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星期日

明鏡獨家:習近平將建國安委

   新出版《明鏡月刊》獨披露: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在醞釀之,它習近平想在今年年底試圖推出的政改核心內容之一:把原來的江澤民想組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擴,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部、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全部揉並在一起,立一個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早在十年前,“江澤民下台前曾計劃成立一個類似於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甚至規模要超過美國,權力更大,江的目的就是延續自己的權力,組建一個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的系統。這樣一來,這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它把包括中央部委、軍隊、外交和國安系統等都合併在一起,由於動作太大,再加上江澤民下台,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不了了之。”了解內情的北京政治觀察家介紹說。

    江澤民1997年訪問美國時就已經見識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寫NSC)。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美國總統幕僚機構之一,1947年7月成立,直屬美國總統領導,也直接對美國總統負責。其主要職責是:統一有關美國國家內政、軍事和外交政策,向總統提出建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統委員會主席,其正式成員有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任軍事顧問;國家情報總監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任情報顧問;定期參與成員有宮幕僚長、國家安全顧問等;還有追加參與成員,如財政部長、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等。

   當時,江澤民很欣賞美國的這個機構,在眼看要退位交權之際,更希望“照著葫蘆畫瓢”,在中國創立一個類似的正式機構,作為自己在交出中共總書記之後,除了中央軍委之外的又一個控馭權力的渠道。 
   
       由於江澤民想組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目的太“明顯”了,遭到當時中共層的一致對,遭遇阻力後才退而求其次,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合署辦公——還是“兩塊子,一套機構”。  

  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強調說:“雖然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成功,後來還是搞成了中共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這樣就跟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一樣,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與以前不同的是,加上了軍方和對外宣傳系統,但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作為。”

   “現在輪到習近平掌權了,當初老江沒建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現在小習要接著建了,而且這個新機構的規模肯定要比老江的大,”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調侃說,“可以說,習近平等來了組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好時機。”

         “但這次正在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在中央國家安全小組基礎上的一個擴大,就是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北京高層消息來源對《明鏡月刊》進一步解釋道,“也就是說,把原來的江澤民想組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擴大,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全部揉並在一起,成立一個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是規模還是地位,都會遠遠超過現有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然後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其後是法院和檢察院。”北京消息人士強調說。

   據高層消息來源透露,正在醞釀和籌備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主導,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負責籌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滬寧和新任中央政法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參與筹备。

   早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便預測,孟建柱將接替周永康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政法委將“降格”。2012年11月19日新華社公布孟建柱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消息,一如明鏡早前的預料,只是政治局委員的孟建柱出任政法委書記,是十年來首次由非政治局常委出任,意味政法委已“降格”。

   政法委書記過往並非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自胡錦濤2002年執政起,讓政法委書記羅幹入常後繼續兼任,周永康其後在2007年成為政治局常委後,沿襲此制,兼任政法委書記,領導公安、檢察和司法系統。

   海外輿論評論指出,政法委書記回復以前的地位,即由政治局委員出任,是中共嘗試“制度化”的例子,但不會影響打壓反政府勢力的力度,因為暴力維穩是中共高層的共識。不過,中國學者則對有關轉變偏向樂觀,認為政法委書記向常委負責,有利官方平衡公檢法在政策上過於傾斜公安和檢察機關的情況。維權律師浦志強預期,政法委書記降格後,政法委的地位亦將會下降,作用變得較為薄弱。

   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習近平團隊》一書中,孟建柱在習團隊“八大剛”中名列第二位,僅排在習近平的“大內總管”粟戰書之後。該書作者相江宇指出:十八大前,孟建柱的資歷和經驗,使其成為接替中央政法委書記主要候選人,因為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中共最需要的就是穩定政局,那麽熟悉政法委工作的他必然是首選。十八大後,面對越來越高的政法改革呼聲,以及權力相對減小的職位,作風低調的孟建柱能有所作為麽?

   在談到政法委降格時,相江宇還強調指出,中央政法委書記不入政治局常委,意味著新任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會由習近平直接領導。

   不其然,正是這位歸習近平直接領導的新任政法委書記、備受重用的孟建柱,如今正肩負重任,主導籌建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將是一個大的國家機構框架的一次改變。”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指出,“這與原來的中央政法委完全不同,這個機構的成立可能也意味著中共政法委將會取消,因為飽遭病詬的政法委相當於是個非法機構,它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放在一個機構,還有什麽法治可言?這樣一來,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不會包括法院、檢察院,而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屬於副國家級部門,與法院和檢察院平級。”

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外國分析人士不斷預測中共會滅亡,在他們眼中,一個依靠中央帶領、不容許私營企業的計劃經濟,幾乎不可能無限期存活於充滿活力的中國社會,因此就算1989年國家來到革命邊緣,一系列共產黨垮台的骨牌效應似乎即將推翻中共,但事實證明,他們具有足夠韌性承受這一切,隨著經濟飆升威權主義得以苟延殘喘,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很難在中國上演,畢竟政府已建立一套無孔不入的維穩措施。

    一條橡皮筋縱有再大韌性,但持續拉扯下不但會彈性疲乏,而且還有斷裂的可能。《經濟學人》說,這些“拉扯”最明顯的具體表現便是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貪婪的地方官員廉價收購土地引起農民大大反感,年輕的農民工比起上一代更雄心勃勃、更不溫順,城市裡中產階級正迅速增長,三個族群成為組織抗議活動的主力,而且根據歷史,他們很可能是壓倒威權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台灣與韓國提供了最鮮明的例子。

    當中以中產階級的聲音最強烈、情緒最憤怒。貧富不均與機會不均導致階層流動如一灘死水,他們也受夠了不安全的食品、骯髒空氣和在河裡奇幻漂流的死豬,微博上便有人挖苦道:“一群豬在會場鼓掌,另一群有良心的豬跳黃浦江自殺了。” 還有人大力反諷“水龍頭打開就有排骨湯喝”這件事。

   問題不能再延宕

    期待中國改變不是憑空而來,《經濟學人》認為原因有二:其一,互聯網與智能手機之發達使信息傳遞無遠弗屆,當局越來越難欲蓋彌彰,亦無法無動於衷;其二,中國領導人已體悟到問題不能再延宕,開始認真看待政治改革,例如2013年的全國人大不再有奢華宴會和炫富現象,大部制改革同樣展示政府推行精簡之舉,習近平談到改革時就曾說:“要敢啃硬骨頭,要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

    然而如此的新政策並不意味改變一黨專政的現狀,正如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所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能一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別人的模式,否則中國就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說法不公平也不準確。”《經濟學人》指出,傅瑩想表達的即是強化黨的統治,與習近平欲鞏固共產黨正統性的南巡私下講話不謀而合。

    近來在中國知識界蔚為時尚的舉動,是閱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56年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革命的產生並非源自統治者抵抗改變,而是他們試圖改革,結果卻超出期望變得難以控制。如果托克維爾所言不假,習近平正處在極為嚴峻的兩難境地:為了生存,黨不得不改革,但改革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險,或許哪一天他將找到根本性的解決方案來推動政治變革,屆時我們希望不會再看到隨波逐流的死豬。

   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習近平以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導人便是李克強,在就任總理之後的第一場見面會他提到:“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如此精妙言語讓《經濟學人》認為,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共產黨內部的批評者並不避諱的將溫家寶在位的十年稱作“失落十年”,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呼籲大膽改革,包含政治改革,但實際行動付之闕如,任期結束之前甚至爆發27億美元家產的醜聞,證明他無法抑制妻子和家屬通過網絡關係攫取驚人財富,也符合西諺揭示,事情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Easier said than done)。

    繼承溫家寶位置的李克強,恐怕很難感受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福蔭,猖獗的腐敗、環境汙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間的不平等、過於仰賴出口與投資的增長模式以及大量信貸流向國有企業等皆是棘手難題,更重要的是李克強身處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政治系統,將使他難以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儘管冠以總理頭銜,政治局常委會裡排名第二,但李克強仍得服從黨內一貫的集體領導,意即任何政策變化必定會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例如地方領導、國有銀行與政商關係良好的家族等。《經濟學人》指出,李不像溫家寶畫大餅,展現出較為務實保守的態度。他也承認:“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淌,因為別無選擇。”

   等待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出生於安徽省,李克強僅僅是地方幹部之子,在文革時期成為“下鄉知青”,後來在學風相對開放的北京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一路走來通過在共青團工作逐步累積政治資本,如同胡錦濤當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如此看來,李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沒有雄厚的太子黨背景,妻子也只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而不從事商業投資,這些反而讓他有不重蹈溫家寶覆轍的優勢。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李克強曾說:“為政清廉應該先從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這是古訓,也是真理。” 而且“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

    但是李克強就像所有的黨員一樣,謹慎、努力加上忠誠使他得以受拔擢,而非以大膽舉措聞名。1998年擔任河南省長期間,該省爆發嚴重的艾滋疫情,數十萬人受到感染,縱使危機之大,但李克強卻選擇與虎謀皮試圖掩蓋,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汙點。主政河南後期,或許基於補償心態,李克強呼籲政府撥更多經費照顧艾滋病患和教育孤兒。

    過去五年位居副總理用以見習總理的李克強,幫助推動讓數億農村居民受益的醫療保險,然而《經濟學人》表示,最大膽的改革仍舊是紙上談兵。2012年由中國智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同完成的報告《中國2030》(China 2030),敦促數項結構性變化,涵蓋國有企業及戶口制度改革,目前尚不清楚來到權力頂點的李總理會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他何時“甩開膀子”。

   學法不等於擁護法治

    除此之外中國網民也在猜測,新領導班底中有不少人具備法學背景,是否象徵中國有機會邁入完善的法治社會。記者雷切爾?盧(Rachel Lu)於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寫道,習近平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獲法學博士學位,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加上李源潮曾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部學習社會主義,從而取得法學博士,無不讓中共第五代領導顯得格外新鮮。

    法學背景的領導人在美國並不罕見,但中國沒有如此傳統,新浪微博用戶@老大哥在看著我們說:“49-76獨夫治國,78-89強人治國,90-12官僚治國,真心希望13開始是律師治國的開端。”

    雖然部分人士抱持著很高的期望,認為中國即將迎來法治的黃金時代,但也有人沒那麼樂觀。他們警告:知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和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都擁有法律學位,不可以偏概全,誠如用戶@ Joey_Gillatt說:“如果學法律的人會更重視法律,那照道理講希特勒要支持藝術,毛澤東支持教育,在東正教中學讀書的斯大林支持蓋大教堂。”

    雷切爾·盧引用于建嵘教授的說法指出,在中國很多情況乃是名不符實。習近平和李源潮表面上身為法學博士,但他們並沒有學習法律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更不用說沒有領導人曾從事法律工作。因此重點在於,引述@眾裡尋他千百度2000所言:“是不是懂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使不懂法的人也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職責。我們不要老依賴某一個人,應該想的是推進制度建設,否則中國永遠是人治國家。”(《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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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新史記》何蜀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不少騙人的假話,但他有一句話是實話,即他說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因爲他最清楚,是他把軍隊 拖進了“文革”渾水,從他爲炮製《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讓江青“請尊神”開始,就已經一步步把軍隊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戰車上。同 時,在他爲“文化大革命”炮製的那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也通過他親筆加寫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等文字,把軍隊明確列爲了“文 革”鬥爭鋒芒所指向的重點之一。

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大凡親歷過“文化大革 命”的人,都會對軍隊與“文革”的關係、軍隊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無論是“革命對象”還是“革命動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最早的羅瑞卿案開 始,“文革”中的許多大案要案,如此後的賀龍案,“二月逆流”案,武漢“七二〇”案,“王、關、戚”(主要罪名是“揪軍內一小撮”)案、“楊、余、傅” 案……直到最後引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狀告遲群、謝靜宜(主持北京大學工作的兩位軍代表)案,無不與軍隊直接或間接有關。

“文 革”中不同階段的轉折,也多與軍隊有關:如中央軍委、總政1966年10月5日《關於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直接啓動了“史無前 例”的大規模平反運動,從而得以把經過“反右派”運動之後心有餘悸的廣大民衆真正蠱惑、發動起來,投入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全民造反狂潮;1967 年2、3月間各地打擊造反派、幾乎讓“文革”刹車的“鎮反”運動,主要依據的“尚方寶劍”是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而隨後否定“鎮反”、批判 “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新一輪造反狂潮,則又依據了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劃時代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引爆的全民思想大地震,不 言而喻跟軍隊直接相關;至於結束“文革”的“粉碎‘四人幫’”,則更是在軍隊的全力參與下才順利完成的了。


丁凱文《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明鏡出版社)


全國成軍營,軍隊是核心

在 “文革”中,軍隊的影響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人必讀的《毛主席語錄》是由軍隊推出後向全社會普及的;學毛著運動和召開學習毛著的“積代會”、 “講用會”,是從軍隊開始形成風氣蔓延到各行各業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全國效法的樣板,是毛澤東樹立的8341部隊炮製的“六廠二校經驗”;當時最時髦 的服飾是軍裝,最走紅的職業是軍人,最高貴最保險的出身是“革命軍人”……從中、小學校到機關幹部的“五七幹校”,全都按軍隊編制編爲班、排、連……全國 儼然成了一個大軍營。

從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既然被稱爲“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麽,這場名爲“大革 命”實爲大動亂的政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始終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即使在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群衆組織派別林立並展開“全面內 戰”的時期,“文革”依然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這個“無産階級專政下”如何得到體現和保證?除了毛澤東等極少幾個寡頭的所謂“無産階級司令部” 牢牢掌控著整個局勢及直接控制北京和上海兩個特大城市外,在全國各地就是由“無産階級專政的支柱”——軍隊掌控局面。從1967年1月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向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各級黨政機關全面癱瘓,特別是過去作爲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或化身出現的各級黨委完全停止工作開始,毛澤東即下令軍隊“支 左”,於是,各地軍隊(有的是大軍區,有的是省軍區,有的是軍分區或地方武裝部)的黨委實際上就已經取代了原地方黨委的領導職能,成爲中國共産黨在各地區 的“領導核心”。

《毛主席語錄》的第一頁第一條第一句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在“文革”大動亂中,這個“領導核心”一刻也沒有改變,只是具體的代表形式不同而已。

除 去北京、上海兩個特殊地區外,各地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發生的奪權,都得到(或部分得到)當地駐軍的支持或參與(只是有的得到了中央承認,有的沒有 得到中央承認,有的在沒有得到中央承認後軍隊又撤銷了對奪權的支持;而各地對原“專政機關”即公、檢、法的奪權,則基本上都是通過軍管來完成的);各地在 奪權前後爆發的群衆組織大分裂,也與當地駐軍黨委對待群衆組織的不同態度密不可分(特別是被視爲保守派的群衆組織,只要得不到當地軍隊的支持,就會在造反 派的打擊下迅速瓦解,而得到軍隊支持的則會屹立不倒、越戰越强);從1967年2月下旬開始進行的“鎮反”,各地都是在駐軍黨委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後來這 些軍區或武裝部都不得不向群衆作出公開檢查);批判“二月逆流”、否定“鎮反”以後各地兩派群衆組織的大規模武鬥,也都是在當地駐軍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 壓一派的局面下發生並且逐步升級的;兩派群衆組織的停火、交槍、大聯合談判,都是由軍隊領導人主持進行的,各種促進大聯合、籌備三結合的學習班,都是由軍 隊領導人主持舉辦的;各地先後建立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都是以軍隊領導人爲首(或爲實際上的核心)的;革命委員會建立後的“清隊”、“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整人運動,都是在軍隊領導人主持下開展的……

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後,1972至1973年間,各地駐軍領導人才陸續退出地方黨政領導核心(有的直到1973年底或更晚的時候才退出),各地新建的黨委這時才陸續由地方幹部接任了此前一直由軍隊領導人擔任的主要領導職務。(《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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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岛勋突访平壤冲击美日韩三方互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高级幕僚、日本内阁官房参与(顾问)饭岛勋(Isao Iijima)现已结束其从5月14日周二开始对平壤为期五天的访问,于周六途径北京返回东京。由于日本政府在饭岛勋本次出访前,事先没有与美国和韩国打招呼,是朝鲜官方在饭岛勋秘密入境后,对外公开了日本高官突然出现在平壤顺安机场的画面,华盛顿和首尔才如梦方醒,这也再次向世人揭示当前东亚局势的诡秘。
来自平壤的画面可以看出,饭岛勋本人面对媒体,也对朝鲜官方在他抵达后,就马上对外公开其秘密到访的做法感到诧异。尽管,日本媒体现在异口同声地说,做为日本首相安倍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的饭岛勋突然出现在没有邦交关系的朝鲜首都平壤,是为了解决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日本公民遭朝鲜绑架问题。但日本现政府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略微出现缓和之际,试图派遣最高层幕僚秘密访问平壤的做法,已使美日韩三方之间原本就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存在裂痕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松动。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CHO Tai-Young)5月16日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饭岛勋突访朝鲜一事表达了不满。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对国际社会本应通过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策略没有帮助。赵泰永还透露,韩国事先不知道日本官方派遣饭岛勋出访朝鲜,东京是在5月15日才透过外交渠道就此作出说明。有报道称,东京现已对没能及时向首尔作相关说明表示遗憾。
在东京,日本媒体周六在报道饭岛勋结束对平壤访问,回国消息时说,饭岛勋现已就其访问朝鲜的经过,在日本首都的一家饭店,向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做了汇报。据介绍,饭岛勋抵达平壤顺安机场时,朝鲜派出外务省亚洲局负责日本事务的副局长金哲浩(KIM Chol-ho)到机场欢迎。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饭岛勋于15日周三和朝鲜负责外交的最高干部、劳动党书记兼国际部长金永日(KIM Yong-Il)举行了会谈。在此之后,饭岛勋于16日周四与朝鲜第二号人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KIM Yong-Nam)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了会谈。
18号周六下午,饭岛勋向菅义伟报告说,他已对朝鲜做出说明,两国间悬而未决的案子应该尽速解决。有关日本公民遭朝鲜绑架的问题,东京要求平壤即刻让遭绑架者回国、查明真相并引渡绑架者。另外,日本也要求朝鲜履行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平壤宣言」,内容包括核武问题的解决。日本媒体还报道说,周六下午正在外地视察的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表示,官房长官菅义伟会向他报告有关饭岛勋朝鲜之行的经过,必要时,他也会直接与饭岛勋会面。安倍誓言,一定要在他的任内,解决日本人遭绑架问题。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Glyn Davies)18日周六在日本成田机场,就日本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秘访朝鲜被平壤率先披露一事表示,朝鲜做法的目的在于离间参加六方会谈的其它各国。戴维斯声称,已经通过与日本政府高官等的会谈,确认日美将保持团结。

RFI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日开始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李克强任内的首次外访活动。除印度之外,此次外访行程中还包括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三个国家。中国官方表示,李克强选择印度作为外访首站显示出北京方面对于改善同新德里之间关系的重视。印度方面曾于今年4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两国实际边界印度一侧10公里处。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军队“在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没有越过实控线一步”。海外藏人组织准备在新德里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李克强的到访,但遭到印度警方的阻止。

DW

大阪市長橋下徹:慰安婦非性奴隸


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大阪市市長橋下徹進一步評論二戰慰安婦問題稱,把慰安婦描繪成性奴隸是「不對的」。


橋下徹星期天(5月19日)出席朝日電視台訪談節目時稱,世界各國軍隊在二戰期間都曾「以同樣方式利用女性」,因此不應單純批評日本。
橋下徹此前提出「慰安婦必要論」引起中國與韓國的強烈反彈,美國也對此提出譴責。
橋下徹稱對華盛頓提出批評感到「榮幸」,並指責媒體對其言論斷章取義。

「影響國際評價」

橋下徹在朝日電視台的節目中說:「(慰安婦)一直被描述為舉國施以暴行、脅迫、綁架等手段,強行使反感的女性成為『性奴』。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他在發言中認同日本對慰安婦問題「負有責任」,但稱「是不是性奴,將影響在國際社會上的評價」。
他說:「世界各國的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以同樣方式利用了女性。僅批評日本是不公平的。」
橋下徹還提到駐沖繩美軍此前在當地干犯多起性罪行,並稱:「美國現在閉口不提越南戰爭期間利用當地女性的過往。」
據日本媒體報道,兩名韓國倖存慰安婦抵達了日本,並將於星期五(25日)與橋下會面。她們質問橋下「憑什麼說(慰安婦問題)沒有證據」。
此前,橋下徹發表「慰安婦必要論」後,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泰永批評說,這是對女性尊嚴的褻瀆,是有悖常理、歪曲歷史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強徵『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事關當事受害者個人尊嚴的重大人權問題。日本有關政治人物發表公然挑戰人類良知和歷史正義的言論,我們對此表示震驚和強烈憤慨。」

BBC


大連漁船遭北韓扣押勒索


大連一艘編號「遼普漁25222」的漁船5日遭北韓巡邏艇扣押,要求在今天中午12時前支付贖款人民幣60萬元(約新台幣280萬元),才釋放漁船及16名船員。

大陸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今天中午透過官方微博「南都深度」發布這個訊息。截至發稿,包括大陸外交部及公安部都未針對上述報導有正式說明。

報導引述同時出海作業的「遼普漁25221」號船船長姚國峰的話,「遼普漁25222」是6日凌晨於海上休息漂流時失聯,目擊者稱遭北韓巡邏艇押走,船上共有16人。

船東于學君證實,接到來自北韓的衛星電話勒索,要求他付款才放船放人,從120萬元最後討價還價到60萬元,需於今天中午12時前付款給一家位於丹東的公司。報導並未說明于學君是否支付贖款。

報導說,于學君6日向遼寧海警總隊一支隊報警外,也向大連灣邊防派出所報案,10日還聯繫中國外交部,並傳真相關情況給大陸駐北韓大使館,最後一次和大使館聯繫是13日,對方告知「正在處理此事」。

于學君擔憂,船上物資有限,如果再加上船員情緒不好,「出點事,我擔得起嗎?」

報導引述公安知情人士稱,大陸漁船遭北韓扣船勒索時有所聞,最近更加頻繁。

有網友指出,大陸中央電視台等媒體近來聚焦台灣漁民被菲律賓槍殺事件,而大陸漁船與漁民遭北韓扣押勒贖,事發近半個月,大陸船東卻求助無門,要懷抱中國夢的民眾談什麼幸福?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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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明镜郵報》

2013年5月18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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