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為什麼是格爾登寺？
2012年6月2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為什麼格爾登寺成為自焚藏人的中心？》的文章中引述從格爾登寺逃出、跨過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印度達蘭薩拉的僧侶和教友話說，在過去4年中，中共當局對格爾登寺實行的佔領和鎮壓位列藏區有史以來之最，這讓格爾登寺也越來越激進。中國的安保措施已將這座白牆圍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廟、宿舍和行祈禱輪，變成了一座事實上的監獄，當局本想利用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憤怒，不料卻“火上澆油”。
阿壩格爾登寺。
這篇文章記錄了藏人自焚與中共高壓維穩之間惡性循環。2008年阿壩發生抗議事件，中共當局開始對用實彈朝示威者開槍，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1名喇嘛。這是最暴力的衝突之一，憤怒情緒隨即瀰漫在當地藏民之中。
隨後，當局加緊了安保。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時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半小時後，來自格爾登寺的年輕喇嘛札白自焚，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札白自焚後，當局又加緊了對格爾登寺的監督。由此導致2011年3月，彭措在阿壩同一條街自焚。當地藏民們說，在事發後6個月，當局以重拳回應，這就更加激發了這種自焚抗爭的繼續。當局下令讓武警包圍了格爾登寺，在寺院周圍建立了4所軍營，砌了道牆封住了寺院的後門，封鎖了寺院半年；禁止一切宗教活動；砸爛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畫像；強迫喇嘛參加愛國主義再教育大會；切斷互聯網；禁止朝聖者進入寺院。
這使得僧侶變得激進。最緊張的時刻之一發生在2011年4月，當時官員們試圖抓走那些不是來自阿壩的僧侶。據國際西藏運動組織報導，阿壩的居民們試圖阻止警方，兩名藏族老人被毆打致死。官員們帶走了300名喇嘛。2011年8月，阿壩法庭判處3名喇嘛超過10年的監禁，其中2名與平措的自焚有關，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當時拒絕將平措的遺體交給警方。
2011年9月的一天，在官員們放鬆了對格爾登寺的一些限制後，兩名喇嘛中午飛奔到市場，他們的長袍上着著火焰。一名手舉著被禁的雪山獅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們是被告。”
“人權觀察”的研究員認為，阿壩的挫折感要歸咎於令人窒息的安保和警察監控術。這一組織發現，從2002年到2006年，花費在安保上的阿壩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區的3倍。在2006年之後有了快速的增長，到2009年則達到了非藏區的5倍之多。而從阿壩逃出來的流亡人士說，即使是採用北京對西藏的控制標準來看當局對阿壩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經達到極限。
北京對阿壩和寺院的安保措施已經達到極限。
有報導說，格爾登寺以往有2000多名僧人，後來只剩下600多名僧人。對此，流亡美國的評論人士陳破空也表示：“僅說發生最多藏僧自焚的阿壩格爾登寺，為西藏歷史上著名寺廟之一，於1958年前後，遭中共惡意破壞，1500僧人被強迫還俗，寺廟被搗毀，變為荒地。直到1980年，才恢復重建。近年，中共當局嚴控西藏寺廟，對格爾登寺的鉗控尤其嚴厲：不准學法，不准舉辦法會，不準成立圖書館；如有不從，動輒重兵圍困，斷糧斷水斷電；派駐工作組對僧侶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實為強制洗腦；其間，不斷有僧人夜半里‘被失蹤’，從此下落不明……”
流亡印度的格爾登寺僧人、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曾在2011年4月22日發出緊急呼籲說：“2011年3月16日，也就是年輕僧人平措自焚之後，逾千軍警全副武裝，包圍了手無寸鐵的格爾登寺。來自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的各級官員及幹部，從20日起，對全寺2500多名僧侶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據說有北京高官大駕光臨，匆匆下達嚴厲的指示。”“除了重兵把守，還拉上了鐵絲網、建的有工事，佈滿了沙袋和崗樓，遠比監獄的規模更高，如同戰爭時期的集中營。”
格爾登仁波切還說，這種“教育”的方式可以說一個也不放過。寺院僧眾被分成4個部分，幹部與軍警組成的工作組也分成4個部分，來管制各自名下、且被仔細登記在冊的僧侶。說“管制”太溫和，其實就是監控、談話，以及強迫服從。若是不服從，那很簡單，軍警會大打出手，然後被失蹤，至於失蹤至何處，是監獄，還是另一個非人間的世界，我們都不知道，只知道迄今已有數百名僧人被抓走。不久前，從另一座安多大寺——拉卜楞寺，傳來僧人嘉央金巴因受酷刑折磨最終死亡的消息，他因3年前的和平請願被拘押15天，放出來時不但雙目失明，連全身的骨頭都被砸碎！
格爾登仁波切最後揭露說，格爾登寺在長達整整1個月的時間中，作為寺院，不能舉行任何正常的佛事功課；作為僧侶，不能靜心修行卻被終日封閉性的“教育”不說，連食物供應都被切斷而日漸短缺。寺院外面的民眾心急如焚，希望送去酥油、糌粑或餅子，卻遭無情拒絕。當局迫切地想切斷民眾與僧侶骨肉相連的關係。甚至民眾去朝拜寺院附近的護法殿，也只能在軍警的監視下，一個、一個地進去，一個、一個地離開。
此外，2011年12月1日至15日，藏人作家安瑟在若爾蓋縣對來自格爾登寺的幾名藏族僧人進行訪談。一位化名叫阿瑟阿瓦的僧人說：“現在我們格爾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圍的處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裡常駐有幹部，為了防止襲擊，門和窗戶上都安裝了鐵網。我們和中國幹部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沒有絲毫改善關係和產生信任的可能。”
阿瑟阿瓦還表示，他們不害怕中國政府的鎮壓。中國政府從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鎮壓，使用更多武器，促使他們的勇氣和信心以及對中國的仇恨更加激增，絕對沒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棄抗爭。這是中國政府的最大錯誤，既不理解，也不改變固有的政策。如果政府對他們沒有開明的政策，如果軍隊不從格爾登寺撤離，反抗的運動絕對不會停止。格爾登寺的年輕僧人，對中國的敵對情緒從來沒有消失過。連小僧人們在玩耍的時候都表現出反抗和自焚的行為。
化名叫阿瑟噶瓦的僧人還敘述了2011年3月16日洛桑平措自焚之後的情況。阿瑟噶瓦與洛桑平措在格爾登寺同班。“一個月之後，達傑和甲普宗智遭逮捕。從此我們班就被列入黑名單。之後，又逮捕了丹增和納丹，逮捕他們的理由是，指責他們和洛桑平措在茶館裡商量自焚。總之，指責他們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個或者一起自焚。”
阿瑟噶瓦敘述了2012年4月格爾登寺僧人被抓的情況，又過了一段時間，開始詳細登記姓名、籍貫等，當時大家議論說外省的僧人會被趕回去。有一天晚上，來了很多幹部和軍人把僧人們強制帶走了，遭到嚴重毆打的僧人也不少。當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車輛，每輛車上押的有20多名僧人，兩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20多輛車押送僧人，車隊中間還安插的有軍車，行駛在一條很寬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車輛在公路上行駛。然後，把他們分成了7個組，每18人關押在一間房子裡，一直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其中有很多受傷的僧人。一個多月後，他們被遣返回了各地。
巴黎索邦大學高等社科院西藏研究所藏學學者卡提亞-畢菲特裡耶曾到藏區甘孜進行調查，也瞭解到阿壩的情況。卡提亞說：“調研時，一位去阿壩參觀的遊客告訴我，在靠近格爾登寺時，他看到有持槍士兵把守在防衛沙袋後。我聽說到的消息是有大約3萬到4萬軍隊把守在那裡。”
幾名格爾登寺的僧人也曾向卡提亞講述了寺院的情況。他們說，自3月份以來，很多僧人被逐出寺院。格爾登寺原來有大約2800名僧人。其中7-800名未滿18歲的僧人被要求回家，因為中國法律規定出家者須滿18歲。另外有大約1000僧人不是當地人，也被要求離開寺院；多名僧人被判3年徒刑，還有數百人失蹤。當局曾許諾給回家的僧人400元人民幣，但同時告訴他們：拒絕接受就要坐牢。所以，大部分僧人都接受了條件，但有40-50人沒有接受。這些人有些被軟禁，有些返回了格爾登寺。這幾名僧人還說，僧人們都被關在寺院裡。要出行必須有通行證。但只有兩個辦公處可以發放通行證，也只有來自當地的僧人可以獲得通行證。僧人們甚至說，軍隊行為非常粗暴。有些士兵會進入寺院，搶拿僧人們的財物。僧人們向負責人抱怨時，被要求給出當事人姓名—僧人們當然不知道。所以，沒有人因為這些行為受到處罰。
卡提亞還特別分析了為什麼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格爾登寺？卡提亞說：“要知道，格爾登寺一直是一個堅決維護藏傳佛教和藏人文化認同的寺院。2008年，這裡曾發生示威活動，也有藏人在示威被鎮壓時死亡。”“在格爾登寺，僧人們已經深深地絕望了。因為，那裡的形勢在不斷惡化。當局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鎮壓。今年3月的自焚事件後，自焚者的叔叔被重判11年徒刑，理由是他藏匿自焚受傷者，延誤了救治，換句話說就是見死不救。但這些鎮壓手段只能激化緊張關係。我的確聽到，當地有傳單散佈說，倘若形勢沒有好轉，還有很多其他僧人準備犧牲生命。”（《中國密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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