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還試圖進行有限度的 “公開化”改革。在粉碎“反黨集團”之前，他便開放了克里姆林宮，讓遊客參觀。此後，他邀請基層官員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甚至可在會上發言。他還開創了公 開發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的做法，想讓那個黑社會黨的運作變得透明起來。雖然這未能堅持下去，但它還是在幾十年後啟迪了戈爾巴喬夫。
赫魯 曉夫最人道的改革，還是廢除蘇式戶口制度。斯大林復活了沙皇的內部護照制度，還將它改造得更反動與更野蠻，公開實行職業歧視與地域歧視——城市居民可以領 到身份證，因而能享受城市的糧食定量供應、各種生活便利以及極有限的遷徙自由，農民則無權領到身份證，乃是基本生活需求毫無保障、沒有遷徙自由與擇業自由 的下等人。赫魯曉夫廢除了這一野蠻做法，給農民發放身份證，使得他們有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農業進行的。斯大林 使得蘇聯農業嚴重殘廢，醫治這一殘廢便成了繼任者們最大的任務。不幸的是，赫魯曉夫沒有鄧小平的見識，未能看到集體化是萬惡之源，不將這病灶徹底割除，則 蘇聯永遠無法免於匱乏，因此只是採取了零碎的修補措施，也就是中共在解散公社前搞過的那一套，諸如降低國家農業稅，減少公糧定額，提高餘量售價，以此提高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鼓勵農民種自留地。
另一改革措施則是廢除拖拉機站制度。此乃斯大林發明的又一條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妙計：在農村各地建 立國營拖拉機站，迫使集體農莊以高價去請拖拉機站的工人們來為自己耕地或收穫。工人們是領取固定工資的國家雇員，為農業服務所得悉數交給國家，於是這便成 了國家敲詐農產品的又一渠道。赫魯曉夫解散了拖拉機站，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設備賣給附近的集體農莊，從而終止了國家對農民的變相敲詐。
這 設想本來是好的，可惜因考慮不周而出了毛病：拖拉機站技工們是國營企業工人，屬於享有各種福利的一等公民，而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與國家福利無緣。於是 拖拉機站的技工們便紛紛離職逃往城市，造成了技術工人的短缺。另一方面，集體農莊沒有足夠財力買下所有的必需設備尤其是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加油站、車庫等 等。因此這改革反倒導致集體農莊既缺乏技術人員，又買不起必需的農業機械，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開墾“處女地”（荒地）則是赫魯曉夫想出 來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又一措施。他從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動員了30多萬人，送往哈薩克斯坦等地區大量墾荒，在三年內開墾出3600萬公頃土地，國家為此提供 了十萬臺拖拉機。這政策一開頭倒取得了巨大成功，蘇聯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大豐收，致使赫魯曉夫以為蘇聯就此解決了糧食問題，雄心勃勃地提出蘇聯要在60年代 初在糧食和肉食品生產上趕上美國。可惜好景不長，新墾地的土壤肥力很快就耗竭了，而蘇聯的化肥工業又極度落後。失去肥力的土壤很快就風沙化，造成了生態災 難。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在訪美期間，為美國的玉米作物吸引，下令全國大種玉米，而新墾地根本不適合玉米生長，國家又無錢提供足夠的化肥與殺蟲劑，因此導 致嚴重減產。
總的來說，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基本上失敗了。最關鍵的失誤是，他沒有看到集體化是使農業致殘的病根，因此未能像鄧小平那樣對 症下藥。相反，他深信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非但不解散集體農莊，反而想把它做大做強。他把若干集體農莊合併在一起，讓農民們住在類似城市的生活 區，享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指望以此使得自留地逐漸消失，而自養牲畜逐漸變為集體或國家共有，集體農莊逐漸轉變為國營農場，從而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 民所有制的轉變，農業向工業的轉變，鄉村向“農業城”的轉變，最終消除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如此倒行逆施，當然只會失敗。 1963年，蘇聯遇到嚴重旱災，農業嚴重減產，面臨著饑荒。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了國家全部外匯與部份黃金儲備，從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兩千萬噸穀物。然而 即使是在這點上，他也表現了與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大區別——沒有爲了保全黨國面子而蓄意大量餓死本國人民。
在社會生活方面，赫魯曉夫放鬆 了黨的鐵腕控制，實行了有限的寬鬆與開放。他首次批准蘇聯人出國旅行，也允許外國遊客訪問蘇聯，還在1957年在莫斯科主辦了第六次世界青年聯歡節。三百 萬莫斯科人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三萬青年，與他們聯歡和交流談心，首次見到了真實的西方人，有限地打開了被斯大林蒙了幾十年的眼界。
赫魯 曉夫的文化政策則搖擺不定，一方面，他實行了有限的“自由化”，再沒如斯大林那樣大規模地迫害虐殺作家，甚至還批准了若干與官方意識形態鑿枘不入的異議作 品，其最著名者即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但另一方面，他又聽信了保守派的讒言，禁止出版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甚至將 他開除出作協。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赫魯曉夫又向他施壓，要他拒絕領獎。總的來說，赫魯曉夫雖然可算是個天良猶存、比較寬厚的共產黨員，因此 沒有再犯過斯大林那種肆無忌憚的反人道罪行，但他畢竟是個共產黨員，其頭腦與視野已被共黨教條塑造定型，無望突破了，因此，他恩准的自由畢竟是有限的。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其實許多政策暗合。赫 魯曉夫的教育改革也值得一提，蓋某些政策與毛澤東和劉少奇暗合。例如他也和毛澤東一樣，認為“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麼？”主張將農學院搬到農村去。但 他沒有毛澤東的權力，因此，這政策遭到了大學師生們的消極抵抗而未能實行。類似地，他也主張“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提倡開辦職業學校，而學生主要時間 應該用去“學工”，亦即參加工廠生產。
有趣的是，國人只知道歌頌偉大領袖的“五七指示”，卻不知道赫魯曉夫早就有過類似主張。更有諷刺意 味的是，劉少奇也提倡過職業教育，卻在文革里作為“修正主義罪行”被批得一塌糊塗。其實赫魯曉夫與劉少奇之所以有相同的政策主張，乃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同一 問題——沒有足夠的大學接納全部普通高中學生，也沒有足夠的中專接納初中畢業生。這兩人都是正常人，所以都沒能像毛澤東那樣，想出強迫全體中學畢業生去當 農民的空前絕後的高招來。（《新史記》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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