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監察 沒有自由

一名居於中國南部、香港特別行政區、某離島偏遠鄉村的中國籍男子，閒來寫網誌，內容是表達不滿美帝國主義。其網誌迅速成同道者網上聚集熱點，包括和平抗爭者及非和平抗爭者。基於後者言論，網誌及網主成美國國安局監察對象。

某凌晨，這離島鄉村上空響起從未響過的聲音，接着是震耳欲聾的爆炸，幾家村屋即時夷為平地。正在村屋的網誌主人、妻子、女兒和鄰居等四名成人、兩名孩子，全部死亡。

此乃美國無人駕駛戰機襲擊的結果。

襲擊前一周，美國又有領事館受襲擊，經華府國安局追查，鎖定上述網誌乃襲擊指令始源，網誌主人因而成剿滅目標。一架無人駕駛戰機從菲律賓水域的航母出發，不到兩小時，便完成任務。

上述故事虛構，但絕有可能發生。美國控制的情報網、航母及無人戰機，足令此等突襲在世界任何角落出現。而且，視乎突襲尺度寬緊，受襲甚或完全是無辜者。以上述網主為例，他或根本與恐襲無關，無辜被殺及連累家人鄰居受誅，不過是網誌被恐怖分子利用通風報信。

美國擁有監察全球的機器。美國人透過民主程序及司法制度，可間接影響此機器運作，但他們的共識是其存在是合法及有實際需要。

至於美國以外的六十多億人，願意也好，不願也好，就只有被監察的份兒；不幸被「點錯相」，更有遭「天火」剿滅之虞。

難道這就是美帝國主義代表的所謂「自由」和「安全」？

勞永樂

東方日報

審判前給自由 「史諾登願返美」

揭露美國政府監控計劃的「深喉嚨」史諾登，仍滯留俄國機場，等待厄瓜多給予政治庇護，其父隆史諾登（Lon Snowden）前天受訪時說，若美政府能在審判前給予史諾登人身自由，他會自願返國面對司法。
隆史諾登承認兒子確實犯法但未構成叛國罪，「他背叛了政府，但沒有背叛美國人民」。他已透過律師告知司法部部長侯德（Eric Holder），若政府能保證在審判前給予史諾登人身自由和發言權，史諾登會願意返國面對司法。

俄拒准飛東南亞

美聯社報導，史諾登滯留莫斯科機場後，厄瓜多要求俄國允許史諾登搭機至越南或新加坡，與出訪中的厄國外長會面，但俄方拒絕。厄國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更證實，俄羅斯官方目前掌控史諾登行蹤。
美駐聯合國大使萊斯（Susan Rice）不認為史諾登案使歐巴馬淪為「跛腳鴨」，或對美外交布局構成傷害，堅稱美仍是「全球最具影響力與最強大的國家」。
史諾登大逃亡反倒讓人忘了探討美政府是否有權蒐集民眾資訊。現在有民眾封史諾登為「國家英雄」，議員稱他「叛徒」，媒體也密切追蹤其動向，監控案已失焦。 

林奐成  台灣蘋果日報

地下新區

在一次飯局特首梁振英提出，可以把跑馬地馬場的地下轉變為發展空間，因為馬場底下並沒有多大的基礎設施。馬場的面積不小，連同周邊的道路，可構成一個廣大的地下發展空間，他並說可以把時代廣場的商業區在地下用輕鐵連上馬場下的空間，增加其可達性與連接性。

梁應該是聽到或看到我們談地下發展空間有感而發。當天晚上在馬會吃飯，窗外是馬場的大幅草地，可能由此引發他的聯想，可惜的是，他說了便算，不過是茶餘飯後的閒話。本來是大智慧，卻變成小聰明。

香港的發展需要脫胎換骨，梁振英發展馬場地下空間屬於大手筆的作為。從國內外的經驗看，絕對可行，困難只是工程的技術性因素，以當前的技術，非不可克服的困難。工程成本當然不輕，但由此而產生出面積相當於整個銅鑼灣的地下空間，甚至可建成兩層，適用於零售、餐飲及其他的公私服務措施。

由此而使時代廣場的零售服務空間擴大，由維多利亞公園邊的銅鑼灣至時代廣場，再至馬場地下，把港島最旺的商業區至少擴大一倍。這個新建空間的地價、連成一片的原有商業區的增加地租，以至皇后大道東口、禮頓道近灣仔的沿線商住區，和跑馬地整個住宅區，因接連商業區而上升的樓價等等，合起來遠遠大於工程成本。

這個地下新區的發展，規模與功能都會勝於東京火車站重建後與新丸之內眾大樓連結的地下空間，應該是全球第一。這對香港的形象，經濟競爭力都大有增長。

陳文鴻

東方日報

污染爆錶 京城好「灰」

北京霧霾天氣捲土重來，多個空氣質量監測站前日錄得PM2.5濃度爆錶，顯示空氣污染嚴重，部份城區能見度不足一公里，民眾戴上口罩才出行，而污染問題亦令呼吸道感染的患者驟增三成。
濃霧前日籠罩京城，市環保監測中心監測信息顯示，該市大部份地區當日空氣質量達六級嚴重污染級別，當中城區和東南部郊區細顆粒物污染狀況嚴重。南三環西路、東城東四等監測站的PM2.5濃度每立方米超過500微克。
鄒女士駕車駛經通順路時，被眼前灰濛的路況嚇親。此外，市內醫院呼吸科病人因此增加兩至三成，朝陽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及北京兒童醫院等擠滿呼吸道患者。而經前晚一場大雨，霧霾天氣暫緩，但昨日中午空氣質量仍有輕度污染。

香港蘋果日報

再談釣島問題 安倍拒華讓步要求

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爭議持續，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晚透露，中國曾找人傳話給他，指要舉行首腦會議，日本就必須在釣魚島問題上讓步。安倍稱，中國的這項要求是錯誤的，日本不會在島嶼主權上讓步。日本媒體估計，安倍所指的傳話人，是日前秘密訪華的內閣官房參事谷內正太郎。

東盟會議 日謀修補關係

報道又指，昨抵達汶萊出席東盟系列外長會議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正謀求與中國外長王毅，在會議期間以站着聊天方式進行「走廊外交」，又期待能與南韓外長尹炳世舉行雙邊會談，以修補因歷史認識問題，和中日就釣魚島、韓日就獨島（日稱竹島）主權爭議而不斷惡化的國與國關係。

不過，日本防衞省卻在上周四，就於沖繩與那國島上部署陸上自衞隊，與當地政府簽署土地租借臨時合同，計劃於二○一五年前，在島上部署約一百名日本陸上自衞隊員，以監視中國在東海的一舉一動。

東方日報

謝交流範例 北京向綠招手

    　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29日肯定「兩岸關係發展與創新研討會」獨樹一幟、別開生面，具有特別意義；他並祝願會議順利，為今後雙方交往樹立良性互動的範例。

    　孫亞夫的言外之意，在民進黨未明確放棄台獨政策之前，民共不可能進行正式黨際交流；惟類似謝長廷以民間基金會負責人身分，前往大陸與中共涉台官員接觸對話，則是北京能接受的交流模式。

    　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海峽論壇時，曾特地向台獨人士喊話：「那些曾支持過、追隨過、從事過台獨的人，只要有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意願，都歡迎他們來大陸走走看看。」

    　在北京擴大與綠營交往的政策下，孫亞夫進一步以謝長廷登陸模式為範例，等於向綠營其他「山頭」招手。未來，蘇貞昌若以「超越基金會」、蔡英文以「小英基金會」負責人登陸訪問，也就不足為奇。

• 羅印冲

旺報

官場與市場 央企高管角色爭議多

    　當高管還是做高官？這一直是大陸央企高管心中不斷評估、衡量的一個問題，而根據學者研究指出，由於大陸央企高管很多時候更像是政府官員而非職業經理人，考量到政治生命的延續，「商而優則仕」幾乎是所有央企高管們不變的選項。

    　目前大陸央企是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在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初，央企有196家，經過不斷兼併重組，截至2012年4月，央企減至117家。即使如此，大陸央企經濟效益仍占有國企的半壁江山。

    　不過，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聶輝華與楊瑞龍、王元共同撰寫的論文《「準官員」的晉升機制：來自中國央企的證據》指出，央企負責人大多主觀上希望能轉換跑道，成為實權在握的黨政大員。因為即便這些央企高管們做到央企「一把手」，其行政級別最多是副部級，無法繼續晉升。

    　因此，只有由「準官員」轉變成真正的官員，央企高管才有可能在行政級別上有更高的提升，使其政治生命得以延續，例如被提拔為中央部委或地方省委省政府負責人（正部級）。

    　不過，大陸這種將政治上的待遇與央企職位串聯在一起的作法，已逐漸衍生出一些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央企高管與官員的角色經常互相混淆，並使得央企高管的價值取向往往朝向「官場」而非市場。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就直言，剪斷央企高管與官員之間的「臍帶」十分必要。

    　大陸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室主任桁林表示，現在的國企仍有行政級別，並且以此來標榜自己，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此外，一些大陸政府官員在升遷無望或者臨近退休時，被調至央企擔任高管，坐享豐厚的報酬。聶輝華也認為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他指出，做為央企高管，不能把央企當作官員的「養老院」，這將損害國企活力。

• 梁世煌  旺報

今日中國民主只佔道義，專制獨佔實力

儲成仿  專稿

  論說至此，顯而易見，十八大過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已被關閉了。請注意：這扇大門不是自行關閉的，而是由當今中國的最高執政團隊單邊宣示關閉的；與此相對應，千千萬萬的中國民眾對此卻持不同的立場和主張：他們幾十年來從未停止過要求打開政改之門的呼喚和吶喊，這樣，在當前中國就開始形成了一個要關政改之門一個要開政改之門的兩種主張、兩個陣營或兩個派別（“關門派”與“開門派”）的對立、衝突和較量。

　　既然最高執政團隊一方要關閉政改之門，而另一方要打開政改之門，那麼，未來中國政改之門是按照最高執政團隊的意志從此關閉了呢？還是最高執政團隊的這個意志被更多人的意志所衝破而政改之門被打開呢？我以為，政改之門是開還是閉的問題已經不是個問題了，問題的關鍵是對“關門派”與“開門派”兩派力量作出比較客觀的評估和對比、然後依據兩派力量增減的可能態勢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作些推測，我想，這一類型的觀察和研究對於未來中國政治生態的演變可能具有一些參考性的意義和價值。

 

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關門派”與“開門派”之間的口水戰會連連不斷。

 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自2010年以來，我撰寫了數十篇有關論述當代中國政治變革的論文和雜文，其中一篇題為《民主的軟弱》（《愛思想網》2012年1月）的文字對於當今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力量作了一個粗淺的對比和評估。我在這篇文字中寫道：民主之所以顯得軟弱，其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以上所提的到目前為止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數量較少、要民主受損反民主獲利的兩個因素，更重要的，在專制國家，民主之所以軟弱，我以為，是因為，民主只佔道義，專制獨佔實力。沒錯，民主在價值估價和判斷上是善，而非惡。但善的東西在還沒有轉變為現實之前，只有道義上的優勢，而不具備實力上的優勢。對於這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其感受肯定比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的感受都要深。

  對於這樣的一個實證性的問題，我觀察到，在人類歷史和現實的專制國家裡，大致呈現出這樣一種狀況：專制者與民主者力量對比是：民主者一強四弱，與之相反，專制者一弱四強。民主者的一強是：民主道義上的強，但這是虛的。四弱是：武力、權力、財力、言力上的弱。民主者言力上之所以弱，是因為，反專制的言論受到專制強力的鉗制和打壓。與此相對照，專制者的一弱是：專制道義上的弱，但這也是虛的。四強是：武力、權力、財力、言力上的強，即：專制者手裡掌控的槍桿子、官帽子、錢袋子、筆桿子強。在這樣一強四弱、一弱四強的力量對比下，可想而知，民主與專制相比，不能不軟弱。

時隔一年多過後反過頭來再來審視這篇文章，我發現，“關門派”的“四強”中的一強“筆桿子”，在這次“憲政之爭”事件中顯得有些變弱，其他三強仍然十分堅挺。那麼，據此我推測，下一步“關門派”可能將利用其手中掌控的“錢袋子”、“官帽子”這些強大資源，去動員、刺激和收買一批“筆桿子”為其鼓噪、賣命，以鞏固其由來已久的“四強”陣勢。那麼，對此，“開門派”會有什麼應對之招呢？然而，在我看來，“開門派”的應對之招是極其有限的，這是因為：“開門派”既沒有鼓脹的“錢袋子”、也沒有誘人的“官帽子”，更沒有嚇人的“槍桿子”，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發揮他們的道義優勢，繼續在自媒體上（官媒從來就沒有給“開門派”任何活動場所）呼喚、吶喊，要打開政改之門。

李克強在政治局幾乎沒有盟友

 《大事件》編譯 江松京

兩大優勢：政治經驗與溝通能力

    另一場接受澳洲廣播電台（Radio Australia）的訪問中，布朗教授對李克強有更深刻的描述。當被問及李總理的挑戰時，布朗說：“李克強須完成的任務淺顯易見，首先是前任總理溫家寶留下的目標：經濟增長率7.5%；其次，李的施政綱領基本上不離十二五計畫，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的藍圖已設計好，意即能源環保和更高品質的經濟增長模式將是中國下個階段的重要目標。”

    布朗認為，李克強作為總理有兩大優勢，一者為政治經驗，另一者為溝通能力。李具有主政貧窮省份如河南和遼寧的經歷，也曾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省級領導，從處理人民日常生活問題得以培養堅韌不拔的做事方法；再者，李是非常善於溝通之人，演講時有條不紊、風度翩翩，就親民這方面來看，他不見得會遜於溫家寶，這對於往後工作推展將有很大幫助。

    然而面對李克強是否大膽改革的問題，布朗態度轉趨保守，他說：“中國政治家幾乎都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他們畢生處於共產黨體系中，忠心耿耿，覺得自己應優先服務於黨，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不易理解的務實主義者，期待以務實為本的李克強和習近平於一夕之間引入快速、巨變的民主改革根本不合理──這不是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家能辦到的。當然，李克強一定很清楚社會中的法治和經濟問題，例如增長遇到阻礙及巨大的貧富不均等皆是前朝遺毒，也許我們不會馬上看見，不過一年或一年半以後，李克強才會展現較大膽的一面。”

    習李之間的互動也常常被外界放大檢視，對此布朗表示：“習近平和李克強自2007年就在政治局常委會一同工作，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重大裂痕存在，兩人相處相對和諧，並且拿職務範圍來說，習近平是黨的總書記，李克強是國務院總理互不衝突，但不意味著天下就此太平，如果未來針對某個領域是否改革彼此出現歧見時，一些爭端可能就此產生。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強是位非常強大的政治家，他之所以有今日地位不是仰賴家世背景，而是依據能力和工作經驗，21世紀初期人們甚至預測李會成為第一領導人而非習近平，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低估其政治實力。”

    習李之間的互動常常被外界放大檢視。

習近平蕭規曹隨，民間運動應有四個自信

《調查》記者　柯宇倩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輪到丁先生發言。

丁凱文：最近看到胡平先生的一篇文章《為什麼說鄧小平這個改革家獨一無二》，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很精彩，論證了鄧小平的中國式的改革是獨一無二的。我還想強調一點，鄧小平是中國政治舞台上最後一個強人，惟有這樣的強人才能做到一言九鼎、一錘定音。我們知道在他之前是毛澤東，也是說一不二，他想怎麼搞政治就怎麼搞，無人可以制約。共產黨在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正是由於鄧小平的強人政治，中國才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也只有鄧小平的強人政治才有這種權威性，才能拍板，儘管這條改革開放的路走得曲曲折折。

現在中國的政治走到了習近平時代， 他不是鄧小平那樣的強人，更沒有那種一言九鼎的權威，中共政治更多體現出來的是蕭規曹隨，按部就班，也就是人們在胡錦濤時代後期所描述的“擊鼓傳花”。現在中共的體制猶如寡頭政治，政治局常委們的安排還是黨內各派系綜合平衡的結果，所以個人認為不要對他們抱太大的希望。
 
丁凱文（柯宇倩摄）

共產黨在政治上會逐漸有一些鬆動，也會一點點改，因為現在中共的統治已經遠不如毛澤東時代那樣嚴密，經濟上巨大的變化會在政治上產生一定的連鎖反應，呈現出逐漸鬆動的跡象。我個人比較欣賞馮勝平的看法，就是中共上層的某種鬆動，在來自下面的壓力後，逐漸達到上下兩方面的匯合，這樣的變化可能是很漫長的，也可能出現反覆。現在就是看中共還能再拖多長時間了。

王軍濤：習近平個人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特別在轉型期，他是有變化空間的，但習近平不可能像蔣經國那樣一言九鼎，所以管理各個派系不易。站在民間運動的角度，我們應該堅定地促進這個變化。

習近平講三個自信，民間運動應該有四個自信，第一價值自信，你的價值目標是什麼。第二制度自信，制度應該怎樣設計。第三，道路自信，第四，角色定位自信。

勝平的一個觀點我不同意：歷史上的改革都是恩賜的，這源自蘆笛，顯然不符合政治史實，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變革都是在壓力下發生，絕大部分都是在出現街頭政治風潮後，統治集團才被撕裂，因為這種壓力，年老和少壯派，鷹派和鴿派，保守派和改革派，發生了分歧，於是一批人站出來呼吁民間運動。

民間運動也不是書生議政，你可能是書生，但運動風潮中的人把你當成政治領袖，哈維爾就是這樣。所以所謂溫和派、理性派，也是在這種風潮中的溫和派、理性派，不是在簡單討論中的溫和派、理性派。

對於習近平時代是否發生大的政治風潮，剛剛多數人認為不會，我認為很可能會，風潮發生之前幾天，都看不出來，發生之後可能我們都沒有意識到。我有自信，這個風潮發生後，中國會有一個變局，習近平到時候才真正可能有一個選擇空間，習近平唯一可能搞政治改革的時候，就是發生政變，不是軍事政變，而是能甩開目前共產黨的常規方式去做決策的政變，如果按照現有程序，是不可能做出變革的，只有發生危機時，才有理由讓共產黨，包括軍隊在內，接受他的方式。（《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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