀察到：“民眾之間有兩種情感正在壯大，”一種是“對於不平等的激烈、頑強的憎惡。”同樣的，現在中國國內的不平等是自無產階級革命以來最嚴重的時候。另一種情感是“不只希望平等、也夢想做個自由人”的渴望。這個情感在當代中國有多強烈？哈契指出，根據中國的社會學家的調查，中國現在每日平均有500件抗議、暴動或是罷工，這是10年前的4倍。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的政治理論教授詹寧斯(Jeremy Jennings)也指出另一個啟示，他表示托克維爾在書中也發現法國革命前的政府愈來愈無法控制社會輿論。以當時法國而言，大量出現的敢言的知識份子反映了這個現象；在當代中國則是網絡勢力的崛起。
中國政府的對策與困境
哈契問：中國共產黨會如何反應？現在政府內有許多力量正在找尋答案。有許多人在內部報紙中建議共產黨應該採行某種程度的經濟、政治和金融改革，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中國歷史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e)說。他也表示：“那是個相對封閉的制度但是也是個思想的開放市場，這是當代中國的矛盾所在。”
難道現在不是正是中國領導人需要追求更多政治自由化、以解除那些與法國革命前高度符合的危險徵兆的時候嗎？哈契說，或許不是。托克維爾在書中這樣寫道：“經驗告訴我們，整體而言，對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候是當他試圖修補自己過去的作法的時候。假使一個國王在進行長時間的壓迫手段後、試圖彌補對人民的傷害，他很可能會因此失去他的王位，只有最高等級的治理能力能讓他避免這個結果。”
對大革命前的情況，托克維爾並不建議以改革來改善；他診斷革命前的病狀，但是卻對那些試圖給予解藥的人發出警告。而這正是中國現在的困境，如白杰明教授說的：“托克維爾的鬼魂現正在中國的上空盤旋圍繞不去。”(《內幕》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