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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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冼岩

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手，据说有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的这份近500页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就中国未来20年，开出了所谓的“世行药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11年前的俄罗斯。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应该说，还是美国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巴里评价说：佐利克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换的杠杆，“佐利克只把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国短期利益甚至国内政治因此受损，佐利克就会放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转而倒向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只不过是希望更为睿智地使用美国的实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国”的嘴脸，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合作研究”的建议，并最终搞出个什么“世行药方”，又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他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完成在副国务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国之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前科的人，作为中国官方政策研究权威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竟毫无警惕之意就与其凑到一块，义无反顾地充当人家的工具和枪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家。当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的俄罗斯也是因为有着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经济学者与萨克斯配合默契，才会“休克”得那么彻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着萨克斯当年成功的脚印在走（俄之失败，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国，盖达尔只会更多，绝不会罕见。

二，市场化的陷阱

“世行药方”的中心词是市场化，这对于它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遵循美国的意志，世行一直在给发展中国家开出同样的万应灵丹，其出发点正像汤姆·巴里评价的那样：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陈，搞垮了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为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过快地、不正确地、按错误的顺序引入或在不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

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监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以国企的性质而言，本来并不难。之所以现在成了难事，完全是因为前一步市场化的结果——通过国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成了国外投资者的钱袋，中国政府和民众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股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规范”等等作为挡箭牌，抵挡来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指令，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主张国企“改革”、今天还鼓噪要进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国企改革，无论是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还是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方向都应该相反，前提应该是从境外的投资者手中赎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说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吗？要实现这一点，到底是境外的股东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没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就要请问佐利克先生了：为什么给我们推荐一种与你自己所说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呢？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立足于活生生的现象和事实，这本是亚当.斯密时代创造经济学理论时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经过这么多年逻辑和数学的繁衍，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许多方面却离基本的现象与事实越来越远；同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离经济学创立时代的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远。这就是经济学在今天适应性越来越窄的悲剧之所在，也是经济学急须变革与创新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在它原初的生长环境——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一些研究新现象和事实的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还获得诺贝尔奖。但一个同样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对于与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显然缺乏跳出原来的立足点、从更根本处重新建构的能力。中国以一种西方理论明显不能涵盖的方式，横冲直闯30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立足于中国成功的基本现实，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提炼出一套解释中国的理论——这么多的经济学家，这么丰富的事实和经验素材，长达30年几近一代人的时间，还不能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站得住脚的理论，我如果是搞经济理论的，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当然，从西方成形理论出发，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并非没有解释。因为必须服从于从另一种经验背景下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对于新的“不符合规矩”的成功者，只能否定。因此，中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解释如出一辙：中国经济是不合规矩的，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它的发展是虚假的，或暂时的、偶然的，必须赶快向西方老师看齐，不然立马就会崩溃。这种“崩溃论”从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罗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区别。你们别看佐利克的“世行药方”说什么“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就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其实，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嚷嚷的，没有半点新鲜。确实，今天的中国有问题（谁会没有问题？），经济需要转型，需要由依靠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创新转变，需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这些与佐利克们说的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瞄上了现在看起来利润最丰厚的国企及其所在行业，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要一改起来，喝头口汤的总是他们，他们并不在乎为此将让“境外投资者”分走很大一块蛋糕。在此前的多项改革中，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实践已证明此点。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布热津斯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西方世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者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顾问之一的美国老资格外交家布热津斯基曾是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目前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理事之一。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名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大国危机》，该书为美国如何应对其面对的新世界提出了一些战略方案，也从侧面审视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

周日，布热津斯基接受CNN主持人扎卡利亚的采访。根据采访可以了解他新书几个要点：
首先，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一国人民都更加自信。新的现实意味着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由单一国家称霸。”他批评小布什总统曾说“上帝选择了美国、历史委托美国来扮演这样的角色”是“脱离现实到了荒谬的地步，实际上是到了对我们很危险的地步。”他也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谓“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论调，让他感到丢脸。
他说，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无以伦比的机会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和道德影响，但美国没有做到。他说，如果美国的影响力继续下降，全世界的地区冲突可能会加剧。他认为，奥巴马上台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有所改善“但是，奥巴马没有直接告诉美国人民有关美国在全世界的角色、影响力和需求改变了的现实。”
其次，他主张美国应建立一个更大的西方世界、以更高的技巧处理国际外交关系。他呼吁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民主化的俄罗斯在内的跨大西洋-欧洲共同体（Community），并在亚洲扮演19世纪英国在欧洲扮演过的角色。他说，“我们运用平衡和策略，不要受盟国捆绑的影响，不要介入地面战争，试图使中国与日本和好。”他说：“这是一个需要很高技巧的复杂角色。”
针对中国外长杨洁篪以书面照会攻击布热津斯基大西方世界主张是围堵中国的工具，布热津斯基说，他很惊讶杨洁篪的误读。他说，平衡不等于结盟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西方世界，否则西方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就会烟消云散。继续保持那些价值，鼓励其它国家予以仿效是很重要的，是西方世界需要扮演的很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但是，他同时指出：由衰弱的欧洲、倾向孤立和分裂的美国以及怀有敌意和停滞的俄罗斯组成的西方世界将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世界，因为亚洲的分量越来越重，但亚洲国家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西方世界，一个强大的美国，来成为伙伴，并成为东方世界的调停者。”
最后，他认为美国首先必须更有意愿解决国内问题，包括自1980年代以来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20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曾预言：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过多依赖消费、债务、自我放纵、贪婪、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美国是无法担当前面所说的角色的。他表示，“美国梦只有在我们非常认真地解决我们所有国内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被唤醒，而目前我看不到这种情况会在最近的将来出现。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开始认真解决自身问题的话。”
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党鹰派的布热津斯基，上世纪60年代，曾强烈支持美国打越南战争。假以时日他的立场有所改变。他认为：“亚洲的稳定已经不能靠一个非亚洲国家来施加，至少不能靠直接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施加。” 该书还讨论了美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关系的复杂性。
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他认为，不能靠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正在兴建的原子能设施进行打击来解决伊朗问题。他认为这样的打击只会加剧冲突，使将伊朗融入更加和平的中东变得更加困难。
布热津斯基认为，奥巴马总统比任何其他政治家都更了解这个世界。他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外交政策上“太不现实、太幼稚、太叫人丢脸”。他也批评奥巴马在中东以巴问题上光说不练。他说，“奥巴马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更准确的理解，有没有足够的内在自信、历史的信服感，以果断有效的方式，并非必须是军事的而是以战略智慧和承诺，来运用美国的力量。他说，遗憾的是，比如中东问题，现在就受到广泛质疑。”

河北15000官员下乡驻村维稳十八大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一场声势浩大的干部下乡运动正在河北展开。2月10日开始，15000多名官员将进驻到河北全省的5010个行政村。据今天的《新京报》的报道，河北省委给下乡干部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中共十八大预计将在此时召开）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希望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这些官员将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河北为此支付2.5亿元干部工作经费，并将给这些村子预留共5亿元的项目启动资金。

这陆续派出的15000多名干部由河北省、市、县三级抽调下乡，进驻5010个筛选出来的“差村”。

5000多个重点帮扶村名单，是河北全省村庄“倒排”产生的，具体操作方法是，以县为单位，以10%的比例，选出“差”村。村庄以三个标准选定：村两委班子不健全、经济发展弱、“稳定任务重”，这三类村所占比例分别为：16.5%、76%、7.5%左右。由乡里把名单报到县里，然后层层筛选，名单经过市里审核，报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确定。


按照河北省委的要求，省直单位编制在60人以上的单位，需要派出6名干部，编制在60人以下的，派出3名。每个工作组由3名队员组成，必须有一位厅局级干部带队，攻击共派出了298个由省直属单位组成的工作组。

河北省委组织部介绍，这些干部将在农村吃住8个月，参与驻村的干部，必须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驻村工作每月不少于20天。在驻村期间，工作组除走访民情外，还要帮助加强基层党组织，培训基层党员干部，做好基层维稳。“为农村发展谋划出路，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并做好农村稳定工作”。

河北环抱京津，有14个县（市、区）58个乡镇、195个行政村与北京接壤，两地接边地界长达680多公里，河北有100多条可通机动车的进京通道。当地一名基层信访干部说，“上访的群众坐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北京，有的甚至骑自行车就去了。”

河北农村人口占全省70%以上，农民人均消费只有城镇的五分之一，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有28个。据官方统计，截至2010年底，河北省农村贫困人口有350万。以国土资源部2011年通报数据为例，进京到部里上访量较多的省分别是河北、山西、辽宁。

从1995年开始，河北实施了“护城河”工程，通过地区间的联防、联控、联调、联打的工作模式，“维护首都地区稳定”。河北干部称，“只要把农村稳住了，首都就稳住了。”

参与下乡驻村的河北省信访局副巡视员王振海认为，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利益，如承包问题、宅基地等，涉诉涉法问题比较多。

王振海认为，农村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农民权益意识强了，但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却没改进。王振海称，“很多上访问题是因为该做的工作没做透，该说的话没有说清。”他表态说，工作组不会对上访户“逐户盯防”，也不会压制，要解决问题。

但挑战是，在对工作组的诸多考核指标中，维稳是一项硬任务。只要帮扶村出现上访事件，相应工作组就丧失评选先进的资格。如出现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不仅工作组要负责任，派出单位也要“有说法”。

据河北省委要求，驻村工作结束后，要由全体村民对驻村人员进行评议，考核结果记入个人档案。据说，河北省统计局还将专门制作一套软件，用于对工作组的量化考核。

发起这项运动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影响不好，不如不去”。

张庆黎此前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2011年8月份调任河北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大规模的工作组驻村的活动，已有先例。西藏去年选派210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从去年10月起连续3年进驻全区所有行政村和居委会。河北此次“工作队”下乡维稳，应是延续了张庆黎在西藏的思路。

中国两会期间天安门200公里内禁飞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开幕。中国全国政协官方网站今天公布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日程。根据安排，全国政协会议将于3月3日开幕，3月13日闭幕。在两会期间，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200公里范围内实行禁飞。

会议开幕日，将听取政协主席贾庆林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3月5日，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将听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政协人大两会期间天安门200公里内实行禁飞。据香港头条报道，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北京上空的绝对安全，北京警方宣布，自3月2日零时起至3月15日24时止，严禁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等飞行活动。

警方表示，根据全国两会期间禁飞工作的要求，各航空俱乐部、航空运动协会、通用航空公司、航模培训班，以及各类飞行活动爱好者要自觉遵守禁飞要求，在全国两会禁飞期间停止一切飞行活动。凡是举办各种庆典、促销等活动时，禁止使用小型航空器、系留气球。

从即日起，北京警方将分别会同民航、体育、气象、教育、工商等部门，对北京飞行活动起降点、飞行俱乐部、航模培训班、航模销售商店进行全面检查。

西藏党委书记称维稳是核心任务

BBC中文網

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强调维稳是西藏所有官员的核心任务。

在目前两会即将召开以及拉萨骚乱四周年即将带来的敏感时期，陈全国禁止西藏所有官员请假，要求他们坚守维稳岗位。

他在星期三（2月29日）要求西藏官员和武警、公安以及军人“维稳警觉要提高、再提高”；“维稳责任要强化、再强化”；“维稳纪律要严格、再严格”；“维稳措施要落实、再落实”；“维稳目标要确保、再确保”。

陈全国提到西藏维稳有八个关键环节，其中包括官员派驻村庄以及寺庙以更好监管藏民和僧尼的活动。

目前西藏各村庄都有政府派驻的“驻村工作队”，寺庙中也有“寺管会”或“特派员”。

针对去年以来在四川藏区不断发生的僧尼自焚事件，西藏提出要引导僧尼爱国爱教。

陈全国要求在西藏全境进行“全天候防范”、“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确保稳定。

他还特别强调要在西藏全区落实对手机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以及引导社会舆论，以“营造喜庆和谐、欢乐祥和的良好社会氛围”。

西藏各级官员被要求分片负责区域维稳，保证管区内不出现问题。

继西藏此前数名官员因擅自离开蹲点的村庄回家过年而被撤职后，陈全国继续警告会对工作不力的官员将“严惩不贷”。

香港特首小圈子选举 泥浆摔角 百鬼夜行

BBC中文網

二零一二年伊始，全球主要国家（如美国、俄罗斯、中共等）踏入选举年，局势变幻莫测，风云色变。适逢其会，两岸四地中：台湾（中华民国）、香港及中共，均在今年举行选举或换届，各方势力马不停蹄，企望在选举或权斗中胜出，问鼎总统／特区首长／总书记的宝座。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除台湾总统大选能免于互相以黑材料攻讦倾轧外，近日闹得热烘烘的香港特首小圈子选举，内里却充满权谋、抺黑、互揭阴私等手段。一千二百名选举委员，竟沦为各方派系攻伐对方的打手。政治纷乱、暗无天日，香江刻下竟变成巨型泥浆摔角的大舞台。

自上周各自被揭发违章潜建巨形地下行宫及西九评审利益冲突后，两方备受各界批评和谴责。政道衰微、百鬼夜行。不少寻求一试身手的看倌们，图效法渔人在泥浆上获利，成就一方霸业。叶刘淑仪正式参选行政长官选举便是一例。

诚然，普遍香港人十分健忘，唯笔者至今，仍不忘叶刘二零零三年，强硬推销《基本法》二十三条的嘴脸，情景仿如昨天，历历在目。不论结果何如，何某叶刘等人参选，至少可预见未来香江政治，必定潮向「政党政治」方向发展。

来月特首选举，已变成中共权斗下的祭品。尤如二战后东、西方冷战般，各地美苏代理人战争不断，生灵涂炭，社会不靖。

甚么港人切身问题：如双非产子、碰碰车自驾游、修改《基本法》二十四条、地产霸权等等，通通给特首选举溅出的泥浆所淹没。当商人、公务员等治港模式失效时，中共党员代理政治的特殊模式到来，那说好的「一国两制、港人自治」，又何去何从？？



网友 岁寒山人

画虎不成反类狗的"社会主义制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

3月1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正式发行前中共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的新书《回归民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此撰文，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画虎不成反类犬。

"历数近百年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把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这是杜光老人在近作中对迄今各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括。这个概括以事实为根据：北起苏联，南到柬埔寨，凡是以"社会主义"命名的革命和制度，都缺乏同情弱势群体的灵魂，却具备专制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本来是美好的理想之一。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都出现过一些有吸引力的理想。西欧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理想，其中有一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的共产主义。按照他们的设想，共主主义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旗帜上应该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当然极有吸引力。尽管如此，马恩并不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更不认为自己有权去强制别人"坚持社会主义"。相反，他们认定，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马克思甚至宣布，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幸的是，马恩被某些人为了一党一派甚至一人的利益而神化了。马恩的假设后来被册封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切自称进行了"革命"和建立了"制度"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变种，源于俄国的列斯，与德国的马恩无关。所谓变种，就是怪胎，就是异化，好比 "画虎不成反类狗"，在实际生活中时有发生，从而启发人们创造出"龙种变为跳蚤"之类的故事。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列斯，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和摩尔的乌托邦、傅利叶的"小公社"、欧文的新村一样，成为世人继续汲取的源泉，而不致落到今天这种局面：虽然在某些特殊的国度被送进了神龛，但在世界各地却沦为笑料。

列宁和斯大林都是自命不凡的革命家，唯独在师承渊源方面非常谦虚，自称为马克思的门徒。这是为了利用马克思的声望和影响。其实他们和马恩不是一码事，至少存在著三大差别：第一，马恩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係；列斯则相反，主张革命决定社会形态。第二，马恩认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实现；列宁则宣称，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够发生，而且能够胜利。第三，斯大林进而断言，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建成，哪怕这个国家在物质条件和社会关係方面多么落后。仅此三端，已经判若天渊，列斯怎么能冒充马恩呢？

何况马恩也是凡人，难以避免凡人的错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常常过于乐观和激愤，以致脱离实际。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唯一贡献，但他在西欧的许多同志并不以为然。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总结马的一生，也没有给「无產阶级专政」以一席之地，只是把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平实地表述为：人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谈得上其他；社会的制度和观念，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相反。的确，这才是马克思学説的基础。马克思的国际影响，始於1848年《共產党宣言》的出版，而他的理论的确立，则体现在1859年完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恩格斯的上述墓前演説，正是复述了马克思在此书《序言》中阐明的原理。关於新旧社会制度的演变，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斩钉截铁，简洁準确，颠扑不破。这也正是在和吴邦国委员长讨论"几确立"和"几不搞"时杜光先生的立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试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上科学的起点。共產党喜欢把所谓"资本主义"称为"旧社会形态"，把所谓"社会主义"称为"新生产关系"，那么好吧，我们就得到了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请一切愿意做（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注意，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正是西欧社会党实行社会改良纲领的坚实的基点！也正是在这里，真假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

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什么玄虚。揠苗不能助长。瓜熟才会蒂落。共u主义如果真的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理想，当然不会是因陋就简的茅草棚，必然将是巍巍然的千层高楼。既然如此，当然必须以此前的999层噢自己的基础，一层也少不得。要建设千层以上的"新"社会，先决条件一定是把第999层以下的"旧"社会建设好。"白手起家"是神话，"推倒重来"是胡闹。恕我直言：第一，列宁所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命题已经被一百年来的全部历史所彻底推翻了。资本主义这个"旧社会"，它现在的活力比诸一百年前的列宁时代，二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不是更老朽了，而是更成熟了。由此得出的唯一结论应该是：这个"旧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而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也断乎"决不会灭亡"。第二，处在旧社会"决不会灭亡"的历史条件下，谁如果真的热心于社会主义，谁就不应当仇视资本主义，而应当真心爱惜它，努力改善它。毛泽东曾经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喻為"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这个比喻妙极了！的确，在动手做社会主义那个下篇以前，必须首先做好民主主义这个上篇。在资本主义制度

"决不会灭亡"的当今世界，真正的"走社派"首先必须是"走资派"！须知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准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东西有自身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用不著靠专制制度去推广。只有假货和劣品，才需要威胁利诱老百姓去"坚持"。列斯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前苏联的人民所共弃。毛的"社会主义"已因饿死4500万人和斗争一亿多人而破產。现在需要进行评估的，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曾经把"社会主义"概括为两条，一是生产力要发达，二是两极分化要小。我很愿意举手赞成。问题在於，如果这两条真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属于北美和西欧，中国还远远没有资格。因为按照邓的第一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及美国或西欧的十分之一；按照邓的第二条，被腐败掘开的社会鸿沟，已经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在短短十几年中突飞猛进超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积累！邓小平不是笨人，显然知道强词夺理无法改变铁的事实，所以转而在姓社姓资的讨论中高挂免战牌，这就是"不争论"！他甚至喟然而叹：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原来，邓小平要求全体中国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居然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他甚至不惜动用坦克和冲锋枪来為这种东西开路。几亿中国人，人人有服从的义务；一个邓小平，却有不仅信口开河，而且一言九鼎的特权，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小小的特色。

杜光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严肃的研究者。感谢他在这十五篇新作中，给吴邦国委员长，也给我们大家，上课启蒙。我们还要感谢已故的许德珩教授，这位五四运动的先驱，早在1947年就在北京大学给杜光和他的同学们开过启蒙课。当然我们首先必须感谢马克思，是他给许德珩启了蒙。薪火不息，就是这样传播继承的。

于是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结为同盟。因为，前者不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当做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后者也不把遥远的理想视为当今的现实。这两部分人终于达成了今世不搞社会主义的共识。至于那些依仗专制制度强迫别人非"坚持社会主义"不可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不了什么气候，充其量不过是昙花一现。何况，尽管他们在骗人害人，但同时又的的确确在受骗受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才是迫切需要进行启蒙和开导的对象。

作者:鲍彤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鲍彤，原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因"六四事件"，鲍彤于1989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7月，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鲍彤七年有期徒刑；1996年，鲍彤刑满释放，目前一直被中国当局限制自由。

鲍彤

神秘莫测的 突然的新疆

美國之音中文網

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在过去的几年里成了中国特别多事的地方。仅在去年7月，就发生过至少三次有人员死伤的暴力冲突。2月29日星期三，官方的新疆天山网又发布一条怪异而惊人的消息：

“2月28日18时许，在新疆叶城县县城幸福路步行街，9名暴力恐怖分子突然冲向人群，持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13名无辜群众遇害，多人受伤。当地公安干警迅速出警，果断处置，当场击毙7名暴力恐怖分子，抓获2名。目前，善后救治和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神秘莫测的“突然”*

中国官方这条新闻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是“突然”。跟官方过去有关新疆暴力冲突的消息一样，官方的消息给读者的印象是，暴力恐怖分子像晴空霹雳一般突然出现，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或由头，事后也让人无从捉摸。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采取了及时而有力的措施，对有关消息实行全方位的封锁，限制而不是帮助人们获取相关信息，从而确保人们难以了解新疆南部喀什附近的叶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新疆出现最新的导致多人死亡的消息传出的当天，也就是2月28日星期二，英国主要报纸《卫报》记者玛丽·亨诺克从北京发出报道说：

“（中国）网络监管当局开始屏蔽互联网叶城和喀什的搜索结果。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有关的消息，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微博用户在过去常常会迅速传播有关灾难、事故和其他政治上敏感的事件的目击者陈述。”

法新社星期三的报道则说：

“跟在中国经常发生的一样，到了出现敏感事情的时候，信息封锁机制就启动起来。星期三，人们在中国主要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搜索‘新疆叶城’，搜索结果被屏蔽。”

*真相晦暗难明*

星期三在报道新疆官方的天山网有关消息的时候，路透社记者白宾（Ben Blanchard）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指出，官方的消息包含着一系列的谜语：

“新疆地方政府没有说明那些攻击者当中的任何人的身份，也没有指出他们的族裔。官方消息也没有指出受害者的族裔。”

日本广播协会NHK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了官方消息的这一问题：“（中国官方消息）没有说明（在新疆喀什叶城县）武装团伙以及死者的民族、犯罪行为动机。”

美联社星期三的报道说，过去几年来新疆多次发生暴力冲突；“中国当局表示，这些事件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袭击。但海外的维吾尔族团体则表示，那些冲突事件是愤怒的人进行的反政府暴乱。维吾尔族活动家和安全分析家们认为，这些暴力冲突起因于维吾尔族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维吾尔族文化和穆斯林宗教受到限制，导致维吾尔族年轻人感到压抑和愤怒。中国当局声言有外部势力卷入，但没有提出多少证据。中国当局也很少提供逮捕和惩罚犯罪嫌疑人的详情。新疆在北京以西3500公里。信息严密封锁，加上地处偏远，使那里发生的类似事件的来龙去脉常常是晦暗难明。”

*官方说法令人起疑*

中国当局已经将新疆最新出现的暴力冲突事件定性为恐怖分子袭击。对此，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在美维吾尔族协会主席阿里木·赛多夫发表声明说：

“中国对东突厥斯坦（新疆）所发生的动乱明显缺乏透明性，使人们不得不深刻怀疑中国官方的说法。在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国际观察家在听到中国当局说‘暴乱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时候应当十分小心。新疆实行的严酷保安措施以及警察重兵防守，在那里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没有人敢说真话。中国政府显然无意公开它的维吾尔族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就对那一地区的信息实行垄断封锁。”

*中国外交部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新疆最新发生的暴力冲突发表评论说：

“暴力恐怖分子对无辜群众大下黑手，残杀数名群众，令人发指。”

“新疆广大群众坚决反对一小撮暴力恐怖分子和分裂主义人员，破坏和平发展和安定团结的局面，会对黑手倍加警惕，不让行动破坏新疆发展大局。”






图片来源: AP
中国一名武装警察在新疆喀什街头站岗（2011年8月4号资料照）。