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2013年2月19日星期二

軍車尚且管不好如何指望打勝仗

春節期間，有網友隨手拍軍牌車，竟然一石激起千重浪。不少網民在微博上貼出懸掛軍方牌照的各類名車跨省出遊、停靠餐飲娛樂場所、高速公路佔用應急車道行駛等違法、違規行為。被曝光的各類軍車中，不乏價值上百萬元的高檔名車。網民諷刺稱，解放軍座駕超英趕美，果然是「威武之師」，收復釣魚島指日可待。

網民的諷刺，其實是對解放軍管理無能的嘲笑。事實上，豪華軍車問題由來已久，百姓積怨日深。近年，掛着軍牌的名車在鬧市中招搖過市、耀武揚威，甚至蠻橫無理地亂衝紅燈，早已屢見不鮮。今次網民對「隨手拍豪華軍車」活動一呼百應，那些豪華軍車頓時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按照解放軍的內部條例，軍牌發放極其嚴格，從編制、車型、駕駛員等諸多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比如小汽車只能購買特定品牌，駕駛員必須穿着軍裝等。問題是，嚴格的規定卻無法真正落實，軍車氾濫，主要是管理部門失職以至自身違規。很多軍隊部門將軍車租給地方公司營運，以逃避高速公路徵費，而那些出租軍牌的費用則落入腐敗軍官的荷包。另外，一些軍官為巴結地方官員或者財團，甚至將軍牌作為見面禮送給這些權貴使用。這正是豪華軍車氾濫的最主要原因。

硬件一流管理三流

軍隊是最重視紀律的組織，正所謂「軍令如山」，連小小一個軍牌尚且管不好，可見軍中的紀律鬆散到了何等不可思議的地步，管理又是到了何等混亂不堪的程度！試問這樣的軍隊談何戰鬥力？怎麼可能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國人對這樣的軍隊又有甚麼指望可言？

窺一斑而見全豹，軍牌問題也折射出軍隊的腐敗問題。去年被揭發貪腐的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一案觸目驚心，據說涉案金額高達二百億元，軍隊內部甚至傳聞「一個谷俊山，搞垮一個中央軍委」。

最聳人聽聞的是，谷俊山在擔任總後勤部副部長期間，居然在部長和其他副部長不知情的情況下私撥軍費，將七千萬元撥給他河南老家的縣武裝部，實在震撼。一個副部長居然可以隨心所欲地亂撥軍費，這說明軍隊的財務管理是何等混亂，到底每年又有多少軍費被這些貪官挪用了呢？

細節決定成敗，管理決定輸贏，一個企業如此，軍隊也是一樣。解放軍目前在硬件方面已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但內部管理方面卻是世界三流水平。當年北洋艦隊無論火力、噸位都比日本的聯合艦隊高出不少，但管理方面卻遠遜日本，腐敗更是觸目驚心，這些問題在海戰對決中立刻分出高下。如今中日又到了臨戰階段，解放軍如果不亡羊補牢，警鐘長鳴，下一次甲午戰敗近在眼前。

太陽報

安倍訪美前夕中國再探底線

中國海監船近日近距離巡航釣魚島，令美日高度緊張。中方此舉，既逼日本重新坐在談判桌前，又再次試探美國的底線，激化美日矛盾，是一次大膽的戰略測試。

中國今次巡航行動的時機顯然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日本首相安倍準備本月二十二日出訪美國，企圖從美國手中拿到集體自衞權及修改和平憲法等禮包，並期望美國能夠派出艦艇與日本巡邏船聯合行動，「保衞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在這個敏感關鍵時刻，中國海監船前往釣魚島一公里海域，擺出破釜沉舟之態，就是想讓美日雙方看到中國不惜一戰的意志，使華盛頓在釣魚島問題上慎重表態，不要被安倍所誤導。

安倍三番兩次表態，釣魚島問題「不容談判」，等於對中國關上了談判的大門。對中國來說，北京對東京最近的談判距離，必須要繞道華盛頓，只有通過美國施壓，日本才會重新坐在談判桌前。要讓美國對日施壓，則必須讓華盛頓認識到釣魚島之爭有可能使中美直接開戰，而中國在主權核心利益面前，沒有任何讓步的餘地，即使與美國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第五代口硬手更硬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中國近日在釣魚島巡航問題上不斷打破常規，如果接下來美日不知進退，仍然一味強硬，中方還可能派出公務人員登島，在釣魚島上設立主權碑，以超強硬對付強硬。中國目前的策略是「寇能往，我亦能往」，將巡航進行到底，不打第一槍，一旦對方開槍，堅決還擊。

美日之間表面上親密無間，實際上也不是鐵板一塊。日本對加入美國主導的TPP協議三心兩意，擔心經濟被美國再度操控，而美國對安倍反華的意圖存着謎團，懷疑其以抗華為名行脫美之實，釣魚島之爭不過是拉美下水的伎倆。美國的一些智囊甚至公開表示，要給日本劃出紅線，不能讓安倍透支美國的支持。美日之間的猜疑，給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但這種機會也必須通過鬥爭才能獲得。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維護主權的意志愈堅定、行動愈積極，美國對日本的政治壓力就會愈強。

如果說中共第四代外交是「太監吃偉哥——硬不起來」，第五代上台之後顯然變得強硬，敢於針鋒相對。日本說要打曳光彈，中國馬上派戰機攜實彈巡航，日本軍艦監控中國軍艦，中方用火控雷達照射警告。中國外交換人如換刀風格大變樣，日本一時間還適應不過來。

第五代其實也用釣魚島事件向世界表明，中國外交遊戲規則已經變了，不再是「光說不練，只軟不硬」，而是「沒有最硬，只有更硬」。

東方日報

《外參》(第34期)：李春城咬出令計劃

內容提要:

退休安全！周永康涉案也不追究？

李春城咬出令計劃

胡錦濤難脫干係溫家實無可奈何

傳小舅子澳門大賭李源潮受累

“新南巡"講話傳遞危險信號

習近平之夢被離奇解讀

倒薄政變中誰起關鍵作用？

薄案暗箱作業民粹主義抬頭

從"非典"到霧霾交班總遭劫難

公安局長事相貪色弄權

"原罪"不堪負重富豪入獄多多

社會分裂民族復興成空話

江胡假退老人于政難結束

導彈打美國航母尚需時日

中國重商主義在美引爭議

《外參》(第34期)印刷版訂閱連結: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75287-php-1

【外參月刊】電子版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5?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诶金付款。)

為什麼格爾登寺是藏人自焚中心？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的禍首？（6）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為什麼是格爾登寺？

　　在阿壩發生的39起藏人自焚中，就有23起的自焚僧人來自格爾登寺。從這裡可以發現，格爾登寺幾乎成為藏人自焚的中心。

　　2012年6月2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為什麼格爾登寺成為自焚藏人的中心？》的文章中引述從格爾登寺逃出、跨過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印度達蘭薩拉的僧侶和教友話說，在過去4年中，中共當局對格爾登寺實行的佔領和鎮壓位列藏區有史以來之最，這讓格爾登寺也越來越激進。中國的安保措施已將這座白牆圍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廟、宿舍和行祈禱輪，變成了一座事實上的監獄，當局本想利用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憤怒，不料卻“火上澆油”。

阿壩格爾登寺。

　　這篇文章記錄了藏人自焚與中共高壓維穩之間惡性循環。2008年阿壩發生抗議事件，中共當局開始對用實彈朝示威者開槍，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1名喇嘛。這是最暴力的衝突之一，憤怒情緒隨即瀰漫在當地藏民之中。

　　隨後，當局加緊了安保。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時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半小時後，來自格爾登寺的年輕喇嘛札白自焚，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 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札白自焚後，當局又加緊了對格爾登寺的監督。由此導致2011年3月，彭措在阿壩同一條街自焚。當地藏民們說，在事發後6個月，當局以重拳回應，這就更加激發了這種自焚抗爭的繼續。當局下令讓武警包圍了格爾登寺，在寺院周圍建立了4所軍營，砌了道牆封住了寺院的後門，封鎖了寺院半年；禁止一切宗教活動；砸爛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畫像；強迫喇嘛參加愛國主義再教育大會；切斷互聯網；禁止朝聖者進入寺院。

　　這使得僧侶變得激進。最緊張的時刻之一發生在2011年4月，當時官員們試圖抓走那些不是來自阿壩的僧侶。據國際西藏運動組織報導，阿壩的居民們試圖阻止警方，兩名藏族老人被毆打致死。官員們帶走了300名喇嘛。2011年8月，阿壩法庭判處3名喇嘛超過10年的監禁，其中2名與平措的自焚有關，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當時拒絕將平措的遺體交給警方。

　　2011年9月的一天，在官員們放鬆了對格爾登寺的一些限制後，兩名喇嘛中午飛奔到市場，他們的長袍上着著火焰。一名手舉著被禁的雪山獅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們是被告。”

　　“人權觀察”的研究員認為，阿壩的挫折感要歸咎於令人窒息的安保和警察監控術。這一組織發現，從2002年到2006年，花費在安保上的阿壩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區的3倍。在2006年之後有了快速的增長，到2009年則達到了非藏區的5倍之多。而從阿壩逃出來的流亡人士說，即使是採用北京對西藏的控制標準來看當局對阿壩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經達到極限。

北京對阿壩和寺院的安保措施已經達到極限。

　　有報導說，格爾登寺以往有2000多名僧人，後來只剩下600多名僧人。對此，流亡美國的評論人士陳破空也表示：“僅說發生最多藏僧自焚的阿壩格爾登寺，為西藏歷史上著名寺廟之一，於1958年前後，遭中共惡意破壞，1500僧人被強迫還俗，寺廟被搗毀，變為荒地。直到1980年，才恢復重建。近年，中共當局嚴控西藏寺廟，對格爾登寺的鉗控尤其嚴厲：不准學法，不准舉辦法會，不準成立圖書館；如有不從，動輒重兵圍困，斷糧斷水斷電；派駐工作組對僧侶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實為強制洗腦；其間，不斷有僧人夜半里‘被失蹤’，從此下落不明……”

　　流亡印度的格爾登寺僧人、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曾在2011年4月22日發出緊急呼籲說：“2011年3月16日，也就是年輕僧人平措自焚之後，逾千軍警全副武裝，包圍了手無寸鐵的格爾登寺。來自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的各級官員及幹部，從20日起，對全寺2500多名僧侶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據說有北京高官大駕光臨，匆匆下達嚴厲的指示。”“除了重兵把守，還拉上了鐵絲網、建的有工事，佈滿了沙袋和崗樓，遠比監獄的規模更高，如同戰爭時期的集中營。”

　　格爾登仁波切還說，這種“教育”的方式可以說一個也不放過。寺院僧眾被分成4個部分，幹部與軍警組成的工作組也分成4個部分，來管制各自名下、且被仔細登記在冊的僧侶。說“管制”太溫和，其實就是監控、談話，以及強迫服從。若是不服從，那很簡單，軍警會大打出手，然後被失蹤，至於失蹤至何處，是監獄，還是另一個非人間的世界，我們都不知道，只知道迄今已有數百名僧人被抓走。不久前，從另一座安多大寺——拉卜楞寺，傳來僧人嘉央金巴因受酷刑折磨最終死亡的消息，他因3年前的和平請願被拘押15天，放出來時不但雙目失明，連全身的骨頭都被砸碎！

　　格爾登仁波切最後揭露說，格爾登寺在長達整整1個月的時間中，作為寺院，不能舉行任何正常的佛事功課；作為僧侶，不能靜心修行卻被終日封閉性的“教育”不說，連食物供應都被切斷而日漸短缺。寺院外面的民眾心急如焚，希望送去酥油、糌粑或餅子，卻遭無情拒絕。當局迫切地想切斷民眾與僧侶骨肉相連的關係。甚至民眾去朝拜寺院附近的護法殿，也只能在軍警的監視下，一個、一個地進去，一個、一個地離開。

　　此外，2011年12月1日至15日，藏人作家安瑟在若爾蓋縣對來自格爾登寺的幾名藏族僧人進行訪談。一位化名叫阿瑟阿瓦的僧人說：“現在我們格爾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圍的處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裡常駐有幹部，為了防止襲擊，門和窗戶上都安裝了鐵網。我們和中國幹部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沒有絲毫改善關係和產生信任的可能。”

　　阿瑟阿瓦還表示，他們不害怕中國政府的鎮壓。中國政府從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鎮壓，使用更多武器，促使他們的勇氣和信心以及對中國的仇恨更加激增，絕對沒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棄抗爭。這是中國政府的最大錯誤，既不理解，也不改變固有的政策。如果政府對他們沒有開明的政策，如果軍隊不從格爾登寺撤離，反抗的運動絕對不會停止。格爾登寺的年輕僧人，對中國的敵對情緒從來沒有消失過。連小僧人們在玩耍的時候都表現出反抗和自焚的行為。

　　化名叫阿瑟噶瓦的僧人還敘述了2011年3月16日洛桑平措自焚之後的情況。阿瑟噶瓦與洛桑平措在格爾登寺同班。“一個月之後，達傑和甲普宗智遭逮捕。從此我們班就被列入黑名單。之後，又逮捕了丹增和納丹，逮捕他們的理由是，指責他們和洛桑平措在茶館裡商量自焚。總之，指責他們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個或者一起自焚。”

　　阿瑟噶瓦敘述了2012年4月格爾登寺僧人被抓的情況，又過了一段時間，開始詳細登記姓名、籍貫等，當時大家議論說外省的僧人會被趕回去。有一天晚上，來了很多幹部和軍人把僧人們強制帶走了，遭到嚴重毆打的僧人也不少。當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車輛，每輛車上押的有20多名僧人，兩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20多輛車押送僧人，車隊中間還安插的有軍車，行駛在一條很寬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車輛在公路上行駛。然後，把他們分成了7個組，每18人關押在一間房子裡，一直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其中有很多受傷的僧人。一個多月後，他們被遣返回了各地。

　　巴黎索邦大學高等社科院西藏研究所藏學學者卡提亞-畢菲特裡耶曾到藏區甘孜進行調查，也瞭解到阿壩的情況。卡提亞說：“調研時，一位去阿壩參觀的遊客告訴我，在靠近格爾登寺時，他看到有持槍士兵把守在防衛沙袋後。我聽說到的消息是有大約3萬到4萬軍隊把守在那裡。”

　　幾名格爾登寺的僧人也曾向卡提亞講述了寺院的情況。他們說，自3月份以來，很多僧人被逐出寺院。格爾登寺原來有大約2800名僧人。其中7-800名未滿18歲的僧人被要求回家，因為中國法律規定出家者須滿18歲。另外有大約1000僧人不是當地人，也被要求離開寺院；多名僧人被判3年徒刑，還有數百人失蹤。當局曾許諾給回家的僧人400元人民幣，但同時告訴他們：拒絕接受就要坐牢。所以，大部分僧人都接受了條件，但有40-50人沒有接受。這些人有些被軟禁，有些返回了格爾登寺。這幾名僧人還說，僧人們都被關在寺院裡。要出行必須有通行證。但只有兩個辦公處可以發放通行證，也只有來自當地的僧人可以獲得通行證。僧人們甚至說，軍隊行為非常粗暴。有些士兵會進入寺院，搶拿僧人們的財物。僧人們向負責人抱怨時，被要求給出當事人姓名—僧人們當然不知道。所以，沒有人因為這些行為受到處罰。

卡提亞還特別分析了為什麼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格爾登寺？卡提亞說：“要知道，格爾登寺一直是一個堅決維護藏傳佛教和藏人文化認同的寺院。2008年，這裡曾發生示威活動，也有藏人在示威被鎮壓時死亡。”“在格爾登寺，僧人們已經深深地絕望了。因為，那裡的形勢在不斷惡化。當局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鎮壓。今年3月的自焚事件後，自焚者的叔叔被重判11年徒刑，理由是他藏匿自焚受傷者，延誤了救治，換句話說就是見死不救。但這些鎮壓手段只能激化緊張關係。我的確聽到，當地有傳單散佈說，倘若形勢沒有好轉，還有很多其他僧人準備犧牲生命。”（《中國密報》第五期）

費正清從1940年代就支持共產黨

誰輸掉了中國？（5）

明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假設性問題

　　林霨表示，歷史敘述到這裡，有個曾經政治敏感的問題浮現了：美國當時可以做什麼或改變什麼，使中國共產黨無法贏得中國？像這樣的問題摧毀了戴維斯的政治外交生涯；戴維斯的《回憶錄》也必然地會讓讀者思考這個問題。

　　戴維斯世代的中國通，不論是外交官或是記者，比起國民黨，他們通常會對共產黨有更好的評價，而戴維斯當然也不是個例外。戴維斯在政治氣氛詭譎的重慶內對國民黨有近距離的第一手認識；對共產黨的認識則通常是經過報導以及一次共產黨戰時堡壘延安的訪問。

費正清與戴維斯等人都支持共產黨。

　　林霨指出，戴維斯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絕對不只是一場戰爭，如他之後在解釋為什麼馬歇爾計劃為什麼不能像它拯救西歐那樣拯救中國的國民黨時表示的：中國正在經歷“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所帶來的陣痛。因此，林霨稱，戴維斯不認為蔣介石個人必須對國民政府的問題負全責；這些問題的最終原因是中國老舊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讓任何政府對於動員和國家重建的嘗試都受到極大的挫折。戴維斯表示蔣“受制於他所操縱的可悲力量”。

　　《華盛頓郵報》的亞德利則認為，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並沒有幻想，但是，他們的確希望說服中國內部的軍閥能夠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的對立和爭議、並共同建立起一個妥協式的政府，而不是讓中國發生內戰；但是，很遺憾地，在二戰後是後者成為了歷史事實。但戴維斯和史迪威的直覺，其實是屬於保守一方──也就是，他們願意接受讓蔣介石的腐敗政權繼續執政，這種代價換來的必須是中國積極參與對日抗戰。

　　然而，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力量的誠實分析與報告，最後卻成為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美國第二次紅色恐慌(Red Scare)中，政治投機者對付他們的武器。對史迪威而言，誠實的代價是羅斯福屈服於蔣介石的要求將史迪威召回美國；對戴維斯而言代價是他的工作，以及直到被平反前的聲譽。

　　民主的共產黨

　　美國和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間充滿衝突。據《紐約時報》報導，戴維斯當時的報告，表示對中國內戰即將開打的擔憂，他更擔心在這場他認為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內戰中，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將迫使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倒向蘇聯。

　　戴維斯於1944年11月15日在筆記中寫道：“我們不應該現在就放棄蔣介石，但是我們必須要實際一點。我們一定不能無止盡地替一個政治上已破產的政權背書。我們必須也作出一些努力贏得中國共產黨的信賴，而不是讓他們必然全然地倒向蘇聯。”

　　林霨指出，戴維斯支持1944年7月在延安創立的美國觀察團(Dixie Mission)，他也支持同時對共產黨和國民黨提供武器。當他還在中國時，他相信了共產黨所說的親美、民主原則，因此，他慎重地考慮斷除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緊密關係、將中國共產黨拉攏到美國陣營的可能性。延安的觀察團也確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實力，但是，當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想訪問美國時，羅斯福卻不為所動，戴維斯對此感到相當挫折；對羅斯福而言，與共產黨進行任何接觸都將會觸怒蔣委員長。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訪問戴維斯的女兒緹奇‧戴維斯(Tiki Davies)時也指出，美國當時過於執著於國民黨，也沒有辦法想像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緹奇表示，雖然當時美國國內官方許多人不斷表示蘇聯和中國將是鐵板一塊(monolith)，但是，她父親一直強調的，正是蘇聯和中國並不必然會是鐵板一塊，美方要做的是持續地讓蘇聯和中國之間存在著間隙、鼓勵中國共產黨並避免他們與蘇聯結盟。

　　戴維斯不只認為當時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現代化，他們也比國民黨更不專制。1945年底，當戴維斯已在莫斯科時，毛澤東接受路透社的訪問，他在訪談中表示，假使他取得政權，他保證共產黨政府會實行一個完全民主、秘密投票的多黨制度。許多外國人被這番言論說服了，同樣，也被毛澤東說服的是中國人。戴維斯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往一種“可能的民主民族主義”前進。

林霨表示，這種觀點在當時相當普遍，尤其是在美國外交機構內、以及那些與史迪威有關係的人們。從今天擁有的信息看來，他們當初的確不甚正確，但是，他們長期擁有影響力。林霨在哈佛就讀時的老師費正清也與戴維斯等人有相同的結論。費正清曾對他親近的同僚坦白地說：“我自從1940年代就支持這些（共產黨）人。”（林霨表示，費正清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事件後才正式與共產黨人決裂。）（《外參》第34期）

賀國強失踪後，網民與西媒大玩文字遊戲

《大事件》特約記者關濤

在北京的外國記者發現，在中國對日本的纏鬥中，中共中央有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和李克強四位政治局常委密集表態。但他們也發現，習近平和賀國強兩位政治局常委，不僅在這一重大事件上悄無聲息，而且，已在公眾視線消失超過11天之久。

法國《世界報》說，“鑑於習近平的名字與中共其他領導人的名字一樣屬於禁忌詞，中國的網民就用英語的She來替代指稱習近平，因為She的發音接近‘習’(Xi)。於是，一位網民在互聯網上發問，‘She真的是被靠邊站了嗎？’網民woshenanla則問，‘She受傷？Who幹的？’這裡的She指習近平，Who則是指國家主席胡錦濤(Hu)。最多的人用英語發問，‘Where is she(Xi)?’(習到哪裡去啦？)”

http://www.want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0-12-08/250/CA22N0018H_A99_2007%E8%B3%87%E6%96%99%E7%85%A7%E7%89%87_N71_copy1.JPG

他（He，指賀）也一度失蹤？

更有人把She(Xi，指習)和He (一語雙關，既是英文“他”，也是賀國強的“賀”字的漢語拼音)聯起來，說“She和He都失踪了，Who (Hu，指胡) cares?(誰在乎呢？)”。

不過，英國《每日電訊報》說，習近平與賀國強同時失踪，引發了一系列陰謀論猜測。賀國強被認為是被整肅的薄熙來的政治對手，自8月31日以後，就一直沒有露面。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中國觀察家說，雖然習近平被選為下屆中國最高領導人，但是，他的理念很少為外人所知，考慮到中國最領導人對世界政治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很不尋常。
正當國際媒體關注賀國強“失踪”之際，中國官媒報導他再次露面。

據官方新華社報導，賀國強9月12日到中國監察雜誌社等官方媒體機構進行調研，強調增強反腐宣傳針對性。

明鏡新聞網獲悉，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已從公眾活動中消失良久，並非謠傳的他和習近平遭遇車禍，而是他全力進行對前重慶巿委書記薄熙來一案的處理，聽取中共元老們的意見，並且起草對薄熙來處理的文件。

“對於賀國強來說，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他本人曾任重慶巿委書記，他的舊部曾遭到薄熙來的整肅。現在，輪到他來收拾薄熙來了，但一點也不敢輕鬆。因為薄熙來的勢力不止他個人，而是最高層幾乎每人都和薄有瓜葛。”應一家英語出版社之約，撰寫了一本關於薄熙來事件政治影響著作的何頻說，“中共高層現在對薄熙來的處理是輕也不是，重也不是。他們不敢公開審判薄熙來，等於坐實了政治陰謀論”。

中方的無動於衷又進一步被解讀為：一是傳聞為真，無法闢謠；二是傳聞無傷大雅，不值得闢謠。

在中國，官員缺席本應出現的場合，不外乎是兩種可能：一是健康出問題，二是仕途出問題。不屬於上述兩種情況的缺席，官方通常會以其他形式作出澄清——“該官員去外地視察或出國訪問，若情況許可，會盡快安排讓該官員公開露面，以正視聽。”

中央級的領導亦難免落此俗套，數月前被傳涉及薄熙來案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有一段時間頻頻露面，異常活躍，也與釋疑解惑有關。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家蔡欣怡（Kellee Tsai）表示，在無根據的傳言甚囂塵上之下，大陸當局對習近平“消失”三緘其口，“甚至比控制消息還魯莽”，會讓傳言散播得愈來愈快。

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塞契（Anthony Saich）說，中共根本“不認為民眾有權知道領導人的事情，除非相關消息受到謹慎管制，而且屬於正面”。

前澳洲外交官及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國問題專家任格瑞（RichardRigby）表示，中共對某些議題引發的輿論較前敏感，譬如民族主義和社會動亂。
他說：“但若與領導階層有關，原先在地下政黨時期的陰謀本能就會顯現。”（《大事件》15期）

中国大事件，盡在《大事件》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4?apKey=fedd22f528

太子黨“紅小兵”攫取財富的途徑升級換代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辛鳴

　　“現在這些子女們基本在資本主義環境中長大，他們更加遠離消滅階級社會和任何的烏托邦夢想。”毛澤東的前翻譯，92歲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對彭博社說。當“八老”還是爭奪國家控制權的反叛者的時候，李曾與他們住在一起。

　　眼看著當代領導人的子女輩和上一代領導人的孫子輩留學的留學，畢業的畢業，漸漸進入人生一個重要的新階段，作為長輩的父母和爺爺奶奶們自然不遺餘力，繼續“扶上馬，送一程”。對熱衷賺錢的這一批孩子，在國外投行工作的，就積極張羅著爲他們在國內拓展關係、拉項目；對回國工作的，或安排去國有大銀行、去肥得流油的央企，或幫著他們自立門戶，開公司做貿易、做私募，什麽賺錢做什麼，什麽來錢快做什麽。

　　分析家指出：權貴的家人乃至孫輩，彼此之間已經建立、正在建立許多類似的不為外人所知的聯繫來攫取財富。

　　伴隨改革開放30年，中國大陸富豪沈浮如萬花筒般，瞬息萬變。

　　但戲臺上轉換的不單單是角色，還有規則。新一代太子黨中的“紅小兵”，正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鞏固著自身的經濟資本。相比於上兩代太子黨，他們正在通過更為現代的金融方式，謀求把錢更直接地歸入自己的名下，而不像過去的太子黨那樣去把持某個或某些行業，或著充當國際資本的掮客賺取高額佣金。

　　以鄧氏家族為代表的第一代太子黨富豪，什麼來錢幹什麼，哪個行業都插手。或靠倒賣進口物資批文、雙軌差價賺錢；或四處圈地；或控制某一資源；或搞軍火。隨著權威的消失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這一代太子黨所依靠的賺錢渠道漸窄，逐漸淡出視野。

　　第二代太子黨，雖然也四處出擊，什麼賺錢幹什麼，但由於沒有絕對權威，其子女就轉而在其父擁有相對權威的行業內發展。如李鵬家族，其子女多在電力行業發展。這一類太子黨的問題在於，他們雖然控制了某一個行業。一旦父輩權力旁落，就失去庇護，很容易被人奪走。

　　如李鵬下台後，家族勢力就日漸衰落。為了保住家族不被清算，他讓兒子李小鵬棄商從政。江澤民下台後， 2008年10月，國務院將網通併入聯通，從此江綿恆的網通便煙消雲散。2010年1月，中紀委查辦江綿恆馬仔，原中移動黨組書記和副總裁、前網通總經理張春江。此舉是敲山鎮虎，一旦老江身有不測，小江便難逃被清算的命運。

　　與江家、李家同時代的另一些太子黨，則依恃父輩資源，多走掮客路線，充當跨國資本入境中國的先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朱鎔基之子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朱雲來，朱鎔基的女兒、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燕來……這一類太子黨，雖然明顯有權錢交易的成分，但由於賺的是跨國公司的高薪，衹要自己不太貪墨，不走風險路線，就算父輩失勢，也會相對安全一些。

　　長江後浪推前浪，到了現在以溫家寶之子溫雲松（Winston Wen）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黨，則完全吸取了上幾類太子黨的教訓。他們既無鄧家那麼大的權威，所以也不是什麼錢都去賺。也不會像李鵬家族、江澤民家族那樣去把持某個行業，弄點錢還得偷偷摸摸靠轉移。當然他們也不滿足於像朱雲來那樣拿著金交椅讓別人賺大頭，那太傻。於是他們玩更大的，也是更安全的，由自己主導搞私募，通過提前入股國有資產，將錢直接賺到自己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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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雲松

　　私募基金可以在上市之前進入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賺上一大筆。而溫雲松無疑具有提前知道內情和操縱入股及上市的各種便利條件。

　　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於2005年與他人合作，創立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堪稱後起之秀，也是最有影響力和最成功的一家。這家公司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穩定的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作為一隻私募新軍，新天域能吸引如此多的投資，是因為“因為它有著中國最值錢的資產。這就是溫雲松”，當今中國總理的兒子。
　　“新天域”果然不負眾望，短短幾年內，就取得了讓國際資本大鱷都目瞪口呆的成績，它的每一筆投資都只賺不賠，就連股神巴費特也會自嘆不如，動輒以億為單位計算盈利的交易也不在少數。
　　以致海外有評論稱，“新天域的崛起衹是中共最後瘋狂的寫照！ ”

　　各界詬病之下，溫雲松從他“暴利”頻頻的新天域辭職，轉而加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下屬的一個政府控股的投資公司，似乎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了。

　　據與溫雲松關係密切的人士透露，溫雲松從自己參與創立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辭職，是為了讓飽受爭議的父親放話推動政治改革之際，消除一個可能受到攻擊的隱患。溫家寶過去一兩年發表的強有力言論産生衝擊波，民衆議論紛紛，其政敵更是虎視眈眈，要上下求索找到其破綻。溫雲松聚斂財富的動靜如此之大，必然成爲衆矢之的。嚴重影響其父親的聲譽。

　　有人認為，這是溫雲松看到了溫家寶下台在即，果斷收手，以防不測。也有人認爲，溫雲松不可能完全放棄如此之大的一筆財富，玩弄的不過是以退爲進的策略而已。知情人士稱，雖然溫雲松在公開層面切斷了與新天域資本的聯繫，但他仍有錢投在該基金中，並將繼續在幕後參與。

　　不成想，彭博社一篇溫家財富的報導，又把溫家置於風頭浪尖之上。(《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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