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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6日星期一
德媒:北京的忠实朋友获得连任
《明镜周刊》1月15日综合报道说:"台湾的选举结果主要被看作是对总统的中国政策的相应认可。马英九自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将与中国大陆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列入计划。他向中国游客和投资者开放台湾,并且签署了贸易协定。然而,突然接近这个巨大邻居让许多台湾人忧心忡忡,因为中国视台湾为国土的一部分,并且用1000多枚导弹威胁这个岛屿,以防它过于固执己见。马英九也尽可能地避免惹恼北京,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方面保持克制。
"作为对马英九魅力攻势的回应,中国停止了磨刀霍霍,这样马英九就可以在竞选中成功地将自己表现为稳定与和平的保证人。他的竞争对手蔡英文对于如何避免北京以新的紧张应对她的当选问题,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回答。她的民进党让北京恼怒,因为它主张台湾要有更多的主体性……"
该刊指出,"观察家估计,中国将会在马英九的第二个任期对他增加压力,让他在政治上妥协。然而,据民意调查,大多数台湾人无论如何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包括那些马的选民。所有与中国统一的话题在台湾都不受欢迎,只有少数人自称是'中国人'。北京过不了多久要坚持政治谈判时,台湾人或许会提醒马英九不要忘了他在胜选演说中的诺言:'我会将人民的批评牢记在心'。"
《南德意志报》(1月15日)以"北京忠实的朋友"为题报道说,马英九在当选后表示要"先经济,后政治"。"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以1992年的共识为基础与北京达成16项协议,为台湾在经济上与中国日益一体化提供了框架。特别是现在,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将双方连在一起。
"马英九想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但是他在降低那种期待--对许多人来说其实是担心,即他将会利用第二个任期与北京搞政治调和。他现在一方面必须保持克制,因为反对派通过大选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北京的领导人还不愿意对台湾让步。"
"经济上将进一步靠拢大陆"
报道说,他也不会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假如要会晤的话,只能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而不是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会晤。"但是,北京领导人小心翼翼不做任何一点看起来有助于让'中华民国总统'合法化的事。"
该报认为:"台湾选择了马英九,就是选择经济上进一步向大陆靠拢,选择让更多的中国大陆游客和交换大学生来台湾,也决定巩固现状,从而也暂时缓和了关于台湾认同的激烈讨论。
“北京和华盛顿都对马英九的再次当选表示欢迎,看作是愿意继续和稳定的象征。可是一份香港杂志最近写道,随着华盛顿对中国的担心不断增加,美国也不喜欢北京和台北太友好。”
编译: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观选大陆学者期来届中共领导层仿效蒋经国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香港学者一般认为,台湾总统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轻微,但赴台观选的大陆学者李凡公开表示,台湾选举会影响香港和其他华人社会发展民主,而香港的发展又会影响中国大陆。他期望,中共十八大新领导层可以仿效决定「解除戒严、开放组党」的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
专门研究选举的李凡续称,台湾选举让大家明白,香港和华人社会均可进行民主选举,「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他认为,「华人社会都可以搞民主,都可以搞好的民主」。他更指出,香港民主发展对大陆很有影响,大陆人现在也很关注政治发展,民主发展是十八大领袖的关注议题,期望华人社会都能进入自由民主的社会。
他其后接受访问时指出,现时的民间力量仍不足以推动政治改革,要各方凝聚力量,期以十年,中国会有民主,亦希望十八大领袖能仿效蒋经国。蒋经国执政早期以白色恐怖治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决定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并解除报禁,让一度受压坐牢的民主进步党得以成立,并于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打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李凡解释,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地方保守势力,因有利益牵涉;但市民不满已到了一个早晚会引起地方政治变化的层次,高昂的维稳支出亦难以承受,必须进行改革,以合理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故此十年出现民主的期许并非过于乐观。
但他补充,即使以和平协商解决乌坎事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入今年秋天诞生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他也没把握十八大会推广乌坎村事件的解决方式,因为那是一个个别事件,而非普遍现象。
根据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页资料,该所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研究机构,目标是加强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交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沒讓駐蒙古使館要黑匣子是有意還是無意?
高瑜:咱們這個會還有哪位想發言?沒有。那我們還有25分鐘寶貴時間,希望大家互相提問.
楊繼繩:閻明復文章說到黑匣子。
丁凱文:我對沈先生提一個問題,《炎黃春秋》閻明復先生的文章說蘇聯外交官顧大壽到現場看了,說發現飛機上有槍眼,你是當時去看的人,有沒有看到飛機上有罹難人員?失事飛機上有沒有槍眼?
沈慶沂:我們當時就是瞭解這架飛機是怎麼墜毀的?是不是被打下來的?現場每一片殘骸我們幾乎照下來了,有大有小,很小的我們也都照下來了。照了十幾卷膠捲,洗出三百幾十張照片。
丁凱文:沒有發現彈孔?
沈慶沂:我們勘查現場,但是彈孔什麼的,現場不一定能看到,因為它是一堆東西,很亂的,燒的,像這個照片是9月照的,上面有一個箭頭。孫一先同志在國內也議論,是不是炸的?可能是炸的。
孫戈:機翼下的大洞是炸的,已經登了。
沈慶沂:我們到了以後,蒙方已經把東西歸類,手槍都堆在一起,都裝在槍套裏,9隻手槍,蒙方說都沒有開過,沒有開槍痕跡。
但是黑匣子的事,我們大使,我們二位,都不知道,沒有經驗,這個方面沒想到,上邊也沒有人提到過,1971年沒有提過這個。
張 清林:“九一三”發生四天以後,北京來人專門找我們談。我們沒有對事情表示任何態度,只是提出幾個要求。我第一要求維護現場;第二就是保護好所有林辦資 料,特別是葉群的日記,因為葉群的日記對所有歷次開會記錄、電話記錄都有記載,一共有好幾箱子;第三,就是儘快要找回黑匣子。聽說飛機掉下來之後,林豆豆 首先提出黑匣子的事。
沈慶沂:當時孫一先也被問過,為什麼不找黑匣子?我們沒有常識。
聽衆:當時國內沒有讓找這個黑匣子?
沈慶沂:沒有,有的話,我們肯定要知道的,要跟蒙古交涉的。我們沒有這個常識。
還 給你們說一件從來沒有披露的事情,我們當時在現場的,都不知道這架飛機叫什麼型號,有英文字母。我不懂英文,王也不懂英文,四個人都不懂英文,我們當時和 蒙古人交談,認為是“子爵號”。所以我回到使館第一個就是查字典,我們有軍事字典,有外國飛機的字典,一看三叉戟,報告大使,哎呀,三叉戟呀!這個是從來 沒披露出來的。
張清林:林豆豆事發之後說過,如果林彪被騙到蘇聯,一看是蘇聯機場,就會當場氣死在舷梯上。這是當著我和楊森說的。她問我怎麼看,我說飛機會掉下來。豆豆說掉下來,那就看黑匣子了。如果中央沒有讓使館要黑匣子,那我就要質疑,這是有意還是無意了。
閻明:去年舒雲在她的網上掛了一個博客。(《新史記》第4期)
中共政治局中有斯大林的線人
《新史記》格奧爾基(莫斯科)
1950 年3月之後,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面接管了上海防空,國軍的轟炸機遭到解放軍和蘇軍的聯合圍殲。與此同時,蘇聯軍事顧問團立即開始培訓中共戰鬥機飛行員,他們 的培訓課程甚至就在作戰飛機上展開。當時,蘇軍在上海空防部署的作戰飛機是米格-15,駐滬蘇聯軍機計有238架,後來這些飛機全部交給中共,成為中共空 軍首批作戰飛機。(Г.克里沃舍娃《俄羅斯和蘇聯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空軍損失,統計學研究》莫斯科,2001年版,523頁)
說到這 裏,已經很清楚,斯大林通過中共將中國玩弄於股掌,1945-1950年中共對他唯命是從,幾乎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秘密,因為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裏都有斯大林的秘密線人。”(安娜. 彼得羅索娃《毛最後的秘密,中共領袖的傳記中鮮為人知的細節》,莫斯科,2004年,《百年》雜誌)這使得克里姆林宮可以隨時掌控中共。毛澤東和其他中國 領袖也對莫斯科的主人事無巨細,全盤稟報。
1949年2月,毛澤東發電報,請求菲利波夫同志(斯大林與中共通信時使用的化名)就中共建國 之後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平一事表態。1949年9月28日,中共又徵詢斯大林的意見,是否可以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假如可行,應該如何發佈,是通過廣 播電台向世界統一發佈還是給各國逐一發電報。
毛澤東“也許對斯大林滿懷特別美好的情感,不過他深知,他應該在言行上討好他,況且他不可能 不知道斯大林的疑心”。這就是為什麼,例如,1948年8月28日,他在電報中提出了那些想和斯大林在他訪蘇時需要探討的問題,毛說:應該達成一致,使得 我們的政治路線與蘇聯的完全一致。
顯而易見,蘇聯在金錢上的援助導致了這樣的阿諛奉承,不過,蘇聯的金錢也有助於莫斯科選中的中共領袖提 高威望。1940年,周恩來從莫斯科給毛澤東帶回30萬美元。這絕不是最終的禮物。也許不可思議:蘇聯援助中共,甚至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國進 攻蘇聯之後也未停止。俄羅斯檔案館有一份聯共(布)政治局特別文檔,保存著一份令人蹊蹺的文件:
1941年7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局決定 發放100萬美元用以援助中共中央。就在7月3日這天,斯大林首次在戰爭開始之後對全民發表廣播講話:法西斯空軍轟炸了蘇聯。可是政治局卻決定在此時向中 共發放100萬美元!”(安娜·彼得羅索娃《毛最後的秘密,中共領袖的傳記中鮮為人知的細節》,莫斯科,2004,《百年》雜誌) (《新史記》第4期)
赫魯曉夫天良猶存,但畢竟是共產黨員
赫魯曉夫還試圖進行有限度的 “公開化”改革。在粉碎“反黨集團”之前,他便開放了克里姆林宮,讓遊客參觀。此後,他邀請基層官員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甚至可在會上發言。他還開創了公 開發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的做法,想讓那個黑社會黨的運作變得透明起來。雖然這未能堅持下去,但它還是在幾十年後啟迪了戈爾巴喬夫。
赫魯 曉夫最人道的改革,還是廢除蘇式戶口制度。斯大林復活了沙皇的內部護照制度,還將它改造得更反動與更野蠻,公開實行職業歧視與地域歧視——城市居民可以領 到身份證,因而能享受城市的糧食定量供應、各種生活便利以及極有限的遷徙自由,農民則無權領到身份證,乃是基本生活需求毫無保障、沒有遷徙自由與擇業自由 的下等人。赫魯曉夫廢除了這一野蠻做法,給農民發放身份證,使得他們有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農業進行的。斯大林 使得蘇聯農業嚴重殘廢,醫治這一殘廢便成了繼任者們最大的任務。不幸的是,赫魯曉夫沒有鄧小平的見識,未能看到集體化是萬惡之源,不將這病灶徹底割除,則 蘇聯永遠無法免於匱乏,因此只是採取了零碎的修補措施,也就是中共在解散公社前搞過的那一套,諸如降低國家農業稅,減少公糧定額,提高餘量售價,以此提高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鼓勵農民種自留地。
另一改革措施則是廢除拖拉機站制度。此乃斯大林發明的又一條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妙計:在農村各地建 立國營拖拉機站,迫使集體農莊以高價去請拖拉機站的工人們來為自己耕地或收穫。工人們是領取固定工資的國家雇員,為農業服務所得悉數交給國家,於是這便成 了國家敲詐農產品的又一渠道。赫魯曉夫解散了拖拉機站,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設備賣給附近的集體農莊,從而終止了國家對農民的變相敲詐。
這 設想本來是好的,可惜因考慮不周而出了毛病:拖拉機站技工們是國營企業工人,屬於享有各種福利的一等公民,而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與國家福利無緣。於是 拖拉機站的技工們便紛紛離職逃往城市,造成了技術工人的短缺。另一方面,集體農莊沒有足夠財力買下所有的必需設備尤其是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加油站、車庫等 等。因此這改革反倒導致集體農莊既缺乏技術人員,又買不起必需的農業機械,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開墾“處女地”(荒地)則是赫魯曉夫想出 來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又一措施。他從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動員了30多萬人,送往哈薩克斯坦等地區大量墾荒,在三年內開墾出3600萬公頃土地,國家為此提供 了十萬臺拖拉機。這政策一開頭倒取得了巨大成功,蘇聯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大豐收,致使赫魯曉夫以為蘇聯就此解決了糧食問題,雄心勃勃地提出蘇聯要在60年代 初在糧食和肉食品生產上趕上美國。可惜好景不長,新墾地的土壤肥力很快就耗竭了,而蘇聯的化肥工業又極度落後。失去肥力的土壤很快就風沙化,造成了生態災 難。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在訪美期間,為美國的玉米作物吸引,下令全國大種玉米,而新墾地根本不適合玉米生長,國家又無錢提供足夠的化肥與殺蟲劑,因此導 致嚴重減產。
總的來說,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基本上失敗了。最關鍵的失誤是,他沒有看到集體化是使農業致殘的病根,因此未能像鄧小平那樣對 症下藥。相反,他深信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非但不解散集體農莊,反而想把它做大做強。他把若干集體農莊合併在一起,讓農民們住在類似城市的生活 區,享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指望以此使得自留地逐漸消失,而自養牲畜逐漸變為集體或國家共有,集體農莊逐漸轉變為國營農場,從而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 民所有制的轉變,農業向工業的轉變,鄉村向“農業城”的轉變,最終消除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如此倒行逆施,當然只會失敗。 1963年,蘇聯遇到嚴重旱災,農業嚴重減產,面臨著饑荒。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了國家全部外匯與部份黃金儲備,從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兩千萬噸穀物。然而 即使是在這點上,他也表現了與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大區別——沒有爲了保全黨國面子而蓄意大量餓死本國人民。
在社會生活方面,赫魯曉夫放鬆 了黨的鐵腕控制,實行了有限的寬鬆與開放。他首次批准蘇聯人出國旅行,也允許外國遊客訪問蘇聯,還在1957年在莫斯科主辦了第六次世界青年聯歡節。三百 萬莫斯科人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三萬青年,與他們聯歡和交流談心,首次見到了真實的西方人,有限地打開了被斯大林蒙了幾十年的眼界。
赫魯 曉夫的文化政策則搖擺不定,一方面,他實行了有限的“自由化”,再沒如斯大林那樣大規模地迫害虐殺作家,甚至還批准了若干與官方意識形態鑿枘不入的異議作 品,其最著名者即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但另一方面,他又聽信了保守派的讒言,禁止出版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甚至將 他開除出作協。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赫魯曉夫又向他施壓,要他拒絕領獎。總的來說,赫魯曉夫雖然可算是個天良猶存、比較寬厚的共產黨員,因此 沒有再犯過斯大林那種肆無忌憚的反人道罪行,但他畢竟是個共產黨員,其頭腦與視野已被共黨教條塑造定型,無望突破了,因此,他恩准的自由畢竟是有限的。
赫 魯曉夫的教育改革也值得一提,蓋某些政策與毛澤東和劉少奇暗合。例如他也和毛澤東一樣,認為“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麼?”主張將農學院搬到農村去。但 他沒有毛澤東的權力,因此,這政策遭到了大學師生們的消極抵抗而未能實行。類似地,他也主張“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提倡開辦職業學校,而學生主要時間 應該用去“學工”,亦即參加工廠生產。
有趣的是,國人只知道歌頌偉大領袖的“五七指示”,卻不知道赫魯曉夫早就有過類似主張。更有諷刺意 味的是,劉少奇也提倡過職業教育,卻在文革里作為“修正主義罪行”被批得一塌糊塗。其實赫魯曉夫與劉少奇之所以有相同的政策主張,乃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同一 問題——沒有足夠的大學接納全部普通高中學生,也沒有足夠的中專接納初中畢業生。這兩人都是正常人,所以都沒能像毛澤東那樣,想出強迫全體中學畢業生去當 農民的空前絕後的高招來。(《新史記》第3 期)
深圳三洋电机合资工厂数千工人罢工抗议示威
作者 法广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深圳又爆发工人抗议示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日本三洋电机沙井分厂的数千工人,因劳资纠纷,安全保障,并就工厂被“松下”收购要求补尝。,14日集体罢工,并上街抗议示威。抗议的工人切断了附近交通,一度导致附近交通瘫痪。
据人民网介绍说,记者到达三洋电机大门外,见到数千人将工厂里外围得个水泄不通,但现场秩序比较平静。
据工人们反映,他们是因为公司集体被收购、更换工厂标志(logo),却未能按惯例给予工人相应补偿,所以借此表达意愿。
12点午饭过后,罢工人数迅速增加。据工人称,车间内已经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参加了罢工。
20分钟后,事发地沙井镇的相关负责人到达现场。但他们并没有与工人直接接触,只是和电机厂工作人员站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
罢工过去四小时,厂方没有出面,300多名工人聚集在电机厂附近红绿灯路口,交通顿时陷入瘫痪,警察随即到现场维持治安。
又过了40多分钟,沙井镇民兵及两队防暴警察开到现场,聚集在马路中央的人群全部散去。随后,警察将几个工人抓上防暴车,此举激起工人的愤怒,高呼“放人”,拒绝解散。
直到下午2点半,厂方有关负责人终于出来,站在防暴警察旁边,与工人们对话。随后,一部分人开始离开。
工人李小姐对记者说:1月13日,工厂突然通知修改工作证,将三洋的标志,换成松下的标志。大家这时才知道,三洋集团被“松下”收购了。
工人们说,该厂隔壁同属三洋集团的“三洋马达”,和附近的西门子公司,在被收购时,都对员工进行过补偿。2005年,三洋机电(蛇口)有限公司从蛇口搬到宝安时,也按照工龄给予工人一定补偿。但这次,集团被收购,工厂要换招牌,却并不打算给工人任何补偿,只是通知工人们换工作证,他们认为无法接受。
厂方回应:奖励已到账,补偿免谈。
记者随后采访了三洋电机的相关负责人闪向阳。他告诉记者,厂方目前尚未与工人有过任何交涉,只是私底下听说工人们对此(换招牌)有些不满。
闪先生认为,三洋电机只是换招牌,工厂名称、管理制度、工资待遇各方面均未改变,与三洋马达(换名)、西门子(搬迁)和05年该公司搬迁情况均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工人要求补偿一事,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奖金,中午已经到账,工人们不必担心。
被问到为何不与工人直接交涉时,闪先生说,工人情绪激动,怕激化工人们的不满,所以一直等待街道办工作人员到来,协助处理此事。
据人民网引述工人们的介绍,该厂隔壁同属三洋集团的“三洋马达”,以及附近的西门子公司在被收购时,均对员工进行过补偿。2005年,三洋机电(蛇口)有限公司从蛇口搬到宝安时,也按照工龄给予工人一定补偿。但这次,集团被收购,工厂要换招牌,却并不打算给工人任何补偿,只是通知工人们换工作证,他们认为无法接受。
考察24號文件和《起訴書》《判決書》不同之處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我認為,定罪判刑的依據是兩條:第一條是犯罪事實、情節;第二條是法律依據。沒有犯罪依據,沒有犯罪情節,無限上綱,強加罪名,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的。
我反覆地看了中央[1972]24號文件和十年後的《起訴書》、《判決書》,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反黨集團”變成了“反革命集團”。
但是,無論是24號文件,還是《起訴書》、《判決書》,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給我定的所謂“罪行”之上再大大的扣上幾頂鋼鐵帽子,因為沒有這幾頂鋼鐵帽子,僅憑所謂“罪行”是無法“審罪”而量以重刑。這一共同點十年(1972年-1981年)沒有變。請看:
在中央[1972]24號文件中,是這樣的提法:“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行”,“林彪反黨集團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行”等等。
《起訴書》是這樣的提法:“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等。
《判決書》是這樣的提法:“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策劃顛覆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等等。
在特別法庭最終判決我的三條“罪行”中,哪一條與這些鋼鐵帽子有絲毫聯繫?其實我心裏很清楚,所謂“罪行”多幾條少幾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扣上鋼鐵帽子。
這裏,我還要提到一個情況。那就是中央24號文件和《起訴書》、《判決書》中全部提到了“九一三”事件山海關機場問題,但對周總理電話指示卻有不同提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 中發[1972]24號文件中,這樣記載:“當晚10點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8341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並由中央 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 篡改中央命令,將四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
請特別注意,該文中的“中央”就是指周恩來。該文中兩次出現“聯名指示”。如果中央文件是準確的,那麼與我所說的“聯合指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在1980年後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上,在同樣的事件描述過程中,再也找不到“聯名指示”的字跡,卻改為總理說:“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到底是中央文件說的對,還是《起訴書》、《判決書》上說的對?
2007年春,我看了一本書,叫《特別辯護》(中國長安出版社),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周恩來的講話出處在這裏。書中是這樣寫的:周恩來總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這段電話記錄內容,在旁邊批示:“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周注。”
1972年7月發的24號文件為什麼不引用1971年10月9日周恩來親批的“一起下命令”的“標準講話”呢?周恩來看了此文件後,為什麼不修改或統一他的講話呢?為什麼周恩來的講話又突然在十年後出現在《起訴書》、《判決書》上呢?
但現在可以肯定,“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話,是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近一個月,我已被隔離審查兩週後才說的。這就說明,我反反覆復強調的總理電話中只說了“四人聯合指示”,而從來沒有說過“四人一起命令”,是正確的!
為什麼會出來“一起下命令”和“聯名指示”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只有一個:“聯名指示”的說法是“錯”,而“一起下命令”才能稱得上“罪”吧。
還有,為什麼會出來“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倉皇逃命”和“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 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也是前者說法是“錯”,而後者說法是“罪”吧。
“無 罪推定”的原則,是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可以推定,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不能推定。有罪無罪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推定被告人無罪,罪輕罪重證據不足的情況 下,只能推定被告人罪輕。我承認我是法盲,但根據我所敘述的事實和真相,請史學家、法學家和讀者們分析:我是有罪還是無罪?
什麼叫“審罪 不審錯”!罪與錯的標準是什麼?標準是誰定的?根據什麼定的?這樣的問號可以羅列一大堆。說到底,那就是一塊遮羞布!想用沒有事實根據的、無限上綱的所謂 “罪”,把我們釘死在法律的恥辱柱上,以此掩蓋其政治鬥爭的虛偽與殘酷!不要以為號稱“法庭”,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正義。
很 多在“文革”中負有相當責任的領導人,很多在“文革”中推波助瀾想渾水摸魚的領導人,需要一個卸下自己責任的機會。他們迫不及待地利用這個掩蓋歷史真相的 機會,將一切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的髒水統統潑在我們身上。利用把控的權力,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掩蓋真相,撒彌天大謊,遮擋其不光彩的一幕,欺騙不明真相 的老百姓。
不能否認,在長期封閉的社會裏,對我們進行公開審判,是有“進步”意義的。公審唯一的“進步”表現在,將某些人的態度公佈於 眾,將某些人的表演公佈於眾,將我們的所謂“罪行”公佈於眾,將法庭的“公正”和法律的“應用”公佈於眾,這樣就可以直接接受億萬群眾的審視與分析。今 天,我將真相和自辯詞也毫無保留地公佈於眾,同樣是接受億萬群眾和千百年歷史的考驗。(《新史記》第3期)
中国同沙特签署石油合作协议
周一,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未来能源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促进西亚地区的和平。"他强调该地区的" 战略重要性",因为这里蕴藏着全球石油总量的4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温家宝本次西亚之行的第二站。接下来访问卡塔尔。
中国沙特创建合资炼油厂
此前一天,他在利雅得会晤了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据沙特通讯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和地区的发展以及两国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探讨"。这是温家宝20年来首访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据新华社的报道,两国2011年前11个月的贸易总额达585亿美元。该社的报道还称,周六,温家宝在会见沙特高 层官员时,双方都表示,要"继续扩大在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温家宝表示,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应该加深能源伙伴关系,在原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领域扩展 合作。"
访问期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Sinopec)签署了一项在红海海岸城市盐步(Yanbu)创建合资炼油厂的协定。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企业计划2014年投产,届时,每天将加工40万桶原油。
周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同中石化就在天津建立石油化工厂签署了一项理解备忘录。此外,中国同沙特还就"和平利用核能"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双方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中国担心能源安全
温家宝访问中东之际,正值西方国家加强制裁伊朗之时。中国总理出行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曾游说中国,希望北京支持华盛顿制裁德黑兰的石油出口,但效果不 尽理想 - 中国不同意继续制裁伊朗。伊朗是中国的第3大石油供应商,向中国输出的石油量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中国担心,随着制裁伊朗的国际压力增大,中国的 能源保障可能会受到影响。
温家宝在会晤阿卜杜拉国王之前,已同沙特王储、内政部长纳耶夫(Nayef bin Abdul Aziz)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诺格鲁(Ihsanoglu)进行了会谈。
同沙特阿拉伯相比,温家宝总理此行包括的阿联酋以及卡塔尔,从目前的情况看,还都没有进入中国石油10大供应商的行列。
李鱼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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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打、被关押、不允许见朋友、不允许使用电脑
核心提示:余杰说他被打、被关押、不允许见朋友、不允许使用电脑。这些骚扰迫使他离开中国,去了美国。
余杰协助建立了中文独立笔会,这一组织努力实现言论自由,他也是一名基督徒,因为坦言倡导宗教自由的而激怒了当局。他也是《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者,这本书不顾警察威胁说他会被送进监狱,在2010年于香港出版,是一本批评中国总理的书。
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在中国进一步扩张
巴斯夫在德国的生产基地位于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则位于长江岸边的南京市。其共同的特点是都位于河畔,交通方便。千年交替之际,巴斯夫 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落户南京,如今已经投产7年。现在第二期扩建工程已经完毕。这家化学康采恩为此投资超过10亿欧元。扩建了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并为生产 新的化学产品增添了新的设备。位于南京的化工厂巴斯夫与中国国有能源公司中石化的合资企业。总部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公司称,南京化工厂是一个综合 性生产基地。这里的设备可以在销毁垃圾的同时生产副产品,既节约能源也节省原料。
巴斯夫南京公司专门为当地市场生产化工产品。巴斯夫公司亚洲地区执行董事会主席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rmüller)说,公司的客户来自各行各业,从汽车工业到制鞋业,但是需要的产品种类变化很快。"客户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自己开发创新产品, 因此也要求我们提供新产品。为此我们当然就需要生产一些专业化产品。目前的第二期扩建工程便加强了生产专业产品的能力。而不是像前几年那样,主要生产大众 化塑料产品。"
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对巴斯夫公司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巴斯夫的第三大销售市场,仅次于德国和美国。 2010年,巴斯夫在中国获得近58亿欧元的销售额。布鲁德米勒预计,到2020年,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化工产品将占全世界化工产品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最大的化工品市场。
因此,德国巴斯夫公司计划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仅同中石化的南京合作伙伴就商定价值8亿欧元的扩建项目。在中国内地重庆市,一个新的化工厂已经在建设当 中。新厂建成后,其产品将主要用来满足中国西部地区的市场需求。巴斯夫因此离开沿海地区,进入新的区域。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一个发展大西北的战略,吸引人 们到内地投资。布鲁德米勒说,该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力。他说:"不容忽略的是,在南京和周边省份生活着大约3亿人,相当于欧盟国家的人口总和。那里的经济发 展很快,其工业需要化工产品。我们希望就近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打入内地的原因。"
投资生产和科研
在中国的巴斯夫公司不仅对生产进行投资,而且也投资于产品的开发。为此巴斯夫公司在上海投资5500万欧元,正在建设一个可容纳500名科研人员的研究中心。
巴斯夫公司亚洲地区首席执行官布鲁德米勒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亚洲市场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因为客户常常需要我们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与客户之 间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扩大当地的市场,而且也有益于我们整个公司。因为我们可以将在中国的发明创新也在世界其他市场进行推广。
布鲁德米勒说,在亚洲的研究部门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不会因此裁减在德国的工作岗位。
作者:Markus Rimmele 编译:李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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