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現在輪到胡平先生發言。
胡平：記得在1987年年底，我和馮勝平一道參加了一場關於美國憲法和中國憲政的學術會議。我在會上發言講到，雖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搞一黨專政，但是兩者還是有根本區別。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承認憲政民主的原則。在國民黨那裡，一黨專政只是權宜之計，是過渡，目標是憲政民主。國民黨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也提出實行憲政的時間表路線圖。因此在國民黨統治下，講憲政民主，要求還政於民，推動憲政運動，總是有合法性有正當性的。共產黨卻不然。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不承認憲政民主，現在中共領導人還在反覆宣稱“五不搞”。
關於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在概念上就是自相矛盾，理論上不成立，現實中也沒有案例。我曾經寫文章專門談這個問題。這裡就不重複了。
回顧中國改革近程，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毛時代結束，於是開始了改革。為什麼要改革？因為以前搞得太糟了。很少有哪個制度建立幾十年就遭到這樣全面的失敗。經濟落後，民生凋敝，文化教育一片荒蕪，冤獄遍於國中，包括共產黨的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的罪比在國民黨統治下還多得多。那時，上上下下都有要求改革的強大衝動。
最初對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錯案，破除兩個凡是，解放思想，建立民主與法制。不過在那時，很多人的期待不高，覺得能象蘇聯東歐那樣搞搞修正主義就不錯了。
經濟改革是從民間自發搞起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都隻字沒有提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蘇聯東歐都起步得晚。起初，有些人還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找榜樣，譬如學習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但隨著國門大開，人們看到西方的繁榮，看到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普遍要比社會主義國家搞得好，於是更多的轉向西方，或者亞洲四小龍。鄧小平就是如此。
儘管鄧小平只想改經濟，不想改政治，可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必然會引出一些政治後果。因為經濟改革實際上是自我否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所改掉的，沒有一條不是1949年之後共產黨自己搞起來的，而鄧小平改革所建立起來的，沒有一條不是49年以前本來就有的。這就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問題是，既然共產黨當年的革命搞錯了，那麼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共產黨一黨專政也就失去根據了。共產黨過去整人，唯一的法寶就是說別人走資本主義，現在共產黨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它還憑什麼去整人呢？
80年代的中國，政治上本來就有一股要求自由開放的動力，經濟改革本身又構成自我否定。因此造成了89年時那麼巨大的一場運動。雖然當時的人們對西方民主不見得有多深刻瞭解，但價值取向非常清楚。
胡平（柯宇倩攝）
這股民主浪潮不止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蘇聯和東歐。“六四”屠殺，鎮壓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但是民主化在蘇聯東歐取得了成功。特別是東歐，民間力量較強，走上民主道路後，很多西方學者預言，經濟上會遇麻煩，專制會復辟，但都沒出現，儘管不同黨派上台，但政策基本一樣，這就說明，所有共產國家在轉型時，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都特別純潔、一致，即使有曲折，也完全沒有動搖他走民主化這條道路的決心，因為他們滿腔熱情，把對象充分理想化。東歐很多國家，第一次選舉，共產黨就選下台，一是共產黨不得人心，二是共產黨沒作弊。
但現在已經變得非常困難。1989年時，全民總動員，海外華人，不論是老移民還是新移民，不論是來自大陸還是來自香港來自台灣，不論是支持民進黨的還是支持國民黨的，大家在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鎮壓的立場高度一致。現在大家就感慨共識斷裂，感慨沒有共識。當時並不如此。
“六四”後，當局也一度徬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八九是非常好的機會，可惜中國錯過了。鄧小平也非常老練，進行九二南巡，乾脆不問“姓社姓資”，這不能在“六四”之前談，如果“六四”之前談，就沒有理由鎮壓民運，因為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都強調這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因為他已經殺了人，所以可以不問“姓社姓資”了，搞經濟改革也沒有障礙了。
所以如果沒有“六四”，經濟改革就很難深入到今天這個地步，會被自己設置的意識型態障礙給擋住，如果可以不問“姓社姓資”了，等於在政治上自己繳械，失去鎮壓反對力量的武器。
當然，全球化快車也給了很多好處，讓經濟發展出奇地快，反而出現現在的“三個自信”，雖然有很多誇張的成分，但也是現在才說得出來。所以要讓它主動改革，不太可能，順應時事半推半就也非常困難。
它不是意識不到中國的問題。它若真自信也好，會比較寬宏大量，現在平白用惡劣方法對付別人，說明它不自信，但另一方面，它又確實覺得自己有很多自信的資本，我們經濟搞得這麼好，就要超過美國，為什麼不繼續走下去？
我們敢說，八九民運如果和平解決，沒有人會去清算共產黨，當時朝野和解根本不是問題，1989年之前也是現在在台上的紅二代與民主牆那些人走得最近的時候，當時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朝野、官民、紅二代黑二代之間最和諧的時候。
現在他們覺得幹嘛改？你們說不清算沒用，你能代表誰？因為它欠債欠很多，一定不會低估清算的潛在力量，而且不揭蓋子也好好的，如果共產黨這20年來都沒有正面成就，只是維穩、整人，它自己都會不好意思，因為有些成就，平衡了罪惡感。
但他們比我們清楚，這輝煌的成就，是建立在最糟糕的基礎上的，他們不敢碰，所以現在是改革最難發生的時候。（《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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